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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个地域的经济、社会发展与该地域特有的文化息息相关。资本主义发展与当年宗教改革之后形成的新教伦理有关；东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则是受到儒家文化精义的影响；中国改革开放后，东南沿海的崛起与当地的商贸文化直接对应，而东北地区如果想真正的振兴，也必须从文化这个内因入手。
关键词：文化与地域发展；资本主义发展；东北振兴；文化支撑
中图分类号：G127；F4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11-0182-02
制约社会发展的因素有很多，除却现实性因素之外，文化因素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地域发展与文化息息相关，在理论家和现实发展中已经得到了实证。
一、文化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
众所周知，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300年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可以用突飞猛进来形容。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一方面是因为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的贡献，另一方面是得益于特有的资本主义文化的功劳。
著名的社会学家马科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源于欧洲的资本主义的之所以能够在历史上出现，是因为宗教的原因，宗教这个文化因素在资本主义滋生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整个漫长的中世纪发展过程中，欧洲是受宗教长期压抑的，在宗教的重压之下，欧洲社会的历史虽然漫长，但是并没有释放出应有的活力。当欧洲经历规模空前的宗教改革之后，以加尔文教为代表的新教思想逐渐被人们所认知，并被人们逐渐接受，这样欧洲才有了与其他几大文明不同的发展路径，而最终选择资本主义这条发展路径。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这个过程中，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容易让人质疑，就是人们怎么可能自愿接受别人的剥削？人们从哪里来的这种文化观念？如果人们不能接受这种观念的话，那么资本主义是不能发展起来的，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问题。马科斯·韦伯指出，是宗教改革出来的新教伦理让人们接受了剥削合理化这个理念，因为在新教伦理中“由于雇主的经营活动也被解释为一种天职，因此使剥削这种明确的劳动心愿成为合法行为”[1]172。新教伦理还“强调固定在某一职业中的重要作用，从伦理上证明了现代专业化劳动分工的正确性”[1]155、“要记住，时间就是金钱”[1]19、“要记住，信用就是金钱”[1]19，并且“将谋利解释为天意，证明了商人的活动都是合乎道理的”[1]155。新教伦理还号召人们“常同一种善于计算收入高低的严密经济头脑、以及能够极大提高工作成效的冷静自制和节俭结合在一起。这就为以赢利为目的和资本主义必需的把赢利视为天职的观念提供了有牙的基础”[1]36。新教伦理还主张禁欲，而“强迫节省的禁欲导致了资本的积累”[1]165……
资本主义以专注于现实目标、勤奋工作以及合理的算计为存在特征，而这些社会存在特征毫无疑问与新教伦理的主张息息相关：因为宗教革命导致了人们生活观念和生活理念的完全变革，人们在宗教革命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思维模式，而这个固定的思维模式便是韦伯口中所谓的新教伦理，即新教伦理宣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直接奠定、决定了资本主义精神。在这里，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们不得不承认韦伯是站在主观唯心主义的立场去分析、认知资本主义的成长过程的，的确在一些地方夸大了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诞生过程中的作用，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韦伯的这种分析虽然是片面的但又是十分深刻的。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文化观念所起到的作用的确不可忽略。中世纪后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思想家的思想，在理性主义、个人主义、分权主义、社会契约等诸多方面对西方世界进行了广泛的影响，从而也真正改变了整个西方世界，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观念和制度上障碍的同时，又以极大的热情论证了一个既合乎自然又合乎理性的社会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
可见，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与新教伦理这个文化因子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言之，新教伦理这个文化要素促使了资本主义的诞生、发展。
二、文化对东亚发展的推动
与西方发展相对应，很多人将东亚经济的发展归功于儒家文化。
众所周知，在亚洲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在世界发展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些国家和地区聚集在东亚地区，以日本、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为代表。这些国家和地区发展最大的特点便是近代发展的迅猛，其发展始于上个世纪中后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带着满身的战争伤痕，这些国家和地区开始迅猛发展，很快就成为亚洲经济的代表，并在世界发展体系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这些国家的之所以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崛起，原因有很多，但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文化因子便是这些国家和地区中的儒家文化的潜在作用。
日本是东亚地区诸多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日本国民具有浓郁的“国民精神”，虽然日本将这些“精神”称为自己的“国民精神”，但是其实这些所谓的日本的“国民精神”，仔细分析之后便会发现其实就是儒家精神精义。日本有着著名的所谓的武士道精神，而武士道精神是以“忠”和“孝”为核心的，“忠”、“孝”精神很显然是传统儒家精义。日本社会是公认的民族色彩较浓的社会，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以“孝”、“悌”、“和”、“忠”、“信”等价值观为核心，在中国古代，“这些伦理规范是用来实现政治统治的工具性规范”[2]，而日本则用它构建了一个所谓的“大和民族”。其实“孝”、“悌”、“和”、“忠”、“信”等伦理观念无非就是儒家“仁”为本的人伦关系道德准则的外化，“孝”、“悌”、“和”、“忠”、“信”本身就是中国传统伦理的德目。日本企业发展全世界是很著名的，但是日本企业其实也是以儒家文化为精神养料的，日本首富西武集团总裁堤义明自认将荀子当做崇拜偶像，日本近代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认为自己企业成功归功于《论语》，丰田公司将《中庸》、《孟子》作为企业文化核心……
其实不但日本如此，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东亚发达地区基本都是传统儒家文化圈的文化精神在担负着社会发展所需的文化要义。1991年8月10日世界华商大会在新加坡召开，李光耀在大会开幕式上指出了这种儒家文化对于华人文化圈发展的重要性：“世界各地华人成功的主要因素是节俭、刻苦耐劳、重视教育、社群的信任和互相扶助，简单来说，就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價值观。”[3]其实李光耀这里所说的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指的就是儒家文化的核心精义。华人很早就已经向海外开拓生存空间，同时也把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文化带到了东亚各地。儒家文化讲究勤奋、节俭、信用，对社会有关爱情怀，对法律有尊重精神，对家庭有责任心，对子女有爱心，这些儒家文化精义其实是放置四海皆准的真理性伦理准则。由于华人的坚守和坚持这些文化精义很快便成为东亚诸国和地区的主要文化精髓，带领并指引着当地人们的生活和生产，也便规范了当地的社会生活、生产准则，促成了当地社会的良性发展。 可见，东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发展实际上是受儒家文化这个文化因素影响很大的，甚至可以讲是儒家文化这个文化要素促使东亚诸多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形成和发展。
三、 文化对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发展的推动
在中国，最早进行改革开放的是东南沿海地带，现在经济最为发达的也是东南沿海地帶。东南沿海地带经济社会发展如此之好，决定性因素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商品贸易经济很发达，商品贸易经济的发达直接推动了东南沿海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有些物质资源也许会枯竭，唯有文化生生不息。”[4]东南沿海地区的物质性经济要素可能会发生变化，但是东南沿海地带代代相传的文化却不会改变，东南沿海商品经济和贸易经济的发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生生不息的文化因子。
东南沿海特别是广东地带，在古时被称作“沼泽瘴气弥漫”之地，自然条件十分恶劣，这也就使得广东等地的人们变得比中原地带更加具有实用主义色彩；而且在历史上封建政权都是集中在中原地带的，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中原地带要想传递到岭南，则需要翻山越岭，同时需要穿过江浙、两湖，是被这些地带过滤之后才能到达广东的，所以广东等地因此也就自古不倾心于政治，而是更加重视直接对应解决生存和生活的商贸问题。另外，也因为广东地区自古海运发达，与南洋、西方社会接触频繁，受到西方文化影响远远大于中原地区，所以西方文化中的性格开放、喜纳新鲜事物等特点都在广东人身上有所体现。正是因为这些地理文化因素，所以广东人的商贸精神和商贸兴趣才远远大于内地，广东等地今天的商贸经济如日中天，其实是和这些文化要素分不开的。
概言之，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何种时候，文化、风俗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都是非常重要的，特别对于中国（尤其是东北）来说，“依旧是一个伦理型的社会”[5]，文化风俗直接影响着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质量，而且这个所谓的文化风俗是一个社会、地域发展的内部要素，一个地区的发展“如果仅有外部条件，没有内部变化，谁又能说若干年后，不会出现又一次新的衰落呢？”[6]因此，东北如果想真正的振兴就必须从文化层面这个内因入手。
参考文献：
[1] 马科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彭强，黄晓京，译.北京：三联出版社，2002.
[2] 郑文宝.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研究[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16：123.
[3] 搜狐新闻.首次世界华商大会在新加坡举行[EB/OL].（2008-08-10）？[2017-01-26].http：//news.sohu.com/20100810/n274096312.shtml.
[4] 李亚男.论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的企业文化创新[J].东北亚论坛，2010，（6）：123.
[5] 郑文宝.乡规民约的当代意蕴[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1）：106.
[6] 邴正，钟贤巍.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与东北社会发展模式转型[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2）：70.
[责任编辑 柯 黎]
关键词：文化与地域发展；资本主义发展；东北振兴；文化支撑
中图分类号：G127；F4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11-0182-02
制约社会发展的因素有很多，除却现实性因素之外，文化因素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地域发展与文化息息相关，在理论家和现实发展中已经得到了实证。
一、文化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
众所周知，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300年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可以用突飞猛进来形容。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一方面是因为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的贡献，另一方面是得益于特有的资本主义文化的功劳。
著名的社会学家马科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源于欧洲的资本主义的之所以能够在历史上出现，是因为宗教的原因，宗教这个文化因素在资本主义滋生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整个漫长的中世纪发展过程中，欧洲是受宗教长期压抑的，在宗教的重压之下，欧洲社会的历史虽然漫长，但是并没有释放出应有的活力。当欧洲经历规模空前的宗教改革之后，以加尔文教为代表的新教思想逐渐被人们所认知，并被人们逐渐接受，这样欧洲才有了与其他几大文明不同的发展路径，而最终选择资本主义这条发展路径。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这个过程中，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容易让人质疑，就是人们怎么可能自愿接受别人的剥削？人们从哪里来的这种文化观念？如果人们不能接受这种观念的话，那么资本主义是不能发展起来的，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问题。马科斯·韦伯指出，是宗教改革出来的新教伦理让人们接受了剥削合理化这个理念，因为在新教伦理中“由于雇主的经营活动也被解释为一种天职，因此使剥削这种明确的劳动心愿成为合法行为”[1]172。新教伦理还“强调固定在某一职业中的重要作用，从伦理上证明了现代专业化劳动分工的正确性”[1]155、“要记住，时间就是金钱”[1]19、“要记住，信用就是金钱”[1]19，并且“将谋利解释为天意，证明了商人的活动都是合乎道理的”[1]155。新教伦理还号召人们“常同一种善于计算收入高低的严密经济头脑、以及能够极大提高工作成效的冷静自制和节俭结合在一起。这就为以赢利为目的和资本主义必需的把赢利视为天职的观念提供了有牙的基础”[1]36。新教伦理还主张禁欲，而“强迫节省的禁欲导致了资本的积累”[1]165……
资本主义以专注于现实目标、勤奋工作以及合理的算计为存在特征，而这些社会存在特征毫无疑问与新教伦理的主张息息相关：因为宗教革命导致了人们生活观念和生活理念的完全变革，人们在宗教革命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思维模式，而这个固定的思维模式便是韦伯口中所谓的新教伦理，即新教伦理宣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直接奠定、决定了资本主义精神。在这里，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们不得不承认韦伯是站在主观唯心主义的立场去分析、认知资本主义的成长过程的，的确在一些地方夸大了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诞生过程中的作用，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韦伯的这种分析虽然是片面的但又是十分深刻的。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文化观念所起到的作用的确不可忽略。中世纪后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思想家的思想，在理性主义、个人主义、分权主义、社会契约等诸多方面对西方世界进行了广泛的影响，从而也真正改变了整个西方世界，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观念和制度上障碍的同时，又以极大的热情论证了一个既合乎自然又合乎理性的社会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
可见，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与新教伦理这个文化因子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言之，新教伦理这个文化要素促使了资本主义的诞生、发展。
二、文化对东亚发展的推动
与西方发展相对应，很多人将东亚经济的发展归功于儒家文化。
众所周知，在亚洲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在世界发展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些国家和地区聚集在东亚地区，以日本、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为代表。这些国家和地区发展最大的特点便是近代发展的迅猛，其发展始于上个世纪中后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带着满身的战争伤痕，这些国家和地区开始迅猛发展，很快就成为亚洲经济的代表，并在世界发展体系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这些国家的之所以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崛起，原因有很多，但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文化因子便是这些国家和地区中的儒家文化的潜在作用。
日本是东亚地区诸多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日本国民具有浓郁的“国民精神”，虽然日本将这些“精神”称为自己的“国民精神”，但是其实这些所谓的日本的“国民精神”，仔细分析之后便会发现其实就是儒家精神精义。日本有着著名的所谓的武士道精神，而武士道精神是以“忠”和“孝”为核心的，“忠”、“孝”精神很显然是传统儒家精义。日本社会是公认的民族色彩较浓的社会，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以“孝”、“悌”、“和”、“忠”、“信”等价值观为核心，在中国古代，“这些伦理规范是用来实现政治统治的工具性规范”[2]，而日本则用它构建了一个所谓的“大和民族”。其实“孝”、“悌”、“和”、“忠”、“信”等伦理观念无非就是儒家“仁”为本的人伦关系道德准则的外化，“孝”、“悌”、“和”、“忠”、“信”本身就是中国传统伦理的德目。日本企业发展全世界是很著名的，但是日本企业其实也是以儒家文化为精神养料的，日本首富西武集团总裁堤义明自认将荀子当做崇拜偶像，日本近代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认为自己企业成功归功于《论语》，丰田公司将《中庸》、《孟子》作为企业文化核心……
其实不但日本如此，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东亚发达地区基本都是传统儒家文化圈的文化精神在担负着社会发展所需的文化要义。1991年8月10日世界华商大会在新加坡召开，李光耀在大会开幕式上指出了这种儒家文化对于华人文化圈发展的重要性：“世界各地华人成功的主要因素是节俭、刻苦耐劳、重视教育、社群的信任和互相扶助，简单来说，就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價值观。”[3]其实李光耀这里所说的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指的就是儒家文化的核心精义。华人很早就已经向海外开拓生存空间，同时也把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文化带到了东亚各地。儒家文化讲究勤奋、节俭、信用，对社会有关爱情怀，对法律有尊重精神，对家庭有责任心，对子女有爱心，这些儒家文化精义其实是放置四海皆准的真理性伦理准则。由于华人的坚守和坚持这些文化精义很快便成为东亚诸国和地区的主要文化精髓，带领并指引着当地人们的生活和生产，也便规范了当地的社会生活、生产准则，促成了当地社会的良性发展。 可见，东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发展实际上是受儒家文化这个文化因素影响很大的，甚至可以讲是儒家文化这个文化要素促使东亚诸多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形成和发展。
三、 文化对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发展的推动
在中国，最早进行改革开放的是东南沿海地带，现在经济最为发达的也是东南沿海地帶。东南沿海地带经济社会发展如此之好，决定性因素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商品贸易经济很发达，商品贸易经济的发达直接推动了东南沿海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有些物质资源也许会枯竭，唯有文化生生不息。”[4]东南沿海地区的物质性经济要素可能会发生变化，但是东南沿海地带代代相传的文化却不会改变，东南沿海商品经济和贸易经济的发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生生不息的文化因子。
东南沿海特别是广东地带，在古时被称作“沼泽瘴气弥漫”之地，自然条件十分恶劣，这也就使得广东等地的人们变得比中原地带更加具有实用主义色彩；而且在历史上封建政权都是集中在中原地带的，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中原地带要想传递到岭南，则需要翻山越岭，同时需要穿过江浙、两湖，是被这些地带过滤之后才能到达广东的，所以广东等地因此也就自古不倾心于政治，而是更加重视直接对应解决生存和生活的商贸问题。另外，也因为广东地区自古海运发达，与南洋、西方社会接触频繁，受到西方文化影响远远大于中原地区，所以西方文化中的性格开放、喜纳新鲜事物等特点都在广东人身上有所体现。正是因为这些地理文化因素，所以广东人的商贸精神和商贸兴趣才远远大于内地，广东等地今天的商贸经济如日中天，其实是和这些文化要素分不开的。
概言之，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何种时候，文化、风俗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都是非常重要的，特别对于中国（尤其是东北）来说，“依旧是一个伦理型的社会”[5]，文化风俗直接影响着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质量，而且这个所谓的文化风俗是一个社会、地域发展的内部要素，一个地区的发展“如果仅有外部条件，没有内部变化，谁又能说若干年后，不会出现又一次新的衰落呢？”[6]因此，东北如果想真正的振兴就必须从文化层面这个内因入手。
参考文献：
[1] 马科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彭强，黄晓京，译.北京：三联出版社，2002.
[2] 郑文宝.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研究[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16：123.
[3] 搜狐新闻.首次世界华商大会在新加坡举行[EB/OL].（2008-08-10）？[2017-01-26].http：//news.sohu.com/20100810/n274096312.shtml.
[4] 李亚男.论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的企业文化创新[J].东北亚论坛，2010，（6）：123.
[5] 郑文宝.乡规民约的当代意蕴[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1）：106.
[6] 邴正，钟贤巍.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与东北社会发展模式转型[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2）：70.
[责任编辑 柯 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