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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05年《日韩保护协约》签订前后，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朝鲜以国王李熙为代表的统治阶层不甘于被奴役，积极利用近代国际法规和外交手段，援引1882年《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调停规定，向美国求助。可是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违背自己应负的条约责任，拒绝调停，甚至出卖朝鲜。朝鲜向美国交涉的历史际遇，折射了近代国际关系的强权本质。
关键词 《日韩保护协约》 调停 朝美交涉
作者简介：刘涛，国家卫生计生委党校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近代经济史；张昌宽，国家卫生计生委党校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卫生事业管理和卫生法律研究。
中图分类号：D8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12-139-03
19世纪末期的朝鲜，英、俄、日等新旧列强环伺，面临着深刻的民族危机。由于1895年甲午战争中清政府战败，传统中朝宗藩关系瓦解，朝鲜也放弃了长期以来采取的“勤修职贡、事大以诚”的政策。但是作为一种心理惯势，也是出于对弱小国力的考量，一直处于小国和属国地位的朝鲜希望寻求到新的强大的国家，这个国家强大到足以保护朝鲜，同时又能像中国一样给予宽松的政治环境。朝鲜认为美国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出于儒家教义的浸淫，当时的朝鲜很容易地把美国作为兄长之国。1897年的时候，朝鲜国王李熙对刚刚到任的美国驻朝公使贺理斯（Horace Allen）说：“我们认为美国是我们的兄长。” 因为在儒家伦理中，兄长是负有保护小弟的义务和责任的。
除了这种心理依赖之外，朝鲜寻求美国帮助的最重要的法理依据是1882年5月签订的《朝美修好通商条约》。条约第一款写明“嗣后大朝鲜国君主、大美国伯理玺天德并其人民，各皆永远和平友好。若他国有不公轻藐之事，一经照知，必须相助，从中善为调处，以示友谊关切。” 界定了朝美两国关系，尤其是第二句 ，清楚地表明了朝美两国之间的国际法上的调停义务，即当第三国施加不公时，在得到受压国的照会后，另一方有义务进行调停。可是，当日本步步紧逼，不断侵占朝鲜、剥夺其名义上的独立地位时，面对朝鲜多次的申诉和要求，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无情地拒绝了朝鲜的要求，抛弃了自己的条约责任，拒绝进行调停，甚至背信弃义，拿朝鲜当筹码作交易，暴露了美国对外关系的强权本质。
1905年11月，日本强迫朝鲜签订了《日韩保护协约》（又称《朝鲜和日本关于由日本负责朝鲜对外关系的协定》），规定“日本政府通过东京外务省，今后将掌管和指导朝鲜对外关系和事务，……（朝鲜）除通过日本政府为媒介外，保证今后不缔结具有国际性质的任何文件或约定。” 这个协定同1894年的《朝鲜和日本同盟条约》以及1904年《朝鲜和日本关于指派财政和外交顾问以及外国人权利的协定》一起，全面剥夺了朝鲜的财政、警察、人事和外交权力。朝鲜1895年以来名义上的独立地位丧失，沦为了“监护”型的被保护国。
在此期间，朝鲜以国王李熙为代表的统治阶层，把挽救国家的希望寄托在了美国的国际保证身上，沉于美国出手相救的迷梦。如同度支大臣李容翊所称“（朝鲜）已经宣布中立，如果我们的立场遭到破坏，列强会自动地采取行动加以保护。” 在这种思路下，朝鲜的外交重心全部放在了援引1882年条约、多次呼吁美国进行调停上。
朝鲜国王李熙首先向美国驻朝公使表达善意和调停的要求。1900年夏，他召见美国驻朝公使贺理斯，对风雨飘摇中的朝鲜表示前途黯淡。贺理斯表示，依据1882年的条约美国会进行调停的。 此时，贺理斯曾建议美国政府对朝鲜局势进行干涉，但是美国总统罗斯福采取了“联日制俄”的政策 ，所以，在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后，这位心烦意乱几近发狂的“皇帝”告诉贺理斯他极端渴望美国的帮助。由于完全了解了华盛顿对朝政策走向，贺理斯却回避了美国外交涉入的暗示。
除了向美国公使求助外，李熙还派遣私人代表赴美申诉。1904年向朝驻美使馆顾问、华盛顿大学校长尼德海姆（Charles W. Needham）写信，恳求尼德海姆向罗斯福总统和海约翰国务卿陈情，说明朝鲜已处于关键时期，希望美国涉入朝鲜事务。 这封信最终泥牛入海，毫无消息。
同年秋天，在李熙的默许下，29岁的李承晚游历美国，敦促华盛顿依据1882年条约进行调停。1905年2月，李承晚见到了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依据李承晚的回忆，海约翰说，只要时机到来，他一定尽全力完成美国对朝鲜的条约责任。1905年8月，李承晚获准向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递交陈情书，恳求总统依据1882年条约，维护朝鲜的独立。 根据多年以后公开的原始材料，罗斯福总统对任何形式的关于支持朝鲜的请求丝毫不感兴趣。
1905年10月，李熙安排他所信任的长期在朝鲜生活的传教士赫尔伯特（Homer B. Hulbert）回国，向罗斯福总统递交了一封由李熙亲自钤印的信。信中回顾了1882年条约签订以后朝美两国的友谊和美好愿望，详细解释了日本宣布朝鲜为其保护国是对1904年2月日朝两国政府协定的直接违犯，列举了协定签订后日本对朝鲜的种种暴行，恳求美国“仔细衡量这个事情，并给予我们一直以来危难时刻你们总是施以援手的那种帮助。” 赫尔伯特认为，日本不公正且武断地胁迫欺压朝鲜，已使朝鲜有权利根据1882年条约第1款之规定要求美国进行调停。赫尔伯特动身之前，曾将这封信展示给美国驻朝公使摩根（Edwin Morgan）。摩根立即将此事电告国务卿罗脱（Elihu Root）。
11月20日，赫尔伯特到达华盛顿，向白宫通报他带有韩国皇帝的重要文件。可令他震惊和失望的是，美国总统拒绝接受这封信。赫尔伯特随后赶往国务院，被告知重要官员们太忙，无暇接见他。第二天，赫尔伯特又来到国务院，仍吃了闭门羹，被告知了同样的话。赫尔伯特只能再次来到白宫，请求向总统面呈朝鲜王室信件。 最终，赫尔伯特还是通过罗脱将信转呈给了羅斯福总统。在1905年11月25日，也就是日本驻美公使正式通报美国国务院日韩两国已缔结保护条约的两日后，罗斯福总统就此事作了回应，宣称由于朝鲜政府驻华盛顿的代表并不知晓这封信，同时又因为韩国皇帝希望这封信件处于保密状态，尤其是对日本保密，因此美国政府并不能接受这封信件为官方通讯文件。由此，由于缺乏来自皇帝的公开的且官方的请求，美国政府无权依据1882年条约进行调处。罗斯福总统进一步提到，在李熙写信期间，美国政府已接到关于日韩两国已缔结协定的官方通报，而李熙又在信中表示此协定并非自愿，考虑到以上情况，美国政府不能采取任何行动。 赫尔伯特的使命落空了。 就在赫尔伯特到达华盛顿的前几天，在1905年11月17日和18日，美国驻朝公使摩根两次向国务院报告朝鲜情形。一是伊藤博文以“统监”的身份于11月9日抵达汉城，全权处理朝鲜的外交、军队和国内行政事务。二是他已于17日收到日本公使提交的日韩协约，根据协约，日本已完全接管朝鲜外交关系，“这个协约所基于的原则，已由日本政府及外务省致国务院的通信中向美国政府表明。” 在11月21日，日本驻华公使小村寿太郎利用日本公使馆举行晚宴的机会，向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William W. Rockhill）简要概述了日韩保护协定的条款，然后表示，如果罗斯福总统从汉城撤出使团，日本政府将视之为壮大友谊之举动。22日，小村寿太郎又向美国使馆派出专员，重申此意。 柔克义向国务院作了报告。这表明，国务院和美国政府是完全清楚朝鲜的实际情形的，并且通过与日本官方沟通，实际上默认了日本的举动。到11月24日，在接到柔克义报告两天后，国务卿罗脱指示美国驻朝公使摩根撤离汉城。最终，美国还是站到了日本一边，即使这种选择牺牲掉了朝鲜的独立。
但是李熙仍不死心，抱着最后一点残存的希望，他于1905年12月11日再次派出了他的私人特使赶往华盛顿，再次向国务卿罗脱表示，日韩协定是在李熙遭到拘禁情况下被迫签订的，因此是无效的。他恳求美国政府依据1882年条约采取相关行动。
12月19日，罗脱作了回复。他逐字逐句引用了韩国驻华盛顿代表提交的外交通讯，指出里面并无丝毫提到韩国政府首脑是出于安全的担忧而被迫签订保护协定，而其它美国从日韩两国政府接收到的官方信息，与李熙特使的陈述也非常不一致。在引用了1904年2月和8月韩国政府将大小事务交由日本的协定之后，罗脱认为，这些协定的控制关系足以禁止美国依据1882年条约采取行动。 罗脱的回復是一种外交掩饰和曲解，他完全知道美国政府所接收到的那些“官方文件”不是韩国政府首脑和大多数韩国民众的真实意愿。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美国政府认为任何介入和调处都是不可行的，对韩国毫无益处，反而会激怒日本。罗脱需要做的只是用巧妙的外交托辞来为美国政府开脱。
其实，罗脱以日韩1904年协定为由，摆脱法律和道义上进行调处的责任，在一定程度上是站不住脚的。1904年2月协定直接表明，韩国是独立国家，日本自身也强调，协定仅仅是在日韩两国之间建立同盟。而实际上，包括罗斯福总统和罗脱国务卿在内，美国政府已经充分得知韩国政府首领是处于胁迫之下签署的1904年的协定。当他们以非公开和未通过正常外交渠道为由拒绝承认赫尔伯特信件的官方性质，从而据此免除条约责任，这也同样是似是而非的。李熙之所以通过被称为“后门”的渠道向华盛顿提出吁请，是因为他完全有理由害怕通过正常渠道会招致日本人的报复，对这一点，罗斯福和罗脱是完全明了的。
原因就在于，在罗斯福的外交政策决断中，朝鲜的独立是被忽略的。他考虑的是，第一，纵容日本对朝鲜的侵略和控制，可以抵抗俄国势力在远东的进一步扩张。对于日俄在东北亚的对决，美国政界和一些权势人物的倾向是明显和公开的，那就是对日本的创造力和勤奋有着广泛的尊敬，他们惊奇于日本摆脱封建过去的快速，对日本义无反顾向近代社会转型表示敬佩。 早在1900年，西奥多·罗斯福入主白宫的前一年，在与朋友的信中写道：“我是乐见于日本拥有的朝鲜的，她将会抗衡俄国。” 到1905年日俄战争时期，罗斯福又说“我对日本保持着完全的敬仰和信心”。并且认为，俄国对朝鲜和满洲的控制将会对美国在东北亚利益产生严重威胁。 和当时大多数自认为熟谙东亚事务的美国人一样，西奥多·罗斯福对朝鲜的印象是，一个腐败无能毫无希望的君主国家，已无力管理自身的事务，强国对这个国家的监护是必须的，而由日本担任这个强国的角色似乎是一个合乎逻辑的选择。第二，由此可以换得日本对美国在菲律宾统治地位的承认，巩固刚刚到手的在菲律宾的殖民地。 1898年美西战争后，菲律宾群岛成为美国殖民地。由于菲律宾距美国本土遥远，加之美国当时实力不甚强大，巩固对菲律宾的统治成为美国东亚政策的重心。
所以，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扩张态势，罗斯福政府采取了纵容、利用的政策。在1905年1月，他在白宫接受新闻记者贝里（Richard Berry）采访时，就表示“日本必须占领旅顺，并且必须占领朝鲜。”并且要求贝里将这番评论透露给正在东京的专栏作家凯南（George Kennan）。很明显，凯南又将罗斯福的意见转达给了几位日本权势人物。 1905年7月末，美国陆军部长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与日本首相桂太郎就各自永久占领菲律宾和朝鲜达成谅解。就在罗斯福会见李承晚的前几天，他已经认可了这项秘密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即《塔夫脱—桂太郎协定》，内容是：日本承认美国在菲律宾的特殊地位，美国同意日本对朝鲜的控制。 塔夫脱默认了桂太郎的主张，认为为了和平以及日本列岛的安全，日本有必要采取明确步骤，防止朝鲜退缩到过去的状况。塔夫托由此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日本对朝鲜的宗主权已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如果没有日本的同意，朝鲜无权同其它国家缔结条约，这种状况的出现是当前战争的逻辑结果，也有助于东亚地区的永久和平。” 这样，对由美国依据外交立法对其独立地位予以确保的民族国家——根据1882年条约美国对朝鲜所担负的国际法义务，当日本终结这些国家的独立地位时，塔夫脱通过这番言辞，对其国际法责任进行化解。1905年8月12日，罗斯福总统正式签署了这项谅解备忘录，实际上认同了日本对朝鲜的宗主地位。此后，他又借调停日俄战争之机，通过1905年9月的《朴茨茅斯和约》，表示日本对朝鲜可任意行为。 他一次次宽恕甚至纵容了破坏朝鲜独立的行为，置1882年条约对美国的调处责任于不顾。1910年8月日本与朝鲜签订了《关于日本帝国吞并朝鲜的条约》， 正式吞并了朝鲜，朝鲜之前维护独立的外交努力终告失败。
虽然有学者认为美国所负的条约责任是有限制的，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免责的，如丹涅特认为当时朝鲜国王并没有向美国作出有效的请求。并且由于中国出于维护对朝宗主权的考虑，积极介入条约的缔结过程，使得1882年朝美条约关于调处的条款缺乏合法性。另外，朝鲜错误地把条约中的调处条款看作是同盟。 尼尔森也认同丹涅特的观点，认为朝鲜政府出于对国际法的无知，不理解1882年条约的停调条款是需要一定环境和条件的。 但是有一点他们都没有否认，那就是根据1882年条约，美国对朝鲜是负有调停的条约义务的，丹涅特等学者立论的基点放在了朝鲜发出请求的有效性上，通过论证这种有效性的缺乏从而证明美国所负的条约责任的消失，其逻辑路径与美国政府的自我辩护如出一辙。开国通商以后，朝鲜政府积极向近代文明“开化”，学习使用近代国际法和外交手段，希望达到一定的外交目标，维护国家权益，可都归于失败，正是折射了这种近代国际政治的强权本质。正如同马士所说：“（朝鲜国王）自始至终都是毫无定见地依违于国际条约的虚无飘缈的保证，那些条约虽保证朝鲜的独立，并且就1882年的美国条约而论，……却没有载明朝鲜保持中立化的任何规定。专想依赖外国的帮助，而自己却并不采取任何步骤，这是如何的愚昧无知”。 注释：
Enclosure in Allen to John Sherman， Sept. 13， 1897， File Microcopies No. 134， roll 13， Despatches Korea. quoted from John Edward Wilz， “Did the United States Betray Korea in 1905？”， 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54， no.3. Aug.， 1985.243-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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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原文是“If other powers deal unjustly or oppressively with either government， the other will exert their good offices， on being informed their friendly feelings.” Department of State， Treatie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776-1949， Washington， D.C.， 1972， IX， pp. 470-476.
国际条约集（1872-1916）.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出版.1986.260，461，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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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 Mckenzie， The Tragedy of Korea， London 1908， 3. 转引自曹中屏.朝鲜近代史1863-1919.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236.
Enclosure in Allen to Hay， Aug. 31， 1900， File Microcopies No. 134， roll 16， Despatches Korea. Quoted from John Edward Wilz， “Did the United States Betray Korea in 1905？”， 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54， no.3. Aug.， 1985， 243-270.
王绳祖编.国际关系史（第三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307，308，309，310，311.
Allen to Hay， Feb. 21， 1904， No. 134， roll 20， Quoted from John Edward Wilz， “Did the United States Betray Korea in 1905？”， 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54， no.3. Aug.， 1985， 243-270.
Allen to Hay， Sept. 30， 1904， No. 134， roll 21， Quoted from John Edward Wilz， “Did the United States Betray Korea in 1905？”， 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54， no.3. Aug.， 1985， 243-270.
Robert T. Oliver， Syngman Rhee： The Man Behind the Myth， New York： Dodd， Mead and Company， 1954，73-87.
John Edward Wilz， “Did the United States Betray Korea in 1905？”， 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54， no.3. Aug.， 1985， 243-270.
Hulbert， Passing of Korea， pp. 220-221； Morgan to Root， Oct. 19， 1905，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s，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06， 626-629.
Morgan to Root， Oct. 19， 1905，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06， 626-629.
New York Times， Dec. 15， 1905； Letter by Hulbert to New York Times， Dec. 3， 1915.
Roosevelt to Root， Nov. 25， 1905， Morison， Letters of Roosevelt， V， p 96. Quoted from John Edward Wilz， “Did the United States Betray Korea in 1905？”， 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54， no.3. Aug.， 1985， 243-270. Morgan to Root， November 17，18， 1905，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628-629.
Rockhill to Root， Nov. 22 and 27， 1905， File Microcopies No. 92， roll 129， Quoted from John Edward Wilz， “Did the United States Betray Korea in 1905？”， 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54， no.3. Aug.， 1985，243-270.
Morga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ugust 28 -November 18， 1905，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s，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06， 626-629.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Min Yeung-Tchan， December 19， 1905，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s，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06，629-630.
Eleanor Tupper and George E. McReynolds， Japan in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37， xi， pp. 6-18. quoted from John Edward Wilz， “Did the United States Betray Korea in 1905？”， 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54， no.3. Aug.， 1985， 243-270.
Roosevelt to Von Sternberg， Aug. 8， 1900， II， p 1394. Quoted from John Edward Wilz， “Did the United States Betray Korea in 1905？”， 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54， no.3. Aug.， 1985， 243-270.
Theodore Roosevelt to Henry Cabot Lodge， June 16， 1905， in Elting E. Morison， ed.， The Letters of Theodore Roosevelt， 8 vols， Cambridge， Mass.， 1951-1954， IV， 1230-1231. quoted from John Edward Wilz， “Did the United States Betray Korea in 1905？”， 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54， no.3. Aug.， 1985， 243-270.
陶文釗.二十世纪初美日在东亚的竞争.世界历史.19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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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Gilbert Reid， “Taft’s Telegram to Root， July 29， 1905”，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IX（1940）.66-70.
Dennett， Roosevelt and the Russo-Japanese War： A Critical Study of American Policy in Eastern Asia in 1902-5， Garden City， New York， 1925，103-108. quoted from John Edward Wilz， “Did the United States Betray Korea in 1905？”， 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54， no.3. Aug.， 1985，243-270.
Nelson， Korea and the Old Orders in Eastern Asia， Baton Rouge， 1945，268-271. quoted from John Edward Wilz， “Did the United States Betray Korea in 1905？”， 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54， no.3. Aug.， 1985，243-270.
[美]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502，503.
关键词 《日韩保护协约》 调停 朝美交涉
作者简介：刘涛，国家卫生计生委党校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近代经济史；张昌宽，国家卫生计生委党校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卫生事业管理和卫生法律研究。
中图分类号：D8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12-139-03
19世纪末期的朝鲜，英、俄、日等新旧列强环伺，面临着深刻的民族危机。由于1895年甲午战争中清政府战败，传统中朝宗藩关系瓦解，朝鲜也放弃了长期以来采取的“勤修职贡、事大以诚”的政策。但是作为一种心理惯势，也是出于对弱小国力的考量，一直处于小国和属国地位的朝鲜希望寻求到新的强大的国家，这个国家强大到足以保护朝鲜，同时又能像中国一样给予宽松的政治环境。朝鲜认为美国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出于儒家教义的浸淫，当时的朝鲜很容易地把美国作为兄长之国。1897年的时候，朝鲜国王李熙对刚刚到任的美国驻朝公使贺理斯（Horace Allen）说：“我们认为美国是我们的兄长。” 因为在儒家伦理中，兄长是负有保护小弟的义务和责任的。
除了这种心理依赖之外，朝鲜寻求美国帮助的最重要的法理依据是1882年5月签订的《朝美修好通商条约》。条约第一款写明“嗣后大朝鲜国君主、大美国伯理玺天德并其人民，各皆永远和平友好。若他国有不公轻藐之事，一经照知，必须相助，从中善为调处，以示友谊关切。” 界定了朝美两国关系，尤其是第二句 ，清楚地表明了朝美两国之间的国际法上的调停义务，即当第三国施加不公时，在得到受压国的照会后，另一方有义务进行调停。可是，当日本步步紧逼，不断侵占朝鲜、剥夺其名义上的独立地位时，面对朝鲜多次的申诉和要求，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无情地拒绝了朝鲜的要求，抛弃了自己的条约责任，拒绝进行调停，甚至背信弃义，拿朝鲜当筹码作交易，暴露了美国对外关系的强权本质。
1905年11月，日本强迫朝鲜签订了《日韩保护协约》（又称《朝鲜和日本关于由日本负责朝鲜对外关系的协定》），规定“日本政府通过东京外务省，今后将掌管和指导朝鲜对外关系和事务，……（朝鲜）除通过日本政府为媒介外，保证今后不缔结具有国际性质的任何文件或约定。” 这个协定同1894年的《朝鲜和日本同盟条约》以及1904年《朝鲜和日本关于指派财政和外交顾问以及外国人权利的协定》一起，全面剥夺了朝鲜的财政、警察、人事和外交权力。朝鲜1895年以来名义上的独立地位丧失，沦为了“监护”型的被保护国。
在此期间，朝鲜以国王李熙为代表的统治阶层，把挽救国家的希望寄托在了美国的国际保证身上，沉于美国出手相救的迷梦。如同度支大臣李容翊所称“（朝鲜）已经宣布中立，如果我们的立场遭到破坏，列强会自动地采取行动加以保护。” 在这种思路下，朝鲜的外交重心全部放在了援引1882年条约、多次呼吁美国进行调停上。
朝鲜国王李熙首先向美国驻朝公使表达善意和调停的要求。1900年夏，他召见美国驻朝公使贺理斯，对风雨飘摇中的朝鲜表示前途黯淡。贺理斯表示，依据1882年的条约美国会进行调停的。 此时，贺理斯曾建议美国政府对朝鲜局势进行干涉，但是美国总统罗斯福采取了“联日制俄”的政策 ，所以，在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后，这位心烦意乱几近发狂的“皇帝”告诉贺理斯他极端渴望美国的帮助。由于完全了解了华盛顿对朝政策走向，贺理斯却回避了美国外交涉入的暗示。
除了向美国公使求助外，李熙还派遣私人代表赴美申诉。1904年向朝驻美使馆顾问、华盛顿大学校长尼德海姆（Charles W. Needham）写信，恳求尼德海姆向罗斯福总统和海约翰国务卿陈情，说明朝鲜已处于关键时期，希望美国涉入朝鲜事务。 这封信最终泥牛入海，毫无消息。
同年秋天，在李熙的默许下，29岁的李承晚游历美国，敦促华盛顿依据1882年条约进行调停。1905年2月，李承晚见到了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依据李承晚的回忆，海约翰说，只要时机到来，他一定尽全力完成美国对朝鲜的条约责任。1905年8月，李承晚获准向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递交陈情书，恳求总统依据1882年条约，维护朝鲜的独立。 根据多年以后公开的原始材料，罗斯福总统对任何形式的关于支持朝鲜的请求丝毫不感兴趣。
1905年10月，李熙安排他所信任的长期在朝鲜生活的传教士赫尔伯特（Homer B. Hulbert）回国，向罗斯福总统递交了一封由李熙亲自钤印的信。信中回顾了1882年条约签订以后朝美两国的友谊和美好愿望，详细解释了日本宣布朝鲜为其保护国是对1904年2月日朝两国政府协定的直接违犯，列举了协定签订后日本对朝鲜的种种暴行，恳求美国“仔细衡量这个事情，并给予我们一直以来危难时刻你们总是施以援手的那种帮助。” 赫尔伯特认为，日本不公正且武断地胁迫欺压朝鲜，已使朝鲜有权利根据1882年条约第1款之规定要求美国进行调停。赫尔伯特动身之前，曾将这封信展示给美国驻朝公使摩根（Edwin Morgan）。摩根立即将此事电告国务卿罗脱（Elihu Root）。
11月20日，赫尔伯特到达华盛顿，向白宫通报他带有韩国皇帝的重要文件。可令他震惊和失望的是，美国总统拒绝接受这封信。赫尔伯特随后赶往国务院，被告知重要官员们太忙，无暇接见他。第二天，赫尔伯特又来到国务院，仍吃了闭门羹，被告知了同样的话。赫尔伯特只能再次来到白宫，请求向总统面呈朝鲜王室信件。 最终，赫尔伯特还是通过罗脱将信转呈给了羅斯福总统。在1905年11月25日，也就是日本驻美公使正式通报美国国务院日韩两国已缔结保护条约的两日后，罗斯福总统就此事作了回应，宣称由于朝鲜政府驻华盛顿的代表并不知晓这封信，同时又因为韩国皇帝希望这封信件处于保密状态，尤其是对日本保密，因此美国政府并不能接受这封信件为官方通讯文件。由此，由于缺乏来自皇帝的公开的且官方的请求，美国政府无权依据1882年条约进行调处。罗斯福总统进一步提到，在李熙写信期间，美国政府已接到关于日韩两国已缔结协定的官方通报，而李熙又在信中表示此协定并非自愿，考虑到以上情况，美国政府不能采取任何行动。 赫尔伯特的使命落空了。 就在赫尔伯特到达华盛顿的前几天，在1905年11月17日和18日，美国驻朝公使摩根两次向国务院报告朝鲜情形。一是伊藤博文以“统监”的身份于11月9日抵达汉城，全权处理朝鲜的外交、军队和国内行政事务。二是他已于17日收到日本公使提交的日韩协约，根据协约，日本已完全接管朝鲜外交关系，“这个协约所基于的原则，已由日本政府及外务省致国务院的通信中向美国政府表明。” 在11月21日，日本驻华公使小村寿太郎利用日本公使馆举行晚宴的机会，向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William W. Rockhill）简要概述了日韩保护协定的条款，然后表示，如果罗斯福总统从汉城撤出使团，日本政府将视之为壮大友谊之举动。22日，小村寿太郎又向美国使馆派出专员，重申此意。 柔克义向国务院作了报告。这表明，国务院和美国政府是完全清楚朝鲜的实际情形的，并且通过与日本官方沟通，实际上默认了日本的举动。到11月24日，在接到柔克义报告两天后，国务卿罗脱指示美国驻朝公使摩根撤离汉城。最终，美国还是站到了日本一边，即使这种选择牺牲掉了朝鲜的独立。
但是李熙仍不死心，抱着最后一点残存的希望，他于1905年12月11日再次派出了他的私人特使赶往华盛顿，再次向国务卿罗脱表示，日韩协定是在李熙遭到拘禁情况下被迫签订的，因此是无效的。他恳求美国政府依据1882年条约采取相关行动。
12月19日，罗脱作了回复。他逐字逐句引用了韩国驻华盛顿代表提交的外交通讯，指出里面并无丝毫提到韩国政府首脑是出于安全的担忧而被迫签订保护协定，而其它美国从日韩两国政府接收到的官方信息，与李熙特使的陈述也非常不一致。在引用了1904年2月和8月韩国政府将大小事务交由日本的协定之后，罗脱认为，这些协定的控制关系足以禁止美国依据1882年条约采取行动。 罗脱的回復是一种外交掩饰和曲解，他完全知道美国政府所接收到的那些“官方文件”不是韩国政府首脑和大多数韩国民众的真实意愿。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美国政府认为任何介入和调处都是不可行的，对韩国毫无益处，反而会激怒日本。罗脱需要做的只是用巧妙的外交托辞来为美国政府开脱。
其实，罗脱以日韩1904年协定为由，摆脱法律和道义上进行调处的责任，在一定程度上是站不住脚的。1904年2月协定直接表明，韩国是独立国家，日本自身也强调，协定仅仅是在日韩两国之间建立同盟。而实际上，包括罗斯福总统和罗脱国务卿在内，美国政府已经充分得知韩国政府首领是处于胁迫之下签署的1904年的协定。当他们以非公开和未通过正常外交渠道为由拒绝承认赫尔伯特信件的官方性质，从而据此免除条约责任，这也同样是似是而非的。李熙之所以通过被称为“后门”的渠道向华盛顿提出吁请，是因为他完全有理由害怕通过正常渠道会招致日本人的报复，对这一点，罗斯福和罗脱是完全明了的。
原因就在于，在罗斯福的外交政策决断中，朝鲜的独立是被忽略的。他考虑的是，第一，纵容日本对朝鲜的侵略和控制，可以抵抗俄国势力在远东的进一步扩张。对于日俄在东北亚的对决，美国政界和一些权势人物的倾向是明显和公开的，那就是对日本的创造力和勤奋有着广泛的尊敬，他们惊奇于日本摆脱封建过去的快速，对日本义无反顾向近代社会转型表示敬佩。 早在1900年，西奥多·罗斯福入主白宫的前一年，在与朋友的信中写道：“我是乐见于日本拥有的朝鲜的，她将会抗衡俄国。” 到1905年日俄战争时期，罗斯福又说“我对日本保持着完全的敬仰和信心”。并且认为，俄国对朝鲜和满洲的控制将会对美国在东北亚利益产生严重威胁。 和当时大多数自认为熟谙东亚事务的美国人一样，西奥多·罗斯福对朝鲜的印象是，一个腐败无能毫无希望的君主国家，已无力管理自身的事务，强国对这个国家的监护是必须的，而由日本担任这个强国的角色似乎是一个合乎逻辑的选择。第二，由此可以换得日本对美国在菲律宾统治地位的承认，巩固刚刚到手的在菲律宾的殖民地。 1898年美西战争后，菲律宾群岛成为美国殖民地。由于菲律宾距美国本土遥远，加之美国当时实力不甚强大，巩固对菲律宾的统治成为美国东亚政策的重心。
所以，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扩张态势，罗斯福政府采取了纵容、利用的政策。在1905年1月，他在白宫接受新闻记者贝里（Richard Berry）采访时，就表示“日本必须占领旅顺，并且必须占领朝鲜。”并且要求贝里将这番评论透露给正在东京的专栏作家凯南（George Kennan）。很明显，凯南又将罗斯福的意见转达给了几位日本权势人物。 1905年7月末，美国陆军部长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与日本首相桂太郎就各自永久占领菲律宾和朝鲜达成谅解。就在罗斯福会见李承晚的前几天，他已经认可了这项秘密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即《塔夫脱—桂太郎协定》，内容是：日本承认美国在菲律宾的特殊地位，美国同意日本对朝鲜的控制。 塔夫脱默认了桂太郎的主张，认为为了和平以及日本列岛的安全，日本有必要采取明确步骤，防止朝鲜退缩到过去的状况。塔夫托由此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日本对朝鲜的宗主权已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如果没有日本的同意，朝鲜无权同其它国家缔结条约，这种状况的出现是当前战争的逻辑结果，也有助于东亚地区的永久和平。” 这样，对由美国依据外交立法对其独立地位予以确保的民族国家——根据1882年条约美国对朝鲜所担负的国际法义务，当日本终结这些国家的独立地位时，塔夫脱通过这番言辞，对其国际法责任进行化解。1905年8月12日，罗斯福总统正式签署了这项谅解备忘录，实际上认同了日本对朝鲜的宗主地位。此后，他又借调停日俄战争之机，通过1905年9月的《朴茨茅斯和约》，表示日本对朝鲜可任意行为。 他一次次宽恕甚至纵容了破坏朝鲜独立的行为，置1882年条约对美国的调处责任于不顾。1910年8月日本与朝鲜签订了《关于日本帝国吞并朝鲜的条约》， 正式吞并了朝鲜，朝鲜之前维护独立的外交努力终告失败。
虽然有学者认为美国所负的条约责任是有限制的，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免责的，如丹涅特认为当时朝鲜国王并没有向美国作出有效的请求。并且由于中国出于维护对朝宗主权的考虑，积极介入条约的缔结过程，使得1882年朝美条约关于调处的条款缺乏合法性。另外，朝鲜错误地把条约中的调处条款看作是同盟。 尼尔森也认同丹涅特的观点，认为朝鲜政府出于对国际法的无知，不理解1882年条约的停调条款是需要一定环境和条件的。 但是有一点他们都没有否认，那就是根据1882年条约，美国对朝鲜是负有调停的条约义务的，丹涅特等学者立论的基点放在了朝鲜发出请求的有效性上，通过论证这种有效性的缺乏从而证明美国所负的条约责任的消失，其逻辑路径与美国政府的自我辩护如出一辙。开国通商以后，朝鲜政府积极向近代文明“开化”，学习使用近代国际法和外交手段，希望达到一定的外交目标，维护国家权益，可都归于失败，正是折射了这种近代国际政治的强权本质。正如同马士所说：“（朝鲜国王）自始至终都是毫无定见地依违于国际条约的虚无飘缈的保证，那些条约虽保证朝鲜的独立，并且就1882年的美国条约而论，……却没有载明朝鲜保持中立化的任何规定。专想依赖外国的帮助，而自己却并不采取任何步骤，这是如何的愚昧无知”。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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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原文是“If other powers deal unjustly or oppressively with either government， the other will exert their good offices， on being informed their friendly feelings.” Department of State， Treatie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776-1949， Washington， D.C.， 1972， IX， pp. 470-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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