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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3月19日，朱镕基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一届国务院总理。
正是在这一年，国际投机者开始冲击香港金融市场。著名投资大师乔治•索罗斯宣称：香港政府必败无疑。在打击国际炒家、保卫香港股市和货币的战斗中，据称，香港政府投入资金超过1000亿港元，集中收购了香港几大蓝筹股公司的股票，成为多家香港蓝筹股公司的大股东。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肆虐，面对当时令人堪忧的证券市场，中国证监会在时任主席周正庆的带领下，从1998年开始，组织了一系列的清理整顿。
鱼龙混杂
1998年4月22日,沪深交易所宣布，将对财务状况或其他状况出现异常的上市公司股票交易进行特别处理，在简称前冠以“ST”，因此这类股票称为ST股。辽物资成为首家ST股票，随后农商社、双鹿、苏三山、渝钛白成为第一批ST公司。
到1998年底，证监会先后颁布实施250多项法律法规，初步形成证券市场法律法规体系。
1999年5月16日，经过各方面的协调和修改，国务院正式批准了“六条主要政策”建议。市场干预迅速扭转了股市的持续低迷，股指企稳回升，恢复了市场人气，扩大了发展空间，也给投资者和市场各方带来了欣喜和期盼。
由此，中国股市又迎来了一轮波澜壮阔的大行情 1999年的“5•19行情”。
正是在这一轮大牛市中，一批公司鱼龙混杂。号称“中国第一蓝筹股”的银广夏是当时的大牛股，从股价到业绩，均创下了令人炫目的记录。
亿安科技的表现更是令人记忆犹新，该股在始于“5•19行情”的一波大行情中从每股8元左右的价位，被庄家借科技股的炒作之风一举推上126.31元的高位，成为中国首只百元股。
与之同处一个年代的红光实业、活力28都成为股民共同关注的焦点。
1997年6月6日，正是这一天公司董事长何行毅敲响了股票上市的钟声，红光实业风光上市，然而大大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上市只是“红光一闪，昙花一现”，开市钟声犹存，仅仅半年，红光实业即以前所未有的巨额亏损，震动了整个证券市场：每天烧掉100万，半年亏损2个亿。红光实业也因此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第一例虚假上市公司。
随后，在《证券法》刚刚实施不久，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另一大黑幕再次犹如一把尖刀扎入中国证券市场。一桩中国证券市场有史以来最大的腐败窝案 “康赛黑幕”被揭穿，案件牵涉到了中央候补委员、原国家科工委副主任徐鹏航，原中国纺织总会会长吴文英。
“康赛现象”的出现，加速推进了证券发行改革制度的出台。
人们没有忘记，就在1999年的年初，深交所向中国证监会正式呈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进行成长板市场的方案研究的立项报告》，并附送实施方案。3月，中国证监会第一次明确提出“可以考虑在沪深证券交易所内设立科技企业板块”。
就是从此开始，创业板的诞生历经了十年的痛苦孕育。
证券腐败第一案
1996年8月，湖北省黄石市名噪一时的服装企业康赛股份有限公司在上交所上市。康赛集团一度在全国美名传扬，不过这家企业的辉煌也太过短暂，三年后，神话就破灭了。
说起康赛股份，有两个人不能不提，这两个人分别是康赛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董事长名叫童施建，是当地有名的企业家；总经理叫张建萍，是一位女强人。在当地人眼里，这两人从小就是同学，又是合作多年的“密友”。这两人“相互抱团”打天下，曾在当地传为佳话。
当时的服装行业正面临日趋激烈的竞争，由于设备老化、工艺陈旧，黄石市服装厂这个老厂面临破产的结局。危急关头，童施建、张建萍二人联手，使名不见经传的服装厂很快在业界快速崛起。
后来，通过兼并黄棉康达纺织厂、磁湖服装厂及浙江嘉兴的亚麻纺织厂，康赛的规模和实力进一步增强。
敢闯敢干而又善于把握机遇的童施建，并没有沉湎于一时的辉煌。他认为必须扩大生产规模，将企业做大做强；但做大蛋糕的最大问题还是资金这个“瓶颈”。这个时候，童施建萌生了发行股票的念头。
为了铺就一条上市的坦途，童施建和张建萍开始铤而走险。康赛集团在上市前后，他们坚信“有股能使鬼推磨”，大肆贿送部分官员原始职工股，演绎了一桩又一桩权钱交易的丑剧。
第一个中招的“大人物”是曾经担任过黄石市市长和湖北省副省长、后来担任过国家经贸委副主任和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徐鹏航。
1993年，时任康赛集团党委书记的张建萍，找到时任国家经贸委副主任的徐鹏航，要他为康赛集团股票上市“帮忙”。此后，经过徐鹏航的斡旋，康赛集团被批准为规范化股份制试点单位，具有股票优先上市资格。后来，徐鹏航的妻子和女儿通过张建萍购买了康赛集团内部职工股6万股。康赛集团股票上市后，又收受了康赛集团的内部职工股4300多股，共得股票溢价款113万元。
第二个中招的“大人物”是原纺织总会会长吴文英。
按照当时的政策，通过徐鹏航的“帮忙”，康赛公司被批准为规范化股份试点单位后，要想上市，还必须得有审批额度和计划。1996年3月，童施建找到当时中国纺织总会的会长吴文英，请其帮忙。
随后，中国纺织总会向中国证监会推荐康赛集团股票上市，而康赛集团本不是中国纺织总会的直属企业。为此，吴文英的儿子购买了康赛集团内部职工股10万股，股票上市后抛出，共获利89万元。
1996年8月28日，这是一个让康赛人永远铭记的日子，康赛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上市，其发行的内部股也由国家批准直接上市。
好景不长，没多久，“康赛黑幕”爆发了。其原因竟是董事长童施建和总经理张建萍的“窝里斗”。正是他们在共同利益上出现了裂痕，才最终揭开了康赛大案黑幕的一角。
1996年初，康赛成立了一个中外合资康赛有限公司，但双方合作一直不愉快；随后，童施建又与香港恒洋公司合作，双方的股权争斗也是十分激烈。
令童施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每次谈判中，对方似乎都掌握了自己的底牌，因此童施建怀疑出了“内鬼”，出卖了康赛的商业机密。而这种绝密资料，只有康赛高层的人才能掌握，于是他将怀疑的目光投向了张建萍。
张建萍在兼任康赛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总经理时，总公司投进1亿多元，但回款还不到4000万元。张建萍所管的重庆、北京、上海、武汉分公司全面亏损。童施建认为这其中可能有问题。但因为张建萍是党委书记，童施建不好直接处理，就决定让其回总公司，担任总经理一职。
而此时的张建萍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坚决要当这个公司的经营总经理，而不愿升迁做公司的总经理，并以“辞职”相威胁。于是，双方开始了激烈的对抗，一场前所未有的明争暗斗不断升级。
张建萍眼看难以匹敌，于是一封举报信，将童施建告至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此举加快了“康赛黑幕”的全面爆发。
随着“康赛黑幕”被揭穿，公司挪用公款、股票行贿、关联交易、作假账、违规担保等种种问题也逐一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康赛案”让100多名贪官落马，这在中国证券市场可谓开天辟地第一回，在中国证券史上写下了空前绝后的一笔。
正是在这一年，国际投机者开始冲击香港金融市场。著名投资大师乔治•索罗斯宣称：香港政府必败无疑。在打击国际炒家、保卫香港股市和货币的战斗中，据称，香港政府投入资金超过1000亿港元，集中收购了香港几大蓝筹股公司的股票，成为多家香港蓝筹股公司的大股东。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肆虐，面对当时令人堪忧的证券市场，中国证监会在时任主席周正庆的带领下，从1998年开始，组织了一系列的清理整顿。
鱼龙混杂
1998年4月22日,沪深交易所宣布，将对财务状况或其他状况出现异常的上市公司股票交易进行特别处理，在简称前冠以“ST”，因此这类股票称为ST股。辽物资成为首家ST股票，随后农商社、双鹿、苏三山、渝钛白成为第一批ST公司。
到1998年底，证监会先后颁布实施250多项法律法规，初步形成证券市场法律法规体系。
1999年5月16日，经过各方面的协调和修改，国务院正式批准了“六条主要政策”建议。市场干预迅速扭转了股市的持续低迷，股指企稳回升，恢复了市场人气，扩大了发展空间，也给投资者和市场各方带来了欣喜和期盼。
由此，中国股市又迎来了一轮波澜壮阔的大行情 1999年的“5•19行情”。
正是在这一轮大牛市中，一批公司鱼龙混杂。号称“中国第一蓝筹股”的银广夏是当时的大牛股，从股价到业绩，均创下了令人炫目的记录。
亿安科技的表现更是令人记忆犹新，该股在始于“5•19行情”的一波大行情中从每股8元左右的价位，被庄家借科技股的炒作之风一举推上126.31元的高位，成为中国首只百元股。
与之同处一个年代的红光实业、活力28都成为股民共同关注的焦点。
1997年6月6日，正是这一天公司董事长何行毅敲响了股票上市的钟声，红光实业风光上市，然而大大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上市只是“红光一闪，昙花一现”，开市钟声犹存，仅仅半年，红光实业即以前所未有的巨额亏损，震动了整个证券市场：每天烧掉100万，半年亏损2个亿。红光实业也因此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第一例虚假上市公司。
随后，在《证券法》刚刚实施不久，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另一大黑幕再次犹如一把尖刀扎入中国证券市场。一桩中国证券市场有史以来最大的腐败窝案 “康赛黑幕”被揭穿，案件牵涉到了中央候补委员、原国家科工委副主任徐鹏航，原中国纺织总会会长吴文英。
“康赛现象”的出现，加速推进了证券发行改革制度的出台。
人们没有忘记，就在1999年的年初，深交所向中国证监会正式呈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进行成长板市场的方案研究的立项报告》，并附送实施方案。3月，中国证监会第一次明确提出“可以考虑在沪深证券交易所内设立科技企业板块”。
就是从此开始，创业板的诞生历经了十年的痛苦孕育。
证券腐败第一案
1996年8月，湖北省黄石市名噪一时的服装企业康赛股份有限公司在上交所上市。康赛集团一度在全国美名传扬，不过这家企业的辉煌也太过短暂，三年后，神话就破灭了。
说起康赛股份，有两个人不能不提，这两个人分别是康赛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董事长名叫童施建，是当地有名的企业家；总经理叫张建萍，是一位女强人。在当地人眼里，这两人从小就是同学，又是合作多年的“密友”。这两人“相互抱团”打天下，曾在当地传为佳话。
当时的服装行业正面临日趋激烈的竞争，由于设备老化、工艺陈旧，黄石市服装厂这个老厂面临破产的结局。危急关头，童施建、张建萍二人联手，使名不见经传的服装厂很快在业界快速崛起。
后来，通过兼并黄棉康达纺织厂、磁湖服装厂及浙江嘉兴的亚麻纺织厂，康赛的规模和实力进一步增强。
敢闯敢干而又善于把握机遇的童施建，并没有沉湎于一时的辉煌。他认为必须扩大生产规模，将企业做大做强；但做大蛋糕的最大问题还是资金这个“瓶颈”。这个时候，童施建萌生了发行股票的念头。
为了铺就一条上市的坦途，童施建和张建萍开始铤而走险。康赛集团在上市前后，他们坚信“有股能使鬼推磨”，大肆贿送部分官员原始职工股，演绎了一桩又一桩权钱交易的丑剧。
第一个中招的“大人物”是曾经担任过黄石市市长和湖北省副省长、后来担任过国家经贸委副主任和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徐鹏航。
1993年，时任康赛集团党委书记的张建萍，找到时任国家经贸委副主任的徐鹏航，要他为康赛集团股票上市“帮忙”。此后，经过徐鹏航的斡旋，康赛集团被批准为规范化股份制试点单位，具有股票优先上市资格。后来，徐鹏航的妻子和女儿通过张建萍购买了康赛集团内部职工股6万股。康赛集团股票上市后，又收受了康赛集团的内部职工股4300多股，共得股票溢价款113万元。
第二个中招的“大人物”是原纺织总会会长吴文英。
按照当时的政策，通过徐鹏航的“帮忙”，康赛公司被批准为规范化股份试点单位后，要想上市，还必须得有审批额度和计划。1996年3月，童施建找到当时中国纺织总会的会长吴文英，请其帮忙。
随后，中国纺织总会向中国证监会推荐康赛集团股票上市，而康赛集团本不是中国纺织总会的直属企业。为此，吴文英的儿子购买了康赛集团内部职工股10万股，股票上市后抛出，共获利89万元。
1996年8月28日，这是一个让康赛人永远铭记的日子，康赛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上市，其发行的内部股也由国家批准直接上市。
好景不长，没多久，“康赛黑幕”爆发了。其原因竟是董事长童施建和总经理张建萍的“窝里斗”。正是他们在共同利益上出现了裂痕，才最终揭开了康赛大案黑幕的一角。
1996年初，康赛成立了一个中外合资康赛有限公司，但双方合作一直不愉快；随后，童施建又与香港恒洋公司合作，双方的股权争斗也是十分激烈。
令童施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每次谈判中，对方似乎都掌握了自己的底牌，因此童施建怀疑出了“内鬼”，出卖了康赛的商业机密。而这种绝密资料，只有康赛高层的人才能掌握，于是他将怀疑的目光投向了张建萍。
张建萍在兼任康赛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总经理时，总公司投进1亿多元，但回款还不到4000万元。张建萍所管的重庆、北京、上海、武汉分公司全面亏损。童施建认为这其中可能有问题。但因为张建萍是党委书记，童施建不好直接处理，就决定让其回总公司，担任总经理一职。
而此时的张建萍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坚决要当这个公司的经营总经理，而不愿升迁做公司的总经理，并以“辞职”相威胁。于是，双方开始了激烈的对抗，一场前所未有的明争暗斗不断升级。
张建萍眼看难以匹敌，于是一封举报信，将童施建告至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此举加快了“康赛黑幕”的全面爆发。
随着“康赛黑幕”被揭穿，公司挪用公款、股票行贿、关联交易、作假账、违规担保等种种问题也逐一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康赛案”让100多名贪官落马，这在中国证券市场可谓开天辟地第一回，在中国证券史上写下了空前绝后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