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古书“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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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籍是传播知识的载体、人类文明的标志。人们生产书籍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书籍流通,以传播思想和知识。书籍在流通过程中随着流通频率的增高、流通时间的延长,肯定会有所损坏。书籍损坏以后就要修复,以便继续使用。我国是世界上产生书籍最早的国家之一,但由于自然或人为原因造成一些古籍在流传过程中保存不当,导致纸散字碎,无法翻阅,丧失了古为今用的价值。
  杜伟生,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研究馆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从事古籍修复工作四十余年。在他看来,每本古籍图书都有生命,用修复方法拯救那些因出现破损导致无法阅读的古书,正是他的职责与使命所在。“我的工作就是给古书‘治病’”,杜伟生说。
  古书修复原则
  古籍修复必须遵循的原则主要是“整旧如旧”,主要指的是在修复时要尽量注意保留书籍的原始面貌。
  与“整旧如旧”相对,古籍修复还可以“整旧如新”。但这只针对那些书页很薄、书品有缺陷、需要衬纸和做成“金镶玉”的书籍。绝对不能单纯为追求“整旧如新”的效果,就使用过去书铺子里经常使用的手法,将书的天头、地脚和后背用刀切一下,“见见新”,这样虽然使书籍的外观好看了一些,但给书籍造成的损害却是不可挽回的。
  杜伟生告诉记者,在修复工作中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选用的所有修复措施一定要有可逆性,对新技术、新材料的使用一定要慎重。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思想保守,不接受新事物,而是对书籍负责、对国家负责、对历史负责。
  常见破损及界定标准
  由于磨损或者糟朽导致断线,这在古籍中是最常见的。一部古籍,少则一二册,多则十几册、上百册,很难保持订线不损。有的一部书中,一册或几册断线,有的则全部断线。
  “过去我们订书,主要用丝线,含有大量动物蛋白,时间一长,自然腐败,所以,民间有‘陈丝如烂草’一说。”断线书籍修复时,只需要换上相同颜色的丝线即可。如果颜色不同,则需要染色后使用。需要注意的是,现在市场上的尼龙线,从外观来看,与丝线相仿,但是质地相对较硬,成本比丝线低很多。因为尼龙属于化学纤维,因此在修复善本时最好不用。
  除此之外,虫蛀、鼠啮、余烬、水浸、霉斑、浆糊失效等损坏现象也较为常见。
  “不同性质的古书有不同的破损界定标准。”杜伟生补充道,以敦煌遗书为例,分为轻度破损、中度破损、重度破损以及严重破损四种情况。轻度破损指古书的上下两边轻微破损。
  中度破损指古书的两边有深度2厘米以下破损,卷面有少量裂痕,破损面积在卷面的20%~40%之间。
  重度破损指古书的两边有深度2厘米以上的破损且有补丁,卷面裂口较深,纸张较厚、补纸需要补2层以上的,破损面积达到卷面40%~60%。
  严重破损指古书的纸张较厚、补丁较多,需要揭补且补纸需补多层的,或者纸张虽薄,但破损面积超过卷面60%的。
  《敦煌遗书》的重生之路
  敦煌遗书是指1900年在甘肃敦煌莫高窟发现的4~11世纪多种文字的写本和印本、拓本文献,总数约6万件。其中90%以上为佛教经典,其余为经、史、子、集四部书籍以及官私文书等文献,被誉为“中国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
  1910年国家图书馆创建之初,在学者们的呼吁下,清政府下令将莫高窟藏经洞劫余遗书悉数运京,成为本馆所藏敦煌遗书的主体。新中国成立后,经由政府调拨、私家捐赠和国家图书馆的采访,收藏的敦煌遗书达到16579号,写卷长度为世界各大藏家之首,是世界收藏敦煌遗书最丰富的单位之一。
  敦煌遗书是我国的重要文化遗产,也是国家典籍博物馆古籍善本四大专藏之一。馆中甄选的54件馆藏敦煌遗书精品,从多角度展现了我国中古时期辉煌灿烂的文化。
  2004年,由财政部拨款建立的敦煌遗书新库房落成,敦煌遗书被装入特制的144个楠木柜中,保存条件得到质的提升。
  本来修补敦煌的纸有特殊性,按照常规修补方法,补完压平即可。但是由于敦煌的纸含蜡,不能按照原始方法修缮。杜伟生与他的修复团队历时近一周时间,反复试验,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历时22年,这部皇皇巨著于2014年完成全部修缮工作。
  “按照原计划,我们本打算将敦煌遗书的所有破损部分全部修完,给后代作一个交代。但后来我们考虑到给后人看一下最大限度的原貌,有意留了一部分不是特别破的。不仅如此,对于这种很珍贵以及比较珍贵的古书文物,如果破损情况不是特别严重,要秉持能不修则不修的原则。”杜伟生说。
  古书修复面临“用纸荒”
  自2007年成立以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得到了各地主管部门普遍重视。2007年以前,全国共有百余人从事古书修复工作,如今古书修复队伍扩大至200余人,材料问题就变得尤为迫切,目前市场上有些纸很像古纸,但仍有差距。
  “修复用纸的质量是最大困难。”
  杜伟生告诉记者,修补一部书,往往需用不少旧纸。因此,平时必须注意搜集旧纸,为修复工作打好基础。现在旧纸来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前人的遗留,另一个是在修补过程中,把书籍上的护页、衬纸和书皮撤换下来。前人遗留下来的,总有一天要用完;从书中撤换的,从保护书籍的文物性、资料性来说也不足取。坐吃山空不行,拆东墙补西墙也不行,所以不断寻找旧纸及其替代品,是古籍修复工作的当务之急。
  目前市场上卖的纸是宣纸,但古书很少用宣纸。
  宣纸自古至今一直属于奢侈品,过去的古书用纸是手工纸,很薄,现在市场上卖的大部分都不是手工纸。
  “过去,我们修书时,就把书皮下边的白色副叶留下,用于修补古书。现在发现这种办法不可行,从长远来看,古书的书页只能填不能减。另一方面,目前在市场上订的‘古法’造纸与修书用纸仍然存在差距。”
  由于古书用纸量一年大概需要两吨,对于规模较大的造纸厂来讲,产值小,投入产出比低,很多厂家不愿意接单。但是小厂试制纸过程则需要时间与人力成本投入,质量难有保证。
  与此同时,古籍保护中心自从2007年成立以来,截至去年共举办了将近20期培训班,培养了一批古籍图书修复人。
  “但是大规模的低层次的培训班办多了,对行业来讲是有害的。”杜伟生解释道,循序渐进很重要,如果经验不够,可能把好东西修坏了。最好的成长路径是先由师傅带着,打几年基础之后,再接受培训。培训后,由老师傅带着参与一些规模较为庞大的修复工程,这样效果更好。
  “有些古书的修复工作,如果没有十年八年的积累就贸然接手,效果很容易适得其反。”杜伟生说。
  虽然面临着这样那样的困难亟待解决,但人们对文化传承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
  英法等国都曾来到我国学习古书修复技术。其中奥地利一位名叫玛格瑞特的幼儿园老师令杜伟生印象深刻,这位国际友人退休后自費来我国学习了三个月的古书装帧技术。
  谈及初衷,玛格瑞特坦言是为了回国后把知识教给幼儿园的小朋友。这令杜伟生感到欣慰,在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面前,总有人在默默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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