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7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陈凯主动辞职。近半年来，包括陈凯在内，上海已至少有3名厅局级官员辞职。3月19日，原浦东新区区委常委、副区长卫明离职；7月9日，原浦东新区副区长丁磊离职。（7月28日《中国青年报》）
　　近年来官员离职之所以逐渐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原因是在高压反腐和从严治党的语境下，公众在审视作为政府官员是否经受得住相关的压力测试。因此大家既关注官员离职原因，也关注他们离职后的去向。对于上海出现的多位官员离职现象，却不能胡乱猜测，而是要用“三只眼”来审视。
　　从个人角度而言，官员离职是一种人生的自我选择。在这个充满发展机遇和实现梦想的时代，每一个人包括官员，都有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和机会。从上海几名官员离职的情况看，虽然他们的级别也不算低，但与他们曾经入职官场时的情况相比，无论是从收入，还是从心理自由度而言，都有较大的差距。
　　毕竟当初他们也曾经在企业担任过要职，经过一段时间的自我磨合之后，感觉还是经商办企业属于自己的人生选择，因此对于这些官员的离职没有必要带着有色眼镜进行所谓的“深度”解读。他们的离职如同他们的入职一样，只是一次个人的平常选择。
　　从官职角度而言，官员离职是对晋升天花板的反思。无论是为官也好，经商也罢，一个人在社会上立足，总是期望获得社会的认可。如果说作为一个官员，或者说作为一个公职人员，长时间停留在某一个职位，而得不到提升，或者根本看不到提升的希望，这就会消弭人的斗志。
　　“能不能提拔，是对你这个人价值的肯定。如果技不如人、提拔不了，我也认了，但被提拔的那个人没本事。”官员的离职道出了其中的玄机。虽然其真实性有待考证，但官员选拔晋升的通道问题确实需要反思。对于公务员队伍来说，关键要打通能上能下的双向渠道，让更多想干事、能干事的人能够得到提拔重用，这样才能形成良性的竞争环境，才能激发大家的创造性和积极性。
　　从改革角度而言，官员离职应该是人事改革的开端。上海几位官员的离职只是一个小点，放在中国人事改革的大局来看，可以说是微不足道。每年成千上万的人争相进入公务员序列，而从公务员的出口来看，却只见雷声不见下雨，如此庞大的公务员队伍如何进行流动革新？这确实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在严厉惩治为官不为的情况下，有人认为新一轮的公务员离职潮将出现，但实际上除了少数地方的少数官员离职外，并未出现所谓的公务员离职潮。
　　这说明相关的人事制度改革不是改得多，而是还应该加大改革力度。从官员离职到公务员退出机制，应该说这是一段较长的距离，随着公务员社保制度的改革到位，应该说渠道将更加畅通。
　　敢于作出辞职选择的，要么是机关内部的“异类”，与机关文化、非制度规则格格不入，要么则是能力和绩效水平最高，已经获得重用，但仍难以满足个人价值目标的佼佼者。这两类对象离开机关，都有助于个人发展、个人价值目标的实现和满足，创造出更大的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