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 《文学遗产》一九八二年第二期发表的刘冬等同志的《关于〈京本忠义传〉》一文中,把1975年评《水浒》时,上海图书馆偶然发现的两张题为《京本忠义传》的残页,说得珍贵之至,甚至用了意义“非常重大”这样的形容词.窃以为这一说法未必合适.因为作者在前文已承认这只是偶然发现,而且仅是两张残页,其年代也肯定不会甚早(论证详后),怎能贸然断言它有“重大意义”,并称偶然发现者有“巨大功绩”呢?作者这样说其用意也并不难理解.因为刘冬同志是一再坚持江苏大丰、兴化所发现的施氏文物,确足以证明施耐庵是那里的人的说法的.所以一见到这个被学术界断代过早的残页后,便为它就能使“以往关于《水浒》只有到了明朝中后期才趋于完善的种种论断,关于施耐庵乃是郭勋门客托名的种种假设都已经不攻自破”.我以为这未免把复杂的学术问题过于简单化了.刘文所反对的“以往所谓……种种假设”,其主要矛头乃是针对拙作《〈水浒〉祖本探考——兼论“施耐庵”为郭勋门客之托名》(《江汉论坛》1982年1期)等文而发,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