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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过马路说明，只要有人带头违规，我就加入其中，反正法不责众。
中国式结婚表明，婚姻绝非两人之间的事，而是两个家庭，乃至两个家族的融合。
中国式离婚告诉我们，宁可瓦全，绝不玉碎。
中国式体育讲述的是，举全国之力，金牌无法承受之重。
中国式投资演绎的则是，买椟就好，跟珠无关；只要有人接盘，“博傻”就好。
凡此种种，诸多打上“中国特色”标签的行为形形色色，却有不少的共同之处，并且其背后的文化因素也大抵相同。那究竟是什么造就了如此众多的中国式行为？我们该如何评价这一独特的文化背景？
剥丝抽茧“六宗罪”
把各种各样的中国式行为归纳在一起，我们发现：以下六方面存在着共性，并且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
其一，讲故事，听者众。
翻开史书，关于祥瑞的记载比比皆是。比如汉宣帝时期，颍川太守黄霸发现了一只长尾雄鸡，进献给皇帝，称其是“凤凰”。皇帝龙颜大悦，天降祥瑞，说明老天爷表彰他皇帝做得好，于是升黄霸为御史大夫。也就是说，从河南省禹州市市长升职为中纪委书记。
放在当下，人们肯定是不信的，鸡大家都见过，凤凰却只出现在神话传说中。但在古代，老百姓都相信，毕竟天人是感应的；不仅如此，连皇帝都深信不疑，还写进了史书。
讲故事和盲听、盲信，历来就密不可分，就像硬币的正反两面。不要以为随着时代进步，祥瑞已经没有市场。实际上，关于祥瑞的故事，从未销声匿迹，只不过换个马甲而已，尤其是在资本市场上。
比如说，手游、民营银行、自贸区等，哪一个不是在概念阶段，就一路高歌、突飞猛进？哪一个不是鸡犬升天，即使是八竿子刚能打着一点点，就赚得盆圆钵满？
其二，随大流，不挨揍。
“枪打出头鸟”是一句俗语，说的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总要承担风险，做事情太冒尖也容易出问题。这表明，大多数中国人或多或少都是风险规避者。与之相近的是另一句口头语“随大流，不挨揍”，一定程度上从众是个明智选择。
唐太宗时期，有魏征作标杆，很多大臣敢于向黄帝提意见。到了武则天执掌天下的时候，敢于直言的谏官寥寥，相反，有来俊臣这样的极品酷吏作“榜样”，一时间，揭发告密者横行，冤假错案频频发生。
诚然，前面有深水时，跟着前车并保持一定的距离是最佳方案；选择餐馆时，看哪家食客多，甚至排队等位的人越多，表明菜品和厨艺必然上乘。
投资市场上，我们也经常看到类似的现象。当中国大妈成为一个新名词的时候，足可以看到抢购实物黄金的中国投资者人数之众；当盲目跟风在股市盛行的时候，你就知道“追涨杀跌”背后的行为逻辑；当小学教育成为稀缺资源的时候，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学区房就成为香饽饽，有的总价过亿也就不难理解。
其三，重人情，轻世故。
从禹的儿子启开创夏朝到清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溥仪退位，前后三千多年一直奉行的是人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是最高统治者，他的话叫圣旨，拥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人们更看重人的作用，而忽视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更强调人的情感，而非法的精神。于是乎，《红楼梦》里的“葫芦僧判断葫芦案”变得司空见惯，包拯怒铡陈世美显得凤毛麟角，并且是出现在戏剧舞台上，而非现实之中。
所以，我们能看到赵丹阳和巴菲特吃了顿午餐，两人聊了点关于股票的事，赵丹阳手里的物美和巴菲特投资的比亚迪就开始大涨而特涨的怪现象，而不去管这两家公司本身的价值。
再比如史玉柱，当年公司破产坑了一大帮买楼花的人。几年后，当他藉脑白金东山再起，用一个多亿回购了巨人大厦的楼花。于是，史玉柱被塑造成英雄，一个讲良心的企业家，没有人再去追究烂尾楼给多少家庭造成伤害的责任。
其四，不拘泥，巧变通。
武则天是中国唯一一位女皇帝，在登基前遇到的挑战也前所未有。首先，要为自己当皇帝找到法理基础，但传统儒家文化里“牝鸡之晨，惟家之索”的说法无疑把她的前路堵死了。既然儒家不灵，那就在佛教典籍里寻找。《大云经》里关于净光天女成女王的传说，就成为最有说服力的依据。于是，《大云经》的通俗读本《大云经疏》和普及教育基地大云寺，就遍地开花，为女皇陛下鸣锣开道。
此路不通绕道行。这种善于变通的做法，是很多中国人心底认同，至少不会反感的。中国式过马路——只要凑够一撮人，就跟红绿灯无关——其实也是一种灵活变通的方式。中国式问责制——涉事官员先被撤职，几年后异地复出——体现的同样是变通。
资本市场上也是如此。当IPO无望的时候，并购重组、借壳上市就成为不错的选择。当保护投资者利益和企业的融资需求之间出现两难选择的时候，优先股就横空出世，好像是专为解决上述问题做出的制度设计。当诸多理财渠道纷纷关上的时候，民间借贷、小额贷款似乎又为投资者开启了一扇窗。
其五，赌不赌，两重天。
中国人容易走两个极端，要么“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要么拿身家性命，乃至家族兴盛奋力一博，“成者王侯败者贼”。
鲁迅作品关于民众麻木不仁的描写，是前一种状态在某个历史时期的大众化。而历史上的朝代更替期，后一种状态就变得更有号召力，从农民起义到武装暴动，再到政变兵变，“大楚兴，陈胜王”，“迎闯王，不纳粮”，哪一个不是在豪赌，哪一个不是极具煽动性。
我们看现代人的投资理财，也延续了这样的两种状态。有的人只知道一门心思努力工作，多挣钱，然后存银行，根本就不懂得钱生钱的道理，也不会做任何方式的投资或者理财。更有甚者，对于保险一窍不通，觉得是在花冤枉钱，现在身体好好的，买什么保险啊。除了单位给上的四险一金外，舍不得买任何一种形式的商业保单。所有的积蓄都躺在银行户头上睡大觉，至多是定期存款，根本就不想办法，任凭通货膨胀一天天侵蚀着自己的资产。 有的人则是将投资理财推向另一个极端，非常偏好高收益、高风险的产品，不惜将自己百分之八九十的资产都投入进去，像赌徒一样去博取更高的收益。比如说融资融券，一些券商对中小投资者只开放融资业务，也就是仅仅鼓励投资者运用融资杠杆博取更大的收益，而忽视其中存在的高风险；至于融券这样的对冲风险手段，却不对中小投资者开放。
很多人喜欢运用财务杠杆，放大自己的风险、收益。一些企业家喜欢玩借鸡生蛋的游戏，在银行贷款、民间借贷、IPO融资等外来资金之间游刃有余，长袖善舞。当然，也有在乾坤大挪移的过程中因捂不住盖子而资金链断裂的。很多炒房者青睐抵押贷款，只要付得起首付和月供，就能撬动上千万的房产。期货、外汇等采用保证金交易的投资方式，在中国从来就不缺少拥趸，趋之若鹜，乐此不彼。
几乎所有的投资理财书，都会讲到资产的合理配置，讲到“不要把所有鸡蛋都放进同一个篮子”。但是，在中国投资者身上，我们却经常能看到孤注一掷，看到“把所有鸡蛋都放进同一个篮子，并且想办法把别人的鸡蛋也放进这个篮子”。
其六，重局部，轻大局。
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在敌与友之间不断变换着身份。赤壁之战，刘备和孙权是盟友，一起对付曹操；后来，刘备的地盘不断扩大，孙权和曹操又走在了一起。吕蒙白衣渡江，关羽败走麦城；刘备执意复仇，却在夷陵之战中被火烧连营，最后死在白帝城。无论三国中哪一方，都是为各自的利益而拼杀或结盟。
再说一下明朝。在这个朝代的中后期，皇权和相权形成尖锐的矛盾。比如万历一朝，在立太子这个关键问题上，大臣坚持立嫡立长，皇帝有自己的小算盘。于是乎，一大批重臣开始死谏，即使被打板子、革职流放甚至掉脑袋，依然是前赴后继，层出不穷。表面上看，这些人，可以说忠心可鉴，宁折不弯；但实际上，也不过是为了内阁这个小团体的利益。
而现代，这种为局部利益而置大局不顾的做法，也散见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谓中国式过马路，就是方便自己，方便一小撮人，而对公众利益、交通规则置若罔闻。中国式接孩子，就是为了方便自家孩子而把各种交通工具挤满学校门口的马路，让路过的车辆和行人苦不堪言。
博弈论里有一个著名的案例——囚徒困境，个体的理性选择加总在一起，最后是集体利益受损。我们总在遭遇这样的困境。上公交车的时候，每个人都往里挤，希望抢占一个好的位置，最后的结果是无法正常发车，所有人都迟到。很多奶企都在考虑利润最大化，如何压缩成本，不惜添加三聚氰胺等添加剂，却没想到别人也这么想、这么做，最后的结果是整个行业遭殃，没有人再敢喝任何品牌的牛奶。
资本市场上也是如此。一些上市公司自以为聪明，用财务造假、内幕交易等欺瞒投资者；耍小聪明的公司多了，就会带来整体的信任危机，投资者用脚投票。一些投资者看什么热就炒什么，从黄金到核桃，从黄花梨到玛瑙，只要高价卖出就能挣钱；却没想到，大家都来投资，市场需求量却无法数倍放大，最后的结果就是“炒房成了房东，炒股成了股东”。
追本溯源儒文化
前面提到的六种行为，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环环相扣，紧密结合在一起。其中的核心是“重人情，轻世故”，它是其它行为的基础。因为重视人的作用，所以“大师”们无论讲什么，在普通百姓听来都是经典。因为轻视事的发展与公共规范，所以很多人喜欢变通。大黄鸭出世没多少长时间，各地的山寨版大黄鸭就四处开花。由此，也不难理解盗版光盘在中国屡禁不止，因为从文化传统层面，人们并不排斥这种变通行为。
再比如，从众行为跟“重局部，轻大局”是互为表里的。重视个人利益或者说小团体的利益，是一窝蜂似的从众行为的文化驱动力；从众行为看似有利于个人利益，但从众行为叠加在一起，却是整体利益受损，“大河缺水小河干”，最终也会影响到个人利益。
这六种行为的背后到底有没有共同的文化传统在起作用？这种文化传统又是什么呢？
显然，答案是肯定的。主宰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儒家文化在人们的思想里根深蒂固，深深地影响了各种看似不合理实则合理、看似理性实则非理性的行为。
由圣人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经过后代追随者们的阐释和发展，最终演变成历代统治者所青睐的文化教条和精神支柱，各种行为无一不打上它的烙印。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义、礼、智、信”，其中“仁”又排在首位。所谓“仁”，是指爱人，凡事不能光想着自己，多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为别人考虑，做事为人为己。而其实，“仁”不过一个美好的理想。儒家认为，要做到“仁”，则要遵循“义”和“礼”，前者是道德规范，后者是行为规则；此外，大力提倡“忠、孝、悌”，也就是对上级、对长辈最大程度的尊重。
可以看出，儒家文化的一切出发点都是以人为标准的，全凭个人好恶和感性，并没有一个客观、可量化的东西。当然，这样的文化是有利于封建统治的，统治者制定的规则必然全盘接受才是“忠”。既然如此，上级和长辈讲的故事，不管好坏，你必须听进去，并按照他们提倡的去做事。
我们再看“智”。这个字自然包含了灵活和变通。只要不违背“义”和“礼”，只要对上级和长辈保持尊重，你尽可能去创造和发挥。
至于“信”，这个商业社会的道德基石则是放在最后的。也就是说，所有商业规则、做事情的规范虽然重要，可跟义、礼、忠、孝等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一定是次要的，是暂时可以不考虑的。既然如此，对公共规则的变通、灵活处理也就不难被人们所接受，并进一步地改造、利用，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对做事规则的漠视和灵活处理，决定了个人甚至是小团体违规行为的频发；至于这些行为加总在一起使整体利益受损，则是大多数人事前并未意料到的。比如食品安全问题，做饮料认为多添加些色素、糖精、防腐剂等不会怎么样；做包装盒的为降低成本，使用重金属超标的材料；开超市看饮料快过期了，换个新标签，觉得这样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可问题是，这样的饮料谁还敢喝，最后从中获利的相关行业统统遭殃。 在儒家文化的制约下，大众容易呈现两种状态：大多数人喜欢让别人来拿主意，在单位领导说了算，在家里听从父母的意见，就连找对象都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但也有一部分人表现出逆反心理，过分相信自己，从来不信什么专家，喜欢孤注一郑，奋力改变命运，而对风险考虑不足。
总而言之，开什么样的花，自然结什么样的果，万物变化皆有因。诸多中国式行为，跟中国最传统的儒家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横看成岭侧成峰
最后，对儒家文化及其影响的行为方式，做一个简单的评判。经过研究后，我们发现，给儒家文化贴上一个好标签或是坏标签，都是不恰当的。凡事都有其两面性。
首先，那些文化劣根性的东西必须批判，并且想尽各种办法去纠正。
情大于法、人重于物的做法，会损伤社会的公正性，进而开历史的倒车。比如，食品安全的治理，没有严厉的惩处，造假的三鹿最后重组了，涉事的官员隔几年又复出了，司法公正在讲人情中消失殆尽，结果是不添加三聚氰胺，别的有损身体健康的东西照样添加，消费者对国产奶粉彻底失去信心。本来社会分工是文明进步的表现，可企业败德行为的频繁发生，终极结局有可能是重返自然经济时代，每家都种上几亩地、养上几头牛，以保障全家的食品安全。
全部的盲听、盲信，凡事不过脑子，肯定是不对的，那样就失去自己辨别是非的能力，只能跟在别人的屁股后边，也许有“人家吃肉，自己喝汤”的机会，但大多数时候连汤都喝不到。反过来，过分相信自己，不停他人的意见，倾其所有甚至运用财务杠杆去博取高收益，则是风险极高，很有可能赔得血本无归。显然，听取别人意见和坚持自我如何合理地结合在一起，才是最理性的选择。
其次，对于传统文化，不要一棒子打死，还要发现其闪光点，并在现实生活中发扬光大。
比如说变通和融合，排除掉那些小聪明和对法理的伤害，有时候也不啻为一种创新方式和处理矛盾冲突的合理化解决方案。
观音菩萨是一位舶来的神仙。在印度，观音菩萨是男身，隋唐之前传入中国时也是如此，那时留下来的塑像都是唇上有一撇小胡子。可是唐朝以后，观音变成慈祥和蔼的女性形象，这是为了顺应中国人“父严母慈”的文化认同感，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不就应当是母亲的形象？更有意思的是，观音本名观世音，为了避讳唐太宗李世民的名字而改名。这些变化，显然反映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影响力和创造性天赋。
现实生活中，也经常有这样的创新。像为了照顾各方利益，在评奖的时候出现并列第一，金鸡、百花评奖经常出现类似情形，而被人戏称为“双黄蛋”。当出现左右为难的情况，不管怎么选择都无法避免矛盾冲突，这时聪明的中国人就会想出一个好的办法，那就是取一个中间状态，各方都能接受。皇太极去世后，福临上位、多尔衮摄政就是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电视节目《赢在中国》中，因中途改变规则而难以判断两对胜负的时候，并列第一就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其实说来，大凡文化的事，原本就没有完全的好坏对错，只要取长补短、趋利避害，对于糟粕，通过别的方法和途径加以约束和修正，对于精华，要学习和继承，就能更好地指导我们的行为，并在现实活动发挥正能量。
中国式结婚表明，婚姻绝非两人之间的事，而是两个家庭，乃至两个家族的融合。
中国式离婚告诉我们，宁可瓦全，绝不玉碎。
中国式体育讲述的是，举全国之力，金牌无法承受之重。
中国式投资演绎的则是，买椟就好，跟珠无关；只要有人接盘，“博傻”就好。
凡此种种，诸多打上“中国特色”标签的行为形形色色，却有不少的共同之处，并且其背后的文化因素也大抵相同。那究竟是什么造就了如此众多的中国式行为？我们该如何评价这一独特的文化背景？
剥丝抽茧“六宗罪”
把各种各样的中国式行为归纳在一起，我们发现：以下六方面存在着共性，并且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
其一，讲故事，听者众。
翻开史书，关于祥瑞的记载比比皆是。比如汉宣帝时期，颍川太守黄霸发现了一只长尾雄鸡，进献给皇帝，称其是“凤凰”。皇帝龙颜大悦，天降祥瑞，说明老天爷表彰他皇帝做得好，于是升黄霸为御史大夫。也就是说，从河南省禹州市市长升职为中纪委书记。
放在当下，人们肯定是不信的，鸡大家都见过，凤凰却只出现在神话传说中。但在古代，老百姓都相信，毕竟天人是感应的；不仅如此，连皇帝都深信不疑，还写进了史书。
讲故事和盲听、盲信，历来就密不可分，就像硬币的正反两面。不要以为随着时代进步，祥瑞已经没有市场。实际上，关于祥瑞的故事，从未销声匿迹，只不过换个马甲而已，尤其是在资本市场上。
比如说，手游、民营银行、自贸区等，哪一个不是在概念阶段，就一路高歌、突飞猛进？哪一个不是鸡犬升天，即使是八竿子刚能打着一点点，就赚得盆圆钵满？
其二，随大流，不挨揍。
“枪打出头鸟”是一句俗语，说的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总要承担风险，做事情太冒尖也容易出问题。这表明，大多数中国人或多或少都是风险规避者。与之相近的是另一句口头语“随大流，不挨揍”，一定程度上从众是个明智选择。
唐太宗时期，有魏征作标杆，很多大臣敢于向黄帝提意见。到了武则天执掌天下的时候，敢于直言的谏官寥寥，相反，有来俊臣这样的极品酷吏作“榜样”，一时间，揭发告密者横行，冤假错案频频发生。
诚然，前面有深水时，跟着前车并保持一定的距离是最佳方案；选择餐馆时，看哪家食客多，甚至排队等位的人越多，表明菜品和厨艺必然上乘。
投资市场上，我们也经常看到类似的现象。当中国大妈成为一个新名词的时候，足可以看到抢购实物黄金的中国投资者人数之众；当盲目跟风在股市盛行的时候，你就知道“追涨杀跌”背后的行为逻辑；当小学教育成为稀缺资源的时候，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学区房就成为香饽饽，有的总价过亿也就不难理解。
其三，重人情，轻世故。
从禹的儿子启开创夏朝到清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溥仪退位，前后三千多年一直奉行的是人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是最高统治者，他的话叫圣旨，拥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人们更看重人的作用，而忽视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更强调人的情感，而非法的精神。于是乎，《红楼梦》里的“葫芦僧判断葫芦案”变得司空见惯，包拯怒铡陈世美显得凤毛麟角，并且是出现在戏剧舞台上，而非现实之中。
所以，我们能看到赵丹阳和巴菲特吃了顿午餐，两人聊了点关于股票的事，赵丹阳手里的物美和巴菲特投资的比亚迪就开始大涨而特涨的怪现象，而不去管这两家公司本身的价值。
再比如史玉柱，当年公司破产坑了一大帮买楼花的人。几年后，当他藉脑白金东山再起，用一个多亿回购了巨人大厦的楼花。于是，史玉柱被塑造成英雄，一个讲良心的企业家，没有人再去追究烂尾楼给多少家庭造成伤害的责任。
其四，不拘泥，巧变通。
武则天是中国唯一一位女皇帝，在登基前遇到的挑战也前所未有。首先，要为自己当皇帝找到法理基础，但传统儒家文化里“牝鸡之晨，惟家之索”的说法无疑把她的前路堵死了。既然儒家不灵，那就在佛教典籍里寻找。《大云经》里关于净光天女成女王的传说，就成为最有说服力的依据。于是，《大云经》的通俗读本《大云经疏》和普及教育基地大云寺，就遍地开花，为女皇陛下鸣锣开道。
此路不通绕道行。这种善于变通的做法，是很多中国人心底认同，至少不会反感的。中国式过马路——只要凑够一撮人，就跟红绿灯无关——其实也是一种灵活变通的方式。中国式问责制——涉事官员先被撤职，几年后异地复出——体现的同样是变通。
资本市场上也是如此。当IPO无望的时候，并购重组、借壳上市就成为不错的选择。当保护投资者利益和企业的融资需求之间出现两难选择的时候，优先股就横空出世，好像是专为解决上述问题做出的制度设计。当诸多理财渠道纷纷关上的时候，民间借贷、小额贷款似乎又为投资者开启了一扇窗。
其五，赌不赌，两重天。
中国人容易走两个极端，要么“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要么拿身家性命，乃至家族兴盛奋力一博，“成者王侯败者贼”。
鲁迅作品关于民众麻木不仁的描写，是前一种状态在某个历史时期的大众化。而历史上的朝代更替期，后一种状态就变得更有号召力，从农民起义到武装暴动，再到政变兵变，“大楚兴，陈胜王”，“迎闯王，不纳粮”，哪一个不是在豪赌，哪一个不是极具煽动性。
我们看现代人的投资理财，也延续了这样的两种状态。有的人只知道一门心思努力工作，多挣钱，然后存银行，根本就不懂得钱生钱的道理，也不会做任何方式的投资或者理财。更有甚者，对于保险一窍不通，觉得是在花冤枉钱，现在身体好好的，买什么保险啊。除了单位给上的四险一金外，舍不得买任何一种形式的商业保单。所有的积蓄都躺在银行户头上睡大觉，至多是定期存款，根本就不想办法，任凭通货膨胀一天天侵蚀着自己的资产。 有的人则是将投资理财推向另一个极端，非常偏好高收益、高风险的产品，不惜将自己百分之八九十的资产都投入进去，像赌徒一样去博取更高的收益。比如说融资融券，一些券商对中小投资者只开放融资业务，也就是仅仅鼓励投资者运用融资杠杆博取更大的收益，而忽视其中存在的高风险；至于融券这样的对冲风险手段，却不对中小投资者开放。
很多人喜欢运用财务杠杆，放大自己的风险、收益。一些企业家喜欢玩借鸡生蛋的游戏，在银行贷款、民间借贷、IPO融资等外来资金之间游刃有余，长袖善舞。当然，也有在乾坤大挪移的过程中因捂不住盖子而资金链断裂的。很多炒房者青睐抵押贷款，只要付得起首付和月供，就能撬动上千万的房产。期货、外汇等采用保证金交易的投资方式，在中国从来就不缺少拥趸，趋之若鹜，乐此不彼。
几乎所有的投资理财书，都会讲到资产的合理配置，讲到“不要把所有鸡蛋都放进同一个篮子”。但是，在中国投资者身上，我们却经常能看到孤注一掷，看到“把所有鸡蛋都放进同一个篮子，并且想办法把别人的鸡蛋也放进这个篮子”。
其六，重局部，轻大局。
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在敌与友之间不断变换着身份。赤壁之战，刘备和孙权是盟友，一起对付曹操；后来，刘备的地盘不断扩大，孙权和曹操又走在了一起。吕蒙白衣渡江，关羽败走麦城；刘备执意复仇，却在夷陵之战中被火烧连营，最后死在白帝城。无论三国中哪一方，都是为各自的利益而拼杀或结盟。
再说一下明朝。在这个朝代的中后期，皇权和相权形成尖锐的矛盾。比如万历一朝，在立太子这个关键问题上，大臣坚持立嫡立长，皇帝有自己的小算盘。于是乎，一大批重臣开始死谏，即使被打板子、革职流放甚至掉脑袋，依然是前赴后继，层出不穷。表面上看，这些人，可以说忠心可鉴，宁折不弯；但实际上，也不过是为了内阁这个小团体的利益。
而现代，这种为局部利益而置大局不顾的做法，也散见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谓中国式过马路，就是方便自己，方便一小撮人，而对公众利益、交通规则置若罔闻。中国式接孩子，就是为了方便自家孩子而把各种交通工具挤满学校门口的马路，让路过的车辆和行人苦不堪言。
博弈论里有一个著名的案例——囚徒困境，个体的理性选择加总在一起，最后是集体利益受损。我们总在遭遇这样的困境。上公交车的时候，每个人都往里挤，希望抢占一个好的位置，最后的结果是无法正常发车，所有人都迟到。很多奶企都在考虑利润最大化，如何压缩成本，不惜添加三聚氰胺等添加剂，却没想到别人也这么想、这么做，最后的结果是整个行业遭殃，没有人再敢喝任何品牌的牛奶。
资本市场上也是如此。一些上市公司自以为聪明，用财务造假、内幕交易等欺瞒投资者；耍小聪明的公司多了，就会带来整体的信任危机，投资者用脚投票。一些投资者看什么热就炒什么，从黄金到核桃，从黄花梨到玛瑙，只要高价卖出就能挣钱；却没想到，大家都来投资，市场需求量却无法数倍放大，最后的结果就是“炒房成了房东，炒股成了股东”。
追本溯源儒文化
前面提到的六种行为，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环环相扣，紧密结合在一起。其中的核心是“重人情，轻世故”，它是其它行为的基础。因为重视人的作用，所以“大师”们无论讲什么，在普通百姓听来都是经典。因为轻视事的发展与公共规范，所以很多人喜欢变通。大黄鸭出世没多少长时间，各地的山寨版大黄鸭就四处开花。由此，也不难理解盗版光盘在中国屡禁不止，因为从文化传统层面，人们并不排斥这种变通行为。
再比如，从众行为跟“重局部，轻大局”是互为表里的。重视个人利益或者说小团体的利益，是一窝蜂似的从众行为的文化驱动力；从众行为看似有利于个人利益，但从众行为叠加在一起，却是整体利益受损，“大河缺水小河干”，最终也会影响到个人利益。
这六种行为的背后到底有没有共同的文化传统在起作用？这种文化传统又是什么呢？
显然，答案是肯定的。主宰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儒家文化在人们的思想里根深蒂固，深深地影响了各种看似不合理实则合理、看似理性实则非理性的行为。
由圣人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经过后代追随者们的阐释和发展，最终演变成历代统治者所青睐的文化教条和精神支柱，各种行为无一不打上它的烙印。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义、礼、智、信”，其中“仁”又排在首位。所谓“仁”，是指爱人，凡事不能光想着自己，多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为别人考虑，做事为人为己。而其实，“仁”不过一个美好的理想。儒家认为，要做到“仁”，则要遵循“义”和“礼”，前者是道德规范，后者是行为规则；此外，大力提倡“忠、孝、悌”，也就是对上级、对长辈最大程度的尊重。
可以看出，儒家文化的一切出发点都是以人为标准的，全凭个人好恶和感性，并没有一个客观、可量化的东西。当然，这样的文化是有利于封建统治的，统治者制定的规则必然全盘接受才是“忠”。既然如此，上级和长辈讲的故事，不管好坏，你必须听进去，并按照他们提倡的去做事。
我们再看“智”。这个字自然包含了灵活和变通。只要不违背“义”和“礼”，只要对上级和长辈保持尊重，你尽可能去创造和发挥。
至于“信”，这个商业社会的道德基石则是放在最后的。也就是说，所有商业规则、做事情的规范虽然重要，可跟义、礼、忠、孝等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一定是次要的，是暂时可以不考虑的。既然如此，对公共规则的变通、灵活处理也就不难被人们所接受，并进一步地改造、利用，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对做事规则的漠视和灵活处理，决定了个人甚至是小团体违规行为的频发；至于这些行为加总在一起使整体利益受损，则是大多数人事前并未意料到的。比如食品安全问题，做饮料认为多添加些色素、糖精、防腐剂等不会怎么样；做包装盒的为降低成本，使用重金属超标的材料；开超市看饮料快过期了，换个新标签，觉得这样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可问题是，这样的饮料谁还敢喝，最后从中获利的相关行业统统遭殃。 在儒家文化的制约下，大众容易呈现两种状态：大多数人喜欢让别人来拿主意，在单位领导说了算，在家里听从父母的意见，就连找对象都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但也有一部分人表现出逆反心理，过分相信自己，从来不信什么专家，喜欢孤注一郑，奋力改变命运，而对风险考虑不足。
总而言之，开什么样的花，自然结什么样的果，万物变化皆有因。诸多中国式行为，跟中国最传统的儒家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横看成岭侧成峰
最后，对儒家文化及其影响的行为方式，做一个简单的评判。经过研究后，我们发现，给儒家文化贴上一个好标签或是坏标签，都是不恰当的。凡事都有其两面性。
首先，那些文化劣根性的东西必须批判，并且想尽各种办法去纠正。
情大于法、人重于物的做法，会损伤社会的公正性，进而开历史的倒车。比如，食品安全的治理，没有严厉的惩处，造假的三鹿最后重组了，涉事的官员隔几年又复出了，司法公正在讲人情中消失殆尽，结果是不添加三聚氰胺，别的有损身体健康的东西照样添加，消费者对国产奶粉彻底失去信心。本来社会分工是文明进步的表现，可企业败德行为的频繁发生，终极结局有可能是重返自然经济时代，每家都种上几亩地、养上几头牛，以保障全家的食品安全。
全部的盲听、盲信，凡事不过脑子，肯定是不对的，那样就失去自己辨别是非的能力，只能跟在别人的屁股后边，也许有“人家吃肉，自己喝汤”的机会，但大多数时候连汤都喝不到。反过来，过分相信自己，不停他人的意见，倾其所有甚至运用财务杠杆去博取高收益，则是风险极高，很有可能赔得血本无归。显然，听取别人意见和坚持自我如何合理地结合在一起，才是最理性的选择。
其次，对于传统文化，不要一棒子打死，还要发现其闪光点，并在现实生活中发扬光大。
比如说变通和融合，排除掉那些小聪明和对法理的伤害，有时候也不啻为一种创新方式和处理矛盾冲突的合理化解决方案。
观音菩萨是一位舶来的神仙。在印度，观音菩萨是男身，隋唐之前传入中国时也是如此，那时留下来的塑像都是唇上有一撇小胡子。可是唐朝以后，观音变成慈祥和蔼的女性形象，这是为了顺应中国人“父严母慈”的文化认同感，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不就应当是母亲的形象？更有意思的是，观音本名观世音，为了避讳唐太宗李世民的名字而改名。这些变化，显然反映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影响力和创造性天赋。
现实生活中，也经常有这样的创新。像为了照顾各方利益，在评奖的时候出现并列第一，金鸡、百花评奖经常出现类似情形，而被人戏称为“双黄蛋”。当出现左右为难的情况，不管怎么选择都无法避免矛盾冲突，这时聪明的中国人就会想出一个好的办法，那就是取一个中间状态，各方都能接受。皇太极去世后，福临上位、多尔衮摄政就是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电视节目《赢在中国》中，因中途改变规则而难以判断两对胜负的时候，并列第一就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其实说来，大凡文化的事，原本就没有完全的好坏对错，只要取长补短、趋利避害，对于糟粕，通过别的方法和途径加以约束和修正，对于精华，要学习和继承，就能更好地指导我们的行为，并在现实活动发挥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