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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东省菏泽市的牡丹区和曹县交界处，有3个相距不过一二里路、形成“品”字形的村庄，分别叫刘岗、曹楼和伊庄。这3个村是抗战时期鲁西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因日军在地图上用红笔把这3个村圈在一起，并写上一个大大的“赤”字，此后人们称之为“红三村”。1940年10月至1941年初，在9000多名国民党顽军和日伪军的包围及进攻下，我少量地方武装和群众一起顽强保卫“红三村”3个多月，并取得最后胜利，“红三村”从此闻名天下。
大敌当前，
决定坚守“红三村”
1939年2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代旅长杨得志等率部分兵力，东渡黄河挺进鲁西南重镇菏泽，在曹县西北的刘岗一带联合地方抗日武装，合编为冀鲁豫支队，开辟了以菏泽、曹县为中心的冀鲁豫敌后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刘岗、曹楼、伊庄3个村和附近的安陵是鲁西南根据地的大本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地军民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日伪的“扫荡”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
1940年8月4日，杨得志率冀鲁豫支队主力奉命返回黄河以北参加反“扫荡”作战，原陇海支队一、二大队随行，鲁西南地区仅留下中共鲁西南地委机关和地委独立团团长张耀汉带领的一支200人的武装在这一带坚持斗争。
鲁西南是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南大门，是八路军控制陇海路的一个前沿阵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因此，八路军主力部队北上后，盘踞在鲁西南的国民党顽军趁机猖獗起来，分6路从四面八方大举进攻以“红三村”和安陵为中心的鲁西南抗日根据地，妄图消灭中共鲁西南地委机关及抗日武装，总出兵达到9000多人。
当时，中共鲁西南地委将鲁西南地区的中心区分别划为3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内有100多个村庄；第二道防线内有20多个村庄；万一前两道防线坚守不住，就只有固守第三道防线，即由“红三村”构成的防线。为了固守第一道防线，地委派王法礼率游击小组和民兵共10多人，驻守南边的沙扈村。9月的一天晚上，国民党曹县保安团团长王子魁率部将沙扈村团团包围，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王法礼和战友们最终全部牺牲。第一道防线失守后，敌人的气焰更加嚣张，各路顽军纷纷向我中心区进逼，并得意忘形地叫嚣：“‘红三村’成了孤岛，不用两天就把它‘淹没’了。”“共产党鲁西南根据地，如今一枪就能打穿，‘红三村’就要完蛋了！”
中共鲁西南地委接受了分散驻守第一道防线失利的教训，决定第二道防线不再分兵驻守，而是依靠当地民兵和群众，骚扰、牵制顽军，尽量保存力量，紧缩“拳头”，重点固守“红三村”。
由于形势愈来愈严峻，1940年9月15日，中共鲁西南地委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认为，“红三村”关系着鲁西南抗日根据地的存亡，决定坚持公开斗争，坚守“红三村”，直到主力部队回来。
尔后，中共鲁西南地委进行了战斗分工：地委书记戴晓东和宣传部部长袁复荣率领地委机关大部分人员驻伊庄，有枪10多支，负责指挥全局；组织部部长王健民率机关少数人驻刘岗，领导群众保卫刘岗，并支援其他两村的斗争；军事部部长宋励华率领10多名武装人员和曹县县委、县政府机关干部驻曹楼，主要任务是打击镇压地方上的坏分子，扰乱和打击小股顽军，通过各种关系了解敌情；统战部部长刘齐滨带病驻井王村，以其在鲁西南的威望，广泛利用关系进行统战工作；张耀汉带领独立团，作为机动力量，采取内外线结合的方法，寻机歼敌，牵制顽军力量。
众志成城，
痛击各路来犯之敌
一听说地委决定坚守“红三村”，“红三村”内立刻群情振奋，誓死保卫红色根据地。在中共鲁西南地委的领导下，“红三村”每村都成立了战斗指挥部，青壮年男子组成战斗队，妇女和儿童团组成后勤队，身体稍好的老年人也主动报名参加守寨队、巡逻队或后勤队。当时的“红三村”，人人皆兵，大家听从指挥部的统一指挥：战斗队行动实行军事化，集中住宿，日夜站岗放哨，土枪、土炮、长矛、铁锨、斧头都成了队员们的武器；村中的富裕户也积极支持保卫“红三村”的斗争，有的主动捐出粮食、棉花、衣服、布匹。
为利于固守，“红三村”群众将旧寨壕开挖一丈多深，从寨内挖暗道与寨壕相通，以便出击，3个村之间也都挖有交通沟。3个村都加高、增厚了寨墙，寨墙上置有土枪、土炮、长矛和砖石、瓦块，墙垛上备有滚木和礌石，寨墙上每隔二三十步距离悬挂一个带罩的灯笼，从寨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下面的情况，下边却看不到寨上的动静。寨墙上白天每50步设一人、夜里每10步设一人站岗放哨，干部和群众一起值夜班，地委的几个领导同志每夜都巡逻几趟。同时，地委几名负责人还分别带领部分武装人员深入“红三村”及外围部分村庄，积极发动群众。众志成城的“红三村”军民，誓与“红三村”共存亡。
一切准备停当，一场顽强、巧妙的斗争就此展开了。
1940年10月下旬的一天，进驻到伊庄对面的顽军王子魁部，凭借一门迫击炮，率部向伊庄进犯。凌晨时分，战斗打响了。当敌人的突击队逼近寨墙时，墙上军民立即推下滚木，把云梯上的敌人砸了下去，又用手榴弹和石头阻击敌人的进攻，将敌突击队消灭在寨墙下。敌人又调动大部队继续攻寨，伊庄军民毫不畏惧，猛烈还击。这时，驻守曹楼、刘岗的我军民按照事前“一村有情况，各村齐支援”的约定，从背后侧翼向敌人发起攻击，张耀汉带领独立团的200名战士也及时赶来投入战斗，敌人腹背受挫，仓皇逃窜。这是保卫“红三村”的第一仗，这次战斗的胜利，使“红三村”得到武器和弹药补充，打击了日伪和国民党顽军的嚣张气焰，对处于抗日战争艰难时期的鲁西南人民是个很大的鼓舞。
11月中旬，王子魁令其部下兵分两路向曹楼进攻，遭到守寨军民的顽强反击。顽军被杀伤一部分后，恼羞成怒，在火力掩护下将寨壕炸塌一段，爬上寨墙。守寨军民用土枪、土炮、砖石、瓦块打击顽军，将顽军打回寨外。正在这时，独立团赶来从后侧包抄顽军，顽军在内外夹击下仓皇逃窜。败退的顽军又遭到从刘岗、伊庄赶来的民兵的截击。3个村的男女老少个个手舞大刀、长矛前来助战，共击毙顽军40多名，缴枪21支。“红三村”军民依靠自己的力量短期内两胜顽军，大大鼓舞了斗志，更加坚定了固守“红三村”的信心。 11月下旬的一个深夜，情报员王大爷跑到守寨总指挥部反映说：“俺邻居到南面的村子走亲戚，听说日军明天要攻打我们‘红三村’，咱们得早做准备啊！”确认情报真实后，总指挥部立即召开“红三村”干部紧急会议，研究制定了“诱敌深入，关门打狗”的作战方案。
第二天夜里，在汉奸伪区长卢朗斋的带领下，20多名日军和200多伪军直扑“红三村”。地委决定改变过去“硬碰硬”的打法，诱敌深入，关门打狗。当时，“红三村”的12个寨门大开，民兵们手持长矛、大刀，埋伏在沿街、巷口的围墙里严阵以待。拂晓时，随着远处的狗叫声和零星的枪声，敌人闯进了曹楼村，敌人一看寨门大开，以为人都跑光了，就毫无顾忌地进村烧房。当他们行至村中心时，随着村党支部书记李修生的一声令下，房上、墙头的枪炮声顿时响作一片，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就在这时，地委组织部部长王健民率领刘岗军民及时赶来增援。敌人见势不妙，不敢恋战，急向伊庄方向逃窜，又陷入伊庄民兵的埋伏圈。敌人处处挨打，不敢停留，丢下大批的死尸和枪支弹药，大败而回。“红三村”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
随着敌人对“红三村”屡次进攻的失败，其内部的矛盾也开始日益尖锐。顽军们虽然都想抢占鲁西南抗日根据地的地盘，但是除王子魁一股外，其他几股顽军想的更多的还是如何保存实力，进攻“红三村”的劲头不那么高了，这就给“红三村”下一步进行的统战工作提供了时机。
各个击破，
“红三村”迎来最终胜利
敌人对“红三村”多次进攻未果，便改变战术，实行层层封锁，把“红三村”团团包围起来，力图把我军民困死、饿死。中共鲁西南地委决定派一些干部潜入敌占区，发动群众坚壁清野，抗粮抗捐，以拖住敌人后腿，减轻“红三村”的压力。
首先吃到苦头的是北边进驻菏泽、曹县两县共管的安陵集村的顽军孙秉贤和张志刚部。当时临近初冬，天气渐冷，孙、张部贴出征粮索衣的布告，没人去看；挨家翻箱倒柜，也是空空如也；更要命的是找不到向导，经常遭到我游击小组的伏击。不几天，顽军又冻又饿，狼狈至极。老百姓见了心中大快，趁势放出风声说：“‘红三村’的八路军在绑梯子，要攻打安陵啦！”“杨得志的队伍从北边开回来了！”张志刚听了吓破胆，急忙命令他的部队后退，再也不敢前进一步。
“红三村”北面的威胁解除了，可是西面的威胁却仍然存在，因为遭到地主武装“红枪会”的阻挠和破坏，并且杀害了我们的工作干部。这个“红枪会”的头子和顽军头领马逢乐有勾结，又是日军的忠实走狗。一天夜里，地委军事部部长宋励华得到消息，说该“红枪会”头子正在一个村庄里看戏。宋励华就带着几个便衣战士假装看戏赶到该村，将那名“红枪会”头子当场活捉，并大声向周围的群众讲道：“乡亲们，共产党就在你们身边，给你们撑腰，放心大胆地干吧！坚决不给敌人一颗粮食、一两棉花，饿死他们，冻死他们！今天我代表‘红三村’法庭，依法判处这个罪大恶极的汉奸死刑！”群众一听说八路军来了，高兴万分，喊起了口号。口号声中，这个“红枪会”头子被一枪处决了。
距“红三村”西北10公里的毕寨伪区长“周花脸”听说这件事后，发誓要给八路军点厉害尝尝。他带了几个亲信去找顽军，策划血袭“红三村”，途中夜宿周家集。宋励华得到消息，连夜策马赶到周家集，把“周花脸”和几个汉奸堵在被窝里用枪“点了名”。就这样，宋励华等骑着快马，在“红三村”以西地区神出鬼没地昼伏夜击，镇压了一批汉奸顽匪，打下了敌人的气焰，鼓舞了群众的斗志。
西边的顽军头目马逢乐得不到粮食和布匹，日子很不好过，就想勾结另一个顽军头目胡金泉攻打“红三村”。胡金泉原来是一股势力很大的土匪头目，后来投靠国民党当了独立旅旅长，这支部队有2000多人，装备精良，轻重机枪有100多挺。由于我方积极发动群众坚壁清野，抗粮抗捐，他们同样也是没吃没穿。同时，我方了解到他与马逢乐有旧仇，对攻打“红三村”有些迟疑不决。地委决定对胡金泉开展统战工作，尽力把他争取过来。
地委书记戴晓东通过关系，主动找胡金泉谈话，向他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和中共的方针政策，谈话很投机。戴晓东有个6岁的小女儿，胡金泉为了与中共搞好关系，为自己留条退路，主动提出要认她为干女儿。考虑到统战工作的需要，有利于革命斗争，戴晓东满口答应了。胡金泉见八路军如此讲情义，十分高兴，发誓保持中立。后来他与我军的关系一直比较好，还悄悄卖给我军子弹，许多伪顽军多次要求他攻打“红三村”，都遭到他的拒绝。统战工作的开展，对减轻“红三村”的压力起了很大作用。
1940年冬季，“红三村”的斗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粮食眼看要吃光了，寒冬腊月战士还没能穿上棉衣。共产党员、农会会员勒紧腰带，地委领导与老百姓同甘共苦，忍饥挨饿拿出一些吃的分给“红三村”的群众。在那保卫“红三村”的日日夜夜里，大家每天只能喝碗玉米糊糊。尽管天寒地冻、饥寒交加、大兵压境，英勇无畏的“红三村”军民毫不气馁，他们决心与“红三村”共存亡。在这种情况下，地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派戴晓东赴河北向八路军主力汇报，请求支援。同时，号召“红三村”军民团结一致，树立必胜信念，坚持斗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1940年12月，时任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员杨得志听了鲁西南地委的汇报后，当即派出主力部队日夜兼程赶往“红三村”。31日，八路军主力部队赶到鲁西南后连续向敌人发起攻击，在常乐集一带消灭王子魁部300多人，继而又歼灭石福起部600多人，其他几股顽匪闻风而逃。就这样，长达3个多月的“红三村”保卫战终于胜利结束。
“红三村”保卫战的胜利，创造了平原地区坚守根据地的范例。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委、八路军第二纵队和冀鲁豫军区对此给予了很高评价，并专门写报告上报中共中央，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和赞扬。冀鲁豫军区政委苏振华在边区高干会议上做了《鲁西南三个村庄是怎样坚持下来的》讲话，将这一战斗作为反封锁、反“蚕食”斗争的一个典型范例，在全边区推广。杨得志也在给“红三村”军民的亲笔嘉奖信中称赞道：“你们光荣的斗争，你们光荣的名字将永远留在鲁西南人民心里。”
1977年，“红三村”被山东省命名为“红三村抗日联防遗址”，被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敌当前，
决定坚守“红三村”
1939年2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代旅长杨得志等率部分兵力，东渡黄河挺进鲁西南重镇菏泽，在曹县西北的刘岗一带联合地方抗日武装，合编为冀鲁豫支队，开辟了以菏泽、曹县为中心的冀鲁豫敌后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刘岗、曹楼、伊庄3个村和附近的安陵是鲁西南根据地的大本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地军民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日伪的“扫荡”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
1940年8月4日，杨得志率冀鲁豫支队主力奉命返回黄河以北参加反“扫荡”作战，原陇海支队一、二大队随行，鲁西南地区仅留下中共鲁西南地委机关和地委独立团团长张耀汉带领的一支200人的武装在这一带坚持斗争。
鲁西南是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南大门，是八路军控制陇海路的一个前沿阵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因此，八路军主力部队北上后，盘踞在鲁西南的国民党顽军趁机猖獗起来，分6路从四面八方大举进攻以“红三村”和安陵为中心的鲁西南抗日根据地，妄图消灭中共鲁西南地委机关及抗日武装，总出兵达到9000多人。
当时，中共鲁西南地委将鲁西南地区的中心区分别划为3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内有100多个村庄；第二道防线内有20多个村庄；万一前两道防线坚守不住，就只有固守第三道防线，即由“红三村”构成的防线。为了固守第一道防线，地委派王法礼率游击小组和民兵共10多人，驻守南边的沙扈村。9月的一天晚上，国民党曹县保安团团长王子魁率部将沙扈村团团包围，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王法礼和战友们最终全部牺牲。第一道防线失守后，敌人的气焰更加嚣张，各路顽军纷纷向我中心区进逼，并得意忘形地叫嚣：“‘红三村’成了孤岛，不用两天就把它‘淹没’了。”“共产党鲁西南根据地，如今一枪就能打穿，‘红三村’就要完蛋了！”
中共鲁西南地委接受了分散驻守第一道防线失利的教训，决定第二道防线不再分兵驻守，而是依靠当地民兵和群众，骚扰、牵制顽军，尽量保存力量，紧缩“拳头”，重点固守“红三村”。
由于形势愈来愈严峻，1940年9月15日，中共鲁西南地委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认为，“红三村”关系着鲁西南抗日根据地的存亡，决定坚持公开斗争，坚守“红三村”，直到主力部队回来。
尔后，中共鲁西南地委进行了战斗分工：地委书记戴晓东和宣传部部长袁复荣率领地委机关大部分人员驻伊庄，有枪10多支，负责指挥全局；组织部部长王健民率机关少数人驻刘岗，领导群众保卫刘岗，并支援其他两村的斗争；军事部部长宋励华率领10多名武装人员和曹县县委、县政府机关干部驻曹楼，主要任务是打击镇压地方上的坏分子，扰乱和打击小股顽军，通过各种关系了解敌情；统战部部长刘齐滨带病驻井王村，以其在鲁西南的威望，广泛利用关系进行统战工作；张耀汉带领独立团，作为机动力量，采取内外线结合的方法，寻机歼敌，牵制顽军力量。
众志成城，
痛击各路来犯之敌
一听说地委决定坚守“红三村”，“红三村”内立刻群情振奋，誓死保卫红色根据地。在中共鲁西南地委的领导下，“红三村”每村都成立了战斗指挥部，青壮年男子组成战斗队，妇女和儿童团组成后勤队，身体稍好的老年人也主动报名参加守寨队、巡逻队或后勤队。当时的“红三村”，人人皆兵，大家听从指挥部的统一指挥：战斗队行动实行军事化，集中住宿，日夜站岗放哨，土枪、土炮、长矛、铁锨、斧头都成了队员们的武器；村中的富裕户也积极支持保卫“红三村”的斗争，有的主动捐出粮食、棉花、衣服、布匹。
为利于固守，“红三村”群众将旧寨壕开挖一丈多深，从寨内挖暗道与寨壕相通，以便出击，3个村之间也都挖有交通沟。3个村都加高、增厚了寨墙，寨墙上置有土枪、土炮、长矛和砖石、瓦块，墙垛上备有滚木和礌石，寨墙上每隔二三十步距离悬挂一个带罩的灯笼，从寨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下面的情况，下边却看不到寨上的动静。寨墙上白天每50步设一人、夜里每10步设一人站岗放哨，干部和群众一起值夜班，地委的几个领导同志每夜都巡逻几趟。同时，地委几名负责人还分别带领部分武装人员深入“红三村”及外围部分村庄，积极发动群众。众志成城的“红三村”军民，誓与“红三村”共存亡。
一切准备停当，一场顽强、巧妙的斗争就此展开了。
1940年10月下旬的一天，进驻到伊庄对面的顽军王子魁部，凭借一门迫击炮，率部向伊庄进犯。凌晨时分，战斗打响了。当敌人的突击队逼近寨墙时，墙上军民立即推下滚木，把云梯上的敌人砸了下去，又用手榴弹和石头阻击敌人的进攻，将敌突击队消灭在寨墙下。敌人又调动大部队继续攻寨，伊庄军民毫不畏惧，猛烈还击。这时，驻守曹楼、刘岗的我军民按照事前“一村有情况，各村齐支援”的约定，从背后侧翼向敌人发起攻击，张耀汉带领独立团的200名战士也及时赶来投入战斗，敌人腹背受挫，仓皇逃窜。这是保卫“红三村”的第一仗，这次战斗的胜利，使“红三村”得到武器和弹药补充，打击了日伪和国民党顽军的嚣张气焰，对处于抗日战争艰难时期的鲁西南人民是个很大的鼓舞。
11月中旬，王子魁令其部下兵分两路向曹楼进攻，遭到守寨军民的顽强反击。顽军被杀伤一部分后，恼羞成怒，在火力掩护下将寨壕炸塌一段，爬上寨墙。守寨军民用土枪、土炮、砖石、瓦块打击顽军，将顽军打回寨外。正在这时，独立团赶来从后侧包抄顽军，顽军在内外夹击下仓皇逃窜。败退的顽军又遭到从刘岗、伊庄赶来的民兵的截击。3个村的男女老少个个手舞大刀、长矛前来助战，共击毙顽军40多名，缴枪21支。“红三村”军民依靠自己的力量短期内两胜顽军，大大鼓舞了斗志，更加坚定了固守“红三村”的信心。 11月下旬的一个深夜，情报员王大爷跑到守寨总指挥部反映说：“俺邻居到南面的村子走亲戚，听说日军明天要攻打我们‘红三村’，咱们得早做准备啊！”确认情报真实后，总指挥部立即召开“红三村”干部紧急会议，研究制定了“诱敌深入，关门打狗”的作战方案。
第二天夜里，在汉奸伪区长卢朗斋的带领下，20多名日军和200多伪军直扑“红三村”。地委决定改变过去“硬碰硬”的打法，诱敌深入，关门打狗。当时，“红三村”的12个寨门大开，民兵们手持长矛、大刀，埋伏在沿街、巷口的围墙里严阵以待。拂晓时，随着远处的狗叫声和零星的枪声，敌人闯进了曹楼村，敌人一看寨门大开，以为人都跑光了，就毫无顾忌地进村烧房。当他们行至村中心时，随着村党支部书记李修生的一声令下，房上、墙头的枪炮声顿时响作一片，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就在这时，地委组织部部长王健民率领刘岗军民及时赶来增援。敌人见势不妙，不敢恋战，急向伊庄方向逃窜，又陷入伊庄民兵的埋伏圈。敌人处处挨打，不敢停留，丢下大批的死尸和枪支弹药，大败而回。“红三村”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
随着敌人对“红三村”屡次进攻的失败，其内部的矛盾也开始日益尖锐。顽军们虽然都想抢占鲁西南抗日根据地的地盘，但是除王子魁一股外，其他几股顽军想的更多的还是如何保存实力，进攻“红三村”的劲头不那么高了，这就给“红三村”下一步进行的统战工作提供了时机。
各个击破，
“红三村”迎来最终胜利
敌人对“红三村”多次进攻未果，便改变战术，实行层层封锁，把“红三村”团团包围起来，力图把我军民困死、饿死。中共鲁西南地委决定派一些干部潜入敌占区，发动群众坚壁清野，抗粮抗捐，以拖住敌人后腿，减轻“红三村”的压力。
首先吃到苦头的是北边进驻菏泽、曹县两县共管的安陵集村的顽军孙秉贤和张志刚部。当时临近初冬，天气渐冷，孙、张部贴出征粮索衣的布告，没人去看；挨家翻箱倒柜，也是空空如也；更要命的是找不到向导，经常遭到我游击小组的伏击。不几天，顽军又冻又饿，狼狈至极。老百姓见了心中大快，趁势放出风声说：“‘红三村’的八路军在绑梯子，要攻打安陵啦！”“杨得志的队伍从北边开回来了！”张志刚听了吓破胆，急忙命令他的部队后退，再也不敢前进一步。
“红三村”北面的威胁解除了，可是西面的威胁却仍然存在，因为遭到地主武装“红枪会”的阻挠和破坏，并且杀害了我们的工作干部。这个“红枪会”的头子和顽军头领马逢乐有勾结，又是日军的忠实走狗。一天夜里，地委军事部部长宋励华得到消息，说该“红枪会”头子正在一个村庄里看戏。宋励华就带着几个便衣战士假装看戏赶到该村，将那名“红枪会”头子当场活捉，并大声向周围的群众讲道：“乡亲们，共产党就在你们身边，给你们撑腰，放心大胆地干吧！坚决不给敌人一颗粮食、一两棉花，饿死他们，冻死他们！今天我代表‘红三村’法庭，依法判处这个罪大恶极的汉奸死刑！”群众一听说八路军来了，高兴万分，喊起了口号。口号声中，这个“红枪会”头子被一枪处决了。
距“红三村”西北10公里的毕寨伪区长“周花脸”听说这件事后，发誓要给八路军点厉害尝尝。他带了几个亲信去找顽军，策划血袭“红三村”，途中夜宿周家集。宋励华得到消息，连夜策马赶到周家集，把“周花脸”和几个汉奸堵在被窝里用枪“点了名”。就这样，宋励华等骑着快马，在“红三村”以西地区神出鬼没地昼伏夜击，镇压了一批汉奸顽匪，打下了敌人的气焰，鼓舞了群众的斗志。
西边的顽军头目马逢乐得不到粮食和布匹，日子很不好过，就想勾结另一个顽军头目胡金泉攻打“红三村”。胡金泉原来是一股势力很大的土匪头目，后来投靠国民党当了独立旅旅长，这支部队有2000多人，装备精良，轻重机枪有100多挺。由于我方积极发动群众坚壁清野，抗粮抗捐，他们同样也是没吃没穿。同时，我方了解到他与马逢乐有旧仇，对攻打“红三村”有些迟疑不决。地委决定对胡金泉开展统战工作，尽力把他争取过来。
地委书记戴晓东通过关系，主动找胡金泉谈话，向他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和中共的方针政策，谈话很投机。戴晓东有个6岁的小女儿，胡金泉为了与中共搞好关系，为自己留条退路，主动提出要认她为干女儿。考虑到统战工作的需要，有利于革命斗争，戴晓东满口答应了。胡金泉见八路军如此讲情义，十分高兴，发誓保持中立。后来他与我军的关系一直比较好，还悄悄卖给我军子弹，许多伪顽军多次要求他攻打“红三村”，都遭到他的拒绝。统战工作的开展，对减轻“红三村”的压力起了很大作用。
1940年冬季，“红三村”的斗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粮食眼看要吃光了，寒冬腊月战士还没能穿上棉衣。共产党员、农会会员勒紧腰带，地委领导与老百姓同甘共苦，忍饥挨饿拿出一些吃的分给“红三村”的群众。在那保卫“红三村”的日日夜夜里，大家每天只能喝碗玉米糊糊。尽管天寒地冻、饥寒交加、大兵压境，英勇无畏的“红三村”军民毫不气馁，他们决心与“红三村”共存亡。在这种情况下，地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派戴晓东赴河北向八路军主力汇报，请求支援。同时，号召“红三村”军民团结一致，树立必胜信念，坚持斗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1940年12月，时任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员杨得志听了鲁西南地委的汇报后，当即派出主力部队日夜兼程赶往“红三村”。31日，八路军主力部队赶到鲁西南后连续向敌人发起攻击，在常乐集一带消灭王子魁部300多人，继而又歼灭石福起部600多人，其他几股顽匪闻风而逃。就这样，长达3个多月的“红三村”保卫战终于胜利结束。
“红三村”保卫战的胜利，创造了平原地区坚守根据地的范例。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委、八路军第二纵队和冀鲁豫军区对此给予了很高评价，并专门写报告上报中共中央，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和赞扬。冀鲁豫军区政委苏振华在边区高干会议上做了《鲁西南三个村庄是怎样坚持下来的》讲话，将这一战斗作为反封锁、反“蚕食”斗争的一个典型范例，在全边区推广。杨得志也在给“红三村”军民的亲笔嘉奖信中称赞道：“你们光荣的斗争，你们光荣的名字将永远留在鲁西南人民心里。”
1977年，“红三村”被山东省命名为“红三村抗日联防遗址”，被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