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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涉外医药合作主要包括三方面：资本合作、产品和技术引进以及对外许可。在资本合作方面，中国经历了“因为体制限制而选择合资”“摆脱政策限制后外企纷纷独资/并购”“为突破政策瓶颈又转而合资”的三个阶段，近年来逐渐陷于胶着状态。
在涉外许可方面，早期研发项目居多，可以深度剖析的完整案例甚少，尚待时间检验。而涉外医药项目引进，从90年代初中国医药产业摆脱计划经济开始，逐渐繁盛至今，大概经历了30个春秋，回首看来，略有小成，可以做一个完整的回顾性研究，便于企业理清思路，选择战略。
在海外产品引进方面，大致走过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上世纪末期，引进的项目大多是已经上市的产品。那个时代的中国医药市场，属于跨国公司眼中的欠开发市场，大部分公司申报PCT专利时都未曾考虑指定中国。这时候，如有本土公司去洽谈引进，基本上属于半卖半送制，多出来的市场算白捡的，项目很好谈，只要本土公司有诚意，有一定营销能力，产品的中国进口分销权基本可以拿下。至今中国市场还在销售的一些洋中药和进口生化药，大抵都出自那个时代。
第二阶段是在2005年前后，CFDA的进口药品注册审查已经开始从严，对于一些中小型海外药企来说，单靠自身能力，整理符合进口注册所需资料，补充实验数据，开始面临一些挑战。而那时，国内尚无现今这样系统化的、国际水平的CRO公司可以提供这方面的服务。这时候境内医药公司如果要拿国外药品的中国代理权，往往需要具备一定的新药注册能力。能够协助海外合作伙伴，取得进口药的注册，是建立良好合作关系的第一步。
另外，在当时无论是否原研，进口药在定价和医院进药方面，还是有明显优势的，导致国内对进口药品感兴趣的厂家爆增，海外药厂的挑选余地扩大了，因此对合作伙伴营销能力的考量也变得比以前更重要，往往第一，要有既往成功纪录；第二，要有清楚的产品中国市场开发计划，包括产品定位，开发策略和资源投入计划，承诺的销售预测；第三，在协议期限上做了更多的限制，合作周期缩短，设置各种终止条款等。注册和营销能力，是当时能否顺利缔结合作的关键。
第三阶段是在2010年左右，这时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改变，欧美医药市场持续衰退，而中国成了医药新兴市场的领头羊，随着中国医改进行时，医药市场超越西欧五国不是梦，日本很快要落后。
这个阶段的医药项目引进、拼抢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国内各类公司齐齐出海谈引进，现在各家国内药企的BD部门，也大多是那个时代开始成立的。竞争也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很多大药企开始重视中国市场，和国外中型公司谈项目引进的时候，多个国家统签，往往包含了中国；另一方面，还没有进中国的中小型药企，打的也是两手算盘，一边多家接触洽谈许可或出口可能，一边其实在谋划是否要在华自建队伍自己干。这阶段也催生了一批外资药企的中国代表处，涉外医药BD人员一时间炙手可热，成了猎头们争相挖角的对象。
另外，在进口药注册申报方面，CFDA把关更加严格，大部分产品验证性临床是免不了的。鉴于这一点，国内公司将开始考虑引进项目的阶段适当前移，不再局限于海外已获批，有足够的临床可验证结果，就考虑引进，反正Ⅲ期在国内迟早要做。这个阶段，除去营销和注册能力外，企业的研发效率和临床设计能力都需要进一步跟上。
当前则是第四阶段。这个阶段的外环境又有了新的变化。
国际方面，比较正面的情况是中国市场的价值有目共睹，如果有国内公司寻求引进，海外公司都比较乐于沟通。但需要注意的是，当前欧美医药市场迅速回升，北美近几个季度的市场增长率都超过10%，大部分海外公司的业务重心又重回欧美市场，对中国的态度反而是待价而沽，价高者得，许可费不是最重要的，但是没有许可费是万万不成的。
另外，因为全球都在关注合规问题，GSK事件震惊全球，合作伙伴是否清白，也成了一个关键因素。
国内方面，被调侃为“过儿痴等姑姑的节奏”的审批速度，导致了进口药申报进一步延迟，多中心临床的审批争议再起波澜，逼得国内公司引进项目的周期不得不继续提前，临床前，乃至只有动物验证结果的项目就愿意看。同时因为海外公司待价而沽的态度，近期签约的项目，许可费和首付款屡创新高，股票投资也成了热门。而当年在前两个阶段签署的代理经销项目，长长短短都差不多到期了，市场趋势是要么易主，要么原主再带金续约，还有更甚者再花笔钱把中国权利直接买下来，图个安稳。
然而，无论如何，真金白银是花了，到价值变现还是有些时日的，随着时间推移，风险与日俱增，这时候就要考验国内公司的综合能力。需要有足够的能力选准产品、确保顺利批准；要随时关注国际国内的竞争状态和同适应证产品的开发状况；营销需要提早介入，需要对5～10年之后该产品的市场有清楚的预判，提前安排好市场准入和营销规划工作；同时还要有完善的项目管理能力，时刻保证项目的高效运转，以及和海外合作伙伴的良好对接。实体经济之外，如果善用虚拟经济的力量，可能也会是个不错的助力。一家在现金流、资金链和投融资方面有足够运做能力的公司，涉外合作，如果操作得当，会产生成倍的放大效应。
在涉外许可方面，早期研发项目居多，可以深度剖析的完整案例甚少，尚待时间检验。而涉外医药项目引进，从90年代初中国医药产业摆脱计划经济开始，逐渐繁盛至今，大概经历了30个春秋，回首看来，略有小成，可以做一个完整的回顾性研究，便于企业理清思路，选择战略。
在海外产品引进方面，大致走过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上世纪末期，引进的项目大多是已经上市的产品。那个时代的中国医药市场，属于跨国公司眼中的欠开发市场，大部分公司申报PCT专利时都未曾考虑指定中国。这时候，如有本土公司去洽谈引进，基本上属于半卖半送制，多出来的市场算白捡的，项目很好谈，只要本土公司有诚意，有一定营销能力，产品的中国进口分销权基本可以拿下。至今中国市场还在销售的一些洋中药和进口生化药，大抵都出自那个时代。
第二阶段是在2005年前后，CFDA的进口药品注册审查已经开始从严，对于一些中小型海外药企来说，单靠自身能力，整理符合进口注册所需资料，补充实验数据，开始面临一些挑战。而那时，国内尚无现今这样系统化的、国际水平的CRO公司可以提供这方面的服务。这时候境内医药公司如果要拿国外药品的中国代理权，往往需要具备一定的新药注册能力。能够协助海外合作伙伴，取得进口药的注册，是建立良好合作关系的第一步。
另外，在当时无论是否原研，进口药在定价和医院进药方面，还是有明显优势的，导致国内对进口药品感兴趣的厂家爆增，海外药厂的挑选余地扩大了，因此对合作伙伴营销能力的考量也变得比以前更重要，往往第一，要有既往成功纪录；第二，要有清楚的产品中国市场开发计划，包括产品定位，开发策略和资源投入计划，承诺的销售预测；第三，在协议期限上做了更多的限制，合作周期缩短，设置各种终止条款等。注册和营销能力，是当时能否顺利缔结合作的关键。
第三阶段是在2010年左右，这时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改变，欧美医药市场持续衰退，而中国成了医药新兴市场的领头羊，随着中国医改进行时，医药市场超越西欧五国不是梦，日本很快要落后。
这个阶段的医药项目引进、拼抢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国内各类公司齐齐出海谈引进，现在各家国内药企的BD部门，也大多是那个时代开始成立的。竞争也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很多大药企开始重视中国市场，和国外中型公司谈项目引进的时候，多个国家统签，往往包含了中国；另一方面，还没有进中国的中小型药企，打的也是两手算盘，一边多家接触洽谈许可或出口可能，一边其实在谋划是否要在华自建队伍自己干。这阶段也催生了一批外资药企的中国代表处，涉外医药BD人员一时间炙手可热，成了猎头们争相挖角的对象。
另外，在进口药注册申报方面，CFDA把关更加严格，大部分产品验证性临床是免不了的。鉴于这一点，国内公司将开始考虑引进项目的阶段适当前移，不再局限于海外已获批，有足够的临床可验证结果，就考虑引进，反正Ⅲ期在国内迟早要做。这个阶段，除去营销和注册能力外，企业的研发效率和临床设计能力都需要进一步跟上。
当前则是第四阶段。这个阶段的外环境又有了新的变化。
国际方面，比较正面的情况是中国市场的价值有目共睹，如果有国内公司寻求引进，海外公司都比较乐于沟通。但需要注意的是，当前欧美医药市场迅速回升，北美近几个季度的市场增长率都超过10%，大部分海外公司的业务重心又重回欧美市场，对中国的态度反而是待价而沽，价高者得，许可费不是最重要的，但是没有许可费是万万不成的。
另外，因为全球都在关注合规问题，GSK事件震惊全球，合作伙伴是否清白，也成了一个关键因素。
国内方面，被调侃为“过儿痴等姑姑的节奏”的审批速度，导致了进口药申报进一步延迟，多中心临床的审批争议再起波澜，逼得国内公司引进项目的周期不得不继续提前，临床前，乃至只有动物验证结果的项目就愿意看。同时因为海外公司待价而沽的态度，近期签约的项目，许可费和首付款屡创新高，股票投资也成了热门。而当年在前两个阶段签署的代理经销项目，长长短短都差不多到期了，市场趋势是要么易主，要么原主再带金续约，还有更甚者再花笔钱把中国权利直接买下来，图个安稳。
然而，无论如何，真金白银是花了，到价值变现还是有些时日的，随着时间推移，风险与日俱增，这时候就要考验国内公司的综合能力。需要有足够的能力选准产品、确保顺利批准；要随时关注国际国内的竞争状态和同适应证产品的开发状况；营销需要提早介入，需要对5～10年之后该产品的市场有清楚的预判，提前安排好市场准入和营销规划工作；同时还要有完善的项目管理能力，时刻保证项目的高效运转，以及和海外合作伙伴的良好对接。实体经济之外，如果善用虚拟经济的力量，可能也会是个不错的助力。一家在现金流、资金链和投融资方面有足够运做能力的公司，涉外合作，如果操作得当，会产生成倍的放大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