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喜欢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即使痛苦，也要快乐，并相信未来。
纳博科夫的隔代知己
轻盈的、流畅的、干净的，这是二十多年前，于晓丹翻译自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开篇：
洛丽塔，我生命之光，我欲念之火。我的罪恶，我的灵魂。
洛一丽一塔：舌尖向上，分三步，从上颚往下轻轻落在牙齿上。洛。丽。塔。
在早晨，她就是洛，普普通通的洛，穿一只袜子，身高四尺十寸。穿上宽松裤时，她是洛拉。在学校里她是多丽。正式签名时她是多洛雷斯。可在我的怀里，她永远是洛丽塔。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被公认为是二十世纪最杰出小说家和文体家之一，他最著名的小说《洛丽塔》一经出版就引发争议。于晓丹是纳博科夫的隔代知己，年纪轻轻便将这位大师营造的氛围以一种更加女性，更加敏感的方式呈现。于晓丹译本的《洛丽塔》，成为流传最广、最为公认的版本之一，与《百年孤独》、《麦田守望者》等名著一样，迷醉了无数文学青年。
那时她20岁出头，却已经成为纳博科夫、雷蒙德?卡佛作品最早、最好的译者之一。上世纪90年代中期，她移居美国，消失在大多数人的视界里。多年后，她赫然出现，已成为女性内衣设计师和文学创作者，她出版了长篇小说《1980的情人》，专栏作品集《内秀》，还为自己的个人内衣品牌“NEIWAI内外”举办发布会。隔了十几年的光景，她的眼神依然清澈，面容干净，体态轻巧。
《心是孤独的猎手》的翻译者陈笑黎说，“我看过晓丹一张梳着童花头的照片，显得特别小，特别可爱。那个时代的气息扑面而来。我仿佛看见她的青春，她被人爱慕，也爱慕别人，有时候黑暗，有时候发光，无论如何，都是那么幽暗，那么美好。”
属于她的八零年代
于晓丹在自己的长篇小说《1980的情人》里，节制、内省而又“自私”地回忆了属于自己的80年代：“80年代知识爆炸，大家张开所有能张开的触角，想一下子全吸收，对知识的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她从小住在学校，不与父母同住，身边是形形色色的人，每天经历形形色色的事。在她的私人记忆中，上世纪80年代是五光十色的，其意义远超过90年代的光怪陆离。但这份五光十色，似乎与她并无太大关系。真正属于那个年代的，是比她大上一轮的那拨人，他们在社会“混过”，上过山下过乡，吃过苦，见遍世态人情。他们是80年代真正的弄潮儿，锋芒毕露，滔滔不绝的，也几乎全是那一拨儿人。
“跟我差不多大的女朋友里，有十几岁因为群宿蹲过监狱的，有不到20岁就和人同居当了母亲的。很自我，而且内心犹豫表面却标新立异，出格之后又开始怀疑自己，表面看每个教室里都风平浪静，其实暗潮涌动。”
她卷不入任何一种思潮，有些孤僻和迷惘。“他们也不太瞧得起我们，我们一天到晚跟屁虫似的跟着，对他们那种东西又有好奇，也想卷进去，经常又头破血流地出来了，进不去圈子，就浑浑噩噩、乱七八糟地过，理我的人很少。我觉得谁特别有勇气理我，我就特别感谢他们。”
整个时代的横切面太丰富了，一刀切下去，呈现出来的是繁复热闹的花纹，而她只是那个截面上模糊的一个小点。尽管当时浑然不觉，十几年后，她也同样感觉到了失落、困惑、伤感。
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她进入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任《外国文学评论》的编辑。刚出校门就有人来找她翻译，那时忙得不可开交，但她还是顺理成章地接了。“当时有‘外国文学动态’小册子，简单地介绍外国书籍，这些人看到了，马上就找出版社翻译，听说有《洛丽塔》，那赶紧译啊，签没签合同我都忘了，天天就在那儿催你什么时候能译完。其实译这么一本书应该五年，我飞快赶工，一年多就赶出来了，所以留下很多硬伤。”
微薄的工资和翻译费令她捉襟见肘，她住在北京南小街后拐棒胡同社科院的宿舍，筒子楼里的朝北小房间，冬天阴冷逼人。她奋力翻译，小说里充满双关语与典故，构成了迷宫般的效果。在当时的环境下，翻译给她带来的艰辛超过快乐。她做翻译，也只是因为“来钱比较快”。
译完《洛丽塔》，她瘦了十几斤，而翻译过程中的精读，令她深深迷恋上纳博科夫文字里的曼妙氛围、精密的措辞，和在这个时代里越来越罕见的贵族气。“纳博科夫跟卡佛的味道完全不一样，他是文体大家，会营造氛围。我译过他的一个短篇《雅尔塔的春天》，那个氛围写得真好，把我译得过瘾之极。能让我动心的总是有‘味道’的东西。”
80年代末，除了经济形势欣欣向荣，一切都在急转直下，整个社会的文化四分五裂，许多人下海经商，做事情的方法和态度，都跟以前不一样了。其实那时已经过了真正的出国热潮，1995年底，于晓丹坐在社科院的办公室里，看着墙皮一点点剥落。“只是觉得大家都不珍惜了，一切都乱了套。”
她终于决定了去美国，去那个繁华世界的中心，纽约，曼哈顿。
在新的国度爱上做梦
电影《海上钢琴师》里，钢琴师站在高高的舷梯上，望着纽约曼哈顿如林耸立的摩天大楼，内心有说不出来的恐惧。这个城市太大了，足以将每一个进入的人吞没。
对于晓丹而言，纽约是一个能激发人无数梦想的城市，也是一个有无数可能性的城市。她对在这个城市的未来，有无数转瞬即逝的想法。在朋友的撺掇之下，她甚至有过去读高尔夫学校的念头。后来她对服装设计萌发了兴趣，第一次向纽约时装设计学院递交的申请没通过，她跑到哈德逊河边，独自伤心了许久，以为自己的“美国梦”破灭了。
她继续递交申请：“从来没敢想以后会做服装，那么多美术功底好的人，都挤不进工艺美院，我没有任何绘画天赋，就别做梦了。但脱离了环境的禁锢，到美国后，就想什么梦都要做一下。”
她选择了内衣设计专业。因为“料子软、轻，还有一个是注重细节，比如蕾丝的质地，比如肩带上的小绣片，这些迷人的细节，都特别打动我。”对她影响最大的设计大师是Andrea Gabrielle。“她是第一个让我知道什么是设计师的人，她给了我最初对内衣的一切美好的想象，是我认为最具有高贵气质的内衣设计师。”Balenciaga曾说，“穿我衣服之女性不必完美，甚至无需美丽，我的衣服自会使其拥有这一切”。这也是于晓丹一直坚持的设计信念。她一上来就做立体裁剪，因为不需要太多数据，这救了她，然后她慢慢学习平面裁剪，“但是我平面裁剪就不行，特别排斥。”她也觉得很无奈，自己对数字就是不灵光。 在磨难中发现自己
毕业后，想做的品牌没有做成，于晓丹只好进入行业从小助理做起，她受了一肚子气，吃过的苦，好几大车都拉不完。她遇到一个脾气暴躁的老板，被呵斥到几乎得了忧郁症。最长一天是工作十八个小时，半夜两点回家，四个小时后就被召回公司。“但我心里明白，这些挫折是每一个刚入行的人都必然经历的，关键是要发现设计工作本身是不是我喜欢的，如果是，那么那些苦和那些给我苦吃的人和事就都只是阶段性的，迟早会退出我的生活。事实证明的确如此，很多当时让我觉得像恶魔一样的人，其实最后都转而给了我很多温暖。”
在内衣设计公司，她做了将近八年的全职工作。十年间，她从社科院编辑，变成了高速运转的内衣设计师，为aiden-for、Elle、VeraWangPrincess、Vanity Fair等品牌担任设计师。她从未感觉与设计行业格格不入，但的确曾经对这个工业环境不适应。这种不适应并非形而上，而是非常具体和实在，比如完全不知道如何跟资本家打交道，吃饭的速度应该多快，加班的时间可以容忍到多长等等。
“经过了这么多年，也还说不上如鱼得水，但可以说对整个行业有了比较切身的了解，对服装工业所造就的所谓‘时尚’有了很多实际的认识，明白了我要什么，什么我能做到；更重要的是，明白我不要什么，什么是我不能做到的。时装行业里千奇百怪，诱惑很多，你对自己有了解，就不会被无谓的诱惑左右，比如，完全不会对奢侈品有奇怪的幻想；也不会轻易受到伤害和打击，相对而言，在这个工业里就能存在得更自在和从容，也更独立。”于晓丹对自己的设计生涯如此总结。
2006年，她在欧洲和美国来回奔波，像个活脱脱的时尚女魔头。此时，久违的大学同学在网络上建了一个BBS，于晓丹看到后，一下子就崩溃了。二十年前的所有旧时光纷纷向她袭来，砸得她心脏疼。以为被自己舍弃的记忆，全都回来找她了。
内衣彰显尊严
她辞了职，决定把这份年代久远的疼写下来，于是写成了长篇小说《棠棣》，200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更名为《1980的情人》。2011年，她的第二本书《内秀——一个纽约内衣设计师的时尚手记》由凤凰出版集团出版。编辑陈笑黎说，《内秀》不是一本励志书，但是每一个渴望自由的女人，都应该看看它。
与此同时，她也终于如愿地创办了属于自己的内衣品牌：NEIWAI内外。“‘内外’是我为像我一样追求安静、高级、简洁和基础的女性设计的，回归内衣本质，摒弃一切过度设计，追求舒适与优雅的结合，关注内衣的基本元素，关注内衣与女性身体的关系。”她如此陈述自己的初衷。
她设计的内衣, 最注重突出女性内敛、干净和细腻的特质。“我设计的内衣一定是我会穿的、我喜欢的，它们肯定很自然地是我的气质。”对她而言，设计和写作之间有某些共通之处。“无论文字还是设计，我都喜欢和欣赏流畅与干净，任何创作如果能具有某种诗意，都是很宝贵的特质。”
她感觉现在的市场两极化太厉害，要么就是奢侈品，要么就是地摊质地，中间缺少一大块属于所谓“中间阶层”的品质，而这个中间阶层才应该是服装工业的中坚，才符合社会结构的需求，也才是杜绝和消灭假名牌的一股力量。“我就希望‘内外’是这样的一个品牌，它不是奢侈品，但也绝对不是地摊品，它能让你享受一件小小的内裤带给你的乐趣和尊严。”
她还打算做一个用自己名字“Eily Yu”命名的品牌，与“内外”不同，它不是量产化的，而是更个人化，更手工化，更小作坊模式，更接近传统时装模式，是为像她一样喜欢发现生活中的意外惊喜、并愿意把这种惊喜表达出来的女性而创作，更加快乐、自由、独特和兴之所至。
而她对营销始终一窍不通：“数字是太超出我想象能力的事情了，经营需要具有与设计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虽然现在很多设计师都是经营方面的天才，但我完全没有这种才能。无论现在的‘内外’还是未来的‘Eily Yu’品牌，我想我都只可能是它们的设计者。”
纳博科夫的隔代知己
轻盈的、流畅的、干净的，这是二十多年前，于晓丹翻译自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开篇：
洛丽塔，我生命之光，我欲念之火。我的罪恶，我的灵魂。
洛一丽一塔：舌尖向上，分三步，从上颚往下轻轻落在牙齿上。洛。丽。塔。
在早晨，她就是洛，普普通通的洛，穿一只袜子，身高四尺十寸。穿上宽松裤时，她是洛拉。在学校里她是多丽。正式签名时她是多洛雷斯。可在我的怀里，她永远是洛丽塔。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被公认为是二十世纪最杰出小说家和文体家之一，他最著名的小说《洛丽塔》一经出版就引发争议。于晓丹是纳博科夫的隔代知己，年纪轻轻便将这位大师营造的氛围以一种更加女性，更加敏感的方式呈现。于晓丹译本的《洛丽塔》，成为流传最广、最为公认的版本之一，与《百年孤独》、《麦田守望者》等名著一样，迷醉了无数文学青年。
那时她20岁出头，却已经成为纳博科夫、雷蒙德?卡佛作品最早、最好的译者之一。上世纪90年代中期，她移居美国，消失在大多数人的视界里。多年后，她赫然出现，已成为女性内衣设计师和文学创作者，她出版了长篇小说《1980的情人》，专栏作品集《内秀》，还为自己的个人内衣品牌“NEIWAI内外”举办发布会。隔了十几年的光景，她的眼神依然清澈，面容干净，体态轻巧。
《心是孤独的猎手》的翻译者陈笑黎说，“我看过晓丹一张梳着童花头的照片，显得特别小，特别可爱。那个时代的气息扑面而来。我仿佛看见她的青春，她被人爱慕，也爱慕别人，有时候黑暗，有时候发光，无论如何，都是那么幽暗，那么美好。”
属于她的八零年代
于晓丹在自己的长篇小说《1980的情人》里，节制、内省而又“自私”地回忆了属于自己的80年代：“80年代知识爆炸，大家张开所有能张开的触角，想一下子全吸收，对知识的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她从小住在学校，不与父母同住，身边是形形色色的人，每天经历形形色色的事。在她的私人记忆中，上世纪80年代是五光十色的，其意义远超过90年代的光怪陆离。但这份五光十色，似乎与她并无太大关系。真正属于那个年代的，是比她大上一轮的那拨人，他们在社会“混过”，上过山下过乡，吃过苦，见遍世态人情。他们是80年代真正的弄潮儿，锋芒毕露，滔滔不绝的，也几乎全是那一拨儿人。
“跟我差不多大的女朋友里，有十几岁因为群宿蹲过监狱的，有不到20岁就和人同居当了母亲的。很自我，而且内心犹豫表面却标新立异，出格之后又开始怀疑自己，表面看每个教室里都风平浪静，其实暗潮涌动。”
她卷不入任何一种思潮，有些孤僻和迷惘。“他们也不太瞧得起我们，我们一天到晚跟屁虫似的跟着，对他们那种东西又有好奇，也想卷进去，经常又头破血流地出来了，进不去圈子，就浑浑噩噩、乱七八糟地过，理我的人很少。我觉得谁特别有勇气理我，我就特别感谢他们。”
整个时代的横切面太丰富了，一刀切下去，呈现出来的是繁复热闹的花纹，而她只是那个截面上模糊的一个小点。尽管当时浑然不觉，十几年后，她也同样感觉到了失落、困惑、伤感。
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她进入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任《外国文学评论》的编辑。刚出校门就有人来找她翻译，那时忙得不可开交，但她还是顺理成章地接了。“当时有‘外国文学动态’小册子，简单地介绍外国书籍，这些人看到了，马上就找出版社翻译，听说有《洛丽塔》，那赶紧译啊，签没签合同我都忘了，天天就在那儿催你什么时候能译完。其实译这么一本书应该五年，我飞快赶工，一年多就赶出来了，所以留下很多硬伤。”
微薄的工资和翻译费令她捉襟见肘，她住在北京南小街后拐棒胡同社科院的宿舍，筒子楼里的朝北小房间，冬天阴冷逼人。她奋力翻译，小说里充满双关语与典故，构成了迷宫般的效果。在当时的环境下，翻译给她带来的艰辛超过快乐。她做翻译，也只是因为“来钱比较快”。
译完《洛丽塔》，她瘦了十几斤，而翻译过程中的精读，令她深深迷恋上纳博科夫文字里的曼妙氛围、精密的措辞，和在这个时代里越来越罕见的贵族气。“纳博科夫跟卡佛的味道完全不一样，他是文体大家，会营造氛围。我译过他的一个短篇《雅尔塔的春天》，那个氛围写得真好，把我译得过瘾之极。能让我动心的总是有‘味道’的东西。”
80年代末，除了经济形势欣欣向荣，一切都在急转直下，整个社会的文化四分五裂，许多人下海经商，做事情的方法和态度，都跟以前不一样了。其实那时已经过了真正的出国热潮，1995年底，于晓丹坐在社科院的办公室里，看着墙皮一点点剥落。“只是觉得大家都不珍惜了，一切都乱了套。”
她终于决定了去美国，去那个繁华世界的中心，纽约，曼哈顿。
在新的国度爱上做梦
电影《海上钢琴师》里，钢琴师站在高高的舷梯上，望着纽约曼哈顿如林耸立的摩天大楼，内心有说不出来的恐惧。这个城市太大了，足以将每一个进入的人吞没。
对于晓丹而言，纽约是一个能激发人无数梦想的城市，也是一个有无数可能性的城市。她对在这个城市的未来，有无数转瞬即逝的想法。在朋友的撺掇之下，她甚至有过去读高尔夫学校的念头。后来她对服装设计萌发了兴趣，第一次向纽约时装设计学院递交的申请没通过，她跑到哈德逊河边，独自伤心了许久，以为自己的“美国梦”破灭了。
她继续递交申请：“从来没敢想以后会做服装，那么多美术功底好的人，都挤不进工艺美院，我没有任何绘画天赋，就别做梦了。但脱离了环境的禁锢，到美国后，就想什么梦都要做一下。”
她选择了内衣设计专业。因为“料子软、轻，还有一个是注重细节，比如蕾丝的质地，比如肩带上的小绣片，这些迷人的细节，都特别打动我。”对她影响最大的设计大师是Andrea Gabrielle。“她是第一个让我知道什么是设计师的人，她给了我最初对内衣的一切美好的想象，是我认为最具有高贵气质的内衣设计师。”Balenciaga曾说，“穿我衣服之女性不必完美，甚至无需美丽，我的衣服自会使其拥有这一切”。这也是于晓丹一直坚持的设计信念。她一上来就做立体裁剪，因为不需要太多数据，这救了她，然后她慢慢学习平面裁剪，“但是我平面裁剪就不行，特别排斥。”她也觉得很无奈，自己对数字就是不灵光。 在磨难中发现自己
毕业后，想做的品牌没有做成，于晓丹只好进入行业从小助理做起，她受了一肚子气，吃过的苦，好几大车都拉不完。她遇到一个脾气暴躁的老板，被呵斥到几乎得了忧郁症。最长一天是工作十八个小时，半夜两点回家，四个小时后就被召回公司。“但我心里明白，这些挫折是每一个刚入行的人都必然经历的，关键是要发现设计工作本身是不是我喜欢的，如果是，那么那些苦和那些给我苦吃的人和事就都只是阶段性的，迟早会退出我的生活。事实证明的确如此，很多当时让我觉得像恶魔一样的人，其实最后都转而给了我很多温暖。”
在内衣设计公司，她做了将近八年的全职工作。十年间，她从社科院编辑，变成了高速运转的内衣设计师，为aiden-for、Elle、VeraWangPrincess、Vanity Fair等品牌担任设计师。她从未感觉与设计行业格格不入，但的确曾经对这个工业环境不适应。这种不适应并非形而上，而是非常具体和实在，比如完全不知道如何跟资本家打交道，吃饭的速度应该多快，加班的时间可以容忍到多长等等。
“经过了这么多年，也还说不上如鱼得水，但可以说对整个行业有了比较切身的了解，对服装工业所造就的所谓‘时尚’有了很多实际的认识，明白了我要什么，什么我能做到；更重要的是，明白我不要什么，什么是我不能做到的。时装行业里千奇百怪，诱惑很多，你对自己有了解，就不会被无谓的诱惑左右，比如，完全不会对奢侈品有奇怪的幻想；也不会轻易受到伤害和打击，相对而言，在这个工业里就能存在得更自在和从容，也更独立。”于晓丹对自己的设计生涯如此总结。
2006年，她在欧洲和美国来回奔波，像个活脱脱的时尚女魔头。此时，久违的大学同学在网络上建了一个BBS，于晓丹看到后，一下子就崩溃了。二十年前的所有旧时光纷纷向她袭来，砸得她心脏疼。以为被自己舍弃的记忆，全都回来找她了。
内衣彰显尊严
她辞了职，决定把这份年代久远的疼写下来，于是写成了长篇小说《棠棣》，200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更名为《1980的情人》。2011年，她的第二本书《内秀——一个纽约内衣设计师的时尚手记》由凤凰出版集团出版。编辑陈笑黎说，《内秀》不是一本励志书，但是每一个渴望自由的女人，都应该看看它。
与此同时，她也终于如愿地创办了属于自己的内衣品牌：NEIWAI内外。“‘内外’是我为像我一样追求安静、高级、简洁和基础的女性设计的，回归内衣本质，摒弃一切过度设计，追求舒适与优雅的结合，关注内衣的基本元素，关注内衣与女性身体的关系。”她如此陈述自己的初衷。
她设计的内衣, 最注重突出女性内敛、干净和细腻的特质。“我设计的内衣一定是我会穿的、我喜欢的，它们肯定很自然地是我的气质。”对她而言，设计和写作之间有某些共通之处。“无论文字还是设计，我都喜欢和欣赏流畅与干净，任何创作如果能具有某种诗意，都是很宝贵的特质。”
她感觉现在的市场两极化太厉害，要么就是奢侈品，要么就是地摊质地，中间缺少一大块属于所谓“中间阶层”的品质，而这个中间阶层才应该是服装工业的中坚，才符合社会结构的需求，也才是杜绝和消灭假名牌的一股力量。“我就希望‘内外’是这样的一个品牌，它不是奢侈品，但也绝对不是地摊品，它能让你享受一件小小的内裤带给你的乐趣和尊严。”
她还打算做一个用自己名字“Eily Yu”命名的品牌，与“内外”不同，它不是量产化的，而是更个人化，更手工化，更小作坊模式，更接近传统时装模式，是为像她一样喜欢发现生活中的意外惊喜、并愿意把这种惊喜表达出来的女性而创作，更加快乐、自由、独特和兴之所至。
而她对营销始终一窍不通：“数字是太超出我想象能力的事情了，经营需要具有与设计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虽然现在很多设计师都是经营方面的天才，但我完全没有这种才能。无论现在的‘内外’还是未来的‘Eily Yu’品牌，我想我都只可能是它们的设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