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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是我做记者以后的第一个采访对象。去采访他之前我不仅仔细地看他的每一条微博、每一篇博客,还试图从曾经的媒体报道中琢磨他的点滴举动,但都得出同一个答案:这人有点“杠头”。
然而,无论心里模拟了多少次多少种与他对话的场面,都和真实的所闻所见不同。见到他是在北大教学楼的一间办公室里,简朴的黄色棉服和略旧的球鞋与普通的老人无异,一双爱紧蹙的浓眉和炯炯有神的双眼却让人记忆深刻。采访刚开始,郑也夫便开始“批判”,从寄宿教师家庭到乡村学校迎检过程,从北大自主招生到为奥数殉葬的北大人,直戳我国当前教育的各种弊端。一番交谈下来,记者真正见识到了这位朴素老人内心深处的“愤怒”,无怪乎媒体给予他“老愤青”的名头。
相比郑也夫而言,我们的“愤怒”只能称为“生气”,因为从时间上来说是短暂的,其程度也到不了那么高。那么为何郑也夫能够“将愤怒进行到底”呢?这恐怕要追溯到他的青年时期。1968年,“文革”后期,十八岁的郑也夫从北京八中毕业,奔赴北大荒当了知青。
八年半的知青生涯让他在与生俱来的“批判”精神中逐步成长。直到从北大荒回京到其后的三十九年,他先后在十个单位学习、工作过,平均每个单位不足四年。而让他“逃亡”的原因是“厌恶游戏规则”的肮脏,在他看来,搞研究申请课题经费、死板的晋升规则等等一切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都是滋生“不公平”的温床。
如果说第一次采访让我了解到他保持“愤怒”背后的故事,第二次采访才真正见识到了他的“杠头”。在补充采访时,他直言“不行,甭管你是什么大媒体,我们电话说个十几分钟就行”。
或许,我们越来越习惯服从这个社会,甚至愿意为了更好地适应生活而忍痛磨掉自己的棱角。但郑也夫却和我们不一样,他愿意放弃很多,将愤怒活成一种生活态度。幸运的是,他伴随着愤怒的学识和见解被社会的一部分接纳和珍视。尽管郑也夫一直游走在社会边缘,他还能自嘲“生气伤身,骂人去火”。
然而,无论心里模拟了多少次多少种与他对话的场面,都和真实的所闻所见不同。见到他是在北大教学楼的一间办公室里,简朴的黄色棉服和略旧的球鞋与普通的老人无异,一双爱紧蹙的浓眉和炯炯有神的双眼却让人记忆深刻。采访刚开始,郑也夫便开始“批判”,从寄宿教师家庭到乡村学校迎检过程,从北大自主招生到为奥数殉葬的北大人,直戳我国当前教育的各种弊端。一番交谈下来,记者真正见识到了这位朴素老人内心深处的“愤怒”,无怪乎媒体给予他“老愤青”的名头。
相比郑也夫而言,我们的“愤怒”只能称为“生气”,因为从时间上来说是短暂的,其程度也到不了那么高。那么为何郑也夫能够“将愤怒进行到底”呢?这恐怕要追溯到他的青年时期。1968年,“文革”后期,十八岁的郑也夫从北京八中毕业,奔赴北大荒当了知青。
八年半的知青生涯让他在与生俱来的“批判”精神中逐步成长。直到从北大荒回京到其后的三十九年,他先后在十个单位学习、工作过,平均每个单位不足四年。而让他“逃亡”的原因是“厌恶游戏规则”的肮脏,在他看来,搞研究申请课题经费、死板的晋升规则等等一切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都是滋生“不公平”的温床。
如果说第一次采访让我了解到他保持“愤怒”背后的故事,第二次采访才真正见识到了他的“杠头”。在补充采访时,他直言“不行,甭管你是什么大媒体,我们电话说个十几分钟就行”。
或许,我们越来越习惯服从这个社会,甚至愿意为了更好地适应生活而忍痛磨掉自己的棱角。但郑也夫却和我们不一样,他愿意放弃很多,将愤怒活成一种生活态度。幸运的是,他伴随着愤怒的学识和见解被社会的一部分接纳和珍视。尽管郑也夫一直游走在社会边缘,他还能自嘲“生气伤身,骂人去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