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是我做记者以后的第一个采访对象。去采访他之前我不仅仔细地看他的每一条微博、每一篇博客，还试图从曾经的媒体报道中琢磨他的点滴举动，但都得出同一个答案：这人有点“杠头”。
　　然而，无论心里模拟了多少次多少种与他对话的场面，都和真实的所闻所见不同。见到他是在北大教学楼的一间办公室里，简朴的黄色棉服和略旧的球鞋与普通的老人无异，一双爱紧蹙的浓眉和炯炯有神的双眼却让人记忆深刻。采访刚开始，郑也夫便开始“批判”，从寄宿教师家庭到乡村学校迎检过程，从北大自主招生到为奥数殉葬的北大人，直戳我国当前教育的各种弊端。一番交谈下来，记者真正见识到了这位朴素老人内心深处的“愤怒”，无怪乎媒体给予他“老愤青”的名头。
　　相比郑也夫而言，我们的“愤怒”只能称为“生气”，因为从时间上来说是短暂的，其程度也到不了那么高。那么为何郑也夫能够“将愤怒进行到底”呢？这恐怕要追溯到他的青年时期。1968年，“文革”后期，十八岁的郑也夫从北京八中毕业，奔赴北大荒当了知青。
　　八年半的知青生涯让他在与生俱来的“批判”精神中逐步成长。直到从北大荒回京到其后的三十九年，他先后在十个单位学习、工作过，平均每个单位不足四年。而让他“逃亡”的原因是“厌恶游戏规则”的肮脏，在他看来，搞研究申请课题经费、死板的晋升规则等等一切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都是滋生“不公平”的温床。
　　如果说第一次采访让我了解到他保持“愤怒”背后的故事，第二次采访才真正见识到了他的“杠头”。在补充采访时，他直言“不行，甭管你是什么大媒体，我们电话说个十几分钟就行”。
　　或许，我们越来越习惯服从这个社会，甚至愿意为了更好地适应生活而忍痛磨掉自己的棱角。但郑也夫却和我们不一样，他愿意放弃很多，将愤怒活成一种生活态度。幸运的是，他伴随着愤怒的学识和见解被社会的一部分接纳和珍视。尽管郑也夫一直游走在社会边缘，他还能自嘲“生气伤身，骂人去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