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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熙攘攘的墨西哥坎昆，原计划于当地时间10号晚上结束的世界气候变化大会，最终没能如期闭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隔阂依然没有弥补，有关“秘密文本”的传言依旧扰乱人心，第二期减排目标的制定还是遥不可及。
相对于去年哥本哈根的高调张扬，这次气候大会低调朴实。号称“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没有达成有任何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可坎昆更加务实的态度也没有换来更积极的成果。从哥本哈根到坎昆，有关碳排放权的争议从未停止，哥本哈根仅仅是在各方焦灼中寻求了一个平衡点，推出一个不痛不痒的《哥本哈根协议》，将《京都议定书》第二期减排任务寄托于坎昆。
坎昆会议刚刚开始不久，日本代表公开表示“绝对不会在《京都议定书》的第二阶段承诺任何减排目标。”当地时间9日下午，俄罗斯代表也公开表示“将不参加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成为日本之后第二个公开宣布放弃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减排期目标的国家。
最终，于当地时间11日凌晨落幕的坎昆气候大会，采用了一个含糊不清的说法，“及时确保第一承诺期与第二承诺期之间不会出现空当”。第二承诺期的时间表问题，悬而未决。
碳的“传说”
一切争论起源于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这个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次缔约方大会上通过的公约，规定了在2008年至2012年间，全球主要工业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削减5.2%。
然而，2012年期限将至，围绕2012年至2020年《京都议定书》第二期减排的任务，各国都在暗地里打着自己的算盘。
小岛国联盟呼吁到2050年全球减排85%。美国则宣称，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17%，据专家推算，这一目标仅相当于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4%。基础四国（中国、巴西、印度、南非），拒绝发达国家把解决气候变化的责任推到发展中国家身上的企图，并且各有各的减排方案。欧盟，完全支持发达国家在减排问题上承担主要责任，并将目标定为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0%。
在清华大学低碳能源实验室常务副主任王赞基看来，“减缓气候变化是全球的问题，也是大家共同的目标，这是毫无疑问的，现在气候变化已经变成了国际上政治的较量。”
正是由于各方分歧较大，去年的哥本哈根，最终在多方博弈下形成了一份毫无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对《京都议定书》的存续问题也没有明确表态。正是因为这样，今年坎昆，日本等国纷纷向《京都议定书》发难，一时间其存废问题格外引人关注。然而无论是小国联盟的高声呼吁，还是NGO（非政府组织）的全力以赴，坎昆会议的最终，还是没有给《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仅以“不会出现空档期”为句点，给明年的南非德班气候会议留下一个难题。
“熊猫”起步
“中国碳市场展望边会”在坎昆当地时间12月8日举行，作为这次峰会的重要内容，“熊猫标准”农林行业细则的发布格外引人注目。“熊猫标准”是我国第一个自愿减排标准，为我国碳交易市场提供了一定的准则。
碳排放交易，也就是清洁发展机制(CDM)，《京都议定书》中引入的三个灵活减排机制之一。发达国家通过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具有温室气体减排效果的项目，把项目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减少的排放量作为履行《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一部分义务。
目前，我国已经拥有广阔的碳排放交易市场，然而交易的主动权却不在自己手中。世界碳排放交易市场长期以来都被欧日把持，从产出，流程以及之后的买卖市场都是由欧日国家定价，我国在这个市场上没有太多的话语权，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上的地位。
截至2010年12月，我国政府已经批准的CDM项目有2785个，但在联合国已注册的中国CDM项目，却只有1044个。在国际市场上，我国的CDM项目还有待于更进一步的拓展并得到更多的认可。
“如果我们需要掌控话语权的话，有一种可能的尝试，就是要从源头开始入手，也就是从制定标准开始入手”。北京环境交易所交易运营部的李经理向记者表示。
去年哥本哈根会议上提出的“熊猫标准”作为我国第一个自愿碳减排标准，为我国在全球碳交易中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作出了贡献，经过一年的时间，“熊猫标准”在12月8号正式进入农林细则的征求意见阶段。
李经理说，“从去年至今，我们将重点放在了农林业上来细化‘熊猫标准’，力求通过一定的规范使情况复杂而不确定性较高的农林业减排可以科学、保守地量化出来。”
目前我国存在相当大的碳交易市场潜力，可是，据记者调查，市场参与者普遍认为，当前的CDM市场由于受金融危机等众多因素影响，已经明显不如前几年了。很显然，这也与当前世界各国在气候变化会议上的态度有密切的联系。
李经理指出“我们目前已经有一批具有中国典型特色的试点项目正在筹备，明年将有首批试点项目正式进入项目启动，也是这次坎昆会议上对外公布的，到明年开春时，‘熊猫标准’将使用在云南省的一个竹林项目上，作为我国、乃至世界上第一个竹林碳汇项目进行碳产品开发以及相应附加益处量化。”作为明年的发展规划，竹林碳汇项目将是北京环境交易所利用“熊猫标准”所做的一个试点项目，如果成功，其意义十分重大。
“边缘人群”的碳生活
在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中，农村人口所占比例最大，而在这部分人口中，处于贫困边缘的人口又不在少数，远离城市的喧嚣，又与工业化和现代化相差甚远，听起来边远的农村跟碳交易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然而，现实并非如此。
在专门从事气候研究的人眼里，贫困的定义不仅仅是指维持生存的必要条件，还有一种“气候贫困”的说法，指的是因为对气候变化没有任何抵御能力或者抵御能力极为微弱而造成的贫困，而无力抵御气候变化的人群，称之为气候贫困人口。在我国，这部分人口同传统意义上的贫困人口有着极大的重合性，一般经济能力差的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也较差。
“‘熊猫标准’的初衷之一就是利用气候变化这一课题，来提高气候贫困人口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并在当地的环境，经济，社会，社区等多个方面，对这种能力进行加强和固化。”“熊猫标准”有关负责人给记者介绍了“熊猫标准”的一些扶贫作用，进而说明碳交易与大众之间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遥远。
在我国，进行农业生产的农民其收益基本上是以农产品的农业收益为主，而在“熊猫标准”的规范下，由项目产生的附加效益能够惠及当地的农民，其中最直接的收益即为碳汇交易而产生的财务收入。在没有进行“熊猫标准”项目开发之前，农民收入主要以农业收入为主，而在项目开发后期，项目所产生的减排量进行了签发后，碳收益也可以返还给当地的农民或者运营商。这样，就相当于在自身农产品收入的基础上有多增加了一部分因碳而产生的收入。
“这样的话，当地的农民不仅仅有农业收益，还有碳收益。而且，在一些试点项目上，我们跟当地的扶贫办直接联系，确保项目能够达到良好的扶贫的效果。”
“目前熊猫标准扶贫准则还在同国内相关机构进行开发当中，并且希望能够在试点项目的运作中得到一些适合中国国情的一手经验，以便完善并推广。”北京环境交易所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在完成“熊猫标准”试验的同时，对当地的生态环境以及人们的生活起到一定的附加效益。
憧憬“十二五”
早在去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就已经确定我国到2020年的温室气体排放目标，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要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
这可以说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所作出的承诺，回顾过去所走过的低碳减排之路，我们可以看到一连串的数据：从2006年至2009年，规模以上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累计下降20.76%，实现节能量5.3亿吨标准煤。从哥本哈根到坎昆，我国在“十一五”的最后一年中，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4.57%，其中三季度同比下降10.37%。今年的“十二五”规划中也提到将重点支持新能源、节能技术和环保技术等行业的发展。
2011年，“十二五”规划即将启程，围绕碳排放权的交易之争仍在继续，无论明年的南非是否能最终达成全球范围内的协议，就算是没有《京都协议书》，就算没有哥本哈根，低碳经济也是我国发展的必然选择。
相对于去年哥本哈根的高调张扬，这次气候大会低调朴实。号称“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没有达成有任何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可坎昆更加务实的态度也没有换来更积极的成果。从哥本哈根到坎昆，有关碳排放权的争议从未停止，哥本哈根仅仅是在各方焦灼中寻求了一个平衡点，推出一个不痛不痒的《哥本哈根协议》，将《京都议定书》第二期减排任务寄托于坎昆。
坎昆会议刚刚开始不久，日本代表公开表示“绝对不会在《京都议定书》的第二阶段承诺任何减排目标。”当地时间9日下午，俄罗斯代表也公开表示“将不参加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成为日本之后第二个公开宣布放弃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减排期目标的国家。
最终，于当地时间11日凌晨落幕的坎昆气候大会，采用了一个含糊不清的说法，“及时确保第一承诺期与第二承诺期之间不会出现空当”。第二承诺期的时间表问题，悬而未决。
碳的“传说”
一切争论起源于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这个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次缔约方大会上通过的公约，规定了在2008年至2012年间，全球主要工业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削减5.2%。
然而，2012年期限将至，围绕2012年至2020年《京都议定书》第二期减排的任务，各国都在暗地里打着自己的算盘。
小岛国联盟呼吁到2050年全球减排85%。美国则宣称，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17%，据专家推算，这一目标仅相当于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4%。基础四国（中国、巴西、印度、南非），拒绝发达国家把解决气候变化的责任推到发展中国家身上的企图，并且各有各的减排方案。欧盟，完全支持发达国家在减排问题上承担主要责任，并将目标定为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0%。
在清华大学低碳能源实验室常务副主任王赞基看来，“减缓气候变化是全球的问题，也是大家共同的目标，这是毫无疑问的，现在气候变化已经变成了国际上政治的较量。”
正是由于各方分歧较大，去年的哥本哈根，最终在多方博弈下形成了一份毫无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对《京都议定书》的存续问题也没有明确表态。正是因为这样，今年坎昆，日本等国纷纷向《京都议定书》发难，一时间其存废问题格外引人关注。然而无论是小国联盟的高声呼吁，还是NGO（非政府组织）的全力以赴，坎昆会议的最终，还是没有给《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仅以“不会出现空档期”为句点，给明年的南非德班气候会议留下一个难题。
“熊猫”起步
“中国碳市场展望边会”在坎昆当地时间12月8日举行，作为这次峰会的重要内容，“熊猫标准”农林行业细则的发布格外引人注目。“熊猫标准”是我国第一个自愿减排标准，为我国碳交易市场提供了一定的准则。
碳排放交易，也就是清洁发展机制(CDM)，《京都议定书》中引入的三个灵活减排机制之一。发达国家通过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具有温室气体减排效果的项目，把项目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减少的排放量作为履行《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一部分义务。
目前，我国已经拥有广阔的碳排放交易市场，然而交易的主动权却不在自己手中。世界碳排放交易市场长期以来都被欧日把持，从产出，流程以及之后的买卖市场都是由欧日国家定价，我国在这个市场上没有太多的话语权，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上的地位。
截至2010年12月，我国政府已经批准的CDM项目有2785个，但在联合国已注册的中国CDM项目，却只有1044个。在国际市场上，我国的CDM项目还有待于更进一步的拓展并得到更多的认可。
“如果我们需要掌控话语权的话，有一种可能的尝试，就是要从源头开始入手，也就是从制定标准开始入手”。北京环境交易所交易运营部的李经理向记者表示。
去年哥本哈根会议上提出的“熊猫标准”作为我国第一个自愿碳减排标准，为我国在全球碳交易中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作出了贡献，经过一年的时间，“熊猫标准”在12月8号正式进入农林细则的征求意见阶段。
李经理说，“从去年至今，我们将重点放在了农林业上来细化‘熊猫标准’，力求通过一定的规范使情况复杂而不确定性较高的农林业减排可以科学、保守地量化出来。”
目前我国存在相当大的碳交易市场潜力，可是，据记者调查，市场参与者普遍认为，当前的CDM市场由于受金融危机等众多因素影响，已经明显不如前几年了。很显然，这也与当前世界各国在气候变化会议上的态度有密切的联系。
李经理指出“我们目前已经有一批具有中国典型特色的试点项目正在筹备，明年将有首批试点项目正式进入项目启动，也是这次坎昆会议上对外公布的，到明年开春时，‘熊猫标准’将使用在云南省的一个竹林项目上，作为我国、乃至世界上第一个竹林碳汇项目进行碳产品开发以及相应附加益处量化。”作为明年的发展规划，竹林碳汇项目将是北京环境交易所利用“熊猫标准”所做的一个试点项目，如果成功，其意义十分重大。
“边缘人群”的碳生活
在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中，农村人口所占比例最大，而在这部分人口中，处于贫困边缘的人口又不在少数，远离城市的喧嚣，又与工业化和现代化相差甚远，听起来边远的农村跟碳交易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然而，现实并非如此。
在专门从事气候研究的人眼里，贫困的定义不仅仅是指维持生存的必要条件，还有一种“气候贫困”的说法，指的是因为对气候变化没有任何抵御能力或者抵御能力极为微弱而造成的贫困，而无力抵御气候变化的人群，称之为气候贫困人口。在我国，这部分人口同传统意义上的贫困人口有着极大的重合性，一般经济能力差的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也较差。
“‘熊猫标准’的初衷之一就是利用气候变化这一课题，来提高气候贫困人口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并在当地的环境，经济，社会，社区等多个方面，对这种能力进行加强和固化。”“熊猫标准”有关负责人给记者介绍了“熊猫标准”的一些扶贫作用，进而说明碳交易与大众之间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遥远。
在我国，进行农业生产的农民其收益基本上是以农产品的农业收益为主，而在“熊猫标准”的规范下，由项目产生的附加效益能够惠及当地的农民，其中最直接的收益即为碳汇交易而产生的财务收入。在没有进行“熊猫标准”项目开发之前，农民收入主要以农业收入为主，而在项目开发后期，项目所产生的减排量进行了签发后，碳收益也可以返还给当地的农民或者运营商。这样，就相当于在自身农产品收入的基础上有多增加了一部分因碳而产生的收入。
“这样的话，当地的农民不仅仅有农业收益，还有碳收益。而且，在一些试点项目上，我们跟当地的扶贫办直接联系，确保项目能够达到良好的扶贫的效果。”
“目前熊猫标准扶贫准则还在同国内相关机构进行开发当中，并且希望能够在试点项目的运作中得到一些适合中国国情的一手经验，以便完善并推广。”北京环境交易所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在完成“熊猫标准”试验的同时，对当地的生态环境以及人们的生活起到一定的附加效益。
憧憬“十二五”
早在去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就已经确定我国到2020年的温室气体排放目标，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要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
这可以说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所作出的承诺，回顾过去所走过的低碳减排之路，我们可以看到一连串的数据：从2006年至2009年，规模以上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累计下降20.76%，实现节能量5.3亿吨标准煤。从哥本哈根到坎昆，我国在“十一五”的最后一年中，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4.57%，其中三季度同比下降10.37%。今年的“十二五”规划中也提到将重点支持新能源、节能技术和环保技术等行业的发展。
2011年，“十二五”规划即将启程，围绕碳排放权的交易之争仍在继续，无论明年的南非是否能最终达成全球范围内的协议，就算是没有《京都协议书》，就算没有哥本哈根，低碳经济也是我国发展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