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名为《长安精神》的绘画展先在北京，后在广州，而后还将在其他的城市陆续展出。按照与会者的说法，展览不仅成功，而且引起“轰动”。参加展览的十六位画家刘文西、崔振宽、王子武、张振学、王炎林、王金岭、江文湛、王有政、张杲、徐义生、郭全忠、赵振川、张之光、罗平安、王西京、陈国勇等都已六十开外，无论名头，还是实力，他们在当下中国画坛都是一流的。他们的作品展览引起“轰动”应该也在意料之中。然而，在资讯发达的今天，一个引起轰动的16人作品展的“轰动”程度及范围远不如正在闹分手的小两口—谢霆锋与张柏芝。这一点，只要打开各大主流网站的首页即可明了。
　　为什么？为什么一个讲求精神维度、追求艺术创造，并且集16位著名艺术家几乎毕生精力的艺术展反而不如一对小夫妻的八卦受人关注？
　　当然，我们可以用曲高和寡来解释。但是，这样的解释是解释者自己也不踏实的解释。在我看来，造成如此局面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的展览已经越来越远离观众。打个不恰当比喻，当信息传达的手段已经进入太空时代时，我们的展览形式还停留在石器时代。我们有关展览的策划与宣传也依旧停留在一元意识形态的过去。一句话，落伍了。
　　一个落伍了的展览无论具备多么丰富的精神内涵，都很难在微博开花的时代传承得远些再远些。而如此局面，不是展览请来了诸多理论大腕就可以改变的。事实上，展览也的确请来了邵大箴、薛永年、刘骁纯、刘曦林、贾方舟等著名批评家，但他们和那16位艺术家共同引起的“轰动”却显得十分有限。
　　也许，我不该拿学术事件和非学术事件来比，因为二者本身就是风马牛不相及。而且，自古以来，所谓学术也只有“冷板凳”一种命运。轰轰动动的事件一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比如那些轰动的八卦新闻。可是，既是如此，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已经落伍的方式与手段试图引起轰动？我们的潜意识里是否有着渴望轰动的欲望？而这样的欲望是否有违“冷板凳”的艺术精神？
　　很高兴看到批评家们对于“长安精神”的诠释。在具有代表意义的薛永年先生的发言里，他将“长安精神”概括为汉唐精神、延安精神、长安画派精神。其实，这三种精神都不是地域意义上的，它们属于整个中国。在如此大的精神框架内谈论陕西艺术家的艺术创造，往往会造成对艺术家个体具体而微的艺术贡献的遮蔽。比如，崔振宽在黄宾虹之后对黄宾虹语言体系的突破在哪里？郭全忠在中国人物画史，尤其是徐悲鸿、蒋兆和之后的人物画创作中所做出的独特贡献又在哪里？如果能把类似的学术问题理出一二，那么，无论这个展览是否轰动，它都具备传之久远的意义。否则，充其量只是历史烟云中的一次八卦。
　　长安自古多才俊。如何借助新的传播形式传播来自长安的艺术创造以及艺术精神已是一个不能耽搁的话题。为此，冷眼之中，我期盼一个新的，更加热烈的研讨会，它讲求精神，也讲求为精神插上翅膀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