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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电影资料馆馆长科斯塔·加夫拉斯曾说：电影人总有一个想要改变世界的疯狂念头。改革开放40年，我们看到更多的却是：世界改变了电影人。
1988年，张藝谋处女作《红高粱》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科斯塔·加夫拉斯还有一句名言：所有的电影都是政治电影。当电影人被世界的星云流转改变，他们创作出的电影，却忠实地将时代投映在了银幕上。
在华语片年产量过千部的时代，很难想象短短40年前，我们的娱乐生活还只有8个样板戏。从八到千，离不开1979年1月2日那一天，胡耀邦出席中国文联迎新茶话会，与文艺界300多名人士见面，称：“四人帮把全国的文艺界办成了一个管教所，我们要砸烂这个管教所，建立新的服务站。”
很快，在一系列文化冤假错案平反的同时，在“文革”中以“毒草”名义被打击的传统文化又回来了，整个80年代，文艺界的势头中，电影也占有一席之地。
在“大幅度地、大踏步地、放手地发展电影事业”的指示下，电影很快就走到了文化的高原——“文革”后第一批年轻导演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了——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霍建起、张建亚、张军钊、黄建新……这些人后来成了众所周知的“第五代”导演，经历过社会动荡和时代巨变的他们，将学院派的表达方法和家国忧患意识熔于一炉，形成了各自独到的影像风格。
《黄土地》《红高粱》《秋菊打官司》《霸王别姬》……第五代交出的第一批作业就显示出了过人的世故，每一发背后都仿佛牵动了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脉络。正如北大教授戴锦华所言：“自1980年代中期始，‘历史’便成了大陆艺术电影中萦回不去的梦魇。似乎是一道必须去正视而令人晕眩的深谷，又仿若幽灵出没的、猩红而富丽的天幕。”
冯小刚的《甲方乙方》时代，那时徐帆还扎着麻花辫。
很快，中国电影人走上了国际舞台。1988年，张艺谋处女作《红高粱》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成为第一部获得世界三大国际电影节最高奖的华语电影;之后，他执导的《秋菊打官司》和《一个都不能少》又两度荣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接下来，陈凯歌执导的《霸王别姬》荣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除了奥斯卡至今没有拿到，第五代几乎早已包揽了世界电影的桂冠。也因为电影题材多涉及老少边穷，他们在得奖的同时也收获了“是否丑化国人”的争议。
文化走上高原的同时，商业上却遭遇了低谷。戴锦华回忆：“80年代时，中国电影曾经非常低迷，那时形成一种天下三分，叫做主旋律、娱乐片、探索片，其实就是政治宣传片、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
在那个电影由中影集团统购统销的年代，制片方只负责生产，电影胶片则被放在自行车后座上，一盘一盘送往一轮影院、二轮影院、三轮影院……再卖座也与制片厂无关。更何况，能拍电影的也只有数得出的那么几家国有企业：北影、上影、八一、长影……
这种局面到了1994年算是跌破了谷底——这一年，大陆开始推行电影体制改革，打破了“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模式，电影不再以拷贝销售数量计算盈利，而是开始与票房挂钩——但很快，哈里森·福特主演的《真实的谎言》等好莱坞大片成了第一批引进中国的“分账电影”。每年10部的引进片，占票房比例却高达60%-80%。再加上电视机的普及、录像厅彻夜播着香港武打片……国产电影已经走到了全面陷落的时期。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
这一年，冯小刚以《甲方乙方》宣告了“冯氏贺岁喜剧”的诞生。但好不容易被喜剧收割的票房，很快又被2001年因为加入WTO而增加的引进片数量打倒。从每年10部增加到20部以后，在进口大片的一路挤压之下，当时的国产电影年产量已经下滑到不足100部，全年票房还不到10亿元。
电影《战狼2》创造了中国电影票房新纪录。
次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按照中央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电影明确被定义为“可经营的文化产业”。
这显然给桎梏已久的国产电影松了绑。有商业头脑的张伟平，和后来被戏称国师的张艺谋，正是在此时结成了同盟——2002年，张艺谋导演的《英雄》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全球首映式，全明星阵容外加一路造势，成为了首部票房过亿的国产电影，也开启了第五代导演的商业大片时代。
有趣的是，当第五代选择拥抱时代的时候，刚刚萌芽的“第六代”导演，却选择了反观自己的内心。王小帅、娄烨、张元、管虎、贾樟柯、路学长、王全安、张杨、宁浩、陆川……和第五代曾经的家国大义相比，他们更像是喃喃自语，抛开了对于家国的忧患，转而聚集边缘人群的生存现实。张元的《北京杂种》、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路学长的《长大成人》、管虎的《头发乱了》、娄烨的《周末情人》、张扬的《洗澡》、贾樟柯的《小武》、王全安的《月蚀》、宁浩的《绿草地》……他们经历了电影从艺术走入日常，也将自己所目睹的时代变迁、经济转轨、人心浮动融入了影像。他们或许不如第五代深沉，却也有自己独到的特征，那就是“真诚”——正如许多年后电影人程青松为第六代集体画像，起的书名就叫《我的摄影机不说谎》。
2010年，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100亿元大关。两年后的2012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
这时的电影界，掐指一算已经到了“第七代”导演应该出场的年代。但“第七代”却似乎姗姗来迟。数一数生于80后、2010年代开始创作电影的导演：有《滚蛋吧肿瘤君》导演韩延、《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导演李睿珺、《心理罪》导演徐纪周，还有剪辑师转行导演的肖洋（《少年班》），作家转行导演的韩寒（《乘风破浪》），演员转行导演的徐峥（《泰囧》）、大鹏（《煎饼侠》）、吴京（《战狼》）……论票房已然非常可观，吴京单部片估计就能顶上整个第六代创造的票房;论作品也不是没有佳作，但似乎离开“第七代”，总有一段莫名的距离。
是我们不再喜欢贴标签，还是这些电影人真的缺了点什么？
科斯塔·加夫拉斯还有一句名言：所有的电影都是政治电影。当电影人被世界的星云流转改变，他们创作出的电影，却忠实地将时代投映在了银幕上。
第五代的破冰之旅
在华语片年产量过千部的时代，很难想象短短40年前，我们的娱乐生活还只有8个样板戏。从八到千，离不开1979年1月2日那一天，胡耀邦出席中国文联迎新茶话会，与文艺界300多名人士见面，称：“四人帮把全国的文艺界办成了一个管教所，我们要砸烂这个管教所，建立新的服务站。”
很快，在一系列文化冤假错案平反的同时，在“文革”中以“毒草”名义被打击的传统文化又回来了，整个80年代，文艺界的势头中，电影也占有一席之地。
在“大幅度地、大踏步地、放手地发展电影事业”的指示下，电影很快就走到了文化的高原——“文革”后第一批年轻导演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了——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霍建起、张建亚、张军钊、黄建新……这些人后来成了众所周知的“第五代”导演，经历过社会动荡和时代巨变的他们，将学院派的表达方法和家国忧患意识熔于一炉，形成了各自独到的影像风格。
《黄土地》《红高粱》《秋菊打官司》《霸王别姬》……第五代交出的第一批作业就显示出了过人的世故，每一发背后都仿佛牵动了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脉络。正如北大教授戴锦华所言：“自1980年代中期始，‘历史’便成了大陆艺术电影中萦回不去的梦魇。似乎是一道必须去正视而令人晕眩的深谷，又仿若幽灵出没的、猩红而富丽的天幕。”
很快，中国电影人走上了国际舞台。1988年，张艺谋处女作《红高粱》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成为第一部获得世界三大国际电影节最高奖的华语电影;之后，他执导的《秋菊打官司》和《一个都不能少》又两度荣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接下来，陈凯歌执导的《霸王别姬》荣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除了奥斯卡至今没有拿到，第五代几乎早已包揽了世界电影的桂冠。也因为电影题材多涉及老少边穷，他们在得奖的同时也收获了“是否丑化国人”的争议。
文化走上高原的同时，商业上却遭遇了低谷。戴锦华回忆：“80年代时，中国电影曾经非常低迷，那时形成一种天下三分，叫做主旋律、娱乐片、探索片，其实就是政治宣传片、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
在那个电影由中影集团统购统销的年代，制片方只负责生产，电影胶片则被放在自行车后座上，一盘一盘送往一轮影院、二轮影院、三轮影院……再卖座也与制片厂无关。更何况，能拍电影的也只有数得出的那么几家国有企业：北影、上影、八一、长影……
这种局面到了1994年算是跌破了谷底——这一年，大陆开始推行电影体制改革，打破了“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模式，电影不再以拷贝销售数量计算盈利，而是开始与票房挂钩——但很快，哈里森·福特主演的《真实的谎言》等好莱坞大片成了第一批引进中国的“分账电影”。每年10部的引进片，占票房比例却高达60%-80%。再加上电视机的普及、录像厅彻夜播着香港武打片……国产电影已经走到了全面陷落的时期。
第六代老了，第七代在哪里？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
这一年，冯小刚以《甲方乙方》宣告了“冯氏贺岁喜剧”的诞生。但好不容易被喜剧收割的票房，很快又被2001年因为加入WTO而增加的引进片数量打倒。从每年10部增加到20部以后，在进口大片的一路挤压之下，当时的国产电影年产量已经下滑到不足100部，全年票房还不到10亿元。
次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按照中央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电影明确被定义为“可经营的文化产业”。
这显然给桎梏已久的国产电影松了绑。有商业头脑的张伟平，和后来被戏称国师的张艺谋，正是在此时结成了同盟——2002年，张艺谋导演的《英雄》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全球首映式，全明星阵容外加一路造势，成为了首部票房过亿的国产电影，也开启了第五代导演的商业大片时代。
有趣的是，当第五代选择拥抱时代的时候，刚刚萌芽的“第六代”导演，却选择了反观自己的内心。王小帅、娄烨、张元、管虎、贾樟柯、路学长、王全安、张杨、宁浩、陆川……和第五代曾经的家国大义相比，他们更像是喃喃自语，抛开了对于家国的忧患，转而聚集边缘人群的生存现实。张元的《北京杂种》、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路学长的《长大成人》、管虎的《头发乱了》、娄烨的《周末情人》、张扬的《洗澡》、贾樟柯的《小武》、王全安的《月蚀》、宁浩的《绿草地》……他们经历了电影从艺术走入日常，也将自己所目睹的时代变迁、经济转轨、人心浮动融入了影像。他们或许不如第五代深沉，却也有自己独到的特征，那就是“真诚”——正如许多年后电影人程青松为第六代集体画像，起的书名就叫《我的摄影机不说谎》。
2010年，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100亿元大关。两年后的2012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
这时的电影界，掐指一算已经到了“第七代”导演应该出场的年代。但“第七代”却似乎姗姗来迟。数一数生于80后、2010年代开始创作电影的导演：有《滚蛋吧肿瘤君》导演韩延、《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导演李睿珺、《心理罪》导演徐纪周，还有剪辑师转行导演的肖洋（《少年班》），作家转行导演的韩寒（《乘风破浪》），演员转行导演的徐峥（《泰囧》）、大鹏（《煎饼侠》）、吴京（《战狼》）……论票房已然非常可观，吴京单部片估计就能顶上整个第六代创造的票房;论作品也不是没有佳作，但似乎离开“第七代”，总有一段莫名的距离。
是我们不再喜欢贴标签，还是这些电影人真的缺了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