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5年，我就与黄裕生师结下友谊，这些年在思想上的成长亦与黄老师密切相关。近日，马寅卯师嘱我为黄老师在“贺麟讲座”上所作的专题讲座做一个评论，诚惶诚恐。在此，斗胆循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古训把一些学习的心得和感受与黄老师和诸位师友分享。
——按语
1840年以来，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下，中国社会开启了它的重构过程。与之相应，汉语思想界也面临着重新言说自身的任务，由之，如何理解西方社会及其更深层的思想问题，并在这种不断深入的理解中重新确立自身，就成为笼罩在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人头上的宿命。技术、制度、文化，及至这种文化根基处的自由与信仰，是这个进程中几个标志性的节点，到20世纪末，汉语思想界对自由和信仰的一系列深度阐释标志着中国思想界开始真正消化西方思想。相较于技术上的学习、制度上的模仿创制，以及文化观念上的相互耦合，中国知识人在自由和信仰上的一系列阐释注定要更加深刻地镌刻在未来的世界历史进程中。黄裕生教授的系列著述都会深刻地融入到这个历史的进程中，也注定会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
自由是黄裕生教授这些年来关注的最核心的话题。《对自由的追问与论证：作为一种自由理论的德国哲学》一文则既是黄老师对过往思考的总结，也是一次再出发。对自由作形式性的论证，并以此为根基逻辑性地推演出现代生活总体的相关原理（康德哲学的核心工作），是黄老师为汉语思想界、汉语社会作出的重要的阐释和论证工作。这项工作对于千年以来的中国社会的革新有奠基性意义。在现代生活世界中，自由及其相关原理横亘在古代与现代之间，是划分它们的标志。一个民族如果不能在自由原理中重建自身，很难讲它会有现代历史意义，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也不会使其行动拥有出于自身所是的正义或真理意义。黄老师通过康德之眼深刻地看清这个问题，并在汉语思想界中作出了应该是最出色的原理性奠基。
更难能可贵的是，黄老师的这篇文章不再满足于自由的纯粹形式性，而是从形式性的自由过渡到自由的现实历史，以至于自由形而上学（自由存在论）的领域，这既是思想本身的逻辑进展，也是生活和历史及世界的“诉求”。作为整体，它们乃是现代性、启蒙的内在意义。现代世界以启蒙确立自己，如果启蒙的整体意义得不到完全而彻底的评估，同样很难讲中国思想界真正理解了启蒙，中国社会的启蒙就更是遥不可及。現在学界很多人都在批评启蒙和现代性的内在困境和不足——诚然它也确实有着内在困境，但无论如何，我们需要在这个整体里面去追问，而非外在地、不着边际地所谓批判。黄老师的这篇文章学理性地阐述了这些内容，有助于擦亮汉语思想界的眼睛，成为我们再出发的重要力量。这一步一旦踏出，一个有着无限可能性而光明的未来即将向我们打开！
这些年来，我从黄老师这里受惠良多，也一直试着进入黄老师的思想世界，并沿着黄老师的方向作出思考。在这个学习也是对话的过程中，我对自由及其相关的问题有些不同于黄老师的思考，现求教于黄老师。诚然，从思想的内在逻辑看，一旦自由通过道德得到认识性的论证，自由的原理体系也就是能够给出的;原理之所谓原理在于它要成为生活的实在内容，于是，作为生活和历史的基础的自由理论也就是有实在意义的。但同样无可置疑的是，作为生活和历史的基础的自由理论需要反思生存与自由的关系，如果缺少了生存的见证，自由理论就有沦为空洞理想的可能——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建构起各种各样的理论体系，但大多都随着他们的离去而离去了。为了摆脱这种随着自己的离开体系也便离开的困境，我一直问自己的问题是：作为自由的认识基础的道德法则于人的生存而言真的是可能的吗？或者说，人真的能在生存中见证到完善的道德法则（这是康德论证自由的核心）吗？
在后期“宗教”文本中，康德否定了这一点。即：能理知耶稣是道德上完满的人性原型，尽管证明人被赋予理性（道德法则作为唯一的理性事实也是这种意义上成立的），但这种理性存在者却在根本上是有限的。换言之，人在生存中能够“看到”无条件的道德法则实乃是出于耶稣这一完满的人性原型。把康德批判时期的著作和宗教哲学文本作为一个整体来阅读，就会发现，根据理性，一套自由理论尽管是可能的，但在生存的起点上，正因为信仰（耶稣是人性原型），自由理论才是有基础的——在我看来，康德哲学的真正落脚点在这里;进一步的追问也需要从这里出发。据此可言，理性的“成熟”意味着人能够生存在自由之中，但并不意味着人是自由的：不能把人这种“自由存在者”混同于“自由存在”，两者是有绝对界限的。这个绝对界限就是对自由和自由的根据乃是奥秘的自觉。也是因此，根据问题开始成为后康德思想家们运思的重心。
康德之后不久，黑格尔尽管以善的实在性作为基础消化了主观上的“能够”或“应该”，但其斗争中的“自在自为”应该就是对这种绝对界限的体察，换言之，历史哲学是在斗争中的“要成为……”的自由历史，而非自由历史本身。自由历史只能在生存之外的“另一种眼光”（上帝）中呈现。如何“获得”这种眼光呢？我想，这是现代性和启蒙，甚至是思想本身的内在的，也是最根本的局限。以这个局限为基础运思，或许能够“让”我们对自由及其更深的根据有进一步的思考。而这，便是黑格尔的形而上学、谢林的自由体系，以及海德格尔对存在问题进行追问的内在契机。
所以，我想，如果能在生存中见证到作为自由存在者的“我”与自由本身（超验自由）的张力或许能够带动我们思考一种“别样的自由”。与这个问题深切相关的是，如何在现代甚或后现代（如果有的话）的自由存在论中追问人的自由存在与信仰身份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也便更加切身和迫切了。
不过，无论如何，很幸运，在这条无尽的思想道路上能够与黄老师同行。
——按语
1840年以来，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下，中国社会开启了它的重构过程。与之相应，汉语思想界也面临着重新言说自身的任务，由之，如何理解西方社会及其更深层的思想问题，并在这种不断深入的理解中重新确立自身，就成为笼罩在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人头上的宿命。技术、制度、文化，及至这种文化根基处的自由与信仰，是这个进程中几个标志性的节点，到20世纪末，汉语思想界对自由和信仰的一系列深度阐释标志着中国思想界开始真正消化西方思想。相较于技术上的学习、制度上的模仿创制，以及文化观念上的相互耦合，中国知识人在自由和信仰上的一系列阐释注定要更加深刻地镌刻在未来的世界历史进程中。黄裕生教授的系列著述都会深刻地融入到这个历史的进程中，也注定会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
自由是黄裕生教授这些年来关注的最核心的话题。《对自由的追问与论证：作为一种自由理论的德国哲学》一文则既是黄老师对过往思考的总结，也是一次再出发。对自由作形式性的论证，并以此为根基逻辑性地推演出现代生活总体的相关原理（康德哲学的核心工作），是黄老师为汉语思想界、汉语社会作出的重要的阐释和论证工作。这项工作对于千年以来的中国社会的革新有奠基性意义。在现代生活世界中，自由及其相关原理横亘在古代与现代之间，是划分它们的标志。一个民族如果不能在自由原理中重建自身，很难讲它会有现代历史意义，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也不会使其行动拥有出于自身所是的正义或真理意义。黄老师通过康德之眼深刻地看清这个问题，并在汉语思想界中作出了应该是最出色的原理性奠基。
更难能可贵的是，黄老师的这篇文章不再满足于自由的纯粹形式性，而是从形式性的自由过渡到自由的现实历史，以至于自由形而上学（自由存在论）的领域，这既是思想本身的逻辑进展，也是生活和历史及世界的“诉求”。作为整体，它们乃是现代性、启蒙的内在意义。现代世界以启蒙确立自己，如果启蒙的整体意义得不到完全而彻底的评估，同样很难讲中国思想界真正理解了启蒙，中国社会的启蒙就更是遥不可及。現在学界很多人都在批评启蒙和现代性的内在困境和不足——诚然它也确实有着内在困境，但无论如何，我们需要在这个整体里面去追问，而非外在地、不着边际地所谓批判。黄老师的这篇文章学理性地阐述了这些内容，有助于擦亮汉语思想界的眼睛，成为我们再出发的重要力量。这一步一旦踏出，一个有着无限可能性而光明的未来即将向我们打开！
这些年来，我从黄老师这里受惠良多，也一直试着进入黄老师的思想世界，并沿着黄老师的方向作出思考。在这个学习也是对话的过程中，我对自由及其相关的问题有些不同于黄老师的思考，现求教于黄老师。诚然，从思想的内在逻辑看，一旦自由通过道德得到认识性的论证，自由的原理体系也就是能够给出的;原理之所谓原理在于它要成为生活的实在内容，于是，作为生活和历史的基础的自由理论也就是有实在意义的。但同样无可置疑的是，作为生活和历史的基础的自由理论需要反思生存与自由的关系，如果缺少了生存的见证，自由理论就有沦为空洞理想的可能——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建构起各种各样的理论体系，但大多都随着他们的离去而离去了。为了摆脱这种随着自己的离开体系也便离开的困境，我一直问自己的问题是：作为自由的认识基础的道德法则于人的生存而言真的是可能的吗？或者说，人真的能在生存中见证到完善的道德法则（这是康德论证自由的核心）吗？
在后期“宗教”文本中，康德否定了这一点。即：能理知耶稣是道德上完满的人性原型，尽管证明人被赋予理性（道德法则作为唯一的理性事实也是这种意义上成立的），但这种理性存在者却在根本上是有限的。换言之，人在生存中能够“看到”无条件的道德法则实乃是出于耶稣这一完满的人性原型。把康德批判时期的著作和宗教哲学文本作为一个整体来阅读，就会发现，根据理性，一套自由理论尽管是可能的，但在生存的起点上，正因为信仰（耶稣是人性原型），自由理论才是有基础的——在我看来，康德哲学的真正落脚点在这里;进一步的追问也需要从这里出发。据此可言，理性的“成熟”意味着人能够生存在自由之中，但并不意味着人是自由的：不能把人这种“自由存在者”混同于“自由存在”，两者是有绝对界限的。这个绝对界限就是对自由和自由的根据乃是奥秘的自觉。也是因此，根据问题开始成为后康德思想家们运思的重心。
康德之后不久，黑格尔尽管以善的实在性作为基础消化了主观上的“能够”或“应该”，但其斗争中的“自在自为”应该就是对这种绝对界限的体察，换言之，历史哲学是在斗争中的“要成为……”的自由历史，而非自由历史本身。自由历史只能在生存之外的“另一种眼光”（上帝）中呈现。如何“获得”这种眼光呢？我想，这是现代性和启蒙，甚至是思想本身的内在的，也是最根本的局限。以这个局限为基础运思，或许能够“让”我们对自由及其更深的根据有进一步的思考。而这，便是黑格尔的形而上学、谢林的自由体系，以及海德格尔对存在问题进行追问的内在契机。
所以，我想，如果能在生存中见证到作为自由存在者的“我”与自由本身（超验自由）的张力或许能够带动我们思考一种“别样的自由”。与这个问题深切相关的是，如何在现代甚或后现代（如果有的话）的自由存在论中追问人的自由存在与信仰身份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也便更加切身和迫切了。
不过，无论如何，很幸运，在这条无尽的思想道路上能够与黄老师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