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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代的中国是一头沉睡的雄狮，无力靠自身的力量觉醒，任凭列强宰割却无力反抗，直到在党的思想引领下终于觉醒，并不断成长壮大。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在此关键节点，纵观中国共产党思想引领中国的百年历程，回顾百年来党的思想引领力在不同历史时期所起关键导向作用，总结诸多宝贵经验，对于当前新矛盾、新问题的解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思想引领力;党的建设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1）08-0067-03
在沉睡百年的旧中国，列强肆无忌惮地掠夺资源，加快鲸吞蚕食的步伐。中国的命运，不是在沉睡中醒来，就是在沉睡中灭亡。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再到国民大革命，由于思想引领力较弱和存在偏差，不能适应中国革命的现实需要，地主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开出的思想药方无法挽救中国。无产阶级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科学的领导思想，在党的思想引领力带动之下，中国逐渐觉醒，发展壮大。
适逢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導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1]这是新时代对提高我党执政水平与思想理论能力所提出的新要求。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一）党和人民军队创建时期
1927年宁汉合流，大革命失败，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经历了一段异常艰难的时期。随后共产党人在全国各地相继发动武装起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都极大震撼并打击了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党的思想在三大起义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
坚持党的思想，是起义成功的根本保障;党的思想不能贯彻执行，则是战事失利的重要原因。毛泽东在回顾总结经验教训时这样说道：“红军所以艰苦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秋收起义之所以能够保存起义成果，实力没有受到较大的削弱，正是因为其完善的党组织制度，从连、营、团到师，各级都设有党组织，这样就保证了长官和士兵都能接受到党的思想引领，在艰难困苦面前仍能保持战斗力和团结。南昌起义部队实力强大，人数较多，但大部分起义军过去是国民党的旧军人，思想觉悟没有工农军队高。党支部建在团上，短时间内对基层军官和普通士兵进行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有限，在贯彻党的思想上不够透彻，因而在后期的斗争中逐渐被打散。
事实证明，革命斗争中的哪支军队，若没有完全彻底地接受党的思想引领，即使不是一触即溃，也难以经受住残酷斗争的考验;而坚持党的思想引领的工农革命军队，成为日后的关键力量和拯救民族的中流砥柱。
（二）土地革命时期
通过武装起义占领大型中心城市，直接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宣告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低潮，红色政权岌岌可危。在这个艰难时刻，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验出发，创造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
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文章中，毛泽东分析了红色政权生存发展的原理和方法。处于帝国主义势力间接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国情使得国内反动势力无法统一，小农经济可以自给自足的现状，也为红色政权生存的经济基础提供了可能性。红色政权的发展还需要良好的群众基础、不断发展的革命形势和强有力的武装力量。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阐明了，中国只有走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农村革命根据地三者的紧密结合，不断壮大革命力量，最后实现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胜利的这条道路，革命才能成功。
（三）抗日战争时期
自鸦片战争以来，至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时，帝国主义列强的欺侮和掠夺，达到了顶峰。1938年，全面抗战进入第二个年头。国民政府在日军的凌厉攻势下节节败退，丢失了华北、华东地区以及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型城市，半壁江山已沦陷。此时战事异常严峻，国内各种思潮此起彼伏。在国民党内和社会上，主张投降主义的“亡国论”以及单方面寄希望于英美列强援助的“速胜论”甚嚣尘上。各种错误思想的大行其道，严重动摇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决心和信念。
1938年5月底6月初，毛泽东在延安正式作了《论持久战》长篇讲演。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首先驳斥了“亡国论”与“速胜论”等荒谬思想。其次，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本质上看，日军人员和资源严重不足，不能掌控战场全局，而中国却有着人力与土地的绝对优势，因此有充分的斗争空间与机会。再次，毛泽东预见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战争阶段，论述了不同阶段战事的主要任务以及将会面临的情况。然后，毛泽东详细阐明了如何进行持久战的具体战略和战术方针，包括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的关系;防御与进攻，内线与外线、前方与后方、包围与反包围等思想。最后，毛泽东提出了发动社会各阶层的力量，全民备战、打败日寇的人民战争思想。
党的全民持久抗战思想，理清了人们的思路，统一和引领了全民族、各阶层的抗战思想，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决心，为抗日斗争提供了思想理论指导，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党的科学先进思想的引领下，全国人民同仇敌忾，艰苦抗争，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攻守态势也随之转移，因而取得了最终胜利。
（四）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抗日战争迎来胜利，党中央顾全大局，顺应全国人民渴望和平与民主建国的强烈愿望，与国民党展开谈判，争取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社会改革，并签署了“双十协定”。由于蒋介石要打内战的方针早已确定，1946年，国民党军向中原解放区大规模进攻。解放区军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开展了人民解放战争。战争初始，敌我双方实力差距悬殊。军事上，国民党总兵力超过400万人，还有美国的军事援助，而我军只有127万人，武器装备上也处于劣势;经济上，国民党占据中国所有大型城市和重要港口、铁路。如何在这种困难的局面下增强自身实力、削弱敌人实力，实现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转换，进而取得人民战争的胜利，是党和人民面临的巨大难题。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刻意识到，要彻底打败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必须用思想引领广大群众意识到自己的切身利益之所在，走出蒙昧状态，赋予人民与敌人斗争的精神动力，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树立胜利的信心，调动起全国人民的力量。党中央为适应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在1946年颁布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逐步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满足了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热情与生产积极性，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获得了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的源泉。伴随土地改革的同时，积极进行政治工作和军队建设。在党的思想引领下，解放战争取得了胜利，中国大陆长达数千年的少数剥削者统治亿万人民群众的历史宣告终结，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的殖民奴役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之下翻了身。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一）社会主义革命时期
晚清以来，中华民族面临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深重危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之初，便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政治上，需要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经济上，需要平抑飞涨的物价，继续推进土地改革，完成全国统一的财经工作;军事上，要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到1953年初，新民主主义时期的许多遗留问题得以解决，抗美援朝战争接近结束，全国范围内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国民经济得到了初步恢复。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吸取了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出现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了符合我国实际的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在1953年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思想，以应对社会主义革命的需要，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思想，要求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对生产资料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开展，两者相辅相成。到1956年底，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我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
（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由诸多具有战略高度的正确思想和方针组成完整的体系，对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有着积极意义。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从大的经济、政治下细分出十个方面，提出了党应如何进行工作的指导思想。
在经济上，讨论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提出在充分重视重工业的基础上注意农业和轻工业的均衡发展，走适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讨论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提出了要利用好沿海工业的优势来发展内地工业;讨论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提出国防建设应以经济建设为基础;讨论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提出要三方面兼顾发展。
在政治上，讨论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提出在中央领导的前提下扩大地方办事的自主权;讨论了党和非党的关系，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讨论了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在肯定了镇压反革命的同时注意吸取苏联扩大化的教训;讨论了是非关系，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讨论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提出了要敢于学习外国的优秀成果，但要有选择性地吸收。讨论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提出了要巩固民族团结。
三、改革开放时期
（一）第一阶段：1978—1993年
20世纪中叶，党和国家的事业百废待兴，此时全国上下缺少思想上的主心骨，人们的思想僵化而混乱，急需统一的科学思想来引领各项工作重新走上正轨。
邓小平从思想上着手进行改革。首先，邓小平为恢复毛泽东所确立的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做出了巨大努力。他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讨论冲破了旧思想的束缚，使人们掌握了实事求是思想的精髓，正确认识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重要讲话和文件也先后出台。正因为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的确立，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
（二）第二阶段：1993—2012年
自20世纪80年代起，各种负面思潮暗流涌动。彼时我国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社会经济成分和生产组织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总体性社会解体，个体化、多层次社会逐渐成形。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国内越来越多地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其中既有优秀的思想，也存在很大一部分的腐朽和反动思想。人们的思想观念越发呈多元化倾向，并与传统的主流思想逐渐偏离。加之发展存在着不均衡不协调的问题，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不断扩大，国内矛盾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而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严重挫折，我国在国际环境上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在此关键时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党的重大战略指导思想应运而生。江泽民同志在总结历史上党的思想引领中国的成功经验与对新形势新要求做出分析的基础上，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了详细全面的阐述，要求“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旨在发展生产力以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以提供思想和精神上的支持，并将党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落实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去。进入21世纪，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为中心，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旨在不断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物质、政治、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处理好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进入了历史性变革的全新时期，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担当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党中央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制定出台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和治国理政的新思想，解决了许多过去在较长历史时期内一直无法解决的重大问题，在政治、经济、文化、法治、国防军事、党建、教育、民生、国际外交、生态、卫生等各个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性强，内容丰富，涵盖面广，实现了理论、实践、逻辑的统一，涉及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
党和全国人民一道努力，我国按期完成扶贫目标，帮助9 899万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难任务，提高了困难群众的生产和致富能力;开启了全面依法治国新篇章，推进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用制度将权力关在笼子里，从严治党，严打贪腐，整治党内政治生态，完善监督体系;深化了军队体制改革，旨在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倡导“一带一路”建设，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在国内多次举办上海合作组织、APEC、G20等国际峰会，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提出了“两山论”的科学论断，引导高质量的绿色发展，生态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准确把握疫情形势变化，领导组织党政军民学各界，开展科学的救助和防控工作，奠定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胜利的基础。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直接指导治國理政的具体实践，引领了近十年以来党和国家攻坚克难的改革进程，带领中国更加坚定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阔步前行。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思想引领力;党的建设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1）08-0067-03
在沉睡百年的旧中国，列强肆无忌惮地掠夺资源，加快鲸吞蚕食的步伐。中国的命运，不是在沉睡中醒来，就是在沉睡中灭亡。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再到国民大革命，由于思想引领力较弱和存在偏差，不能适应中国革命的现实需要，地主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开出的思想药方无法挽救中国。无产阶级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科学的领导思想，在党的思想引领力带动之下，中国逐渐觉醒，发展壮大。
适逢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導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1]这是新时代对提高我党执政水平与思想理论能力所提出的新要求。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一）党和人民军队创建时期
1927年宁汉合流，大革命失败，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经历了一段异常艰难的时期。随后共产党人在全国各地相继发动武装起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都极大震撼并打击了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党的思想在三大起义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
坚持党的思想，是起义成功的根本保障;党的思想不能贯彻执行，则是战事失利的重要原因。毛泽东在回顾总结经验教训时这样说道：“红军所以艰苦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秋收起义之所以能够保存起义成果，实力没有受到较大的削弱，正是因为其完善的党组织制度，从连、营、团到师，各级都设有党组织，这样就保证了长官和士兵都能接受到党的思想引领，在艰难困苦面前仍能保持战斗力和团结。南昌起义部队实力强大，人数较多，但大部分起义军过去是国民党的旧军人，思想觉悟没有工农军队高。党支部建在团上，短时间内对基层军官和普通士兵进行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有限，在贯彻党的思想上不够透彻，因而在后期的斗争中逐渐被打散。
事实证明，革命斗争中的哪支军队，若没有完全彻底地接受党的思想引领，即使不是一触即溃，也难以经受住残酷斗争的考验;而坚持党的思想引领的工农革命军队，成为日后的关键力量和拯救民族的中流砥柱。
（二）土地革命时期
通过武装起义占领大型中心城市，直接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宣告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低潮，红色政权岌岌可危。在这个艰难时刻，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验出发，创造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
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文章中，毛泽东分析了红色政权生存发展的原理和方法。处于帝国主义势力间接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国情使得国内反动势力无法统一，小农经济可以自给自足的现状，也为红色政权生存的经济基础提供了可能性。红色政权的发展还需要良好的群众基础、不断发展的革命形势和强有力的武装力量。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阐明了，中国只有走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农村革命根据地三者的紧密结合，不断壮大革命力量，最后实现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胜利的这条道路，革命才能成功。
（三）抗日战争时期
自鸦片战争以来，至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时，帝国主义列强的欺侮和掠夺，达到了顶峰。1938年，全面抗战进入第二个年头。国民政府在日军的凌厉攻势下节节败退，丢失了华北、华东地区以及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型城市，半壁江山已沦陷。此时战事异常严峻，国内各种思潮此起彼伏。在国民党内和社会上，主张投降主义的“亡国论”以及单方面寄希望于英美列强援助的“速胜论”甚嚣尘上。各种错误思想的大行其道，严重动摇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决心和信念。
1938年5月底6月初，毛泽东在延安正式作了《论持久战》长篇讲演。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首先驳斥了“亡国论”与“速胜论”等荒谬思想。其次，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本质上看，日军人员和资源严重不足，不能掌控战场全局，而中国却有着人力与土地的绝对优势，因此有充分的斗争空间与机会。再次，毛泽东预见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战争阶段，论述了不同阶段战事的主要任务以及将会面临的情况。然后，毛泽东详细阐明了如何进行持久战的具体战略和战术方针，包括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的关系;防御与进攻，内线与外线、前方与后方、包围与反包围等思想。最后，毛泽东提出了发动社会各阶层的力量，全民备战、打败日寇的人民战争思想。
党的全民持久抗战思想，理清了人们的思路，统一和引领了全民族、各阶层的抗战思想，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决心，为抗日斗争提供了思想理论指导，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党的科学先进思想的引领下，全国人民同仇敌忾，艰苦抗争，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攻守态势也随之转移，因而取得了最终胜利。
（四）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抗日战争迎来胜利，党中央顾全大局，顺应全国人民渴望和平与民主建国的强烈愿望，与国民党展开谈判，争取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社会改革，并签署了“双十协定”。由于蒋介石要打内战的方针早已确定，1946年，国民党军向中原解放区大规模进攻。解放区军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开展了人民解放战争。战争初始，敌我双方实力差距悬殊。军事上，国民党总兵力超过400万人，还有美国的军事援助，而我军只有127万人，武器装备上也处于劣势;经济上，国民党占据中国所有大型城市和重要港口、铁路。如何在这种困难的局面下增强自身实力、削弱敌人实力，实现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转换，进而取得人民战争的胜利，是党和人民面临的巨大难题。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刻意识到，要彻底打败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必须用思想引领广大群众意识到自己的切身利益之所在，走出蒙昧状态，赋予人民与敌人斗争的精神动力，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树立胜利的信心，调动起全国人民的力量。党中央为适应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在1946年颁布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逐步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满足了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热情与生产积极性，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获得了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的源泉。伴随土地改革的同时，积极进行政治工作和军队建设。在党的思想引领下，解放战争取得了胜利，中国大陆长达数千年的少数剥削者统治亿万人民群众的历史宣告终结，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的殖民奴役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之下翻了身。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一）社会主义革命时期
晚清以来，中华民族面临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深重危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之初，便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政治上，需要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经济上，需要平抑飞涨的物价，继续推进土地改革，完成全国统一的财经工作;军事上，要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到1953年初，新民主主义时期的许多遗留问题得以解决，抗美援朝战争接近结束，全国范围内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国民经济得到了初步恢复。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吸取了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出现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了符合我国实际的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在1953年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思想，以应对社会主义革命的需要，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思想，要求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对生产资料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开展，两者相辅相成。到1956年底，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我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
（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由诸多具有战略高度的正确思想和方针组成完整的体系，对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有着积极意义。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从大的经济、政治下细分出十个方面，提出了党应如何进行工作的指导思想。
在经济上，讨论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提出在充分重视重工业的基础上注意农业和轻工业的均衡发展，走适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讨论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提出了要利用好沿海工业的优势来发展内地工业;讨论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提出国防建设应以经济建设为基础;讨论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提出要三方面兼顾发展。
在政治上，讨论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提出在中央领导的前提下扩大地方办事的自主权;讨论了党和非党的关系，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讨论了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在肯定了镇压反革命的同时注意吸取苏联扩大化的教训;讨论了是非关系，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讨论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提出了要敢于学习外国的优秀成果，但要有选择性地吸收。讨论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提出了要巩固民族团结。
三、改革开放时期
（一）第一阶段：1978—1993年
20世纪中叶，党和国家的事业百废待兴，此时全国上下缺少思想上的主心骨，人们的思想僵化而混乱，急需统一的科学思想来引领各项工作重新走上正轨。
邓小平从思想上着手进行改革。首先，邓小平为恢复毛泽东所确立的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做出了巨大努力。他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讨论冲破了旧思想的束缚，使人们掌握了实事求是思想的精髓，正确认识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重要讲话和文件也先后出台。正因为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的确立，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
（二）第二阶段：1993—2012年
自20世纪80年代起，各种负面思潮暗流涌动。彼时我国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社会经济成分和生产组织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总体性社会解体，个体化、多层次社会逐渐成形。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国内越来越多地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其中既有优秀的思想，也存在很大一部分的腐朽和反动思想。人们的思想观念越发呈多元化倾向，并与传统的主流思想逐渐偏离。加之发展存在着不均衡不协调的问题，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不断扩大，国内矛盾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而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严重挫折，我国在国际环境上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在此关键时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党的重大战略指导思想应运而生。江泽民同志在总结历史上党的思想引领中国的成功经验与对新形势新要求做出分析的基础上，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了详细全面的阐述，要求“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旨在发展生产力以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以提供思想和精神上的支持，并将党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落实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去。进入21世纪，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为中心，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旨在不断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物质、政治、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处理好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进入了历史性变革的全新时期，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担当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党中央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制定出台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和治国理政的新思想，解决了许多过去在较长历史时期内一直无法解决的重大问题，在政治、经济、文化、法治、国防军事、党建、教育、民生、国际外交、生态、卫生等各个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性强，内容丰富，涵盖面广，实现了理论、实践、逻辑的统一，涉及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
党和全国人民一道努力，我国按期完成扶贫目标，帮助9 899万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难任务，提高了困难群众的生产和致富能力;开启了全面依法治国新篇章，推进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用制度将权力关在笼子里，从严治党，严打贪腐，整治党内政治生态，完善监督体系;深化了军队体制改革，旨在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倡导“一带一路”建设，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在国内多次举办上海合作组织、APEC、G20等国际峰会，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提出了“两山论”的科学论断，引导高质量的绿色发展，生态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准确把握疫情形势变化，领导组织党政军民学各界，开展科学的救助和防控工作，奠定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胜利的基础。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直接指导治國理政的具体实践，引领了近十年以来党和国家攻坚克难的改革进程，带领中国更加坚定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阔步前行。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