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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陈独秀晚年经济十分窘迫，但随着史料的发掘，发现陈独秀在重庆江津三年多时间里，应该是不差钱的。
资助甚多
陈独秀的资助者多为朋友门生，其中，章士钊、蔡元培、傅斯年、罗家伦、杨鹏升等都曾或多或少给予陈独秀不定期的资助，胡适与赵元任也曾各赠陈独秀1000元。杨鹏升一人有据可查的相赠便达4500元。而当时一位公教人员收入“月不过百元”。
其中有一位“晋先生”，先后资助陈2200元，而陈独秀居然根本没见过这位“晋先生”。他在辞世前一月余写给杨鹏升的信中称：“与晋公素无一面之缘，前两承厚赐，于心已感不安，今又寄千元，更觉惭惑无状，以后务乞勿再如此也！”“晋先生”究系何人？笔者认为是时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邓锡侯字晋公，且是时任川康绥靖公署中将高级参议的杨鹏升之顶头上司。
而类似于“晋先生”之类古道热肠之辈的还另有其人。1941年10月，陈独秀致杨鹏升的信中便有这样的句子：“函转某先生赐款六百元，已由省行寄到，既经兄代为接收，何敢言辞？即希代某先生致谢。某先生为谁？尚希示之！”
用了别人的钱，连馈赠者的名字也不知道，这让陈独秀十分过意不去。
虽有杨鹏升等人施以援手，但陈独秀自尊心极强，故而屡屡婉言谢绝。1941年3月23日复函杨鹏升：“千元汇票一纸”，因杨函中“未示此款作何用”，意为不敢无功受禄。同年8月6日，又复函杨鹏升收到省行“千元兑票”。并告：“弟生活一向简单，月有北大寄来三百元，差可支持。”杨鹏升无奈，只得讲究“策略”，此后，陈独秀在江津期间所用的稿笺、信封便全由杨鹏升包制包赠。而且，这些信笺和信封上均印有“独秀用笺”和“仲甫手缄”的字样。
收入颇丰
重庆薜农山让陈独秀兼着一个《时事新报》主笔的虚衔，每月铁板钉钉给他寄来160元，北大同学会，每月还有300元同样稳定的汇款。一次迟迟没有收到北大同学会的汇款，陈独秀十分焦急，还给昔日的同事蒋梦麟写信催问。蒋梦麟曾在《新潮》撰文说：“陈独秀抗战期间住在重庆江津，生活一直由北京大学维持，政府也要我们维持他……”
除了以上收入，陈独秀还有虽零碎却颇可观的诸多进项。他所撰文章，多多少少能为他换回些稿费；发表讲演，也均有报酬。为地方名流们破石题字、写匾额、撰对联也有不菲的润笔之资。
笔者的忘年交、北大学生、后任国民党江津县党部书记长，与陈独秀多有交往的龚灿滨老先生就谈到：“陈独秀辞世后，我在城关镇和龙门滩、油溪镇、白沙镇见到陈独秀为他人新建房屋写的小篆横匾，字体遒劲有力。听朋友说，他们原本仰慕陈独秀的大名，请他题匾，既能为家中增光添彩，也藉此给陈独秀送去一些润笔。”
笔者问：“一些”是多少？
龚灿滨道：“做粮油生意的刘建初盖新房时，陈独秀应请为其写了一个“仁寿修居”的楷书横匾。刘建初奉上的润笔费是每字二百元。
更重要的是，国立编译馆为出版他的《小学识字教本》，已先后预付他两万元稿酬，这不啻是一笔巨款。
而他的开销又有多少呢？
陈独秀曾在信中写得十分清楚：“数月以来，物价飞涨，逾于常轨。弟居乡时（即住在石墙院时），每月用二百元左右，主仆三人（陈独秀当时还雇了一个焦姓男子当家厨兼仆人）每月食米一斗五，即价需一百元，今移居城中月用三百元，尚不及一年半前每月用三十元之宽裕，其时一斗米价只三元，现在要七十元。”
按照月出300元的标准，仅仅是靠北大同学会与《时事新报》两处的每月460元，他的生活不仅不能算“清贫”“拮据”“晚景凄凉”，而应当是绰绰有余。
凡此种种，均能证明：陈独秀晚年不差钱。
钱都去哪儿了
但同样能够有力证明陈独秀“穷困潦倒”的证据也比比皆是。
与陈独秀、潘兰珍（陈独秀第三任夫人）同住石墙院的郭碧新说：“其实我们都晓得，陈先生是马屎外面光，穷得造孽，潘兰珍每天下午都在厅屋里跟杨家几个婆娘打麻将，瘾大胆子小，输多一点，打出一张牌手都在抖。”
而陈独秀死后亲手为他穿寿衣、装棺的胡品中则说：“他又没啥经济来源。有次潘兰珍还托吴国兴进城，把陈先生的一件皮袍子（即柏文蔚将军来江津看望陈独秀时，送陈的银鼠皮袍）拿到当铺里当了几个钱回来买米、抓药。我有心帮帮他，又没得这个能耐，我家里也穷。”
以上系1984年3月，笔者在陈独秀客死之地石墙院组织当年与他共同生活在此院中的老人们的一次座谈会上搜集到的谈话。
那么陈独秀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呢？
后来笔者深究他为《小学识字教本》一书与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发生的争执，似乎才找到致他于穷困的真正原因。
陈独秀在江津完成的《小学识字教本》，原定由教育出版社出版，陈立夫前后两次批示，预支两万元稿费给他。可后来，二陈却为书名发生争执，相持不下。陈立夫以为如今新学已起，“小学”二字不妥，要陈独秀更改书名后才付印，而陈独秀则坚持己见，不同意改名，认为“自汉代起即称语言文字之学为小学，章太炎也以为小学之名不符，主张改称语言文字学，脱了裤子放屁，何其烦琐也！”陈立夫也来气了，你陈独秀不同意更改书名，我就不给你出！
耗费多年心血的《小学识字教本》被打入冷宫，让陈独秀大动肝火。他是个遇事喜欢走极端的人，索性给为这本书作序的魏建功写信，怒气冲冲说道：“此书迟迟不能付印，其症结究何在？若教育部有意不令吾书出版，只有设法退还稿费，另谋印行！”
只有为退这两万元他早已花光的预付稿费，他才可能把杨鹏升等诸多朋友，以及北大同学会的赠金不断地往这无底洞里填……直至弄得他最终当掉皮袍，穷死石墙院。
当然，这仅为笔者依据史料做出的推论而已，尚需方家考证。
需要补充的是，即便堕入社会生活的最底层，陈独秀也依然保持着他做人的原则与气节。叛徒任卓宣汇给他200大洋，他一看汇款人的姓名，立即叫邮差按地址退回。国民党政要朱家骅曾赠他5000支票一张，他拒之；朱又托张国焘寄去，陈原物寄回；张再托友人郑学稼寄赠，陈不仅照退不误，并致函郑学稼：“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以后万为我辞。”又特地嘱咐，“请国焘以后不要多事。”张国焘接信和汇票后悻悻地说：“仲甫先生，总是如此。”
陈独秀生前拒绝蒋介石的帮助，死后，蒋介石却领衔赠送5000元赙金，陈立夫、朱家骅也积极跟进，各有所赠。这笔钱是由北大同学会与友人何之瑜经手操办的，也就由不得已躺在黑漆大花板棺中的陈独秀接受不接受了。
资助甚多
陈独秀的资助者多为朋友门生，其中，章士钊、蔡元培、傅斯年、罗家伦、杨鹏升等都曾或多或少给予陈独秀不定期的资助，胡适与赵元任也曾各赠陈独秀1000元。杨鹏升一人有据可查的相赠便达4500元。而当时一位公教人员收入“月不过百元”。
其中有一位“晋先生”，先后资助陈2200元，而陈独秀居然根本没见过这位“晋先生”。他在辞世前一月余写给杨鹏升的信中称：“与晋公素无一面之缘，前两承厚赐，于心已感不安，今又寄千元，更觉惭惑无状，以后务乞勿再如此也！”“晋先生”究系何人？笔者认为是时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邓锡侯字晋公，且是时任川康绥靖公署中将高级参议的杨鹏升之顶头上司。
而类似于“晋先生”之类古道热肠之辈的还另有其人。1941年10月，陈独秀致杨鹏升的信中便有这样的句子：“函转某先生赐款六百元，已由省行寄到，既经兄代为接收，何敢言辞？即希代某先生致谢。某先生为谁？尚希示之！”
用了别人的钱，连馈赠者的名字也不知道，这让陈独秀十分过意不去。
虽有杨鹏升等人施以援手，但陈独秀自尊心极强，故而屡屡婉言谢绝。1941年3月23日复函杨鹏升：“千元汇票一纸”，因杨函中“未示此款作何用”，意为不敢无功受禄。同年8月6日，又复函杨鹏升收到省行“千元兑票”。并告：“弟生活一向简单，月有北大寄来三百元，差可支持。”杨鹏升无奈，只得讲究“策略”，此后，陈独秀在江津期间所用的稿笺、信封便全由杨鹏升包制包赠。而且，这些信笺和信封上均印有“独秀用笺”和“仲甫手缄”的字样。
收入颇丰
重庆薜农山让陈独秀兼着一个《时事新报》主笔的虚衔，每月铁板钉钉给他寄来160元，北大同学会，每月还有300元同样稳定的汇款。一次迟迟没有收到北大同学会的汇款，陈独秀十分焦急，还给昔日的同事蒋梦麟写信催问。蒋梦麟曾在《新潮》撰文说：“陈独秀抗战期间住在重庆江津，生活一直由北京大学维持，政府也要我们维持他……”
除了以上收入，陈独秀还有虽零碎却颇可观的诸多进项。他所撰文章，多多少少能为他换回些稿费；发表讲演，也均有报酬。为地方名流们破石题字、写匾额、撰对联也有不菲的润笔之资。
笔者的忘年交、北大学生、后任国民党江津县党部书记长，与陈独秀多有交往的龚灿滨老先生就谈到：“陈独秀辞世后，我在城关镇和龙门滩、油溪镇、白沙镇见到陈独秀为他人新建房屋写的小篆横匾，字体遒劲有力。听朋友说，他们原本仰慕陈独秀的大名，请他题匾，既能为家中增光添彩，也藉此给陈独秀送去一些润笔。”
笔者问：“一些”是多少？
龚灿滨道：“做粮油生意的刘建初盖新房时，陈独秀应请为其写了一个“仁寿修居”的楷书横匾。刘建初奉上的润笔费是每字二百元。
更重要的是，国立编译馆为出版他的《小学识字教本》，已先后预付他两万元稿酬，这不啻是一笔巨款。
而他的开销又有多少呢？
陈独秀曾在信中写得十分清楚：“数月以来，物价飞涨，逾于常轨。弟居乡时（即住在石墙院时），每月用二百元左右，主仆三人（陈独秀当时还雇了一个焦姓男子当家厨兼仆人）每月食米一斗五，即价需一百元，今移居城中月用三百元，尚不及一年半前每月用三十元之宽裕，其时一斗米价只三元，现在要七十元。”
按照月出300元的标准，仅仅是靠北大同学会与《时事新报》两处的每月460元，他的生活不仅不能算“清贫”“拮据”“晚景凄凉”，而应当是绰绰有余。
凡此种种，均能证明：陈独秀晚年不差钱。
钱都去哪儿了
但同样能够有力证明陈独秀“穷困潦倒”的证据也比比皆是。
与陈独秀、潘兰珍（陈独秀第三任夫人）同住石墙院的郭碧新说：“其实我们都晓得，陈先生是马屎外面光，穷得造孽，潘兰珍每天下午都在厅屋里跟杨家几个婆娘打麻将，瘾大胆子小，输多一点，打出一张牌手都在抖。”
而陈独秀死后亲手为他穿寿衣、装棺的胡品中则说：“他又没啥经济来源。有次潘兰珍还托吴国兴进城，把陈先生的一件皮袍子（即柏文蔚将军来江津看望陈独秀时，送陈的银鼠皮袍）拿到当铺里当了几个钱回来买米、抓药。我有心帮帮他，又没得这个能耐，我家里也穷。”
以上系1984年3月，笔者在陈独秀客死之地石墙院组织当年与他共同生活在此院中的老人们的一次座谈会上搜集到的谈话。
那么陈独秀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呢？
后来笔者深究他为《小学识字教本》一书与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发生的争执，似乎才找到致他于穷困的真正原因。
陈独秀在江津完成的《小学识字教本》，原定由教育出版社出版，陈立夫前后两次批示，预支两万元稿费给他。可后来，二陈却为书名发生争执，相持不下。陈立夫以为如今新学已起，“小学”二字不妥，要陈独秀更改书名后才付印，而陈独秀则坚持己见，不同意改名，认为“自汉代起即称语言文字之学为小学，章太炎也以为小学之名不符，主张改称语言文字学，脱了裤子放屁，何其烦琐也！”陈立夫也来气了，你陈独秀不同意更改书名，我就不给你出！
耗费多年心血的《小学识字教本》被打入冷宫，让陈独秀大动肝火。他是个遇事喜欢走极端的人，索性给为这本书作序的魏建功写信，怒气冲冲说道：“此书迟迟不能付印，其症结究何在？若教育部有意不令吾书出版，只有设法退还稿费，另谋印行！”
只有为退这两万元他早已花光的预付稿费，他才可能把杨鹏升等诸多朋友，以及北大同学会的赠金不断地往这无底洞里填……直至弄得他最终当掉皮袍，穷死石墙院。
当然，这仅为笔者依据史料做出的推论而已，尚需方家考证。
需要补充的是，即便堕入社会生活的最底层，陈独秀也依然保持着他做人的原则与气节。叛徒任卓宣汇给他200大洋，他一看汇款人的姓名，立即叫邮差按地址退回。国民党政要朱家骅曾赠他5000支票一张，他拒之；朱又托张国焘寄去，陈原物寄回；张再托友人郑学稼寄赠，陈不仅照退不误，并致函郑学稼：“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以后万为我辞。”又特地嘱咐，“请国焘以后不要多事。”张国焘接信和汇票后悻悻地说：“仲甫先生，总是如此。”
陈独秀生前拒绝蒋介石的帮助，死后，蒋介石却领衔赠送5000元赙金，陈立夫、朱家骅也积极跟进，各有所赠。这笔钱是由北大同学会与友人何之瑜经手操办的，也就由不得已躺在黑漆大花板棺中的陈独秀接受不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