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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15年
1991年的时候，我刚刚从日本回国，回国撰写的第一篇研究报告中，对当时的经济形势作出了一个判断，就是中国经济“正处于新的一轮大起之前夕”。后来证明这个判断是比较正确的。作出这个判断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当时我们经过紧张的调研，了解到市场已经开始复苏；再一个就是1991年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即朱镕基到北京工作以后首先着手解决“三角债”问题。1991年下半年开始了全国性的清理“三角债”工作。所以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才收到了那么大的效果。实际上，大家知道，在此一年前邓小平在南方曾经讲过一次，但是效果不是很大——我们从经济角度讲，主要是当时经济方面的条件还不成熟，“三角债”盘根错节，市场形势又不大好，所以大家都还没有心思进行新的投资。“三角债”解开之后、市场开始复苏之后，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对刺激经济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从1992年第二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开始迅速高涨。
根据1992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情况，我于10月份自主撰写了一个研究报告，提出为了防止通货膨胀、预防经济过热，对宏观经济应当进行“早期微调”，就是早点动手，但是用微调的方法，比如用提高利率等手段。这份报告当时得到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内部包括吴敬琏、徐雪寒在内的一些很权威的经济专家的高度评价。
到了1993年上半年，物价开始上升，经济趋向过热，而且金融秩序出现混乱。上半年中央召开省长会议部署宏观调控。最重要的转折是6月份召开了中国金融工作会议。这个会议我参加了，印象非常深刻。在这个会上，宣布朱镕基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加强宏观调控，并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一共是“16条”，这16条措施里面既有提高利率的市场化手段，包括了极少量的行政手段。1993年宏观调控的手段是相当严厉的，后来也受到了一些批评，认为这些措施过于严厉。而我认为，这可能是接受了80年代中期的教训，当时的宏观调控不够有力，并且摇摆不定，导致了1988年的经济过热和高通货膨胀，甚至1989年的社会动荡也与此有关。有了这个教训，在1993年的形势下，中央不得不采取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措施。
但是紧缩政策往往有—定的滞后效应。1994年初，在进行经济形势预测的时候，有部门提出当年的通货膨胀率可能在7％左右，而当时我们发展中心的主任孙尚清同志则认为“7％恐怕打不住吧”。事实证明，1994年的通货膨胀达到了20％以上。
1994年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中央在加强宏观调控的同时，出台了财政、金融、外汇等一系列的宏观配套改革措施：包括财政体制上实行了分税制；金融体制方面成立了3家政策性银行，把4家国有专业银行转变为国有商业银行，实现了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分离；外汇管理体制实施了汇率并轨，并确定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等。
1995年，中国经济开始出现“软着陆”的迹象。同时，我和我的同事根据国际金融危机的情况和国内金融形势写了一个内部报告，题目是《警惕金融风潮，早采防范措施》。
1996年，经济学界开始讨论是否已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
1997年，7月1日从泰国开始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人民币面临着贬值的压力，中国政府对外公开宣布人民币不贬值，为的是稳定国际金融市场、稳定信心。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经济面临着很大的风险，也就是说，其他国家货币贬值都很厉害，你货币不贬值，外需就会受到很大冲击。11月底，我和吴敬琏老师合作撰写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里面提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一系列建议，比如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加教育投入等一系列的政策建议，后来这个报告公开发表在《改革杂志》1998年的第2期。同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还根据国务院分管领导的指示，成立了“国际金融风潮追踪研究小组”，提交了一系列的研究报告。
1998年，给我印象很深的事情是当时朱总理提出要“保8”，所谓“保8”就是要保证经济增长率不能低于8％，而且提出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包括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国债，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当时“保8”的目标提出以后，从上到下都贯彻这个精神，甚至一些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手段也出现了。所以，1998年底《中国经济时报》采访我的时候，我提出来这样一个观点，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增长速度的指标不应当是指令性的、计划性的，应该是预期的、指导性的，应当能够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随时进行调整。
从1999年开始，政府不再追求硬性的经济增长速度的指标，而是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了改革方面。
1999年出台的改革措施主要有：首先是国企改革。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当时还提出了国有企业3年脱困的目标。再有是住房体制改革进入全面实施的阶段；还有就是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国有银行的1.4万亿不良资产。
2000年，中国经济开始出现回升的迹象，再一个就是加入WTO了。
2001年，中国经济开始进入新一轮增长过程，这一轮的经济增长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再一个是消费结构升级，比如汽车、住房等，这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在这些因素的带动下，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增长。
到2003年上半年，有专家开始提出中国经济是否已经出现过热苗头的问题。先是有经济学家在国务院召开的专家座谈会上提出经济过热的问题。还有就是前不久去世的国家开发银行的王大用先生，他也是比较有名的中青年金融专家了。他过去在中央银行的政研室呆过，很敏感，当时他发现信贷增长过快，就去找央行的一些老领导反映这个情况，认为货币信贷增长速度太快，要引起注意。
但当时由于正值SARS冲击的特殊时期，大家的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防治SARS问题上，还有人担心SARS会对中国经济产生较大的负面冲击。所以我们当时提出的口号是“一手抓防治非典，一手抓经济建设”。
到2003年中期，当SARS过去以后，有关部门便着手应对信贷增长过快的问题。最早采取行动的是中央银行。著名的“121文件”就是冲着房地产过热、房地产信贷增长过快所采取的措施。然而“121文件”也引起了一些争议，但是我个人认为大方向还是对的，是在用市场化的办法、用货币政策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但是，它很快遭到了来自多方面的前所未有的抵制。
按照国外的经验，比如在美国，格林斯潘或美联储发出一个政策信息或者有一个什么精神，美国的房地产商、投资者就要自动跟着调整自己的投资政策，包括商业银行也会跟着调整其信贷政策，因为它预期将来美联储会提高利率，商业银行就可能会遭受损失。但是我们 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央行下发“121号文件”之后，2003年下半年，商业银行对房地产业的贷款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还在增加，而且增加得很快。原因之一就在于信号太乱，不知道该听谁的了。
这一轮的宏观调控真正开始是2003年央行的“121号文件”，但是2003年下半年的效果不佳，并不是央行没有发现问题，也不是央行货币政策不灵，我认为主要是干扰太多，使得央行的信号被淹没。
到2004年4月份，由于1、2月份新开工项目迅速增加，投资过热、投资增长过快的现象非常明显、速度非常快，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4月上旬国务院召开会议，表示要继续加强宏观调控、控制投资过快增长。4月下旬政治局开会，专门分析当前我国经济形势，研究进一步做好经济工作的政策措施，宣布了一系列加强宏观调控的措施。后提出要把好两道“闸门”，一个是严格控制信贷、一个是严格控制土地。
2005年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连续两年在10％以上，积极的财政政策终于开始淡出，国债规模有所减少；另外，议论已久的汇率改革终于出台，人民币小幅升值。但是在加强调控的情况下，房地产价格继续攀升，
到2006年，不光房地产价格继续攀升，股市价格也开始出现暴涨，环境问题也更加凸显，所以在宏观调控方面又提出了节能减排的措施。
2007年，也就是现在的宏观经济形势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股市继续攀升，房地产价格继续上涨，同时一般商品价格也开始迅速攀升，最开始是猪肉的价格，然后是食品价格，价格的攀升速度是比较快的。随之，中央银行加大了利率调整的频率，继2006年两次上调利率之后，又连续5次上调存贷款利率。此外，还7次提高了存款准备金率，并继续定向发行票据，继续对冲因外汇占款过多而导致的流动性过剩。
我个人认为，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着两个风险，一个是传统的经济过热的风险，包括现在说的投资增长过快、顺差过大、物价攀升等等；再一个就是要防止中国经济泡沫化倾向。
日本的经验
我是1991年回国的，80年代后期日本泡沫经济时期我正好在日本学习和工作。我感觉，中国经济现在的氛围、表现和日本80年代中后期泡沫经济的情况有很多相似之处。
日本经济泡沫是怎么形成和破灭的呢?80年代中后期日元大幅度升值以后，为抵御因出口受阻而带来的经济衰退，日本实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由于货币政策过于宽松，大量资金都流到了资产市场，导致日本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包括高尔夫会员证、文物收藏品的价格，几年间两三倍地往上涨。到了1989年一般商品价格开始涨上来以后，中央银行不得不提高利率时，一提高利率，股市泡沫也破了，房地产市场泡沫也破了，所以整个泡沫经济破灭了。后来，日本中央银行前任行长几次来中国都讲这个事情，说根据日本的教训，中央银行不但要关注一般商品价格，也要关注资产价格。
我们现在还应当关注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以后的情况。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以后是十多年的经济停滞，后来还爆发了较为严重的金融危机。我们还应注意到，金融危机之后日本政府都干了些什么呢?就是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主要干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因为在泡沫经济形成时期，当时日本的中央银行不仅受政府的控制，而且受大藏省的领导，没有独立性；第二件事是把金融监管从大藏省独立出来，几经周折逐渐过渡到现在的金融厅；第三件事是推动金融机构重组，发展金融控股集团。
我们还要注意的是，虽然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以后，经济停滞了十几年，还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但是它没有发生大的社会动荡。我认为有两个重要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它的金融安全网虽然不够健全，但是它还有金融安全网的。金融安全网一般包括三样东西，一个是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功能，再有一个是金融监管机构的审慎监管职能，还有一个是存款保险制度。日本在出现金融危机以后，一方面加快金融改革，另一方面调整了存款保险制度，结果很快就把金融市场稳定住了。如果没有这些，其金融危机肯定要更深刻得多。
再有一个日本有很强大的社会保障功能，就是说它的社会安全网非常健全。所以，日本经济停滞那么长时间，很多人下岗失业，包括金融危机的出现，但是社会没有出现大的动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它的社会安全网比较健全。我认为，中国要抓紧时间，把这几个网建立起来，否则一旦中国经济出现问题，就会有很大的风险。
1991年的时候，我刚刚从日本回国，回国撰写的第一篇研究报告中，对当时的经济形势作出了一个判断，就是中国经济“正处于新的一轮大起之前夕”。后来证明这个判断是比较正确的。作出这个判断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当时我们经过紧张的调研，了解到市场已经开始复苏；再一个就是1991年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即朱镕基到北京工作以后首先着手解决“三角债”问题。1991年下半年开始了全国性的清理“三角债”工作。所以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才收到了那么大的效果。实际上，大家知道，在此一年前邓小平在南方曾经讲过一次，但是效果不是很大——我们从经济角度讲，主要是当时经济方面的条件还不成熟，“三角债”盘根错节，市场形势又不大好，所以大家都还没有心思进行新的投资。“三角债”解开之后、市场开始复苏之后，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对刺激经济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从1992年第二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开始迅速高涨。
根据1992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情况，我于10月份自主撰写了一个研究报告，提出为了防止通货膨胀、预防经济过热，对宏观经济应当进行“早期微调”，就是早点动手，但是用微调的方法，比如用提高利率等手段。这份报告当时得到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内部包括吴敬琏、徐雪寒在内的一些很权威的经济专家的高度评价。
到了1993年上半年，物价开始上升，经济趋向过热，而且金融秩序出现混乱。上半年中央召开省长会议部署宏观调控。最重要的转折是6月份召开了中国金融工作会议。这个会议我参加了，印象非常深刻。在这个会上，宣布朱镕基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加强宏观调控，并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一共是“16条”，这16条措施里面既有提高利率的市场化手段，包括了极少量的行政手段。1993年宏观调控的手段是相当严厉的，后来也受到了一些批评，认为这些措施过于严厉。而我认为，这可能是接受了80年代中期的教训，当时的宏观调控不够有力，并且摇摆不定，导致了1988年的经济过热和高通货膨胀，甚至1989年的社会动荡也与此有关。有了这个教训，在1993年的形势下，中央不得不采取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措施。
但是紧缩政策往往有—定的滞后效应。1994年初，在进行经济形势预测的时候，有部门提出当年的通货膨胀率可能在7％左右，而当时我们发展中心的主任孙尚清同志则认为“7％恐怕打不住吧”。事实证明，1994年的通货膨胀达到了20％以上。
1994年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中央在加强宏观调控的同时，出台了财政、金融、外汇等一系列的宏观配套改革措施：包括财政体制上实行了分税制；金融体制方面成立了3家政策性银行，把4家国有专业银行转变为国有商业银行，实现了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分离；外汇管理体制实施了汇率并轨，并确定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等。
1995年，中国经济开始出现“软着陆”的迹象。同时，我和我的同事根据国际金融危机的情况和国内金融形势写了一个内部报告，题目是《警惕金融风潮，早采防范措施》。
1996年，经济学界开始讨论是否已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
1997年，7月1日从泰国开始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人民币面临着贬值的压力，中国政府对外公开宣布人民币不贬值，为的是稳定国际金融市场、稳定信心。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经济面临着很大的风险，也就是说，其他国家货币贬值都很厉害，你货币不贬值，外需就会受到很大冲击。11月底，我和吴敬琏老师合作撰写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里面提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一系列建议，比如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加教育投入等一系列的政策建议，后来这个报告公开发表在《改革杂志》1998年的第2期。同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还根据国务院分管领导的指示，成立了“国际金融风潮追踪研究小组”，提交了一系列的研究报告。
1998年，给我印象很深的事情是当时朱总理提出要“保8”，所谓“保8”就是要保证经济增长率不能低于8％，而且提出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包括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国债，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当时“保8”的目标提出以后，从上到下都贯彻这个精神，甚至一些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手段也出现了。所以，1998年底《中国经济时报》采访我的时候，我提出来这样一个观点，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增长速度的指标不应当是指令性的、计划性的，应该是预期的、指导性的，应当能够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随时进行调整。
从1999年开始，政府不再追求硬性的经济增长速度的指标，而是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了改革方面。
1999年出台的改革措施主要有：首先是国企改革。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当时还提出了国有企业3年脱困的目标。再有是住房体制改革进入全面实施的阶段；还有就是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国有银行的1.4万亿不良资产。
2000年，中国经济开始出现回升的迹象，再一个就是加入WTO了。
2001年，中国经济开始进入新一轮增长过程，这一轮的经济增长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再一个是消费结构升级，比如汽车、住房等，这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在这些因素的带动下，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增长。
到2003年上半年，有专家开始提出中国经济是否已经出现过热苗头的问题。先是有经济学家在国务院召开的专家座谈会上提出经济过热的问题。还有就是前不久去世的国家开发银行的王大用先生，他也是比较有名的中青年金融专家了。他过去在中央银行的政研室呆过，很敏感，当时他发现信贷增长过快，就去找央行的一些老领导反映这个情况，认为货币信贷增长速度太快，要引起注意。
但当时由于正值SARS冲击的特殊时期，大家的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防治SARS问题上，还有人担心SARS会对中国经济产生较大的负面冲击。所以我们当时提出的口号是“一手抓防治非典，一手抓经济建设”。
到2003年中期，当SARS过去以后，有关部门便着手应对信贷增长过快的问题。最早采取行动的是中央银行。著名的“121文件”就是冲着房地产过热、房地产信贷增长过快所采取的措施。然而“121文件”也引起了一些争议，但是我个人认为大方向还是对的，是在用市场化的办法、用货币政策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但是，它很快遭到了来自多方面的前所未有的抵制。
按照国外的经验，比如在美国，格林斯潘或美联储发出一个政策信息或者有一个什么精神，美国的房地产商、投资者就要自动跟着调整自己的投资政策，包括商业银行也会跟着调整其信贷政策，因为它预期将来美联储会提高利率，商业银行就可能会遭受损失。但是我们 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央行下发“121号文件”之后，2003年下半年，商业银行对房地产业的贷款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还在增加，而且增加得很快。原因之一就在于信号太乱，不知道该听谁的了。
这一轮的宏观调控真正开始是2003年央行的“121号文件”，但是2003年下半年的效果不佳，并不是央行没有发现问题，也不是央行货币政策不灵，我认为主要是干扰太多，使得央行的信号被淹没。
到2004年4月份，由于1、2月份新开工项目迅速增加，投资过热、投资增长过快的现象非常明显、速度非常快，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4月上旬国务院召开会议，表示要继续加强宏观调控、控制投资过快增长。4月下旬政治局开会，专门分析当前我国经济形势，研究进一步做好经济工作的政策措施，宣布了一系列加强宏观调控的措施。后提出要把好两道“闸门”，一个是严格控制信贷、一个是严格控制土地。
2005年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连续两年在10％以上，积极的财政政策终于开始淡出，国债规模有所减少；另外，议论已久的汇率改革终于出台，人民币小幅升值。但是在加强调控的情况下，房地产价格继续攀升，
到2006年，不光房地产价格继续攀升，股市价格也开始出现暴涨，环境问题也更加凸显，所以在宏观调控方面又提出了节能减排的措施。
2007年，也就是现在的宏观经济形势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股市继续攀升，房地产价格继续上涨，同时一般商品价格也开始迅速攀升，最开始是猪肉的价格，然后是食品价格，价格的攀升速度是比较快的。随之，中央银行加大了利率调整的频率，继2006年两次上调利率之后，又连续5次上调存贷款利率。此外，还7次提高了存款准备金率，并继续定向发行票据，继续对冲因外汇占款过多而导致的流动性过剩。
我个人认为，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着两个风险，一个是传统的经济过热的风险，包括现在说的投资增长过快、顺差过大、物价攀升等等；再一个就是要防止中国经济泡沫化倾向。
日本的经验
我是1991年回国的，80年代后期日本泡沫经济时期我正好在日本学习和工作。我感觉，中国经济现在的氛围、表现和日本80年代中后期泡沫经济的情况有很多相似之处。
日本经济泡沫是怎么形成和破灭的呢?80年代中后期日元大幅度升值以后，为抵御因出口受阻而带来的经济衰退，日本实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由于货币政策过于宽松，大量资金都流到了资产市场，导致日本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包括高尔夫会员证、文物收藏品的价格，几年间两三倍地往上涨。到了1989年一般商品价格开始涨上来以后，中央银行不得不提高利率时，一提高利率，股市泡沫也破了，房地产市场泡沫也破了，所以整个泡沫经济破灭了。后来，日本中央银行前任行长几次来中国都讲这个事情，说根据日本的教训，中央银行不但要关注一般商品价格，也要关注资产价格。
我们现在还应当关注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以后的情况。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以后是十多年的经济停滞，后来还爆发了较为严重的金融危机。我们还应注意到，金融危机之后日本政府都干了些什么呢?就是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主要干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因为在泡沫经济形成时期，当时日本的中央银行不仅受政府的控制，而且受大藏省的领导，没有独立性；第二件事是把金融监管从大藏省独立出来，几经周折逐渐过渡到现在的金融厅；第三件事是推动金融机构重组，发展金融控股集团。
我们还要注意的是，虽然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以后，经济停滞了十几年，还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但是它没有发生大的社会动荡。我认为有两个重要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它的金融安全网虽然不够健全，但是它还有金融安全网的。金融安全网一般包括三样东西，一个是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功能，再有一个是金融监管机构的审慎监管职能，还有一个是存款保险制度。日本在出现金融危机以后，一方面加快金融改革，另一方面调整了存款保险制度，结果很快就把金融市场稳定住了。如果没有这些，其金融危机肯定要更深刻得多。
再有一个日本有很强大的社会保障功能，就是说它的社会安全网非常健全。所以，日本经济停滞那么长时间，很多人下岗失业，包括金融危机的出现，但是社会没有出现大的动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它的社会安全网比较健全。我认为，中国要抓紧时间，把这几个网建立起来，否则一旦中国经济出现问题，就会有很大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