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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吴大澂一生崇古、藏古、传古。早年对秦篆花过大功夫,中年以后,专门致力于金文。篆书风格整体上以端庄、严谨为主要基调,也有一些异于正常风格的临作。从全部临作来看,《散氏盘》《毛公鼎》乃立身之本。临摹不拘一格,多元尝试,没有特别的禁忌和限制,不同风格有不同的演绎,即使是同一种金文,临作也有不同的风貌呈现。在长期浸淫金石考据研究的过程中,吴大澂最终形成了以“古雅”为主的审美观。
[关键词]吴大潋;临摹;大篆;金文
[中图分类号]G29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6009(2018)37-0036-05
大异正常风格的也有一些。可粗分为四类:
一是较为忠实原迹,如吴大澂临《颂敦》(图1)扇面,笔画细致清秀,尚不见成熟期的平正中实风格,布局疏朗,格调轻松,推测为早期作品。款字中虽无年份时间,但结论很明确,因为款字是颜书风韵,非成熟期宗法黄庭坚之面目。
一是笔法、笔意上不拘于原器者,如临《虢东大林钟》和《格伯簋》。临《虢尗大林钟》(图2、3)整个章法较为疏朗,笔画细致,这种轻细用笔很少见。临《格伯簋》(图4、5)多用短笔书写,字形紧凑,偶见长笔放纵,对比极强,以圆转为主,体现“篆尚婉而通”的特点。
一是笔法较随意一路的,如临《(林攵)季敦》(图6)、《虢姜敦》(图7),适当融入行书笔意,字形不拘于正方,大小错落,纵横有相,由此可见吴大澂所见之广博,探索之多元。
一是呈现出装饰化特征,如临《鄀公敦》(图8、9),纯粹的圆转笔法,书写夸张有趣,具有装饰意味,所选水纹纸又恰到好处地强化了这种趣味,笔笔中锋,线质停匀,然不觉单调,主要在于字形有巧妙的组合呼应变化,更主要是因为字里行间古朴清雅的气息,给人以无穷的同味。
从吴大澂的全部临作来看,《散氏盘》《毛公鼎》乃立身之本,因所见青铜资料极其广泛,所以临摹不拘一格,多元尝试,没有特别的禁忌和限制,不同风格乃有不同的演绎,即使是同一种金文,临作也有不同的风貌呈现。可以说,吴大澂篆书风格的形成,既是无意的,也是有意的。说无意,是因为没有刻意去设计一种路径,因为有自身的审美理念加以引导,持之以恒,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说有意,是因为存在一定的苦心之处,最典型的一点就是落款书体的处理,极尽变化,或篆,或隶,或楷,或行,尤以隶书居多,气息浑穆天成。
说到气息的统一,不得不提及吴大澂刻印之事。吴大澂一生制印、藏印、鉴印、释印不辍,成果丰硕。自用印不少出于自刻,如“吴大澂、清卿、愙斋、大块文章”等,加上《传朴堂藏印菁华》所收录“十六金符斋藏古符节、愙斋手临南田画、愙斋临石谷画、愙斋所得金石、愙斋所作时年五十有九”等五方,集中展现了吴氏的手上功夫。吴大澂一生中大量地访购古印,在朋友师长等人际交往中多以印章或印拓作为礼物,如吴大澂与陈介祺在通信中鉴定古印真伪好坏,探讨古文字形义,多次互赠或互索古印钤拓之印花及印谱。他擅长印章,兼顾青铜,在理解上可以相互促进。古玺汉印的前身就是商周青铜世界。精于印章,对金石气、金石味的理解和演绎会是非常具体的,易于掌控,避免流于空谈。
在长期浸淫金石考据研究的过程中,吴大澂最终形成了以“古雅”为主的审美观。他在《论古杂记》中说:“余所得古琮、古璧,其刻画似不甚工,而古雅可爱,无庸俗气者,可以雅俗定古今之别。书画一理也。金文与玉文亦一理也。会心人当自得之。”他推崇“古法”,认为金文笔力遒劲有神采,“一钩一面都有朴茂之气”。类似观点比比皆是,“汉人书体,大者如《鄐君开通褒斜刻石》及各类碑题额,小者如《仓颉庙》碑阴、碑侧题名,更以款识字参之,无美不备矣。”“三代阳识字最可爱,作阳文印仿之最佳。古人一字便有疏散气,今人摹古多失之工。”吴大潋对于“古”的追求,着重体现在对“力”和“神采”的追求。他在致陈介祺的信札中说:“摹古文字,求似易,求精亦易,求有力则甚难。手临,不经意,有神似处;摹,经意,多形似处,而神采终逊,力亦退。”吴大澂的金文书写,用笔舒缓平和,看不到刻意用力之处,不像李瑞清、曾熙等人嗜痂成癖,以震颤之笔刻意追求斑驳风化的效果,也不像邓石如、赵之谦等人强调性情写意,追去运动感、姿态感甚至婀娜感,以老实平正为上。他的书写注重强调理性和规范,忽视一时的性情流露,即所谓的写意性,也没有大起大落,不以强烈的气势来震撼人心,侧重内在的神采和韵味,以悠长的回味来打动人。由于他强调朴茂、浑成、疏散等特点,专注古法,处处暗合古人,最终呈现出一种自然天成的境界。具体从技法而言,在金文笔法的基础上掺以小篆笔法,注重圆润平正,藏锋同锋,一丝不苟,笔画匀称光滑,精整光洁,避免了前人写金文起收笔尖锐的不良习气,具有极强的秩序感,字形以商周钟鼎铭文为主,古朴方正,章法平缓静穆,从中可以领略到高古的意味。
每每赏读吴大澂临作或创作,光洁整饬中隐然有浑然古朴之气,自成一家,影响了很多人,最典型的就是黄士陵。吴大澂可以说是成就黄土陵至关重要的影响源之一。作为幕僚的黄土陵曾有言:“岁丁亥(公元1887年),陵来东粤,就食吴意翁门下,因得尽睹意翁所藏,鼎彝而外古印尤夥。陵得一月暇,尽蜕入吾箧中,至愿也。”黄土陵正是在接触大量的意斋藏品后,印风开始从摹效皖浙两派向自创的光洁浑穆一路转变。就篆书而言,黄的书家角色更加专业,所费的功夫更多,将平正质朴发挥到极致,更加纯粹。
当然,吴大澂的成功涉及很多影响因素。若是用天时、地利、人和来评价的话,可谓三者兼备。所谓天时,作为引领当时金石学术潮流的代表人物之一,吴大澂学识渊博,生逢其时。在他那个时代,青铜器不断发掘,各种资料不断奔赴眼前。作为一个有心人,热情搜罗、整理和消化,金文境界得以一日千里。所谓地利,吴氏在为官期间,从不因政务而忘记在书法和学术方面的求索,尤其是陕甘任职期间,更是广为搜集,藏品极为丰富,眼界为之提高。所谓人和,吴大澂与晚清政坛几乎所有耳熟能详的名人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吴大澂是李鸿章的门生幕僚,受其栽培赏识。同一代帝师翁同龢属是同乡好友。张之洞和袁世凯都是吴大澂的儿女亲家。吴的四女嫁与张之洞的儿子,六女嫁予袁世凯长子袁克定。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正月,吴大澂和袁世凯一起从朝鲜同到山东后,曾手书巨幅楹联赠袁:“凡秀才,当以天下为任;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以“忠臣”“孝子”相期,两人堪称知己。学界交往的人有莫友芝、沈树镛、潘祖荫、陈介祺、吴云、冯桂芬、张之洞、胡澍等公卿名士,其中吴云、潘祖荫、莫友芝等人皆为朴学大师。由于吴大澂与他们彼此以书相通,以心相契,相互砥砺,奇赏异析,故而能够及时、全面地掌握彼时金石学研究的新成果,从而在古器物学、古文字学和古玺印研究上获得卓越成就。除却这些有利的客观条件,还取决于个人主观条件。金石学是难为的学问,也是“富贵学问”,需要雄厚的财力支撑。吴大澂以其显贵的身份与雄厚的财力,得以广搜奇珍逸品。他在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抚粤时辑成《十六金符斋印存》二十六册,存印就多达一千一百余方。后来的《千鉨称斋古鉨选》更是成为印学史上第一部战国古玺专辑。再比如他的勤奋,从政之外,其余的精力都用在了金石考古与文字学上。通过自己的刻苦钻研,把中国的古文字学推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与高度。
他在《孝经》书写完成之后,开始写《论语》册页,始于赴吉林与俄国官员勘界之前的1885年7月,其后得空时便每日写十余行,坚持不懈,遂成皇皇巨著。当各种有利因素充分结合起来,会有效地形成一种“合力”,不断地积累,持续地发酵,从而在晚清书坛乃至整个学术研究领域占得一席之地。同顾吴大澂一生,有仕途和书法两条并向而行的脉络,时至今日,已然分明,政治速朽,书印创作和学术研究不朽。
古人云:人无癖不可交。在吴大澂身上,有着浓郁的古典情结。难能可贵的是,好古、尊古而不泥古,传古、化古,最终能够入古出新。他的篆书与众不同,具有独特风貌。自邓石如巨刃开山之后,脱颖而出者不在少数,想别树一帜难矣。吴大澂篆书不以夸张、怪诞见长,不以绮丽、恣肆为倾向,专擅质朴、平正,做到平中见奇,在清代篆书家数以百计的情况下,令人过目不忘。诚如开篇所表,吴大澂篆书之所以“被遗忘”,因此类平正风格不为多数人所喜。其实大可不必担心,当下的潮流有各种人为炒作因素,大批量、一窝蜂地追风逐潮,迟早会烟消云散,尘埃落定。真正的经典伴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理解的不同,必然有所沉浮。要知道,经典总是安安静静的,看似平平淡淡,给人的同味却极其悠长,所谓大味必淡。当然,只有修养很高的人才能体会到其中真意。
吳大澂篆书所折射出来的,乃是清代篆书发展的正路子。以史为鉴,对于当代篆书创作具有相当的启示。正脉不断,书法就有希望。
[关键词]吴大潋;临摹;大篆;金文
[中图分类号]G29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6009(2018)37-0036-05
大异正常风格的也有一些。可粗分为四类:
一是较为忠实原迹,如吴大澂临《颂敦》(图1)扇面,笔画细致清秀,尚不见成熟期的平正中实风格,布局疏朗,格调轻松,推测为早期作品。款字中虽无年份时间,但结论很明确,因为款字是颜书风韵,非成熟期宗法黄庭坚之面目。
一是笔法、笔意上不拘于原器者,如临《虢东大林钟》和《格伯簋》。临《虢尗大林钟》(图2、3)整个章法较为疏朗,笔画细致,这种轻细用笔很少见。临《格伯簋》(图4、5)多用短笔书写,字形紧凑,偶见长笔放纵,对比极强,以圆转为主,体现“篆尚婉而通”的特点。
一是笔法较随意一路的,如临《(林攵)季敦》(图6)、《虢姜敦》(图7),适当融入行书笔意,字形不拘于正方,大小错落,纵横有相,由此可见吴大澂所见之广博,探索之多元。
一是呈现出装饰化特征,如临《鄀公敦》(图8、9),纯粹的圆转笔法,书写夸张有趣,具有装饰意味,所选水纹纸又恰到好处地强化了这种趣味,笔笔中锋,线质停匀,然不觉单调,主要在于字形有巧妙的组合呼应变化,更主要是因为字里行间古朴清雅的气息,给人以无穷的同味。
从吴大澂的全部临作来看,《散氏盘》《毛公鼎》乃立身之本,因所见青铜资料极其广泛,所以临摹不拘一格,多元尝试,没有特别的禁忌和限制,不同风格乃有不同的演绎,即使是同一种金文,临作也有不同的风貌呈现。可以说,吴大澂篆书风格的形成,既是无意的,也是有意的。说无意,是因为没有刻意去设计一种路径,因为有自身的审美理念加以引导,持之以恒,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说有意,是因为存在一定的苦心之处,最典型的一点就是落款书体的处理,极尽变化,或篆,或隶,或楷,或行,尤以隶书居多,气息浑穆天成。
说到气息的统一,不得不提及吴大澂刻印之事。吴大澂一生制印、藏印、鉴印、释印不辍,成果丰硕。自用印不少出于自刻,如“吴大澂、清卿、愙斋、大块文章”等,加上《传朴堂藏印菁华》所收录“十六金符斋藏古符节、愙斋手临南田画、愙斋临石谷画、愙斋所得金石、愙斋所作时年五十有九”等五方,集中展现了吴氏的手上功夫。吴大澂一生中大量地访购古印,在朋友师长等人际交往中多以印章或印拓作为礼物,如吴大澂与陈介祺在通信中鉴定古印真伪好坏,探讨古文字形义,多次互赠或互索古印钤拓之印花及印谱。他擅长印章,兼顾青铜,在理解上可以相互促进。古玺汉印的前身就是商周青铜世界。精于印章,对金石气、金石味的理解和演绎会是非常具体的,易于掌控,避免流于空谈。
在长期浸淫金石考据研究的过程中,吴大澂最终形成了以“古雅”为主的审美观。他在《论古杂记》中说:“余所得古琮、古璧,其刻画似不甚工,而古雅可爱,无庸俗气者,可以雅俗定古今之别。书画一理也。金文与玉文亦一理也。会心人当自得之。”他推崇“古法”,认为金文笔力遒劲有神采,“一钩一面都有朴茂之气”。类似观点比比皆是,“汉人书体,大者如《鄐君开通褒斜刻石》及各类碑题额,小者如《仓颉庙》碑阴、碑侧题名,更以款识字参之,无美不备矣。”“三代阳识字最可爱,作阳文印仿之最佳。古人一字便有疏散气,今人摹古多失之工。”吴大潋对于“古”的追求,着重体现在对“力”和“神采”的追求。他在致陈介祺的信札中说:“摹古文字,求似易,求精亦易,求有力则甚难。手临,不经意,有神似处;摹,经意,多形似处,而神采终逊,力亦退。”吴大澂的金文书写,用笔舒缓平和,看不到刻意用力之处,不像李瑞清、曾熙等人嗜痂成癖,以震颤之笔刻意追求斑驳风化的效果,也不像邓石如、赵之谦等人强调性情写意,追去运动感、姿态感甚至婀娜感,以老实平正为上。他的书写注重强调理性和规范,忽视一时的性情流露,即所谓的写意性,也没有大起大落,不以强烈的气势来震撼人心,侧重内在的神采和韵味,以悠长的回味来打动人。由于他强调朴茂、浑成、疏散等特点,专注古法,处处暗合古人,最终呈现出一种自然天成的境界。具体从技法而言,在金文笔法的基础上掺以小篆笔法,注重圆润平正,藏锋同锋,一丝不苟,笔画匀称光滑,精整光洁,避免了前人写金文起收笔尖锐的不良习气,具有极强的秩序感,字形以商周钟鼎铭文为主,古朴方正,章法平缓静穆,从中可以领略到高古的意味。
每每赏读吴大澂临作或创作,光洁整饬中隐然有浑然古朴之气,自成一家,影响了很多人,最典型的就是黄士陵。吴大澂可以说是成就黄土陵至关重要的影响源之一。作为幕僚的黄土陵曾有言:“岁丁亥(公元1887年),陵来东粤,就食吴意翁门下,因得尽睹意翁所藏,鼎彝而外古印尤夥。陵得一月暇,尽蜕入吾箧中,至愿也。”黄土陵正是在接触大量的意斋藏品后,印风开始从摹效皖浙两派向自创的光洁浑穆一路转变。就篆书而言,黄的书家角色更加专业,所费的功夫更多,将平正质朴发挥到极致,更加纯粹。
当然,吴大澂的成功涉及很多影响因素。若是用天时、地利、人和来评价的话,可谓三者兼备。所谓天时,作为引领当时金石学术潮流的代表人物之一,吴大澂学识渊博,生逢其时。在他那个时代,青铜器不断发掘,各种资料不断奔赴眼前。作为一个有心人,热情搜罗、整理和消化,金文境界得以一日千里。所谓地利,吴氏在为官期间,从不因政务而忘记在书法和学术方面的求索,尤其是陕甘任职期间,更是广为搜集,藏品极为丰富,眼界为之提高。所谓人和,吴大澂与晚清政坛几乎所有耳熟能详的名人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吴大澂是李鸿章的门生幕僚,受其栽培赏识。同一代帝师翁同龢属是同乡好友。张之洞和袁世凯都是吴大澂的儿女亲家。吴的四女嫁与张之洞的儿子,六女嫁予袁世凯长子袁克定。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正月,吴大澂和袁世凯一起从朝鲜同到山东后,曾手书巨幅楹联赠袁:“凡秀才,当以天下为任;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以“忠臣”“孝子”相期,两人堪称知己。学界交往的人有莫友芝、沈树镛、潘祖荫、陈介祺、吴云、冯桂芬、张之洞、胡澍等公卿名士,其中吴云、潘祖荫、莫友芝等人皆为朴学大师。由于吴大澂与他们彼此以书相通,以心相契,相互砥砺,奇赏异析,故而能够及时、全面地掌握彼时金石学研究的新成果,从而在古器物学、古文字学和古玺印研究上获得卓越成就。除却这些有利的客观条件,还取决于个人主观条件。金石学是难为的学问,也是“富贵学问”,需要雄厚的财力支撑。吴大澂以其显贵的身份与雄厚的财力,得以广搜奇珍逸品。他在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抚粤时辑成《十六金符斋印存》二十六册,存印就多达一千一百余方。后来的《千鉨称斋古鉨选》更是成为印学史上第一部战国古玺专辑。再比如他的勤奋,从政之外,其余的精力都用在了金石考古与文字学上。通过自己的刻苦钻研,把中国的古文字学推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与高度。
他在《孝经》书写完成之后,开始写《论语》册页,始于赴吉林与俄国官员勘界之前的1885年7月,其后得空时便每日写十余行,坚持不懈,遂成皇皇巨著。当各种有利因素充分结合起来,会有效地形成一种“合力”,不断地积累,持续地发酵,从而在晚清书坛乃至整个学术研究领域占得一席之地。同顾吴大澂一生,有仕途和书法两条并向而行的脉络,时至今日,已然分明,政治速朽,书印创作和学术研究不朽。
古人云:人无癖不可交。在吴大澂身上,有着浓郁的古典情结。难能可贵的是,好古、尊古而不泥古,传古、化古,最终能够入古出新。他的篆书与众不同,具有独特风貌。自邓石如巨刃开山之后,脱颖而出者不在少数,想别树一帜难矣。吴大澂篆书不以夸张、怪诞见长,不以绮丽、恣肆为倾向,专擅质朴、平正,做到平中见奇,在清代篆书家数以百计的情况下,令人过目不忘。诚如开篇所表,吴大澂篆书之所以“被遗忘”,因此类平正风格不为多数人所喜。其实大可不必担心,当下的潮流有各种人为炒作因素,大批量、一窝蜂地追风逐潮,迟早会烟消云散,尘埃落定。真正的经典伴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理解的不同,必然有所沉浮。要知道,经典总是安安静静的,看似平平淡淡,给人的同味却极其悠长,所谓大味必淡。当然,只有修养很高的人才能体会到其中真意。
吳大澂篆书所折射出来的,乃是清代篆书发展的正路子。以史为鉴,对于当代篆书创作具有相当的启示。正脉不断,书法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