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吴大澂一生崇古、藏古、传古。早年对秦篆花过大功夫，中年以后，专门致力于金文。篆书风格整体上以端庄、严谨为主要基调，也有一些异于正常风格的临作。从全部临作来看，《散氏盘》《毛公鼎》乃立身之本。临摹不拘一格，多元尝试，没有特别的禁忌和限制，不同风格有不同的演绎，即使是同一种金文，临作也有不同的风貌呈现。在长期浸淫金石考据研究的过程中，吴大澂最终形成了以“古雅”为主的审美观。
　　[关键词]吴大潋；临摹；大篆；金文
　　[中图分类号]G29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6009（2018）37-0036-05
　　大异正常风格的也有一些。可粗分为四类：
　　一是较为忠实原迹，如吴大澂临《颂敦》（图1）扇面，笔画细致清秀，尚不见成熟期的平正中实风格，布局疏朗，格调轻松，推测为早期作品。款字中虽无年份时间，但结论很明确，因为款字是颜书风韵，非成熟期宗法黄庭坚之面目。
　　一是笔法、笔意上不拘于原器者，如临《虢东大林钟》和《格伯簋》。临《虢尗大林钟》（图2、3）整个章法较为疏朗，笔画细致，这种轻细用笔很少见。临《格伯簋》（图4、5）多用短笔书写，字形紧凑，偶见长笔放纵，对比极强，以圆转为主，体现“篆尚婉而通”的特点。
　　一是笔法较随意一路的，如临《（林攵）季敦》（图6）、《虢姜敦》（图7），适当融入行书笔意，字形不拘于正方，大小错落，纵横有相，由此可见吴大澂所见之广博，探索之多元。
　　一是呈现出装饰化特征，如临《鄀公敦》（图8、9），纯粹的圆转笔法，书写夸张有趣，具有装饰意味，所选水纹纸又恰到好处地强化了这种趣味，笔笔中锋，线质停匀，然不觉单调，主要在于字形有巧妙的组合呼应变化，更主要是因为字里行间古朴清雅的气息，给人以无穷的同味。
　　从吴大澂的全部临作来看，《散氏盘》《毛公鼎》乃立身之本，因所见青铜资料极其广泛，所以临摹不拘一格，多元尝试，没有特别的禁忌和限制，不同风格乃有不同的演绎，即使是同一种金文，临作也有不同的风貌呈现。可以说，吴大澂篆书风格的形成，既是无意的，也是有意的。说无意，是因为没有刻意去设计一种路径，因为有自身的审美理念加以引导，持之以恒，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说有意，是因为存在一定的苦心之处，最典型的一点就是落款书体的处理，极尽变化，或篆，或隶，或楷，或行，尤以隶书居多，气息浑穆天成。
　　说到气息的统一，不得不提及吴大澂刻印之事。吴大澂一生制印、藏印、鉴印、释印不辍，成果丰硕。自用印不少出于自刻，如“吴大澂、清卿、愙斋、大块文章”等，加上《传朴堂藏印菁华》所收录“十六金符斋藏古符节、愙斋手临南田画、愙斋临石谷画、愙斋所得金石、愙斋所作时年五十有九”等五方，集中展现了吴氏的手上功夫。吴大澂一生中大量地访购古印，在朋友师长等人际交往中多以印章或印拓作为礼物，如吴大澂与陈介祺在通信中鉴定古印真伪好坏，探讨古文字形义，多次互赠或互索古印钤拓之印花及印谱。他擅长印章，兼顾青铜，在理解上可以相互促进。古玺汉印的前身就是商周青铜世界。精于印章，对金石气、金石味的理解和演绎会是非常具体的，易于掌控，避免流于空谈。
　　在长期浸淫金石考据研究的过程中，吴大澂最终形成了以“古雅”为主的审美观。他在《论古杂记》中说：“余所得古琮、古璧，其刻画似不甚工，而古雅可爱，无庸俗气者，可以雅俗定古今之别。书画一理也。金文与玉文亦一理也。会心人当自得之。”他推崇“古法”，认为金文笔力遒劲有神采，“一钩一面都有朴茂之气”。类似观点比比皆是，“汉人书体，大者如《鄐君开通褒斜刻石》及各类碑题额，小者如《仓颉庙》碑阴、碑侧题名，更以款识字参之，无美不备矣。”“三代阳识字最可爱，作阳文印仿之最佳。古人一字便有疏散气，今人摹古多失之工。”吴大潋对于“古”的追求，着重体现在对“力”和“神采”的追求。他在致陈介祺的信札中说：“摹古文字，求似易，求精亦易，求有力则甚难。手临，不经意，有神似处；摹，经意，多形似处，而神采终逊，力亦退。”吴大澂的金文书写，用笔舒缓平和，看不到刻意用力之处，不像李瑞清、曾熙等人嗜痂成癖，以震颤之笔刻意追求斑驳风化的效果，也不像邓石如、赵之谦等人强调性情写意，追去运动感、姿态感甚至婀娜感，以老实平正为上。他的书写注重强调理性和规范，忽视一时的性情流露，即所谓的写意性，也没有大起大落，不以强烈的气势来震撼人心，侧重内在的神采和韵味，以悠长的回味来打动人。由于他强调朴茂、浑成、疏散等特点，专注古法，处处暗合古人，最终呈现出一种自然天成的境界。具体从技法而言，在金文笔法的基础上掺以小篆笔法，注重圆润平正，藏锋同锋，一丝不苟，笔画匀称光滑，精整光洁，避免了前人写金文起收笔尖锐的不良习气，具有极强的秩序感，字形以商周钟鼎铭文为主，古朴方正，章法平缓静穆，从中可以领略到高古的意味。
　　每每赏读吴大澂临作或创作，光洁整饬中隐然有浑然古朴之气，自成一家，影响了很多人，最典型的就是黄士陵。吴大澂可以说是成就黄土陵至关重要的影响源之一。作为幕僚的黄土陵曾有言：“岁丁亥（公元1887年），陵来东粤，就食吴意翁门下，因得尽睹意翁所藏，鼎彝而外古印尤夥。陵得一月暇，尽蜕入吾箧中，至愿也。”黄土陵正是在接触大量的意斋藏品后，印风开始从摹效皖浙两派向自创的光洁浑穆一路转变。就篆书而言，黄的书家角色更加专业，所费的功夫更多，将平正质朴发挥到极致，更加纯粹。
　　当然，吴大澂的成功涉及很多影响因素。若是用天时、地利、人和来评价的话，可谓三者兼备。所谓天时，作为引领当时金石学术潮流的代表人物之一，吴大澂学识渊博，生逢其时。在他那个时代，青铜器不断发掘，各种资料不断奔赴眼前。作为一个有心人，热情搜罗、整理和消化，金文境界得以一日千里。所谓地利，吴氏在为官期间，从不因政务而忘记在书法和学术方面的求索，尤其是陕甘任职期间，更是广为搜集，藏品极为丰富，眼界为之提高。所谓人和，吴大澂与晚清政坛几乎所有耳熟能详的名人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吴大澂是李鸿章的门生幕僚，受其栽培赏识。同一代帝师翁同龢属是同乡好友。张之洞和袁世凯都是吴大澂的儿女亲家。吴的四女嫁与张之洞的儿子，六女嫁予袁世凯长子袁克定。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正月，吴大澂和袁世凯一起从朝鲜同到山东后，曾手书巨幅楹联赠袁：“凡秀才，当以天下为任；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以“忠臣”“孝子”相期，两人堪称知己。学界交往的人有莫友芝、沈树镛、潘祖荫、陈介祺、吴云、冯桂芬、张之洞、胡澍等公卿名士，其中吴云、潘祖荫、莫友芝等人皆为朴学大师。由于吴大澂与他们彼此以书相通，以心相契，相互砥砺，奇赏异析，故而能够及时、全面地掌握彼时金石学研究的新成果，从而在古器物学、古文字学和古玺印研究上获得卓越成就。除却这些有利的客观条件，还取决于个人主观条件。金石学是难为的学问，也是“富贵学问”，需要雄厚的财力支撑。吴大澂以其显贵的身份与雄厚的财力，得以广搜奇珍逸品。他在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抚粤时辑成《十六金符斋印存》二十六册，存印就多达一千一百余方。后来的《千鉨称斋古鉨选》更是成为印学史上第一部战国古玺专辑。再比如他的勤奋，从政之外，其余的精力都用在了金石考古与文字学上。通过自己的刻苦钻研，把中国的古文字学推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与高度。
　　他在《孝经》书写完成之后，开始写《论语》册页，始于赴吉林与俄国官员勘界之前的1885年7月，其后得空时便每日写十余行，坚持不懈，遂成皇皇巨著。当各种有利因素充分结合起来，会有效地形成一种“合力”，不断地积累，持续地发酵，从而在晚清书坛乃至整个学术研究领域占得一席之地。同顾吴大澂一生，有仕途和书法两条并向而行的脉络，时至今日，已然分明，政治速朽，书印创作和学术研究不朽。
　　古人云：人无癖不可交。在吴大澂身上，有着浓郁的古典情结。难能可贵的是，好古、尊古而不泥古，传古、化古，最终能够入古出新。他的篆书与众不同，具有独特风貌。自邓石如巨刃开山之后，脱颖而出者不在少数，想别树一帜难矣。吴大澂篆书不以夸张、怪诞见长，不以绮丽、恣肆为倾向，专擅质朴、平正，做到平中见奇，在清代篆书家数以百计的情况下，令人过目不忘。诚如开篇所表，吴大澂篆书之所以“被遗忘”，因此类平正风格不为多数人所喜。其实大可不必担心，当下的潮流有各种人为炒作因素，大批量、一窝蜂地追风逐潮，迟早会烟消云散，尘埃落定。真正的经典伴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理解的不同，必然有所沉浮。要知道，经典总是安安静静的，看似平平淡淡，给人的同味却极其悠长，所谓大味必淡。当然，只有修养很高的人才能体会到其中真意。
　　吳大澂篆书所折射出来的，乃是清代篆书发展的正路子。以史为鉴，对于当代篆书创作具有相当的启示。正脉不断，书法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