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姑娘的亚洲起源——广西壮族的故事讲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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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通过探讨壮族民众对叶限故事所有权的表达和故事解读,梳理反映产生于9世纪广西壮族传统的故事细节,分析故事的独特感染力,追溯厘清故事中的不同亚洲叙事渊源,认为叶限故事是壮族民众的原创,印度教、佛教文化对此故事的起源具有重要影响,同时它又与汉族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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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以来的全球化发展,将每个地区都纳入了现代秩序,导致了地理上的“解域化”现象;同时,文学教育的学科化使得现代性思维得到普及,这些影响着少数民族作家的精神地理特征,白族青年诗人冯娜尤具代表性。冯娜自觉地将自身经验中的独特风景连接上现代世界的广阔空间,在重构风景中不断进行着精神地理的“再结域”。
童年书写作为一种文化建构,兼有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透过《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原创书系》对童年建构的民族化书写,还原了少数民族儿童生存的鲜活现场,既拓展了儿童文学的童年叙事空间,又关注儿童心灵的内在升华,进而探询童年精神的永恒价值。
水仙花是一个被历史疏忽的华人作家。她尽管仅有“half-Chinese”血统,却有着清晰的超越国家地理疆界的民族意识。水仙花对民族身分的自觉认同和书写实践,有着丰富和复杂的历史价值,虽然她已被美国华裔文学所承认,但“文学”“美国”仅是其复杂多元历史存在的一个面向。总体来看,目前国内外学界对其认知很不充分,尤其缺乏历史学的探究。水仙花的作品有着填补历史空白的史料价值,却一直处于不被发现的情境之中,而对历史疏忽的持续叩问,将有益于水仙花作品的历史价值冲破以种族歧视为代表的认知遮蔽。
史诗凝聚着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形象,代表着这个民族在特定时代对自身命运和生活环境的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时刻,呼唤着中国当代文学超越20世纪80年代以来强调表现个人内心世界的传统,书写这个伟大的时代,创造出新时代中华民族的新史诗。这种新史诗应该具备如下三个特点:首先,它应该讲述关于当代中国的故事;其次,作家必须站在中国的立场上阐释中华民族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的形象、思考中华民族的发展道路;最后,新史诗不应把中华民族的意志、思想、道路表现为仅仅具有特殊性的东西,而是要呈现我们民族所具有的
用反实用理性、关注心灵的另类传统疗救现代社会终极关怀的缺失和道德沦丧是西海固小说的意义所在。张承志在历史中挖掘出“人道”传统,石舒清、马金莲等人则探讨了另类传统与现代性危机对抗的可能。西海固小说体现了具有少数民族背景和宗教背景的知识分子维护精神家园的努力和担当,但现代性依然是个未竟的话题
钟金哈屯是历史上功绩卓著的蒙古族女政治家,其活动关涉明代蒙古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清晰地再现了当时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碰撞交融的历史轨迹和整体面貌,明代文士在汉语诗文和戏曲中对她及其主持的“封贡互市”进行了多层次的描述与评价,折射出他们在对钟金哈屯接受过程中呈现的民族文化心理、时代氛围、政治见解和现实需求等,揭示了蒙汉文化互相影响的复杂关系。
《诗镜论》是古印度檀丁的诗学著作,随佛教传入藏族和蒙古族地区,受到藏、蒙高僧推崇,掀起注释、研究《诗镜论》的热潮,产生很多注疏本和例诗本的著作。新中国成立后的研究成果也不少,显示这门学问的生命力。传统研究注重对《诗镜论》语句注释、名词解释、重要理论概念补充和完善、增加新的理论范畴;现代研究则把原著和后来阐释的著作及例诗均视为遗产,做多视角多层次研究,尤其偏重用现代文艺理论加以阐释。
文章以哈佛大学米尔曼·帕里口头文学特藏的历史沿革、主要成就及晚近发展为主线,从以下三个方面讨论了口头史诗传统的数字化建档实践及其在多学科研究领域的潜在应用价值:其一,技术创新与田野作业的问题导向;其二,田野资料的组织管理、数字化进程及在线数据库的创建;其三,方法论的挑战与建设数字语料库的可能途径。
贯云石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用汉语创作的少数民族优秀作家,也是元代散曲创作成就突出的少数民族曲家。贯云石散曲研究自元明以来即已陆续展开,但并不系统。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是20世纪30年代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事。它基本与我国散曲研究的整体历程相一致。近年来,学界对贯云石散曲进行了多方面、多角度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文章从贯云石生平思想研究、散曲创作研究、文学史地位研究等方面对学界已往的研究成果做简要评述,并就未来的贯云石散曲研究提出思考。
20世纪50至60年代日本兴起对民间故事、传说与世界名著改编创作的“再话运动”,在此浪潮中,弈族叙事长诗《阿诗玛》在日本连续出现四个版本。文章对日本“再话文学”的译介有助于对我国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研究的反观;分析、比较《阿诗玛》四个译本在日本的传播对当下少数民族文学“走出去”有一定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