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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党对社会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尤其是中国共产党这样对国家和社会进行全面统领和长期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更是对社会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执政党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中，党风廉政建设的作用越来越鲜明地凸现出来。中国处在一个发展的转型期，科学的发展对社会的行为规范，特别是对以执政党为代表的社会精英群体的行为规范提出更高的要求；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和社会和谐的追求，更是需要为社会打造堪为楷模的风范和操守。所以，党风廉政建设除了它本身所具有的重要政治价值，如关系到党的形象，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等，它还直接地具有社会发展的价值。忽略这一点，中国社会就不可能健康地发展，不可能和谐地推进。
一、消除腐败和违纪就是消除社会发展的障碍
中国处在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一新的历史时期不仅在经济建设上、文化建设上展现出一系列新的特色，在政治建设上也有许多不同于以往的情况，其中，党风廉政建设也充分表现出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转变。
纪律和行为规范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从根本上说，是为特定时代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在致力于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时期，党和国家工作要强调的重点是打破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条条框框，创建市场经济新的运行机制和规范。在这样一个宏观的社会背景下，“破”和“立”是鲜明的主题词，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必然阻碍社会的发展。在破旧立新的过程中，我们的纪律和行为规范也有一个革故鼎新的过程，这样的动态演进，使得纪律规范的遵守与它的调整之间关系比较紧张，往往难以避免地出现一些冲突。在实践中的典型表现就是：一方面，大胆改革创新的行为容易受到置疑，是违规、违纪、甚至违法，还是破旧、开拓、立新？令人困惑难辨；另一方面，违法乱纪的行为又容易被乔装打扮，以勇于改革的面貌出现，使人眼花缭乱。这种现象的本质在于：旧的体制和规范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累赘，破旧立新成为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所以，这一时期党风党纪建设也同整个国家的建设一样，将重心放在改革创新上。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逐步确立，这就意味着制度和法纪较好地适应了社会发展的步伐。从党纪党规的角度来说，也就是为每一个共产党员确立了走在社会发展前列的准绳。党要推动社会发展，在国家层面上，是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的问题，而在党员的行为层面，党规党纪则是比规范普通群众的法规更高的要求，它体现党的先进性特质，目的是保证社会更好更快地发展。
因此，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党规党法与社会发展的密切关联使得遵守党的法纪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腐败和违纪则进一步突显为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当前，中国不仅要加速发展，更要关注发展的质量，重视发展成果的共享，突出社会公平和公正，高度关怀民生问题。而恰恰在这些当今中国发展的重大命题上，违规违纪，尤其是党内的腐败则反其道而行之，它所产生的危害后果不仅表现在政治上，在经济和社会上的破坏也是极大的。它不仅仅影响政治的公正性，导致政治的不稳定，还深深地影响着经济和社会的有序发展，给正在成长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以侵蚀和破坏，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腐败和违纪影响了竞争市场的公平与效率，导致资源的浪费，增加交易成本和投资成本，造成事业效率大量损失；腐败和违纪影响了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导致竞争过程的不公平以及分配结果的不公正，加重了分配的两极分化；腐败和违纪造成党和政府信誉的丧失，导致党的形象和政府公信度的降低和损坏；腐败和违纪还破坏社会信用体系，阻碍社会资本的培育，增加整个社会发展的成本。如果同其他的发展时期相比较，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腐败和违纪已经突显为当前社会发展的一个障碍。
实践中，党员队伍，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发生腐败和违纪对社会发展的巨大危害历历在目。上海社保资金案的发生，就严重影响了社会发展，带来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这起案件涉案对象层次之高、人数之多、金额之大、情节之严重、危害之巨大、影响之恶劣，在上海改革开放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在全国也属罕见，教训十分深刻。这起案件发生后，在党内外、国内外都产生了强烈反响，对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害，对党的威信和形象造成了极大伤害，对上海的发展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另外还有些领导干部对基层擅自违法违规签订土地出让、出租协议，乱占滥用耕地及对拖欠、截留和挪用农民征地补偿款等问题的危害性认识不足，采取措施不力、制止不及时，引发了干群关系的对立，也影响了一个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有的国有企业领导，盲目追求高额利润和个人私欲，擅自挪用国家巨额资金进行期货或股票交易，导致巨额资金难以收回、国有资源流失。我们有些干部，盲目为投资者融资担保，结果给国家和集体资金带来了巨大风险，等等。以上腐败和违纪行为都对上海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负面作用，影响了上海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消除腐败和违纪是扫清现代化建设障碍的重要手段，是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不断进步的必然要求。只有消除腐败和违纪，才能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必须的公平合理的经济秩序；才能够真正做到公平、公开、公正竞争；只有消除腐败和违纪，才能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需的外部环境，才能激发广大劳动者的劳动创造性和能动性，使之更加积极投身于改革创新，创建和谐社会。
二、严明党规党法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杠杆
当前，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已基本建立，党规党法也得到了崭新提升时期。这意味着法规法纪比较真切地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意味着遵纪守法直接关联到社会发展。我们可从三方面来分析：
其一，从制度层面上说。制度法规能否真正促进社会的发展，关键在于它是否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推动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正确路径，市场经济恰恰是法治经济，越是现代的市场经济，越是要严格地依法办事。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法治体系，实际上就是在探索市场经济规律的基础上，用法规的形式将认识到的规律确立下来。按照这些法规来运作，就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就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就违背规律，就阻碍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五大以来，我们党不仅领导国家建立起了一系列培育、维护和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而且在党内也建立健全了与之相适应的党规党法体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将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置于党的五大能力建设之首，更进一步促进了党的制度建设在内的全面建设与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致性。党规和党法是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法纪，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认识到，越是改革的攻坚阶段，越是要适应新的形势严格法律法规，才能驾驭市场，促进发展。
其二，从执行层面上说。履法守法不仅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它更反映每一个公民对社会发展的贡献。在法律法规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条件下，守法的程度，直接关联着社会兴旺发达的程度。尤其是党员和党的干部更是如此。例如，要推动社会的发展，必须实行科学决策，而科学决策恰恰就是由我们的一系列法律法规来保障的。党内的民主生活制度，要求我们的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应该大力发扬民主作风，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决策，就能够大大减少失误。我们犯的很多错误，往往就是个人说了算的产物。那种“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的决策模式，既是反科学、反民主的，也是无视制度和规范的。
事实证明，只要遵循法律法规，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就能够按照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运行机制来使用权力，就能够使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能够有效地防止滥用权力现象的发生，社会的发展就能够更加健康和顺利。
其三，从文化层面上说。在现代社会，文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而文化作用于社会发展的机制恰恰与法律和规范有内在关联。社会资本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社会资本的重要功能是它促进了社会成员的相互信任和合作，大大降低了社会发展的成本。按照研究社会资本的著名学者帕特南的说法，社会资本是人们之间构成的一系列横向联系。这些联系包括“公民约束网”和“社会准则”。①“约束”和“准则”是其中的关键词。离开了“约束”和“准则”就谈不上相互信任和合作。实际上，我们国家因为诚信问题每年带来的损失大得惊人。
党员队伍在建立社会诚信体系、培育社会资本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而这种建立和培育最基本的路径就是在遵纪守法中起模范带头作用。如果党员队伍都能够严守法纪，诚实守信，那么，相信党，相信组织，相信政府，就绝不是一句空话。以党员队伍的诚信、政府的诚信为核心，就能够打造出良好的社会诚信体系，大大扩展社会资本，进而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发展。
三、良好的党风和廉洁的执政行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强大引领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当代中国发展的趋势和特点以及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要求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贯彻和实施这一决策，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巩固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完成执政的历史使命，都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一个廉洁、高效、公平、公正、诚信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秩序，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则是创造这一良好社会环境和社会秩序的重要途径之一。只有具备了良好的党风和廉洁的执政行为，才能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需求，才能不断地提高党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有效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理顺群众情绪，消除社会不和谐因素，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从而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良好的党风是和谐文化的核心。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和谐文化的孕育，很难设想在一个思想文化激烈冲突和对抗的氛围中有可能实现社会和谐。和谐文化对于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被认识到，那么，和谐文化又应该如何去打造，它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这是一个大命题，但从最基本的层面来分析，和谐文化必须形成它的领率和核心。全社会的文化氛围通常不是自然而然长出来的，而是由占社会主导地位的阶级和社会集团构建的文化氛围所引导的。我们的社会文化是由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所倡导的。和谐文化显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期，由无产阶级先锋队所倡导的先进文化。所以，构建和谐文化的一个关键在于党的文化氛围，在于良好的党风。如果我们的党员在学习、生活和工作等方面，都能够做到胡锦涛总书记所倡导的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率先垂范，我们就不会忧虑“八荣八耻”不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蔚成风气；如果我们的干部都能够严守“官德”，恪尽职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的民众也必然会孕育出健康向上的民风，人心思和、人心思定、人心思进！
廉政是和谐社会的要件。正面看，廉洁的执政行为，能够获得很高的公信度和很强的凝聚力，从而创造出一个上下一心，团结一致，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对于化解社会矛盾，迎接各种挑战意义重大。我们党凭借这一强大的优势，闯过了无数的艰难曲折，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像陈嘉庚这样的民主人士，在考察延安以后，对重庆腐败与延安廉洁的强烈反差感慨万千，得出了中华民族的希望在延安的结论，这结论中的确包含了历史兴替的深刻规律。反面教训更值得警醒。在苏联解体前，苏共的腐败已经达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有调查结果显示：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劳动人民的只占7%，认为苏共代表工人阶级的占4%，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占85%。②苏联向资本主义的转向被西方学者称为是“来自上层的革命”，并且评论说“苏联共产党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③廉政决定着党和人民的关系，决定着社会矛盾的状况，决定着政权和社会的稳定。从更广阔的视野看，这应该涉及到现代政党政治的一些基本规律：在动荡不安的转变社会中，强大的政党有利于社会稳定，④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只有廉洁的政党，才能完成和谐社会构建的伟大历史使命！
注释：
①帕萨·达斯古普特等编：《社会资本——一个多角度的观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第57页。
②肖枫著：《两个主义一百年》，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95页。
③转引自季正矩：《通往廉洁之路——中外反腐败经验与教训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297页。
④见（美）S·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
作者单位：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
■ 责任编辑：王亚仑
一、消除腐败和违纪就是消除社会发展的障碍
中国处在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一新的历史时期不仅在经济建设上、文化建设上展现出一系列新的特色，在政治建设上也有许多不同于以往的情况，其中，党风廉政建设也充分表现出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转变。
纪律和行为规范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从根本上说，是为特定时代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在致力于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时期，党和国家工作要强调的重点是打破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条条框框，创建市场经济新的运行机制和规范。在这样一个宏观的社会背景下，“破”和“立”是鲜明的主题词，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必然阻碍社会的发展。在破旧立新的过程中，我们的纪律和行为规范也有一个革故鼎新的过程，这样的动态演进，使得纪律规范的遵守与它的调整之间关系比较紧张，往往难以避免地出现一些冲突。在实践中的典型表现就是：一方面，大胆改革创新的行为容易受到置疑，是违规、违纪、甚至违法，还是破旧、开拓、立新？令人困惑难辨；另一方面，违法乱纪的行为又容易被乔装打扮，以勇于改革的面貌出现，使人眼花缭乱。这种现象的本质在于：旧的体制和规范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累赘，破旧立新成为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所以，这一时期党风党纪建设也同整个国家的建设一样，将重心放在改革创新上。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逐步确立，这就意味着制度和法纪较好地适应了社会发展的步伐。从党纪党规的角度来说，也就是为每一个共产党员确立了走在社会发展前列的准绳。党要推动社会发展，在国家层面上，是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的问题，而在党员的行为层面，党规党纪则是比规范普通群众的法规更高的要求，它体现党的先进性特质，目的是保证社会更好更快地发展。
因此，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党规党法与社会发展的密切关联使得遵守党的法纪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腐败和违纪则进一步突显为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当前，中国不仅要加速发展，更要关注发展的质量，重视发展成果的共享，突出社会公平和公正，高度关怀民生问题。而恰恰在这些当今中国发展的重大命题上，违规违纪，尤其是党内的腐败则反其道而行之，它所产生的危害后果不仅表现在政治上，在经济和社会上的破坏也是极大的。它不仅仅影响政治的公正性，导致政治的不稳定，还深深地影响着经济和社会的有序发展，给正在成长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以侵蚀和破坏，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腐败和违纪影响了竞争市场的公平与效率，导致资源的浪费，增加交易成本和投资成本，造成事业效率大量损失；腐败和违纪影响了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导致竞争过程的不公平以及分配结果的不公正，加重了分配的两极分化；腐败和违纪造成党和政府信誉的丧失，导致党的形象和政府公信度的降低和损坏；腐败和违纪还破坏社会信用体系，阻碍社会资本的培育，增加整个社会发展的成本。如果同其他的发展时期相比较，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腐败和违纪已经突显为当前社会发展的一个障碍。
实践中，党员队伍，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发生腐败和违纪对社会发展的巨大危害历历在目。上海社保资金案的发生，就严重影响了社会发展，带来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这起案件涉案对象层次之高、人数之多、金额之大、情节之严重、危害之巨大、影响之恶劣，在上海改革开放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在全国也属罕见，教训十分深刻。这起案件发生后，在党内外、国内外都产生了强烈反响，对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害，对党的威信和形象造成了极大伤害，对上海的发展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另外还有些领导干部对基层擅自违法违规签订土地出让、出租协议，乱占滥用耕地及对拖欠、截留和挪用农民征地补偿款等问题的危害性认识不足，采取措施不力、制止不及时，引发了干群关系的对立，也影响了一个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有的国有企业领导，盲目追求高额利润和个人私欲，擅自挪用国家巨额资金进行期货或股票交易，导致巨额资金难以收回、国有资源流失。我们有些干部，盲目为投资者融资担保，结果给国家和集体资金带来了巨大风险，等等。以上腐败和违纪行为都对上海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负面作用，影响了上海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消除腐败和违纪是扫清现代化建设障碍的重要手段，是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不断进步的必然要求。只有消除腐败和违纪，才能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必须的公平合理的经济秩序；才能够真正做到公平、公开、公正竞争；只有消除腐败和违纪，才能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需的外部环境，才能激发广大劳动者的劳动创造性和能动性，使之更加积极投身于改革创新，创建和谐社会。
二、严明党规党法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杠杆
当前，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已基本建立，党规党法也得到了崭新提升时期。这意味着法规法纪比较真切地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意味着遵纪守法直接关联到社会发展。我们可从三方面来分析：
其一，从制度层面上说。制度法规能否真正促进社会的发展，关键在于它是否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推动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正确路径，市场经济恰恰是法治经济，越是现代的市场经济，越是要严格地依法办事。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法治体系，实际上就是在探索市场经济规律的基础上，用法规的形式将认识到的规律确立下来。按照这些法规来运作，就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就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就违背规律，就阻碍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五大以来，我们党不仅领导国家建立起了一系列培育、维护和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而且在党内也建立健全了与之相适应的党规党法体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将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置于党的五大能力建设之首，更进一步促进了党的制度建设在内的全面建设与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致性。党规和党法是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法纪，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认识到，越是改革的攻坚阶段，越是要适应新的形势严格法律法规，才能驾驭市场，促进发展。
其二，从执行层面上说。履法守法不仅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它更反映每一个公民对社会发展的贡献。在法律法规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条件下，守法的程度，直接关联着社会兴旺发达的程度。尤其是党员和党的干部更是如此。例如，要推动社会的发展，必须实行科学决策，而科学决策恰恰就是由我们的一系列法律法规来保障的。党内的民主生活制度，要求我们的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应该大力发扬民主作风，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决策，就能够大大减少失误。我们犯的很多错误，往往就是个人说了算的产物。那种“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的决策模式，既是反科学、反民主的，也是无视制度和规范的。
事实证明，只要遵循法律法规，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就能够按照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运行机制来使用权力，就能够使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能够有效地防止滥用权力现象的发生，社会的发展就能够更加健康和顺利。
其三，从文化层面上说。在现代社会，文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而文化作用于社会发展的机制恰恰与法律和规范有内在关联。社会资本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社会资本的重要功能是它促进了社会成员的相互信任和合作，大大降低了社会发展的成本。按照研究社会资本的著名学者帕特南的说法，社会资本是人们之间构成的一系列横向联系。这些联系包括“公民约束网”和“社会准则”。①“约束”和“准则”是其中的关键词。离开了“约束”和“准则”就谈不上相互信任和合作。实际上，我们国家因为诚信问题每年带来的损失大得惊人。
党员队伍在建立社会诚信体系、培育社会资本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而这种建立和培育最基本的路径就是在遵纪守法中起模范带头作用。如果党员队伍都能够严守法纪，诚实守信，那么，相信党，相信组织，相信政府，就绝不是一句空话。以党员队伍的诚信、政府的诚信为核心，就能够打造出良好的社会诚信体系，大大扩展社会资本，进而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发展。
三、良好的党风和廉洁的执政行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强大引领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当代中国发展的趋势和特点以及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要求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贯彻和实施这一决策，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巩固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完成执政的历史使命，都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一个廉洁、高效、公平、公正、诚信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秩序，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则是创造这一良好社会环境和社会秩序的重要途径之一。只有具备了良好的党风和廉洁的执政行为，才能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需求，才能不断地提高党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有效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理顺群众情绪，消除社会不和谐因素，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从而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良好的党风是和谐文化的核心。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和谐文化的孕育，很难设想在一个思想文化激烈冲突和对抗的氛围中有可能实现社会和谐。和谐文化对于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被认识到，那么，和谐文化又应该如何去打造，它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这是一个大命题，但从最基本的层面来分析，和谐文化必须形成它的领率和核心。全社会的文化氛围通常不是自然而然长出来的，而是由占社会主导地位的阶级和社会集团构建的文化氛围所引导的。我们的社会文化是由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所倡导的。和谐文化显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期，由无产阶级先锋队所倡导的先进文化。所以，构建和谐文化的一个关键在于党的文化氛围，在于良好的党风。如果我们的党员在学习、生活和工作等方面，都能够做到胡锦涛总书记所倡导的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率先垂范，我们就不会忧虑“八荣八耻”不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蔚成风气；如果我们的干部都能够严守“官德”，恪尽职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的民众也必然会孕育出健康向上的民风，人心思和、人心思定、人心思进！
廉政是和谐社会的要件。正面看，廉洁的执政行为，能够获得很高的公信度和很强的凝聚力，从而创造出一个上下一心，团结一致，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对于化解社会矛盾，迎接各种挑战意义重大。我们党凭借这一强大的优势，闯过了无数的艰难曲折，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像陈嘉庚这样的民主人士，在考察延安以后，对重庆腐败与延安廉洁的强烈反差感慨万千，得出了中华民族的希望在延安的结论，这结论中的确包含了历史兴替的深刻规律。反面教训更值得警醒。在苏联解体前，苏共的腐败已经达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有调查结果显示：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劳动人民的只占7%，认为苏共代表工人阶级的占4%，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占85%。②苏联向资本主义的转向被西方学者称为是“来自上层的革命”，并且评论说“苏联共产党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③廉政决定着党和人民的关系，决定着社会矛盾的状况，决定着政权和社会的稳定。从更广阔的视野看，这应该涉及到现代政党政治的一些基本规律：在动荡不安的转变社会中，强大的政党有利于社会稳定，④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只有廉洁的政党，才能完成和谐社会构建的伟大历史使命！
注释：
①帕萨·达斯古普特等编：《社会资本——一个多角度的观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第57页。
②肖枫著：《两个主义一百年》，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95页。
③转引自季正矩：《通往廉洁之路——中外反腐败经验与教训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297页。
④见（美）S·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
作者单位：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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