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网络能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吗--基于中国的理论与经验分析

来源 :国际贸易问题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xlj368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本文将企业出口网络引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内生性选择模型,分析出口网络对企业进行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的影响。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在相同的生产率水平下,出口网络大小通过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所需生产率"阈值",进而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率;当出口网络扩大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需生产率"阈值"带来的正向效应大于负向效应时,网络扩大会提高企业的对外投资概率;而当出口网络扩大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需生产率"阈值"带来的负向效应大于正向效应时,网络扩大会降低企业的对外投资概率;本文利用2001-2014年中国上市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出口网络扩大对工业上市企业的绿地投资以及跨国并购行为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考虑了出口网络的其他特征后,实证结论依然稳健。
其他文献
本文基于开放二元经济模型和小岛清的比较优势理论,对转型国家的农业对外直接投资进程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对中国的数据展开了验证,研究结果发现:(1)转型国家在农业生产率增长迟缓、农业劳动力不足以及农业资源禀赋限制的条件下,将会迎来开放条件下的农产品短缺点,进而推动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进程,而且农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农产品进口之间存在互补关系。(2)最晚在2009年中国迎来了开放条件下的农产品短缺点,农业劳动力和农业资源禀赋是影响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3)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效率寻求和农业资源寻求的动机
本文利用1998—2013年中国农业企业数据库,从微观角度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国内农业创新的溢出效应,同时详细考察了溢出效应的6个渠道,通过建立门槛模型对各渠道吸收能力的门槛值进行了测算,还比较了不同类型外商投资企业和不同地理位置FDI溢出效应的差异。结果表明:FDI对国内农业企业创新存在显著为负的后向溢出效应、逆向溢出效应和正向人员流动效应,且吸收能力较强的企业更易从FDI溢出中获益;相较于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对国内农业企业创新的溢出效应更显著,省内外商投资企业也更易对国内农业企业产生溢
随着全球进入低碳经济时代,环境信息披露为我国绿色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不仅有利于政府更好地了解企业环保工作,也有利于提升企业声誉,促进企业发展,为探究环境信息披露是否会影响企业出口,本文采用Heckman模型考察了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能够促进企业出口决策和出口规模,其对重污染行业、国企、外企以及大型企业出口的边际影响更大。非线性检验显示环境信息披露和硬性指标与企业出口规模呈现U型关系,而软性指标与出口规模存在倒U关系。这就表明我国的软性和硬性环境信息
FOB是中国出口最常用的贸易条件。这种条件下,通常买方委托货代租船或订舱,控制货物运输,卖方承担交货义务。尽管卖方与买方货代可能发生业务联系,但两者之间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货代合同关系。是否存在货代合同关系直接涉及卖方的权利义务。卖方须对此采取因应策略。
本文以出口企业"低加成率陷阱"为切入点,运用间接可加性效用函数探究了出口企业加成率决定方程。在此基础上,本文使用最新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中国海关数据对理论命题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全样本出口企业加成率显著低于非出口企业,但是在2011-2013年总体上出口企业加成率已经超过非出口企业;企业生产率、出口目的地人均GDP、双边实际直接汇率和出口产品质量均显著正向影响出口企业加成率,而出口平均关税率存在明显负向作用;子样本检验结果表明,劳动密集型行业和加工贸易的出口目的地收入效应较小。本文首次证实中国出
开放经济条件下,汇率无疑是宏观调控政策的关键传导变量。国际金融危机后,积极财政政策成为我国政府刺激经济、实现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影响日益显著,而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增加了财政支出政策效果的不确定性。本文基于实际汇率传递的视角,考察了积极财政支出冲击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动态影响,模拟结果表明:政府支出扩张推动实际汇率升值,产出增加和净出口下降,产出和净出口的汇率传导结果受到经济开放度、国内外商品替代弹性等因素的影响,政府支出对实际汇率和产出的影响效应会随经济开放度的提高而削弱。本文基于中国1
本文使用OECD TiVA基于增加值核算的跨国数据,对比分析了中国与世界主要经贸大国之间在"生产端和消费端的规模"以及"生产端和消费端GVC主导程度"方面的差异。研究发现:美国是唯一在生产端和消费端的规模上均领先中国的国家,中国建设经贸强国应以赶超美国为主要目标;此外,从生产端和消费端GVC主导程度来看,中国与美国相比也是消费端要比生产端更弱,特别是中国的服务业消费端存在非常明显的消费规模不足和消费端GVC主导程度低的问题。因此,提振中国消费的工作重点应该是刺激服务业消费,并适度加大服务进口开放力
本文重点探讨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影响的路径机制。文章运用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模拟了四种贸易自由化政策情景的经济效应,并利用AnalyseGE程序解构了进口变动效应,以探究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使国际市场的肉制品和奶制品等高附加值食物的价格优势凸显,进口扩张能够有效缓解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的需求增长与国内有效供给的失衡性矛盾;贸易自由化推动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改善居民经济福利;贸易自由化对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影响路径的替代效应要远高于
新创企业寿命短一直困扰着中国企业的持续成长,多数新创企业成立3-5年后便陷入生存危险期。既有研究认为出口可以改善企业的生存状况,但新创出口企业可能面临新进入缺陷和外来者劣势的双重威胁,出口仍能加速新创企业走出生存危险期吗?企业规模作为克服新进入缺陷的有利因素,在面对出口市场上的外来者劣势时,是否依然有效?为此,本文构建了出口行为、企业规模与新创企业生存危险期的分析框架,并基于1998-2013年新创企业样本,使用Cox PH和AFT等生存分析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出口行为并不能改善新创企业的生存状
本文利用2003-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和中国城市数据库,探讨了277个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效应及机制。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与多样化集聚均能有效推动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且多样化集聚的作用效果更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攀升的影响效应在企业贸易类型、所在地区、所有制类型方面存在差异;影响机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均能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弱化企业成本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负向影响,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可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放大企业生产率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