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一书，有着大量斥责虚妄的辨析。在这些辨析中，王充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贡献，就是以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论说，提供了人力研究的思路和逻辑。过去，很多研究者都重视王充在自然领域和哲学领域的贡献，例如他的“气”论，对地震的观察，关于自然灾害的陈述，关于日月星辰的记载等等，甚至有人要把王充拉到自然科学一边，称他为伟大的科学家。但如果真正读通《论衡》，不难发现，王充始终说的是人事。《论衡》字面写的是自然现象，隐含的认知是人力研究。
　　例如，王充关于天文、关于地理、关于日食月食、关于动植物、关于“气”等方面的论说，固然有其自然科学的价值；《九虚》《三增》诸篇，固然有其文本辨析和破除迷信的价值，然而，如果在这一方面过分拔高，反而有可能贬低其真正的思想史意义。徐复观对王充的批评，不能说没有道理。如王充对众所周知的事件文本夸大其词板起脸来严肃驳斥，被徐先生指为毫无幽默；对历史记录中的矛盾冲突简单处理（如关于武王伐纣血流漂杵和兵不血刃的冲突），被指为过于武断；以自然现象同人类现象异类比较推论，被指为幼稚可笑。就事论事而言，徐先生的批评是有道理的。确实，王充作为自然科学家是肤浅的，但是，徐先生似乎忽略了王充借自然以说人事的手法。如果还原王充本来就不是自然科学家的真实面貌，这种批评就大有商榷之处了。
　　平心而论，王充作为自然科学家是低档次的，与战国到秦汉的自然科学成就并不相称。王充作为哲学家也是有不足的，与先秦诸子的哲学思维相比明显欠缺开创性。论天道比不上老子，论伦理比不上孔孟，论逻辑比不上荀子韩非。但是，王充说的是人事，而对人力资源的认知，对人事管理的探索，则是先秦诸子比不上他的。
　　王充在论说自然时，实际上陈述的是识人用人的道理。他的自然天道和“气”论，不过是给他关于人事遭遇偶适提供依据；他对各种文本传说的纠谬，不过是给他论证人事谬误提供参照。正因为自然是自在的，所以人事才是偶然的。正因为自然没有目的性，人的努力和成就之间才没有因果性。从这一角度展开，方可看出王充思想的真正价值。
　　再进一步，王充疾虚妄，纠谬误，实际要矫正的，是识人上的虚妄，用人上的谬误。许多文本存在大量的夸大现象，王充正要借此指出人才评价上的晕轮效应；历史故事中有不少因众成事的记载，王充就要拿过来说明用人上的从众效应。当然，王充的时代没有晕轮效应和从众效应这些词汇，但相应的逻辑是存在的。孟姜女哭倒城墙的故事，是城墙偶崩、杞梁妻偶哭的“偶适”，官场上人的才能和功绩之间也是“偶适”。所以，王充一方面在关于自然的论述中展开识人用人之道，一方面又在关于人事的论述中用了大量自然现象做比喻，如以金银玉石喻贤人，以沙土毛芥喻俗人和小人等等。正是出于论人的需要，这位在细节上讲求逻辑辩驳谬误的奇人，却在宏观上常常犯逻辑错误。像一方面批判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一方面又高度肯定汉代的祥瑞，就是一例。理解了他是为说人事而讲逻辑，就能够看出造成这种错失的根源。至于他在《言毒》篇中说了蝮蛇蜂虿各种毒物之后，直接就讲“其在人也为小人。故小人之口，为祸天下”，更是借动物说人事的明证。
　　有意思的是，王充的有些论证，他自己也未曾料到，可为后代考察两汉人事提供参照。例如，他的《遭虎篇》，批评术士把猛虎食人与功曹为奸联系在一起，恰好给后代留下了汉代功曹地位重要的证据。“变复之家谓虎食人者，功曹为奸所致也。其意以为功曹众吏之率，虎亦诸禽之雄也。功曹为奸，采渔于吏，故虎食人以象其意。”王充本来要说的是老虎吃人与功曹的行为没有关联，后人从中看到的恰恰是功曹位居众吏之上，以及功曹作恶的危害之大。他的《商虫篇》，批评术士把虫害与官吏联系到一起，恰恰给后代留下了官民关系的证据。“变复之家谓虫食谷者，部吏所致也。贪则侵渔，故虫食谷。身黑头赤，则谓武官；头黑身赤，则谓文官。使加罚于虫所象类之吏，则虫灭息不复见矣。”同“遭虎”的性质一样，王充本来要说的是虫害发生与官吏没有关联，后人从中看到的恰恰是官吏凌驾于百姓之上，以及官吏侵渔百姓之烈。就事论事说王充关于虎患、关于虫害的认识多么到位，是一种研究的错位。而从中看到王充特别注重自然与人事关联的民间传说，才可发现他在潜意识里也对人事管理念念不忘。
　　对王充和《论衡》的研究，已经有了许多成果，但是，从对人自身的认知、人力资源评判、人事管理等角度展开，有可能会对他的管理思想发掘更深。有些问题，王充的答案不见得正确，然而，在思路上仍然对今天能带来启迪。例如，对贤能的评价，是春秋以来就困扰人们的问题。孔子曾经与子贡进行过讨论。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王充推究了孔子这段话的可行性。按照孔子的标准，人们都说贤，就不是贤；毁誉参半，则贤在其中。但随之带来的问题是，又如何判定毁誉者的善恶？如果誉者善而毁者恶，评价对象为贤；如果誉者恶而毁者善，评价对象则为佞。由此，会产生对“乡人”再评价的连锁反应。所以王充认为孔子的办法不可行，而他提出的“观心定贤”才是可行的。以后人的眼光看，“观心”难道就没有失误？观心定贤和乡人毁誉哪个失误的概率更大？王充自己当然不可能再回答这个问题，却给后人留下了可以讨论的空间。
　　关于个人努力与事功效果的关系，古人留下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老话。王充关于人力资源管理的论证，以偶然性和随机性对“成事在天”进行了深入的发掘，但对“谋事在人”没有展开研究。尽管他也写了一些像周长生那样以人力改变长官命运的例子，但明显分量不足。这种理论上的偏颇，我们可以理解为矫枉过正。而这种过正，正好彰显出王充在人事管理偶然性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