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时段看，人文学术的历史发展，似乎亦遵循“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之大势。一学科的发展，其肇端常是整体性的宏观把握，勾画其轮廓，建立其框架，之后随解决具体问题之需要而渐次分化，日趋精细，此固学术发展之大势也，亦颇合于托马斯·库恩对科学史之演进的论述。然而，人类的精神生活原是各方面紧密相联的完整体，学者们依研究需要而各自“裂土为王”，对于研究具体问题虽然颇为便利，但时日一久，终难免将本是完整体的人类精神生活割裂得七零八碎，最后陷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绝境。于是乎，新的综合就会成为学术史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需要。此著所创“文艺思想史”的研究模式，实在是中国古代文论史研究的一次提升，意味着一次新的综合。20世纪以来的中国古代文论史的研究同样符合这个历史大势。中国文论思想史的研究原本脱胎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考察早期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如林传甲著《中国文学史》（1904年）、谢无量著《中国大文学史》（1918年），实已涉及诸多后来文艺思想史研究所关注的问题。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各门类艺术理论思想史的研究开展起来，就进入了分工研究阶段。当然，与此同时也有一些理论家从整体上关注中国文艺思想，如宗白华等人，开始探索中国各门类艺术背后共通的美学意蕴，但无论如何，分工研究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是文艺思想史的主流研究方式。而在诸艺术门类的思想史研究中，文学思想史（或称“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古代文论史”）的研究成果最丰，无疑是整个文艺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主体。然而，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前进，尤其是以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为标志的研究高峰的出现，也给学界带来了一系列的疑问：此后中国文学理论思想史的研究该往何处走？应该沿此范式继续在故纸堆中发掘前人未曾道及其实却没有多少新见的三流文学批评家的观点，还是应该另辟新路？其实在王运熙、顾易生两位先生的大作出版之前，就已经有学者尝试开拓中国文学理论思想史研究的新路径，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罗宗强先生。罗宗强先生有感于以往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模式常将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文学创作割裂开来研究的弊端，遂提倡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模式，先是主张“不仅要研究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发展史，还必须结合文学作品，研究文学创作中反映出来的文学思想的发展与演变情况”（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页），后来更是把视野扩展到对古代文学创作主体即士人的心态变化与文学思想之关系进行研究，拓宽了中国古代文论史的研究路径。几乎与此同时，另外一些以研究中国美学史为主业的学者，如李泽厚、敏泽、叶朗等人，开始尝试以文学理论思想史为主线构建综合各门类艺术理论思想史为一体的中国美学史，致力于开掘中国各门类艺术理论思想史背后所隐藏的共有的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李春青先生主编的这部《先秦文艺思想史》理所当然不能独超于学术发展史之外，它完全可以视为新时期以来中国古代文论史和中国美学史研究趋向于综合的一次新的尝试。之所以说是“新的尝试”，是因为此书相比以往中国古代文论史书写更具理论思辨色彩，相比以往的中国美学史书写则更注重对艺术经验演变的观照。可以说，此书是从历史维度重新对中国文艺思想源头所进行的一次完整建构。一部百余万言的著作，其特色是难以尽数的，以下只举两点大者略作讨论。
　　一、以艺术精神为轴线构建中国文艺思想史前史的内在脉络
　　中国文艺思想的史前史状况，因为年代久远，文献缺乏，历来缺乏深入的研究，留给读者的一直是一个模糊不清的轮廓。较早的中国古代文论史和中国美学史类的著作，一般都是以传世文献为材料，径从春秋时期写起，将之作为中国文艺思想的开端。1987年，敏泽著《中国美学思想史》始辟若干章结合出土文物略述史前时代至商周时期审美意识的发展，此后的同类著作，如杨安仑、程俊著《先秦美学思想史略》（1992年）、陈炎主编《中国审美文化史》（2007年）、于民编著《中国美学思想史》（2010年）皆有一定篇幅讨论史前时代审美意识的发展，而对先秦审美意识做了最完整的研究的著作当属朱志荣著《夏商周美学思想研究》（2009年）。这些著作有一共同点，即都以“审美意识”作为讨论史前时代至商周时代审美现象的基点，这对中国文艺思想史前史的勾勒当然是很重要的。而李春青教授主编的这部《先秦文艺思想史》则另拈出“艺术精神”作为构建中国文艺思想史前史的轴线，作者致力于发掘史前文物、神话传说、礼乐制度、贵族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的文化产物中所蕴涵的“艺术精神”，借此展示中国文艺思想的史前状态。按作者的界定，书中“艺术精神”一语是指“那些具有实用目的的器物、神话传说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所具有的具有普遍性的、超越于实用目的之上的审美之维”。（第5页）可见，“艺术精神”具有三方面的特征，即普遍性、超越性和审美性，其内涵要比审美意识更加丰富。由于先秦时期，尤其是周代之前，缺乏成形的文艺思想，所以以“艺术精神”为轴线构建中国文艺思想的史前史就显得尤其重要。在“艺术精神”这个独特视角的引领下，本书对史前文物、神话传说、礼乐制度、贵族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的文化产物展开深入的考察，发掘出此前许多中国古代文论史和中国美学史类的著作未曾关注的内容，对许多文化产物蕴涵的艺术精神做了深入的剖析。例如，此前学者对半坡彩陶、红山玉龙、饕餮纹饰等著名的出土文物所蕴涵的审美意义都有所论述，而本著除了讨论这些文物的艺术精神外，还尝试勾勒蕴涵在文物中的艺术精神的演变脉络，则是他著所不及的。例如，作者还注意到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出土的骨笛体出现的高度发达的音乐文化水平，并结合《国语》《礼记》《吕氏春秋》《史记》等典籍中关于音乐文化的记载，讨论了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对时令、度量衡等的确定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揭示出中国古代艺术精神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渗透，其观点是相当深刻的。（第34—35页）而本书花了相当大的篇幅从理论上探讨了先秦神话所体现的原始思维对艺术的启示，也是同类著作中不多见的，对我们深入理解先秦艺术精神提供了更多的运思路径。 　　二、以文化语境为基石展现先秦文艺思想的生成理路
　　显然，《先秦文艺思想史》的主要目标是致力于发掘湮没在时间中的历史残余物所蕴涵的艺术精神；而此书所采用的思路也是别具一格的。李春青教授近年来十分注意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方法论建构，标举“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力图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开辟出一条新路。此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大体上亦遵循李春青教授所提倡的“文化诗学”研究方法。其核心之点是立足于文化历史语境阐释先秦艺术精神。例如，本书将先秦诸子的文艺思想置于周代礼乐文化变迁的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可谓一大卓识。周秦之际，诸子百家，“蜂出并作，各引一端”（《汉书·艺文志》），其学说各具特色是毫无疑义的；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十分强调诸子学说之间的差异，对其共性却不够重视，文艺思想研究领域尤其如此。该书著者远绍刘歆、班固，从王官之学向诸子之学转变的文化历史语境，指出从王官之学到诸子之学是中国古代文论发展史上第一次重大转折，诸子之学实际上皆是先秦乱世中的士人阶层精神的表征，是士人阶层自救与救世的策略，因此从王官之学到诸子之学实质上是由意识形态向乌托邦转变的过程，所以诸子的文艺思想在差异纷呈的背后实有共通的一面。[参见李春青：《从王官之学到诸子之学———论中国古代文论发展史上的第一次转折》，（《人文杂志》，2011年第5期）、《论子学与“周文”之关系》（《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本书对诸子的文艺思想的研究即秉持这一思路。作者不是简单地介绍孔子、孟子、荀子等各有哪些关于文艺的言论，而是将孔子、孟子、荀子等关于文艺的看法置入时代巨变的文化语境中，对诸子的文艺思想的来龙去脉做了详尽绵密的考察，让文艺思想的演进轨迹自动浮现在读者眼前，其中对“赋诗”“引诗”“诗亡然后《春秋》作”等文化现象与文艺思想之关系的阐释尤多发覆之论。可以说，正是在将周代礼乐文化作为周代文艺思想诞生的文化语境的基础上，作者比以往的同类著作更加系统地更加详尽地解释了周代文艺思想得以生成的内在理路，也更加深刻地揭示出周代文艺思想对后世文艺思想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总之，《先秦文艺思想史》一书以其鲜明的方法意识，对先秦艺术精神的演进轨迹和文艺思想的生成过程做了完整的描绘和深入的阐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此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在方法的运用方面，和几乎所有成于众人之手的著作一样，作者所标举的方法，在此书中也并未得到完全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