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杀猪，一个拿盆”，乃家乡土话，多用于父母教子无方，比如孩子贪玩不做作业，就一打一骂夫唱妇随，好比小时候老家过年杀猪，几个壮汉抓猪上案，屠夫拿杀猪刀，助手拿盆接血。我引此语当然意在借喻，若将“杀猪的”于喻作凶手，“拿盆的”则相当帮凶。
　　 三个成群，五个结党。没有“拿盆的”纵容怂恿，“杀猪的”独木难支，往往不是难遂目的，便是选择罢手。“一个杀猪，一个拿盆”虽技法不一，然不测恶果和可测报应殊途同归。史上“拿盆的”宦官干政，历来为朝廷大忌，然举凡阉党均无好下场。明代大太监“九千岁”魏忠贤，临了气数已尽自缢而亡;清代大太监李莲英，最后被盗坟掘墓身首异处。
　　 谈判桌上屡试不爽的“红白脸策略”，就是利用对手既想与你合作，又不愿与有恶感的对方人员打交道的心理，安排两人分别扮演“红脸”“白脸”，诱导对手妥协之计。说穿了，此策被奉为圭臬并广泛应用，正是其可规避“一个杀猪，一个拿盆”破坏效应和多失恶果。
　　 设若说，民事行为上“一个杀猪，一个拿盆”，导致危害后果尚且可控的话，在社稷外交事务上“一个杀猪，一个拿盆”，则有可能导致不可估量的毁伤后果。如果把二战发动者希特勒比作“杀猪的”屠夫，戈林、戈培尔、曼施坦因等，号称希氏手下的“十大帮凶”就是“拿盆的”。其中，戈培尔最擅忽悠洗脑，被称为“纳粹喉舌”“创造希特勒的人”。若将戈氏归入事前推波助澜式“拿盆的”，威廉·凯特尔、希姆莱、海德里希则算事中助纣为虐式“拿盆的”。前者无条件执行“元首”决策助长了前线灾难，后两者则荣膺“有史以来最大刽子手”“纳粹魔王”等绰号。成立臭名昭著的秘密警察组织“盖世太保”的戈林，在演讲中为希特勒开脱罪名，显然他属事后洗地开脱式“拿盆的”。希特勒这个“杀猪的”犯下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这些“拿盆的”也“功不可没”。
　　 戈培尔歇斯底里帮助希特勒疯狂鼓吹法西斯主义，用煽动性演说实施精神控制也好，“東方戈培尔”日本法西斯之父大川周明疯狂宣扬极端民族主义，声嘶力竭鼓吹忽悠大和神族论和粉饰侵略战争亦罢，两个恶魔主动甘当“拿盆的”，其实都是为了满足自己变态妄想和卑劣私欲。封建专制史上那些“拿盆的”奸佞主动纵恶助推“杀猪的”昏君暴戾亡国，现实生活中类似魑魅魍魉为虎作伥肇害一方，动因何尝不然？
　　 用被动为“拿盆的”开脱，压根儿难以自圆其说。经典判例柏林墙守卫案中，射杀攀墙西逃青年的东德卫兵因为杀人罪被判刑。当时被告律师辩称，他仅仅是执行命令的人，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力，罪不在己。法官义正辞严地反驳：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利，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在这个世界上，良知是最高准则，是不允许用任何借口来无视的。可见，正常人完全可以凭借心智良知规避沦为“拿盆的”帮凶。现实中形形色色“拿盆的”“倒霉蛋”，同因“执行命令”导致侵害后果致罹牢狱之苦。冤乎？一点不冤。
　　 卡夫卡洞见：人类有三种恶，一种为自然恶，一种为习惯恶，一种为正义之恶。罪大恶极者莫过于第三种——在所谓的“正义旗帜”掩盖下，对人性做出苛刻要求，让人于不自觉中放弃自身善良初衷，而委身于空洞虚伪的价值幻想，甚而为所谓绝对权威团体利益做出牺牲，此即所谓“以理杀人”。在史上那些不该被人类健忘的时段，不少狂热分子残酷摧残他人，就是在所谓“正义旗帜”下沦为了“拿盆的”。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揭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爱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经验。防止权力滥用的办法，就是用权力约束权力，权力不受约束必然产生腐败。”邓小平也曾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人类法治文明演进历史昭示，正是因为人尤其是权力者作恶会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好的制度设计才将人性和权性预设成恶，并以遏制这种恶作为良法诞生的逻辑前提。
　　 防“拿盆的”，固然需当仰仗个人人性复活、道德觉醒和良知回归之自律，说到底，还得依靠好的制度约束之他律，将人性之恶和权力之恶关进制度笼子。试想，没有“杀猪的”，哪来“拿盆的”？“杀猪的”呜呼哀哉，“拿盆的”还会阴魂不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