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人最注重两个时间周期的循环：一个是春夏秋冬的四季迁流；另一个则是六十年一个花甲子的大周期，也就是唐诗所谓“手挪六十花甲子，循环落落如弄珠”。2009年的元月，不仅将迎来己丑年的旧历新年，还即将临近苍黄鼎革六十年的纪念典礼。两个周期循环毕竟有大不同，前一个周期我们每一年都会亲身见证，后一个周期则几乎耗尽人的整整一生。那些曾经亲身经历过1949年的旧历年的往日孩童，此刻已经垂垂老矣。除夕夜依然焰火明灭，中国人的心灵世界却已经遭遇过沧桑巨变，无论气质性情还是思维意境皆已不复当初。
　　
　　1979年的过年是热闹而兴奋的。人们认真置办年货，努力营造氛围，锣鼓喧天，爆竹不断，就是为了找回那久已失落的年味儿。那一年，人们还只能齐凑在收音机旁边，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来打发那漫长又短暂的大年夜。可是，那似曾相识的炮仗声中，年味儿却毕竟像是串了味儿，有点说不明白的陌生感，不仅“敬拜天地众神”的肃穆庄重终究难再找回，当人们彼此拱手祝福，眼神中也夹杂着一丝难以察觉的冷漠和敷衍。过年嘛，需要一个像模像样的仪式。多年的泛科学话语的教化，让人们不再能够提起精神，煞有介事地敬拜天神、祭祀祖先。这时候，1983年的中央电视台第一次春节联欢晚会，使得围着电视机看晚会成了迫切需要一个过年仪式的中国人立即接纳并践行的新年俗。物质日益丰富，但生活也日益忙碌，难得整晚与父母围坐电视机前吃茶聊天，成了许多中国人记忆中难忘的温暖时光。于是，年复一年，央视的晚会占据着年夜的大部分时间。晚会久已无甚新意，这大概是不需赘言的共识，但是问题恐怕还不止于此，当敬畏、感恩、仁爱、希望的古老情感被一阵阵空乏肤浅的笑声所取代，当敬天娱人的社戏歌舞被平淡无物的曲艺小品所取代，我们是否能说，这新的过年仪式增益和丰富了中国人的心灵？
　　对19世纪的人们来说，过年意味着团聚，意味着日常时间的停顿和神圣时间的开启。那时候人们无不朝夕盼望过年那一刻的来临。21世纪的人们，过年时仍旧热热闹闹聚在一起。只是对许多人来说，那似乎已不再是诱人的盼望，反倒有一点苦涩的畏惧，往往麻将桌前互搏输赢，必然杀个天昏地暗，疲惫不堪；倘若酒席宴前推杯换盏，必然逼个你死我活，烂醉如泥；甚至站在院子里放鞭炮，也定然要点它个亘古未有的巨型炮仗，视觉、音效和危险性都必须达到令人感到恐怖的震撼效果才算开心。当那敬神爱人的古老精神传统久已枯萎失落，在心灵被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折磨得压抑烦闷的临界时刻，节日的狂欢失去了向上提升的方向，又怎能不沦为低俗的宣泄？但是恶性的宣泄并不能真正帮助疲惫沉闷的心灵复苏，却可能进一步强化了攻击性与孤立感。
　　在古老的人情文化中，往来是“礼”，讲究的是“诚”。传统的农业生活中，彼此相待是完全生命化的，讲究心心相印的生命感应。在“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新生活中，大年初一，人们彼此拜年，走动频仍，气氛看起来似乎仍然热情火爆，只是这些戏中角色往往各怀心事，多少貌似亲切的笑脸背后藏着复杂功利的计算！很多人拜访官员，探望领导，手上少不了丰厚的礼金，给孩子的“压岁钱”也动辄数以千计，其实那不过是权力寻租的另一种方式。对于那些必须在某个腐败官员的威势之下小心翼翼讨生活的普通人来说，过年有如雁过拔毛，实在是个不小的负担。所谓过年送红包的“潜规则”，其实是心灵毒化的规则，当心灵相信交易和掠夺是规则，它就不再相信爱和信任是规则。不相信爱和信任有最终决定权的人们，将共同编织出怎样的生活？你能想象吗？
　　如果我们是清醒的，我们就必须直面六十年时间迁流的全部结果：正面的和负面的，进步的和退化的，改变的和不变的。哪怕正面的结果再多，都无需重复；只要负面的结果存在，就必须承担。焰火明灭，照亮夜空。六十年后的今天，旧历年仍然提醒我们：天空和大地的逻辑是根本的，心灵的逻辑必须效法它，顺应它。周而复始，冬去春来，是天空和大地的逻辑；回归根源，复归本性，则是心灵的逻辑。年味儿失落的背后，不仅仅是文化变迁的问题，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是生命状态和心灵境界的问题。我们心灵并不会自动提升，除非我们有这样的自觉。而透过反省一甲子的过年习俗的变迁来领悟生命，不正是一个心灵觉醒的好机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