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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半年的沉默，上海滩曾经的体坛大亨郁知非终于有了官方结论——5月21日，新华社发布消息，“在担任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董事长兼总经理和上海申花国际贸易公司董事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侵占俱乐部、公司资金，用于支付个人购房款等。”
“他（郁知非）知道，区领导让他做的事，对企业、对个人可能都是一次可遇而不可求的机遇。尽管有些事的前景充满了未知数，甚至风险很大，但只要有勇气、有眼光，努力去做，成功后的回报是难以估算的。” 张德发说。
开拓之举
如今来看，郁知非的足坛大佬地位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当年运作申花足球俱乐部的许多开拓之举。
1993年，中国足球刚刚实行职业化联赛制，同年12月10日，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正式成立，作为第一个以俱乐部形式独立运行的球队，实行的是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这迈出了上海足球事业走向市场化、社会化的第一步。
操盘申花俱乐部伊始，郁知非便显现出独特的企业家视角。其时，许多足球俱乐部还均停留在“联办”的基础上——企业出钱、体委出队、球队冠名，诸如广州万宝、北京神州、辽宁东药等，这在改革初期起过重要作用，但问题亦随之而来：谁出钱，球队就跟谁走，双方一闹矛盾，一个抓钱，另一个抓队。
郁知非的举措是一步到位，把足球队运动员的关系统统转到俱乐部里，把“联办”改为自办，体委只是协助。如此一来，大大提高了企业投资足球的积极性。
同时，郁知非将球队成绩与金钱挂起钩来：董事会根据每个队员的特长和表现，决定队员的薪水和奖金，比赛好再另行奖励，奖金也拉开档次，这大大刺激了球员的积极性。
申花足球队成立之后的第一场比赛，是对沈阳海狮，俱乐部发誓“第一炮一定要打响”。订下的奖金标准是：主场取胜奖3万元人民币，打平一场1万元，客场取胜则奖5万元。后根据主教练徐根宝的建议，主客场胜球的奖金改为一样多，都是3万元人民币。
在奖金的刺激下，球队不负众望，首战告捷。赛后，按照赢球场次奖金分配的规定，俱乐部立即将3万元奖金按照各人的比赛情况进行了分发，主力队员每人拿到了2800元。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
其他方面，郁知非一些运作方式也颇令人称道。1999年7月，郁知非成功运作了曼联与申花的比赛。携“三冠王”之荣耀前来上海的曼联，尽管贝克汉姆、队长基恩、主教练弗格森都没有随队前来，但由于运作成功，比赛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在敲定曼联队35万美金的出场费后，郁知非说服了夏普负担这笔费用，后来百威又赞助了20万美金，比赛场内的广告牌，则以40万人民币一块出售，最后售出24块，门票销售1000万。
一场赛事下来，申花净赚1600万。据说，这是中国足球俱乐部单次比赛净赚最多的一次。
也是在这个时期，郁知非投入100万美元与世界足球王国巴西签订了少年足球队的培训协议；他还以股份制形式建设了中国足球界第一个专业足球场虹口足球场，俱乐部占25%的股份；2001年前后，他第一个在国内导入对俱乐部的整体形象设计和文化理念。
权力阴影
申花足球队诞生之日起就带有强烈的行政撮合色彩，郁知非麾下的申花俱乐部成为上海政坛一颗棋子也就不足为奇了。
1994年11月24日，申花俱乐部邀请各界总结第一年职业联赛的得失。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陈良宇引用了毛主席在三湾改编上说的“党支部要建立在连队上”的话：“你们球衣上印有上海两字，就要对上海人民负责，不能光讲钱。荣誉是第一的，但荣誉是钱买不来的。球队在管理上必须严，要成立党支部，要有精神支柱！”
第二年年初，申花俱乐部向全国公开招聘了领队之后，立即成立了党支部。此后，球队党支部的作用被反复宣扬。
不仅如此，陈良宇还将自己刚大学毕业不久的儿子陈维力托付给郁知非，出任申花俱乐部的副总经理。
据《南方周末》报道，“陈维力在队里的时候，是郁知非与其父亲联系的桥梁，其父亲很多对球队的指示，都是通过陈维力传达。”
借此，郁知非进一步密切了自己和上海核心权力圈的关系。
1995年，在徐根宝教练的带领下，申花队以“抢、逼、围”的战法，走上自己的发展巅峰：以积46分的成绩夺得甲Ａ联赛的冠军，其核心球员范志毅还以进15球的成绩夺得了联赛“射手王”的宝座。
F1教父
从申花出来后，郁知非在家休息了一段时间，英国利物浦大学体育MBA邀请他去作讲座，身份是“中国职业足球在位时间最长的经理人”，而中国足协主席阎世铎也曾邀请他协助筹备中超。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2002年2月，上海国际赛车场有限公司成立，5月，在离开申花半年后，郁知非在上海久事公司董事长兼“上赛场”董事长张桂娟邀请下，以副总经理的身份再次被推上舞台的前端。
当时，一位记者问他：促成你从足球到F1的转变的最大原因是什么？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还是长时间的积累？
郁知非说：“我们都是听领导安排的，我到申花也是听领导安排的，搞F1也是领导安排，组织安排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事实是，在郁知非离开申花俱乐部时，F1中国站落户上海的事情，已经大局初定。“当时F1的运作，已经有人在做。若非后来内部发生矛盾，可能就没有郁知非的事情了。”一位知情人士说。
郁知非充分利用了自己以前在媒体圈的资源，频频出现在各种新闻发布场合，让国人逐渐知道了F1与F4之间的区别。
“F1给了我更大的天地让我去做，以前我做厂长的时候为了几百万的利润从早忙到晚，现在一切都是资本运营，一个理念就能挣到过去的几倍、几十倍。”郁知非兴奋地说。
他再次施展他商业运作的才能：先是斥巨资买下F1赛事2003年的电视转播权，再免费赠予中央电视台，以培育尚处在起步阶段的中国F1市场；在看到威廉姆斯和乔丹两支F1车队的车身广告有空缺时，他便以“资源置换”方式将上海赛车场的LOGO打上去，没有花一分钱。
郁知非还梦想打造自己的F1车队，他将这个时间设定为5年，因为自己“10年后就退休了，如果5年后还没有实现的话，那之后实现的机会就太少了”。
“我不知道自己会在这个岗位上干多长时间。如果明天领导让我去做其他的事情，那我就实现不了了。”
可惜的是，郁知非的梦想还没有实现，2006年“上海社保案”发，9月，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免职、立案检查，10月，郁知非“协助调查”，一个影子富豪的政治经济学之旅戛然而止。
（本文部分内容引自原申花队主教练徐根宝的《风雨六载》和原领队张德发的回忆录，特此致谢。）
“他（郁知非）知道，区领导让他做的事，对企业、对个人可能都是一次可遇而不可求的机遇。尽管有些事的前景充满了未知数，甚至风险很大，但只要有勇气、有眼光，努力去做，成功后的回报是难以估算的。” 张德发说。
开拓之举
如今来看，郁知非的足坛大佬地位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当年运作申花足球俱乐部的许多开拓之举。
1993年，中国足球刚刚实行职业化联赛制，同年12月10日，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正式成立，作为第一个以俱乐部形式独立运行的球队，实行的是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这迈出了上海足球事业走向市场化、社会化的第一步。
操盘申花俱乐部伊始，郁知非便显现出独特的企业家视角。其时，许多足球俱乐部还均停留在“联办”的基础上——企业出钱、体委出队、球队冠名，诸如广州万宝、北京神州、辽宁东药等，这在改革初期起过重要作用，但问题亦随之而来：谁出钱，球队就跟谁走，双方一闹矛盾，一个抓钱，另一个抓队。
郁知非的举措是一步到位，把足球队运动员的关系统统转到俱乐部里，把“联办”改为自办，体委只是协助。如此一来，大大提高了企业投资足球的积极性。
同时，郁知非将球队成绩与金钱挂起钩来：董事会根据每个队员的特长和表现，决定队员的薪水和奖金，比赛好再另行奖励，奖金也拉开档次，这大大刺激了球员的积极性。
申花足球队成立之后的第一场比赛，是对沈阳海狮，俱乐部发誓“第一炮一定要打响”。订下的奖金标准是：主场取胜奖3万元人民币，打平一场1万元，客场取胜则奖5万元。后根据主教练徐根宝的建议，主客场胜球的奖金改为一样多，都是3万元人民币。
在奖金的刺激下，球队不负众望，首战告捷。赛后，按照赢球场次奖金分配的规定，俱乐部立即将3万元奖金按照各人的比赛情况进行了分发，主力队员每人拿到了2800元。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
其他方面，郁知非一些运作方式也颇令人称道。1999年7月，郁知非成功运作了曼联与申花的比赛。携“三冠王”之荣耀前来上海的曼联，尽管贝克汉姆、队长基恩、主教练弗格森都没有随队前来，但由于运作成功，比赛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在敲定曼联队35万美金的出场费后，郁知非说服了夏普负担这笔费用，后来百威又赞助了20万美金，比赛场内的广告牌，则以40万人民币一块出售，最后售出24块，门票销售1000万。
一场赛事下来，申花净赚1600万。据说，这是中国足球俱乐部单次比赛净赚最多的一次。
也是在这个时期，郁知非投入100万美元与世界足球王国巴西签订了少年足球队的培训协议；他还以股份制形式建设了中国足球界第一个专业足球场虹口足球场，俱乐部占25%的股份；2001年前后，他第一个在国内导入对俱乐部的整体形象设计和文化理念。
权力阴影
申花足球队诞生之日起就带有强烈的行政撮合色彩，郁知非麾下的申花俱乐部成为上海政坛一颗棋子也就不足为奇了。
1994年11月24日，申花俱乐部邀请各界总结第一年职业联赛的得失。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陈良宇引用了毛主席在三湾改编上说的“党支部要建立在连队上”的话：“你们球衣上印有上海两字，就要对上海人民负责，不能光讲钱。荣誉是第一的，但荣誉是钱买不来的。球队在管理上必须严，要成立党支部，要有精神支柱！”
第二年年初，申花俱乐部向全国公开招聘了领队之后，立即成立了党支部。此后，球队党支部的作用被反复宣扬。
不仅如此，陈良宇还将自己刚大学毕业不久的儿子陈维力托付给郁知非，出任申花俱乐部的副总经理。
据《南方周末》报道，“陈维力在队里的时候，是郁知非与其父亲联系的桥梁，其父亲很多对球队的指示，都是通过陈维力传达。”
借此，郁知非进一步密切了自己和上海核心权力圈的关系。
1995年，在徐根宝教练的带领下，申花队以“抢、逼、围”的战法，走上自己的发展巅峰：以积46分的成绩夺得甲Ａ联赛的冠军，其核心球员范志毅还以进15球的成绩夺得了联赛“射手王”的宝座。
F1教父
从申花出来后，郁知非在家休息了一段时间，英国利物浦大学体育MBA邀请他去作讲座，身份是“中国职业足球在位时间最长的经理人”，而中国足协主席阎世铎也曾邀请他协助筹备中超。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2002年2月，上海国际赛车场有限公司成立，5月，在离开申花半年后，郁知非在上海久事公司董事长兼“上赛场”董事长张桂娟邀请下，以副总经理的身份再次被推上舞台的前端。
当时，一位记者问他：促成你从足球到F1的转变的最大原因是什么？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还是长时间的积累？
郁知非说：“我们都是听领导安排的，我到申花也是听领导安排的，搞F1也是领导安排，组织安排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事实是，在郁知非离开申花俱乐部时，F1中国站落户上海的事情，已经大局初定。“当时F1的运作，已经有人在做。若非后来内部发生矛盾，可能就没有郁知非的事情了。”一位知情人士说。
郁知非充分利用了自己以前在媒体圈的资源，频频出现在各种新闻发布场合，让国人逐渐知道了F1与F4之间的区别。
“F1给了我更大的天地让我去做，以前我做厂长的时候为了几百万的利润从早忙到晚，现在一切都是资本运营，一个理念就能挣到过去的几倍、几十倍。”郁知非兴奋地说。
他再次施展他商业运作的才能：先是斥巨资买下F1赛事2003年的电视转播权，再免费赠予中央电视台，以培育尚处在起步阶段的中国F1市场；在看到威廉姆斯和乔丹两支F1车队的车身广告有空缺时，他便以“资源置换”方式将上海赛车场的LOGO打上去，没有花一分钱。
郁知非还梦想打造自己的F1车队，他将这个时间设定为5年，因为自己“10年后就退休了，如果5年后还没有实现的话，那之后实现的机会就太少了”。
“我不知道自己会在这个岗位上干多长时间。如果明天领导让我去做其他的事情，那我就实现不了了。”
可惜的是，郁知非的梦想还没有实现，2006年“上海社保案”发，9月，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免职、立案检查，10月，郁知非“协助调查”，一个影子富豪的政治经济学之旅戛然而止。
（本文部分内容引自原申花队主教练徐根宝的《风雨六载》和原领队张德发的回忆录，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