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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现代化理论实质上研究的是国家、经济行为主体、科研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市民社会五个行为主体在生态变革中的角色和动态功能。生态现代化理论强调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协调和互利性，政府、企业、环境非政府组织和广大消费者应该认同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兼顾性和妥协性，为了实现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化，需要在环境治理实践中应兼施宏观和微观措施。荷兰曾经是高度资源密集型的工业发展模式，税收一度严重依赖环境污染型企业，如制造业、化工业和集约化农业。现代工业和消费主义的需求增加，广大农村的半城市化，对于水资源的严重依赖等，也曾经使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荷兰面临着严峻的环境退化危机。为此，荷兰政府也采取了各种举措治理环境危机，最终走向了生态现代化发展之路。20世纪八九十年代荷兰的生态现代化发展理念转型、治理手段转型和经济社会发展为中国的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启示，也为养老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山东省应该在综合性环境法制建设、政策建构和执行方面实施一种协调统一的治理模式，把自上而下的治理与自下而上的转型有机结合起来，最终成功实现绿色发展、低碳转型，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重要成就，推动养老产业这一低碳环保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本文将使用生态现代化理论所提供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模型对养老产业可持续发展。
1.荷兰的生态现代化实践经验对中国的重要启示
虽然荷兰的自然环境、人口和发展条件与中国有着非常大的差别，但是透过荷兰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的发展转型和生态现代化道路，其发展理念、发展方式、政策手段都给中国的绿色发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重要启示，结合中国的生态环境现状和发展现状，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中国重视：
第一，生态环境治理不能仅仅依靠政府自上而下的管治，它是政府、市场和社会各个部门和要素之间协调配合、综合作用下的结果。荷兰的环境治理生态现代化实践给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启示，生态环境治理不能只靠政府的管治，企业的自愿行动、公民社会的监督和参与、科技的进步和支持等等都是实现生态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强调政府、市场（企业）和社会（公众参与和市民社会的力量）三者之间的有机的配合，是这些因素之间的平行协商的一个社会综合进步过程。就此而言，中国的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也必须紧紧依靠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的协调，发挥好政府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法制建设、政策制定和环境法制的贯彻执行，同时，也要发挥企业的自主积极性和社会力量的参与（比如公众对企业和政府的监督以及消费观念的改变）这些自下而上的推动，最终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生态改善的多赢局面。
第二，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现代化道路必须紧紧依靠科技进步和市场的力量，通过科技创新和经济驱动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化。荷兰的生态现代化实践充分证明，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现代化道路不是要退回到前现代化阶段，恢复到经济不发达的那种状态，而是要在现有科技的基础上，依靠科技创新减少资源的投入、环境的影响和废物的产生（排放和排污），实现低消耗、低排放和高质量的发展。中国的绿色发展实质上也是要紧紧依靠科技创新，把高端科技有效应用到经济社会发展之中，实现新旧动能的实质性转换，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化、轻量化、绿色化。而这一合生态化发展进程的最重要依靠因素就是科技进步，这里科技进步不是造成生态环境退化的原因而是改变这一状况的重要手段。同时，要把这些科技要素成功投入到市场当中，依靠市场的力量来实现发展的转换。当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正在向这一方向前进，全国上下的调结构、转型发展已经取得了重要成绩，但距离生态现代化所要求的标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必须紧紧抓住科技创新及其市场化应用，依靠市场（经济要素）驱动来实现一种相对持久的生态化转型，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现代化。
第三，生态现代化进程中的环境治理是一个整体性的综合治理，必须加快制定综合性的环境治理法律。环境问题涉及到生产和消费的各个环节，经济社会活动导致的环境影响也是综合性的，同一个生产活动可能既对土壤也对水源产生影响，生态系统本身就是一个综合作用的大系统，不同介质对环境不同方面的影响彼此相连。因此，在治理过程中，不可能通过对某一领域或某一个层面的治理得以解决，需要进行通盘考虑和统一规划，需要一部综合性的环境治理法律。荷兰的环境治理生态现代化实践已经充分证明，环境治理是一个综合性的过程，条块分割和部门治理短期内可能会对某一领域的环境治理有效，但不具有可持续性和持久性。当前中国的环境治理事实上也存在这样的问题，部门分割严重，大气、水、土壤，工业、农业、能源等部門分散管理，给当前的环境治理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和影响。要加快中国的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加快制定和落实一种综合性、一体化、整体性的法律与政策体系，在源头上、生产生活的过程等各个环节进行综合治理，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性改善，走向生态现代化。
第四，生态现代化必须依靠政府管治、税收、财政和市场等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在生态文明建设这一长远目标的统领下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转型。荷兰的生态现代化实践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现代化是一个社会各种力量、各种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和经济革命，在这一重大的转型进程中，需要国家（政府）做好顶层设计的目标引领，国家需要凝聚社会的共识，并把这种共识转换成能够动员各种力量的目标，引导各种力量为这种目标而协同努力，需要综合运用政府的严格管控、税收和其他手段。当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0页。]。正是在这一重大判断的基础上，国家开始了自上而下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把这一目标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生态文明的建设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美好愿望，也是动员中国各种力量的社会共识。在此基础上，中国在推进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中，也需要综合运用各种治理手段，把政府的法制建设、行政管控和督查、税收、财政等各种政策要素有机应用，最终把政府的力量与市场的力量有机结合起来，通过税收杠杆、财政补贴、排放交易等政策手段有力推进绿色发展，推进经济社会各个要素的深刻转变，在生态现代化的基础上深入持久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决定性成就。 2.生态现代化理论对于养老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指导作用
养老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民生问题。养老产业呈现出人口老龄化凸现、经济和社会趋向适老化、业态环境不断优化、发展模式不断优化、服务需求剧增的特点。国务院办公厅今年4月印发《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提出了六个方面共28条具体政策措施，包括“深化放管服改革、拓展养老服务投融资渠道、扩大养老服务就业创业、扩大养老服务消费、促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促进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 养老产业作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十强产业之一医养健康产业（深入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推进国家综合性新药研发技术大平台、国家创新药物孵化基地建设。研究规划建设国家医疗健康大数据区域中心，加快建设济南市国际医学科学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
亚瑟·摩尔在第三阶段提出了著名的实现生态现代化所要实现的五个变化。这五个变化已被广泛用来分析各种环境政策和产业特点，同样适用于用来指导和分析养老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这五个变化是：
民族国家政府：政府在环境改革中的传统核心地位发生了变化。政府越来越采用分散、灵活和协商式的管理方式，而不是采用自上而下的指挥控制模式。非政府组织更多地参与和替代行使政府的责任。超国家组织和国际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淡化国家在环境改革中的促进作用。
工商企业界：经济、市场动力和经济机构的作用增大。生产者、消费者、金融机构、保险公司、公用事业部门和商业协会等日益成为生态结构调整、创新和改革的社会载体，与政府机构和社会运动一起，共同改变了环境改革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科学和技术：科学和技术在环境恶化和环境改革中的角色发生改变。科學技术不仅是引发环境问题的原因，而且是治理和防止环境问题的有效工具。传统的生态治理和恢复方式将被预防性的技术所取代，预防性措施在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的设计阶段就吸纳了对环境的考虑。
非政府组织：社会运动在生态转型过程中理念、实践、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变化。环境运动者改变了过去那种反现代化的理念，不再被排除在决策机制之外，而是较多地参与政府和经济行为主体的决策过程。
市民社会：社会观念、话语实践发生改变。经济利益团体和环境利益团体都被视为是合法的。保护生存的物质支撑基础是毫无疑问的共同原则。
在生态现代化转型前，政府采用自上而下的指挥控制模式，经济行为主体是重点规制的对象，环境团体、市民社会和科学技术起到外围平衡的力量。之后，工业领域发生了生态现代化变革，其他四个行为主体的作用显得模糊并弱化。下一步，在以民族国家政府为主导的生态现代化环境治理时期，政府与其他四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增强，各行为主体在环境治理中的地位和责任增强，形成一种平行协商的模式。再下一步，民族国家的环境治理越来越受到全球化多层次复合式的影响，呈现出立体式的互动架构。通过分析可以看出，政府在环境治理中处于一种核心地位。虽然在工业领域发生生态现代化变革时期，经济行为主体似乎处于一种核心主导地位，但其实这只是一种表象和假象。由于政府自上而下的规制模式有很多局限性，其他各行为主体由原本被动的角色转变为积极参与的角色，而经济行为主体不仅是污染治理的目标群体，而且是生态转型的推动力，因此政府的地位似乎被弱化。但这种弱化，如果真的存在，也是相对于过去的绝对权威式规制而言，从实质上来说，政府是生态转型的原动力。若果没有政府主导制定各种环境治理法规、治理政策、治理纲领，如果没有政府统筹协调和协商各方利益，环境治理的生态现代化转型是很难实现的。
也就是说，在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中，要求各行为主体实现不同的变化。但由于生态现代化在不同阶段的理念、思想、特点、核心理念的侧重点不同，在不同时期这五个变量作用和相互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马丁·杰内克曾提出过两种分析生态现代化的模型：在生态现代化转型之前，环境治理的行为主体关系主要体现在民族国家政府和工商业界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在生态现代化的环境治理新时代，民族国家政府与各个层面的政府、各个行业领域以及其他行为主体之间呈“复杂爆炸式”互动。 全球化以及需要多层次、多利益相关者共谋进行治理，不仅政府和产业界在不同层次互动中起到协同作用，而且非政府组织也在国际体系的各个层次上行动起来。纵向和横向的合作与协调已成为一个巨大的挑战。各国政府越来越多地与其他国家的政府，以及各种各样的经济和社会的职能部门互动。另一方面，民间社会行动者——非政府组织、科学组织、新闻媒体等，不仅与政府互动，而且往往是与商业社会建立直接关系，采取的形式，既有对抗也有合作。
结语和后续研究
养老产业的发展已经成为直接关系民生的重大问题，如何将生态文明建设和养老产业有机结合，如何在生态现代化框架下实现可持续养老产业发展，如何让可持续养老业作为一种绿色产业对于山东省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生态转型起到带动作用，从而使得生态养老产业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生态现代化成为可持续养老产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和发展理论，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这是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新课题，也是作为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非常突出的山东省需要思考和解决的新的发展课题。
1.荷兰的生态现代化实践经验对中国的重要启示
虽然荷兰的自然环境、人口和发展条件与中国有着非常大的差别，但是透过荷兰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的发展转型和生态现代化道路，其发展理念、发展方式、政策手段都给中国的绿色发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重要启示，结合中国的生态环境现状和发展现状，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中国重视：
第一，生态环境治理不能仅仅依靠政府自上而下的管治，它是政府、市场和社会各个部门和要素之间协调配合、综合作用下的结果。荷兰的环境治理生态现代化实践给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启示，生态环境治理不能只靠政府的管治，企业的自愿行动、公民社会的监督和参与、科技的进步和支持等等都是实现生态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强调政府、市场（企业）和社会（公众参与和市民社会的力量）三者之间的有机的配合，是这些因素之间的平行协商的一个社会综合进步过程。就此而言，中国的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也必须紧紧依靠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的协调，发挥好政府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法制建设、政策制定和环境法制的贯彻执行，同时，也要发挥企业的自主积极性和社会力量的参与（比如公众对企业和政府的监督以及消费观念的改变）这些自下而上的推动，最终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生态改善的多赢局面。
第二，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现代化道路必须紧紧依靠科技进步和市场的力量，通过科技创新和经济驱动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化。荷兰的生态现代化实践充分证明，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现代化道路不是要退回到前现代化阶段，恢复到经济不发达的那种状态，而是要在现有科技的基础上，依靠科技创新减少资源的投入、环境的影响和废物的产生（排放和排污），实现低消耗、低排放和高质量的发展。中国的绿色发展实质上也是要紧紧依靠科技创新，把高端科技有效应用到经济社会发展之中，实现新旧动能的实质性转换，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化、轻量化、绿色化。而这一合生态化发展进程的最重要依靠因素就是科技进步，这里科技进步不是造成生态环境退化的原因而是改变这一状况的重要手段。同时，要把这些科技要素成功投入到市场当中，依靠市场的力量来实现发展的转换。当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正在向这一方向前进，全国上下的调结构、转型发展已经取得了重要成绩，但距离生态现代化所要求的标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必须紧紧抓住科技创新及其市场化应用，依靠市场（经济要素）驱动来实现一种相对持久的生态化转型，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现代化。
第三，生态现代化进程中的环境治理是一个整体性的综合治理，必须加快制定综合性的环境治理法律。环境问题涉及到生产和消费的各个环节，经济社会活动导致的环境影响也是综合性的，同一个生产活动可能既对土壤也对水源产生影响，生态系统本身就是一个综合作用的大系统，不同介质对环境不同方面的影响彼此相连。因此，在治理过程中，不可能通过对某一领域或某一个层面的治理得以解决，需要进行通盘考虑和统一规划，需要一部综合性的环境治理法律。荷兰的环境治理生态现代化实践已经充分证明，环境治理是一个综合性的过程，条块分割和部门治理短期内可能会对某一领域的环境治理有效，但不具有可持续性和持久性。当前中国的环境治理事实上也存在这样的问题，部门分割严重，大气、水、土壤，工业、农业、能源等部門分散管理，给当前的环境治理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和影响。要加快中国的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加快制定和落实一种综合性、一体化、整体性的法律与政策体系，在源头上、生产生活的过程等各个环节进行综合治理，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性改善，走向生态现代化。
第四，生态现代化必须依靠政府管治、税收、财政和市场等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在生态文明建设这一长远目标的统领下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转型。荷兰的生态现代化实践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现代化是一个社会各种力量、各种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和经济革命，在这一重大的转型进程中，需要国家（政府）做好顶层设计的目标引领，国家需要凝聚社会的共识，并把这种共识转换成能够动员各种力量的目标，引导各种力量为这种目标而协同努力，需要综合运用政府的严格管控、税收和其他手段。当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0页。]。正是在这一重大判断的基础上，国家开始了自上而下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把这一目标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生态文明的建设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美好愿望，也是动员中国各种力量的社会共识。在此基础上，中国在推进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中，也需要综合运用各种治理手段，把政府的法制建设、行政管控和督查、税收、财政等各种政策要素有机应用，最终把政府的力量与市场的力量有机结合起来，通过税收杠杆、财政补贴、排放交易等政策手段有力推进绿色发展，推进经济社会各个要素的深刻转变，在生态现代化的基础上深入持久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决定性成就。 2.生态现代化理论对于养老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指导作用
养老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民生问题。养老产业呈现出人口老龄化凸现、经济和社会趋向适老化、业态环境不断优化、发展模式不断优化、服务需求剧增的特点。国务院办公厅今年4月印发《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提出了六个方面共28条具体政策措施，包括“深化放管服改革、拓展养老服务投融资渠道、扩大养老服务就业创业、扩大养老服务消费、促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促进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 养老产业作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十强产业之一医养健康产业（深入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推进国家综合性新药研发技术大平台、国家创新药物孵化基地建设。研究规划建设国家医疗健康大数据区域中心，加快建设济南市国际医学科学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
亚瑟·摩尔在第三阶段提出了著名的实现生态现代化所要实现的五个变化。这五个变化已被广泛用来分析各种环境政策和产业特点，同样适用于用来指导和分析养老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这五个变化是：
民族国家政府：政府在环境改革中的传统核心地位发生了变化。政府越来越采用分散、灵活和协商式的管理方式，而不是采用自上而下的指挥控制模式。非政府组织更多地参与和替代行使政府的责任。超国家组织和国际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淡化国家在环境改革中的促进作用。
工商企业界：经济、市场动力和经济机构的作用增大。生产者、消费者、金融机构、保险公司、公用事业部门和商业协会等日益成为生态结构调整、创新和改革的社会载体，与政府机构和社会运动一起，共同改变了环境改革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科学和技术：科学和技术在环境恶化和环境改革中的角色发生改变。科學技术不仅是引发环境问题的原因，而且是治理和防止环境问题的有效工具。传统的生态治理和恢复方式将被预防性的技术所取代，预防性措施在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的设计阶段就吸纳了对环境的考虑。
非政府组织：社会运动在生态转型过程中理念、实践、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变化。环境运动者改变了过去那种反现代化的理念，不再被排除在决策机制之外，而是较多地参与政府和经济行为主体的决策过程。
市民社会：社会观念、话语实践发生改变。经济利益团体和环境利益团体都被视为是合法的。保护生存的物质支撑基础是毫无疑问的共同原则。
在生态现代化转型前，政府采用自上而下的指挥控制模式，经济行为主体是重点规制的对象，环境团体、市民社会和科学技术起到外围平衡的力量。之后，工业领域发生了生态现代化变革，其他四个行为主体的作用显得模糊并弱化。下一步，在以民族国家政府为主导的生态现代化环境治理时期，政府与其他四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增强，各行为主体在环境治理中的地位和责任增强，形成一种平行协商的模式。再下一步，民族国家的环境治理越来越受到全球化多层次复合式的影响，呈现出立体式的互动架构。通过分析可以看出，政府在环境治理中处于一种核心地位。虽然在工业领域发生生态现代化变革时期，经济行为主体似乎处于一种核心主导地位，但其实这只是一种表象和假象。由于政府自上而下的规制模式有很多局限性，其他各行为主体由原本被动的角色转变为积极参与的角色，而经济行为主体不仅是污染治理的目标群体，而且是生态转型的推动力，因此政府的地位似乎被弱化。但这种弱化，如果真的存在，也是相对于过去的绝对权威式规制而言，从实质上来说，政府是生态转型的原动力。若果没有政府主导制定各种环境治理法规、治理政策、治理纲领，如果没有政府统筹协调和协商各方利益，环境治理的生态现代化转型是很难实现的。
也就是说，在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中，要求各行为主体实现不同的变化。但由于生态现代化在不同阶段的理念、思想、特点、核心理念的侧重点不同，在不同时期这五个变量作用和相互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马丁·杰内克曾提出过两种分析生态现代化的模型：在生态现代化转型之前，环境治理的行为主体关系主要体现在民族国家政府和工商业界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在生态现代化的环境治理新时代，民族国家政府与各个层面的政府、各个行业领域以及其他行为主体之间呈“复杂爆炸式”互动。 全球化以及需要多层次、多利益相关者共谋进行治理，不仅政府和产业界在不同层次互动中起到协同作用，而且非政府组织也在国际体系的各个层次上行动起来。纵向和横向的合作与协调已成为一个巨大的挑战。各国政府越来越多地与其他国家的政府，以及各种各样的经济和社会的职能部门互动。另一方面，民间社会行动者——非政府组织、科学组织、新闻媒体等，不仅与政府互动，而且往往是与商业社会建立直接关系，采取的形式，既有对抗也有合作。
结语和后续研究
养老产业的发展已经成为直接关系民生的重大问题，如何将生态文明建设和养老产业有机结合，如何在生态现代化框架下实现可持续养老产业发展，如何让可持续养老业作为一种绿色产业对于山东省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生态转型起到带动作用，从而使得生态养老产业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生态现代化成为可持续养老产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和发展理论，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这是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新课题，也是作为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非常突出的山东省需要思考和解决的新的发展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