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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我着手去写每个故事之前，其实已经有许多人物暗藏在我的脑海里了，他们的脸上闪烁着昏黄的亮光，时刻准备着对我讲述各自生命中或快乐或忧伤的精彩故事。与其说是我写出了他们，倒不如说是这些形象逼真的人物在与我进行对话时，重新创造了他们自己。这便是记忆的力量。借助过往那些鬼魅的记忆，我试图用这些轻盈的故事去捕捉历史的瞬间，去重新审视那些早已坍塌掉的废墟，通过虚构与记忆的还原，我们是否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过往？人们处于精神困顿的时刻，会情不自禁地陷入遥远的记忆，这个过程里应该含有尴尬、快乐、茫然等复杂的意味。记忆本身就有这种特质。但记忆完全准确么？记忆在重新发酵的过程中，势必会出现某些偏差和偶然，但若要达到我上面所说的那个目的，我始终坚信我的记忆。在写作我的故事的时候，我内心感到无比的快乐和安宁，仿佛这些年的光阴并未曾改变过什么，以往的故事依旧被大雪封存在那个神秘的午后，以往的人们依旧无法摆脱面目冷酷的历史，他们依旧站在那条笔直的柏油马路上，叹息着，挣扎着。多年以后，现实的面庞开始变得模糊起来，很多人早已沦为小镇里的孤魂野鬼，他们反反复复地游荡在夏日的街道里，他们的灵魂则重新投胎在荒野中间，有的长成花，有的长成树，有的变为狐狸。这意味着记忆尽管会随着肉身一同死亡，但永远不会消逝，这更意味着小镇里的任何事物的背面，都暗藏着许许多多的故事。于是，我选择了我成长中的一个阶段，重新去拾取这些故事，并竭尽我的能力去赋予它们更多的使命。
二
我是一个容易胡思乱想的人，大概许多写小说的人都是这个样子吧。或许是独处太久的缘故。童年时代，我性格顽劣，经常惹事打架，但身体太过瘦弱，总被人揍得鼻青脸肿。独处自然就成为我生活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有时坐在树杈上，有时骑在墙垣上，有时又一个人躺在辽阔的沟坡里，静静地观察天边的白云和正在展翅翱翔的乌鸦。那种感觉，如同身处于一片漆黑的阴影当中。前段时间，偶然读到台湾小说家袁哲生的短篇小说《寂寞的游戏》时，心中无比激动，但也生出几分的嫉妒之意。袁哲生在这篇小说中写出了我一直在尋找的神秘体验，他写道：“我想，人天生就喜欢躲藏，渴望消失，这是一点都不奇怪的事;何况，在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之前，我们不就是躲得好好的，好到连我们自己都想不起来曾经藏身何处？”难以置信在远隔十万八千里以外，我竟会同一位不同年代的小说家产生非常相似的生命感受。或许袁哲生一生都在躲藏，然后他真的可以逃出现实的牢笼吗？真的可以找到一处隐秘而又未曾被人踏足过的地方吗？或许有，但穷尽我们毕生的光阴和财富，我们能够顺利抵达吗？恐怕这正是令他感到抑郁的原因吧。这几年，我一直都希望能在小说中重新建立起新的游戏规则，好让我能够在童年的背影下面，重新找到那处永远也不会被
伙伴们发现的地方。小时候，总以为长大了才可以拥有很多可以藏身的地方，长大后，才发现这个世界大到让你无处可以藏身，唯一可以藏身的地方，就是在童年的游戏里。好在我比人们能够幸运点，有点编故事的能力，还可以在故事中为自己编织一块幽静空灵的地方，然而，我会不会很快又被人们发现了呢？
三
有朝一日，我希望我虚构的故事能够被风吹到遥远的地方，然后被埋在黑色的石头下面，常年被风吹日晒，直到化作泥土。我希望它们能够忘掉昨日痛苦的记忆，然后藏在那宽阔的河床下面，永远保持沉默。我也希望它们永远不要再回头。在那遥远的地方，有羊群、老鹰、狐狸、野兔伴着它们，有高山、草地、森林、沙漠守着它们。它们永远也不会感到寂寞。此刻，在这偏僻的北方小镇，我将这两篇故事献给所有感到孤寂的人们。在人们无依无靠的时候，但愿它们能够化作一束阳光，照亮人们冷漠已久的心灵。但我更希望另外的那个我首先能够聆听到我的故事。我对他想说的话，都写在了我的故事里。
《摄影家》与《遥远的碎片》是我今年新写的短篇小说，也是在我对短篇小说的理解发生变化之后，尝试写出的东西。从大学二年级到现在，我一直在学写短篇小说。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其间伴随着种种变化，无论是对小说的理解，还是对小说写法的突破，都曾经历过颠覆性的变化。变化是潜移默化的。从来就没有永恒的感知力。它永远在变化，尤其是对小说而言。变化会让作家的洞察力更为成熟。和去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我从未见过麻雀》相比较，这两个短篇小说更内在，更幽暗隐秘，更贴近我的内心。
在今天，传统的现实主义仍然称霸着中国文学，但我想现实主义不能仅仅停留在关注人的生存上。生存，多么空泛的一个词，我们应该更细微一些，能够让自己的触角进入人物的体内，发掘那些永远流淌在暗处的水。也许在那个层面上，我们对于美的感知，会比之前更为深刻，对于自由的渴望也会更加强烈。那个时候，我们对于神灵，对于一切精神领域的事物，渴望的目光将会比任何一个时候都要贪婪。向内挺进，文学的语言就会滋生出强大的魔力。
短篇小说更接近于梦境和念头，更接近于事物的本质，更能表达纯粹的生存状态，甚至生命状态。在今天，我越来越觉得短篇小说对于人的精神拓宽的重要性，这并非仅仅是短篇小说无法藏拙的原因，而是短篇小说的背后牵扯了太多现实的虚实问题。我以为好的短篇小说，自身就有种趋于真实的姿态。我说的真实乃人性上的真实，是人在大时代下面的狭小空间里瑟瑟发抖的心灵，它是心里带伤的孤狼，它只会在月亮高悬、天地昏昏的时刻嗷叫一声。虚构能听见这叫声，短篇小说也能听得见，听不见的是沉默的现实。
四
结合自己近期的一些小说实践来谈谈我的小说观点。
先说小说的情感问题。去年以来，我对小说中单一的情感越发警惕起来，这并非说明我在小说中不再需要情感，只是我突然觉得诸如感动等这样的词眼，容易蒙蔽人的视觉，掩盖事实的真相，从而产生一种虚伪的真实。从今后起，我会对这种东西时刻保持警惕与怀疑，不论我的判断是否存在失误。
伟大的小说应该充满多种可能性，情感是复杂的（非通常所言的饱满），理解上或许会产生多义性。也就是说，小说中塑造出来的人物，已经不再是那种行为与情感单一的人了，而是一个真人。他发笑时，也会愤怒;他孤独时，也会快乐;他梦游时，也会痛苦;他狡诈时，也有心软的时候。我只列举了人的部分情感。
说了这么些话，好像还未提到点上。我目前的小说观，简单概括起来，就是能够以独特的嗅觉、声调与感觉，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变迁。这里面，有三个关键字词：我，独特，人。目前，我在具体实践中，几乎一直在解析这三个词。
写出好小说，对每位小说家来说，都不是轻松事，它对语言、独特性、流畅度、新发现等方面的要求高出常人所想，更何况灵感的突降等因素。换句话讲，好小说的诞生，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缺一不可，这三者具体指什么？每位小说家都有自己不同的见解。之所以将语言放在首位，是因为在我看来，语言是小说的起点，更是小说的终点。
另外我还想说一点，即小说与时代的关系。我以为好的小说，应该是与时代保持一定距离的，你也可以不这么做，除非你把小说与时代的关系处理得十分巧妙，否则极有可能附属于时代，很难从其中超脱出来，更别说对现实的阐释了。
在我着手去写每个故事之前，其实已经有许多人物暗藏在我的脑海里了，他们的脸上闪烁着昏黄的亮光，时刻准备着对我讲述各自生命中或快乐或忧伤的精彩故事。与其说是我写出了他们，倒不如说是这些形象逼真的人物在与我进行对话时，重新创造了他们自己。这便是记忆的力量。借助过往那些鬼魅的记忆，我试图用这些轻盈的故事去捕捉历史的瞬间，去重新审视那些早已坍塌掉的废墟，通过虚构与记忆的还原，我们是否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过往？人们处于精神困顿的时刻，会情不自禁地陷入遥远的记忆，这个过程里应该含有尴尬、快乐、茫然等复杂的意味。记忆本身就有这种特质。但记忆完全准确么？记忆在重新发酵的过程中，势必会出现某些偏差和偶然，但若要达到我上面所说的那个目的，我始终坚信我的记忆。在写作我的故事的时候，我内心感到无比的快乐和安宁，仿佛这些年的光阴并未曾改变过什么，以往的故事依旧被大雪封存在那个神秘的午后，以往的人们依旧无法摆脱面目冷酷的历史，他们依旧站在那条笔直的柏油马路上，叹息着，挣扎着。多年以后，现实的面庞开始变得模糊起来，很多人早已沦为小镇里的孤魂野鬼，他们反反复复地游荡在夏日的街道里，他们的灵魂则重新投胎在荒野中间，有的长成花，有的长成树，有的变为狐狸。这意味着记忆尽管会随着肉身一同死亡，但永远不会消逝，这更意味着小镇里的任何事物的背面，都暗藏着许许多多的故事。于是，我选择了我成长中的一个阶段，重新去拾取这些故事，并竭尽我的能力去赋予它们更多的使命。
二
我是一个容易胡思乱想的人，大概许多写小说的人都是这个样子吧。或许是独处太久的缘故。童年时代，我性格顽劣，经常惹事打架，但身体太过瘦弱，总被人揍得鼻青脸肿。独处自然就成为我生活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有时坐在树杈上，有时骑在墙垣上，有时又一个人躺在辽阔的沟坡里，静静地观察天边的白云和正在展翅翱翔的乌鸦。那种感觉，如同身处于一片漆黑的阴影当中。前段时间，偶然读到台湾小说家袁哲生的短篇小说《寂寞的游戏》时，心中无比激动，但也生出几分的嫉妒之意。袁哲生在这篇小说中写出了我一直在尋找的神秘体验，他写道：“我想，人天生就喜欢躲藏，渴望消失，这是一点都不奇怪的事;何况，在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之前，我们不就是躲得好好的，好到连我们自己都想不起来曾经藏身何处？”难以置信在远隔十万八千里以外，我竟会同一位不同年代的小说家产生非常相似的生命感受。或许袁哲生一生都在躲藏，然后他真的可以逃出现实的牢笼吗？真的可以找到一处隐秘而又未曾被人踏足过的地方吗？或许有，但穷尽我们毕生的光阴和财富，我们能够顺利抵达吗？恐怕这正是令他感到抑郁的原因吧。这几年，我一直都希望能在小说中重新建立起新的游戏规则，好让我能够在童年的背影下面，重新找到那处永远也不会被
伙伴们发现的地方。小时候，总以为长大了才可以拥有很多可以藏身的地方，长大后，才发现这个世界大到让你无处可以藏身，唯一可以藏身的地方，就是在童年的游戏里。好在我比人们能够幸运点，有点编故事的能力，还可以在故事中为自己编织一块幽静空灵的地方，然而，我会不会很快又被人们发现了呢？
三
有朝一日，我希望我虚构的故事能够被风吹到遥远的地方，然后被埋在黑色的石头下面，常年被风吹日晒，直到化作泥土。我希望它们能够忘掉昨日痛苦的记忆，然后藏在那宽阔的河床下面，永远保持沉默。我也希望它们永远不要再回头。在那遥远的地方，有羊群、老鹰、狐狸、野兔伴着它们，有高山、草地、森林、沙漠守着它们。它们永远也不会感到寂寞。此刻，在这偏僻的北方小镇，我将这两篇故事献给所有感到孤寂的人们。在人们无依无靠的时候，但愿它们能够化作一束阳光，照亮人们冷漠已久的心灵。但我更希望另外的那个我首先能够聆听到我的故事。我对他想说的话，都写在了我的故事里。
《摄影家》与《遥远的碎片》是我今年新写的短篇小说，也是在我对短篇小说的理解发生变化之后，尝试写出的东西。从大学二年级到现在，我一直在学写短篇小说。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其间伴随着种种变化，无论是对小说的理解，还是对小说写法的突破，都曾经历过颠覆性的变化。变化是潜移默化的。从来就没有永恒的感知力。它永远在变化，尤其是对小说而言。变化会让作家的洞察力更为成熟。和去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我从未见过麻雀》相比较，这两个短篇小说更内在，更幽暗隐秘，更贴近我的内心。
在今天，传统的现实主义仍然称霸着中国文学，但我想现实主义不能仅仅停留在关注人的生存上。生存，多么空泛的一个词，我们应该更细微一些，能够让自己的触角进入人物的体内，发掘那些永远流淌在暗处的水。也许在那个层面上，我们对于美的感知，会比之前更为深刻，对于自由的渴望也会更加强烈。那个时候，我们对于神灵，对于一切精神领域的事物，渴望的目光将会比任何一个时候都要贪婪。向内挺进，文学的语言就会滋生出强大的魔力。
短篇小说更接近于梦境和念头，更接近于事物的本质，更能表达纯粹的生存状态，甚至生命状态。在今天，我越来越觉得短篇小说对于人的精神拓宽的重要性，这并非仅仅是短篇小说无法藏拙的原因，而是短篇小说的背后牵扯了太多现实的虚实问题。我以为好的短篇小说，自身就有种趋于真实的姿态。我说的真实乃人性上的真实，是人在大时代下面的狭小空间里瑟瑟发抖的心灵，它是心里带伤的孤狼，它只会在月亮高悬、天地昏昏的时刻嗷叫一声。虚构能听见这叫声，短篇小说也能听得见，听不见的是沉默的现实。
四
结合自己近期的一些小说实践来谈谈我的小说观点。
先说小说的情感问题。去年以来，我对小说中单一的情感越发警惕起来，这并非说明我在小说中不再需要情感，只是我突然觉得诸如感动等这样的词眼，容易蒙蔽人的视觉，掩盖事实的真相，从而产生一种虚伪的真实。从今后起，我会对这种东西时刻保持警惕与怀疑，不论我的判断是否存在失误。
伟大的小说应该充满多种可能性，情感是复杂的（非通常所言的饱满），理解上或许会产生多义性。也就是说，小说中塑造出来的人物，已经不再是那种行为与情感单一的人了，而是一个真人。他发笑时，也会愤怒;他孤独时，也会快乐;他梦游时，也会痛苦;他狡诈时，也有心软的时候。我只列举了人的部分情感。
说了这么些话，好像还未提到点上。我目前的小说观，简单概括起来，就是能够以独特的嗅觉、声调与感觉，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变迁。这里面，有三个关键字词：我，独特，人。目前，我在具体实践中，几乎一直在解析这三个词。
写出好小说，对每位小说家来说，都不是轻松事，它对语言、独特性、流畅度、新发现等方面的要求高出常人所想，更何况灵感的突降等因素。换句话讲，好小说的诞生，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缺一不可，这三者具体指什么？每位小说家都有自己不同的见解。之所以将语言放在首位，是因为在我看来，语言是小说的起点，更是小说的终点。
另外我还想说一点，即小说与时代的关系。我以为好的小说，应该是与时代保持一定距离的，你也可以不这么做，除非你把小说与时代的关系处理得十分巧妙，否则极有可能附属于时代，很难从其中超脱出来，更别说对现实的阐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