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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我着手去写每个故事之前,其实已经有许多人物暗藏在我的脑海里了,他们的脸上闪烁着昏黄的亮光,时刻准备着对我讲述各自生命中或快乐或忧伤的精彩故事。与其说是我写出了他们,倒不如说是这些形象逼真的人物在与我进行对话时,重新创造了他们自己。这便是记忆的力量。借助过往那些鬼魅的记忆,我试图用这些轻盈的故事去捕捉历史的瞬间,去重新审视那些早已坍塌掉的废墟,通过虚构与记忆的还原,我们是否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过往?人们处于精神困顿的时刻,会情不自禁地陷入遥远的记忆,这个过程里应该含有尴尬、快乐、茫然等复杂的意味。记忆本身就有这种特质。但记忆完全准确么?记忆在重新发酵的过程中,势必会出现某些偏差和偶然,但若要达到我上面所说的那个目的,我始终坚信我的记忆。在写作我的故事的时候,我内心感到无比的快乐和安宁,仿佛这些年的光阴并未曾改变过什么,以往的故事依旧被大雪封存在那个神秘的午后,以往的人们依旧无法摆脱面目冷酷的历史,他们依旧站在那条笔直的柏油马路上,叹息着,挣扎着。多年以后,现实的面庞开始变得模糊起来,很多人早已沦为小镇里的孤魂野鬼,他们反反复复地游荡在夏日的街道里,他们的灵魂则重新投胎在荒野中间,有的长成花,有的长成树,有的变为狐狸。这意味着记忆尽管会随着肉身一同死亡,但永远不会消逝,这更意味着小镇里的任何事物的背面,都暗藏着许许多多的故事。于是,我选择了我成长中的一个阶段,重新去拾取这些故事,并竭尽我的能力去赋予它们更多的使命。
二
我是一个容易胡思乱想的人,大概许多写小说的人都是这个样子吧。或许是独处太久的缘故。童年时代,我性格顽劣,经常惹事打架,但身体太过瘦弱,总被人揍得鼻青脸肿。独处自然就成为我生活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有时坐在树杈上,有时骑在墙垣上,有时又一个人躺在辽阔的沟坡里,静静地观察天边的白云和正在展翅翱翔的乌鸦。那种感觉,如同身处于一片漆黑的阴影当中。前段时间,偶然读到台湾小说家袁哲生的短篇小说《寂寞的游戏》时,心中无比激动,但也生出几分的嫉妒之意。袁哲生在这篇小说中写出了我一直在尋找的神秘体验,他写道:“我想,人天生就喜欢躲藏,渴望消失,这是一点都不奇怪的事;何况,在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之前,我们不就是躲得好好的,好到连我们自己都想不起来曾经藏身何处?”难以置信在远隔十万八千里以外,我竟会同一位不同年代的小说家产生非常相似的生命感受。或许袁哲生一生都在躲藏,然后他真的可以逃出现实的牢笼吗?真的可以找到一处隐秘而又未曾被人踏足过的地方吗?或许有,但穷尽我们毕生的光阴和财富,我们能够顺利抵达吗?恐怕这正是令他感到抑郁的原因吧。这几年,我一直都希望能在小说中重新建立起新的游戏规则,好让我能够在童年的背影下面,重新找到那处永远也不会被
伙伴们发现的地方。小时候,总以为长大了才可以拥有很多可以藏身的地方,长大后,才发现这个世界大到让你无处可以藏身,唯一可以藏身的地方,就是在童年的游戏里。好在我比人们能够幸运点,有点编故事的能力,还可以在故事中为自己编织一块幽静空灵的地方,然而,我会不会很快又被人们发现了呢?
三
有朝一日,我希望我虚构的故事能够被风吹到遥远的地方,然后被埋在黑色的石头下面,常年被风吹日晒,直到化作泥土。我希望它们能够忘掉昨日痛苦的记忆,然后藏在那宽阔的河床下面,永远保持沉默。我也希望它们永远不要再回头。在那遥远的地方,有羊群、老鹰、狐狸、野兔伴着它们,有高山、草地、森林、沙漠守着它们。它们永远也不会感到寂寞。此刻,在这偏僻的北方小镇,我将这两篇故事献给所有感到孤寂的人们。在人们无依无靠的时候,但愿它们能够化作一束阳光,照亮人们冷漠已久的心灵。但我更希望另外的那个我首先能够聆听到我的故事。我对他想说的话,都写在了我的故事里。
《摄影家》与《遥远的碎片》是我今年新写的短篇小说,也是在我对短篇小说的理解发生变化之后,尝试写出的东西。从大学二年级到现在,我一直在学写短篇小说。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其间伴随着种种变化,无论是对小说的理解,还是对小说写法的突破,都曾经历过颠覆性的变化。变化是潜移默化的。从来就没有永恒的感知力。它永远在变化,尤其是对小说而言。变化会让作家的洞察力更为成熟。和去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我从未见过麻雀》相比较,这两个短篇小说更内在,更幽暗隐秘,更贴近我的内心。
在今天,传统的现实主义仍然称霸着中国文学,但我想现实主义不能仅仅停留在关注人的生存上。生存,多么空泛的一个词,我们应该更细微一些,能够让自己的触角进入人物的体内,发掘那些永远流淌在暗处的水。也许在那个层面上,我们对于美的感知,会比之前更为深刻,对于自由的渴望也会更加强烈。那个时候,我们对于神灵,对于一切精神领域的事物,渴望的目光将会比任何一个时候都要贪婪。向内挺进,文学的语言就会滋生出强大的魔力。
短篇小说更接近于梦境和念头,更接近于事物的本质,更能表达纯粹的生存状态,甚至生命状态。在今天,我越来越觉得短篇小说对于人的精神拓宽的重要性,这并非仅仅是短篇小说无法藏拙的原因,而是短篇小说的背后牵扯了太多现实的虚实问题。我以为好的短篇小说,自身就有种趋于真实的姿态。我说的真实乃人性上的真实,是人在大时代下面的狭小空间里瑟瑟发抖的心灵,它是心里带伤的孤狼,它只会在月亮高悬、天地昏昏的时刻嗷叫一声。虚构能听见这叫声,短篇小说也能听得见,听不见的是沉默的现实。
四
结合自己近期的一些小说实践来谈谈我的小说观点。
先说小说的情感问题。去年以来,我对小说中单一的情感越发警惕起来,这并非说明我在小说中不再需要情感,只是我突然觉得诸如感动等这样的词眼,容易蒙蔽人的视觉,掩盖事实的真相,从而产生一种虚伪的真实。从今后起,我会对这种东西时刻保持警惕与怀疑,不论我的判断是否存在失误。
伟大的小说应该充满多种可能性,情感是复杂的(非通常所言的饱满),理解上或许会产生多义性。也就是说,小说中塑造出来的人物,已经不再是那种行为与情感单一的人了,而是一个真人。他发笑时,也会愤怒;他孤独时,也会快乐;他梦游时,也会痛苦;他狡诈时,也有心软的时候。我只列举了人的部分情感。
说了这么些话,好像还未提到点上。我目前的小说观,简单概括起来,就是能够以独特的嗅觉、声调与感觉,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变迁。这里面,有三个关键字词:我,独特,人。目前,我在具体实践中,几乎一直在解析这三个词。
写出好小说,对每位小说家来说,都不是轻松事,它对语言、独特性、流畅度、新发现等方面的要求高出常人所想,更何况灵感的突降等因素。换句话讲,好小说的诞生,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缺一不可,这三者具体指什么?每位小说家都有自己不同的见解。之所以将语言放在首位,是因为在我看来,语言是小说的起点,更是小说的终点。
另外我还想说一点,即小说与时代的关系。我以为好的小说,应该是与时代保持一定距离的,你也可以不这么做,除非你把小说与时代的关系处理得十分巧妙,否则极有可能附属于时代,很难从其中超脱出来,更别说对现实的阐释了。
在我着手去写每个故事之前,其实已经有许多人物暗藏在我的脑海里了,他们的脸上闪烁着昏黄的亮光,时刻准备着对我讲述各自生命中或快乐或忧伤的精彩故事。与其说是我写出了他们,倒不如说是这些形象逼真的人物在与我进行对话时,重新创造了他们自己。这便是记忆的力量。借助过往那些鬼魅的记忆,我试图用这些轻盈的故事去捕捉历史的瞬间,去重新审视那些早已坍塌掉的废墟,通过虚构与记忆的还原,我们是否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过往?人们处于精神困顿的时刻,会情不自禁地陷入遥远的记忆,这个过程里应该含有尴尬、快乐、茫然等复杂的意味。记忆本身就有这种特质。但记忆完全准确么?记忆在重新发酵的过程中,势必会出现某些偏差和偶然,但若要达到我上面所说的那个目的,我始终坚信我的记忆。在写作我的故事的时候,我内心感到无比的快乐和安宁,仿佛这些年的光阴并未曾改变过什么,以往的故事依旧被大雪封存在那个神秘的午后,以往的人们依旧无法摆脱面目冷酷的历史,他们依旧站在那条笔直的柏油马路上,叹息着,挣扎着。多年以后,现实的面庞开始变得模糊起来,很多人早已沦为小镇里的孤魂野鬼,他们反反复复地游荡在夏日的街道里,他们的灵魂则重新投胎在荒野中间,有的长成花,有的长成树,有的变为狐狸。这意味着记忆尽管会随着肉身一同死亡,但永远不会消逝,这更意味着小镇里的任何事物的背面,都暗藏着许许多多的故事。于是,我选择了我成长中的一个阶段,重新去拾取这些故事,并竭尽我的能力去赋予它们更多的使命。
二
我是一个容易胡思乱想的人,大概许多写小说的人都是这个样子吧。或许是独处太久的缘故。童年时代,我性格顽劣,经常惹事打架,但身体太过瘦弱,总被人揍得鼻青脸肿。独处自然就成为我生活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有时坐在树杈上,有时骑在墙垣上,有时又一个人躺在辽阔的沟坡里,静静地观察天边的白云和正在展翅翱翔的乌鸦。那种感觉,如同身处于一片漆黑的阴影当中。前段时间,偶然读到台湾小说家袁哲生的短篇小说《寂寞的游戏》时,心中无比激动,但也生出几分的嫉妒之意。袁哲生在这篇小说中写出了我一直在尋找的神秘体验,他写道:“我想,人天生就喜欢躲藏,渴望消失,这是一点都不奇怪的事;何况,在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之前,我们不就是躲得好好的,好到连我们自己都想不起来曾经藏身何处?”难以置信在远隔十万八千里以外,我竟会同一位不同年代的小说家产生非常相似的生命感受。或许袁哲生一生都在躲藏,然后他真的可以逃出现实的牢笼吗?真的可以找到一处隐秘而又未曾被人踏足过的地方吗?或许有,但穷尽我们毕生的光阴和财富,我们能够顺利抵达吗?恐怕这正是令他感到抑郁的原因吧。这几年,我一直都希望能在小说中重新建立起新的游戏规则,好让我能够在童年的背影下面,重新找到那处永远也不会被
伙伴们发现的地方。小时候,总以为长大了才可以拥有很多可以藏身的地方,长大后,才发现这个世界大到让你无处可以藏身,唯一可以藏身的地方,就是在童年的游戏里。好在我比人们能够幸运点,有点编故事的能力,还可以在故事中为自己编织一块幽静空灵的地方,然而,我会不会很快又被人们发现了呢?
三
有朝一日,我希望我虚构的故事能够被风吹到遥远的地方,然后被埋在黑色的石头下面,常年被风吹日晒,直到化作泥土。我希望它们能够忘掉昨日痛苦的记忆,然后藏在那宽阔的河床下面,永远保持沉默。我也希望它们永远不要再回头。在那遥远的地方,有羊群、老鹰、狐狸、野兔伴着它们,有高山、草地、森林、沙漠守着它们。它们永远也不会感到寂寞。此刻,在这偏僻的北方小镇,我将这两篇故事献给所有感到孤寂的人们。在人们无依无靠的时候,但愿它们能够化作一束阳光,照亮人们冷漠已久的心灵。但我更希望另外的那个我首先能够聆听到我的故事。我对他想说的话,都写在了我的故事里。
《摄影家》与《遥远的碎片》是我今年新写的短篇小说,也是在我对短篇小说的理解发生变化之后,尝试写出的东西。从大学二年级到现在,我一直在学写短篇小说。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其间伴随着种种变化,无论是对小说的理解,还是对小说写法的突破,都曾经历过颠覆性的变化。变化是潜移默化的。从来就没有永恒的感知力。它永远在变化,尤其是对小说而言。变化会让作家的洞察力更为成熟。和去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我从未见过麻雀》相比较,这两个短篇小说更内在,更幽暗隐秘,更贴近我的内心。
在今天,传统的现实主义仍然称霸着中国文学,但我想现实主义不能仅仅停留在关注人的生存上。生存,多么空泛的一个词,我们应该更细微一些,能够让自己的触角进入人物的体内,发掘那些永远流淌在暗处的水。也许在那个层面上,我们对于美的感知,会比之前更为深刻,对于自由的渴望也会更加强烈。那个时候,我们对于神灵,对于一切精神领域的事物,渴望的目光将会比任何一个时候都要贪婪。向内挺进,文学的语言就会滋生出强大的魔力。
短篇小说更接近于梦境和念头,更接近于事物的本质,更能表达纯粹的生存状态,甚至生命状态。在今天,我越来越觉得短篇小说对于人的精神拓宽的重要性,这并非仅仅是短篇小说无法藏拙的原因,而是短篇小说的背后牵扯了太多现实的虚实问题。我以为好的短篇小说,自身就有种趋于真实的姿态。我说的真实乃人性上的真实,是人在大时代下面的狭小空间里瑟瑟发抖的心灵,它是心里带伤的孤狼,它只会在月亮高悬、天地昏昏的时刻嗷叫一声。虚构能听见这叫声,短篇小说也能听得见,听不见的是沉默的现实。
四
结合自己近期的一些小说实践来谈谈我的小说观点。
先说小说的情感问题。去年以来,我对小说中单一的情感越发警惕起来,这并非说明我在小说中不再需要情感,只是我突然觉得诸如感动等这样的词眼,容易蒙蔽人的视觉,掩盖事实的真相,从而产生一种虚伪的真实。从今后起,我会对这种东西时刻保持警惕与怀疑,不论我的判断是否存在失误。
伟大的小说应该充满多种可能性,情感是复杂的(非通常所言的饱满),理解上或许会产生多义性。也就是说,小说中塑造出来的人物,已经不再是那种行为与情感单一的人了,而是一个真人。他发笑时,也会愤怒;他孤独时,也会快乐;他梦游时,也会痛苦;他狡诈时,也有心软的时候。我只列举了人的部分情感。
说了这么些话,好像还未提到点上。我目前的小说观,简单概括起来,就是能够以独特的嗅觉、声调与感觉,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变迁。这里面,有三个关键字词:我,独特,人。目前,我在具体实践中,几乎一直在解析这三个词。
写出好小说,对每位小说家来说,都不是轻松事,它对语言、独特性、流畅度、新发现等方面的要求高出常人所想,更何况灵感的突降等因素。换句话讲,好小说的诞生,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缺一不可,这三者具体指什么?每位小说家都有自己不同的见解。之所以将语言放在首位,是因为在我看来,语言是小说的起点,更是小说的终点。
另外我还想说一点,即小说与时代的关系。我以为好的小说,应该是与时代保持一定距离的,你也可以不这么做,除非你把小说与时代的关系处理得十分巧妙,否则极有可能附属于时代,很难从其中超脱出来,更别说对现实的阐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