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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总理接受媒体专访时，曾经就治理“三公消费”现象给予明确指示。他认为最根本的是两条，第一条就是公开透明，要让任何一项行政性支出都进入预算，而且公开让群众知道，接受群众监督；第二条就是民主监督。
公款出国：
五花八门巧立名目
文/郑和
2010年6月，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印发了《用公款出国(境)旅游及相关违纪行为适用〈中國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解释》指出，对于公款出国(境)旅游的组织者，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公款出国旅游到了中纪委不得不大力惩戒的地步，无疑证明公款出国游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现实中，公务人员要想出国游，总是可以找到很多借口，尤其是在国际化的口号下，出国旅游更变得堂而皇之。诸如考察、学习、培训、研讨、招商、参展、参加会议等名目繁多，反正只要有公款开支，只要这种公款开支缺乏公共监督，缺乏透明度，就一定能找到借口。
从已经查处的案例可以看出，公款出国游丑态毕现，手法众多，可谓五花八门。
2010年3月21日晚，央视《焦点访谈》栏目曝光了原吉林省煤炭工业局（现改组为吉林省能源局）在2007年到2009年期间，曾组织多批干部公款出国旅游。
据有关部门调查，原吉林省煤炭工业局自2007年8月份以来，一共组织了9批51人公款出国旅游。其中有32人是违反规定，没有经过因公审批程序，办理了因私护照，巧立名目公款出国旅游。吉林省原煤炭工业局副局长、现任省煤业集团董事长袁玉清，在抗震救灾期间编造虚假合同骗取批准，率15人赴巴西、阿根廷公款旅游，违规在外停留15天，耗费公款达119万元。
经查实，连原吉林省煤炭工业局局长赵全州出国持的也是因私护照，并使用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的虚假身份。
另据中央纪委通报，陕西省延安市物价局、延安市宝塔区政协也发生过一起巧立名目公款出国旅游事件。2009年3月至4月，陕西省延安市物价局、延安市宝塔区政协，通过陕西省外事服务中心违规购买邀请函、虚报考察日程，申请赴美国、加拿大考察。省外办批准上述两个团组赴美国6天、加拿大4天。但两个团组擅自改变行程，未去加拿大，在美国停留了10天。延安市物价局局长牛延峰率物价系统5人，仅用了半天时间在美国听取有关情况介绍，其余时间均在美国各大城市观光游览，声称在美国逛商场是考察物价。
公款出国旅游每年花费纳税人的税赋究竟有多少，从各级政府公开的信息中看不到蛛丝马迹。但正如有评论说，“拉斯维加斯、夏威夷群岛、埃菲尔铁塔、自由女神，这些世界著名的景点，到处晃动着公费考察后留下的人民币重重叠叠的烙印，足以令人惶恐、让人凄然。”
2010年5月14日，南非华人社团代表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一个座谈会上，对“中国公务团频赴南非”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南非华人翻译协会会长谢雪莉在座谈会上说：“目前来南非访问的中国公务团太多太滥。我认为多数是借官方访问、商务考察、办展览会等名目，来南非游山玩水。”目前平均每年从中国各地到南非访问的有200多个“公务团”，其中100多个是省部级代表团，100多个是省部级以下的代表团。公务团组一般由5～6人组成，平均每人花费5万～6万元人民币。“中国公务团”一年在南非至少要花公款5000万元。个别政府官员还带着企业老板为他们买单。
2010年12月26日，不少媒体刊登了中央纪委透露的信息，各地区各部门因公出国(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公务接待等三项经费的财政预算，在2009年缩减158.06亿元的基础上，2010年又压缩57.51亿元，其中出国(境)费压缩4.15亿元、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压缩17.02亿元、公务接待费压缩36.34亿元。这应该是件好事。
但如果在怎样对待公款出国(境)旅游问题上，举行公众听证会，征求一下纳税人的意见，可以预见，必定是要求彻底禁止，，而不是“压缩”数量和规模；换言之，真正的“从严”，是把数量和规模“压缩”到零；对于违禁者，从严惩处。
公车消费：欲砍还难
文/雅华
2011年1月4日，国家发改委宣布，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工作即将启动，这也是中国史上最严格的一次公车改革。公车改革声明，厅局级以下官员专车或全部取消，只有采用公务用车。
人民网上的“人民调查”结果是：《九成网友支持公车改革》。4023人参与了调查，其中90.5%，共3639票投给了“赞成，定义明确减少腐败”；其余，共有7.5%的网友认为“信息不明确影响改革”。
人大代表叶青表示，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公车数量为200多万辆，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1500亿元～2000亿元。但民间和学者统计的数据是，全国公车数量约为300万至350万辆，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约为3000亿元～4000亿元。
2010年，中国的汽车产销已达到了1800万辆，再次蝉联全球之冠。
小轿车已进入了寻常百姓家。
可以说，坐在这200万辆官车上的每一个政府官员，都是买得起私家车，甚至豪华私家车的主。可他们就是要坐公车，因为坐公车不止可为自己省下一笔可观的费用，关键是公车是“公仆”身份地位的象征。
让我们再来读一下这样一条新闻：
2010年12月16日，在韩国首都，首尔市政府发狠，把“官车”数量一下砍到只剩下4辆。我们敢效法吗？
在美国，出于安全的考虑，因为美国民间合法拥有的枪支多达2.5亿支。几乎人均一支。美国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部长等少数顶级官员的车辆有较高特权。不过，其他高级官员，包括多数部长、国会议员或是州长，上下班都开私人汽车，只有参加公务活动时才可以用公车。
2008年，联邦政府车队共有197,229辆，美国的统计数字精确到个位数。可我们的数字不精确到百万位数。
在日本，下班骑自行车回家的市长不足为奇，在德国，司局长级的官员只保证公务用车，不配备专车。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市，只有市长一人享有专车待遇。
公款吃喝：
以一个地级市做分析样本
文/杨宇立
目前，要精确测算这个不光彩的全国性数据几乎是不可能的，其难度类似于人们不可能准确找出长江、黄河源头的第一滴水。比如，乡镇干部到村里吃一顿包括炒鸡蛋或腊肉在内的免费午餐——像人情饭，也像招待饭，自古有之，定性上十分复杂。
除了官方内部掌握的信息，目前能在较大范围内推算中国某级地方政府公款宴请的唯一可信数据，来自《河南商报》2007年8月14日的一篇报道。该报道援引河南信阳市委书记王铁的话：“信阳市今年上半年比去年上半年招待费节约了近4300万元”。这是因为当年1月的第一个工作日，信阳市委连发了3份红头文件，禁止公职人员在工作日中午饮酒。“酒节省了，饭菜规格、费用自然也跟着降下来了”。于是市级招待费减少了25%，县级招待费减少27%，乡级招待费减少40%。
信阳，其下辖的8个县中，有国家级贫困县5个，省级贫困县3个。
假设工作日午餐酒水占全部餐费的30%，并且公务宴请通常安排在晚餐，再假定晚餐费用为午餐费用之两倍。已知节约的酒水费用全部在午餐，而且仅半年就节省了4300万元，那么据此可以推算，原先这个地级市全年仅宴请这一项招待费的开支额即为8.6亿。这还不包括全年非工作日期间的公款宴会。
当我们看到一个地级市至少8.6亿元的公款宴请费用，自然会联想到全国283个地级市的数量，合计起来就是2433.8亿元。信阳市在河南省和全国都算很不起眼，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财政入不敷出。在现行税制安排下，信阳市2007年一般财政预算收入16.2亿元，同口径支出65.8亿元，后者当显“大额红（赤）字”，午餐不禁酒怎么得了。该市2008年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为20.3亿元，同口径支出为94.06亿元。
以全国地级市公款吃请额2433.8亿元的推算，并且还不包括占比近1/5的其余50个地级行政区划的政府管理机构，这显系一偏紧的推算数字。但又一定不是中国公款吃喝的全部數据。
中国有30多个副省级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中央政府还有许多正部级和副部级的行政机构，普通公民很难准确掌握中国副省级以上行政机关公款宴请的确切费用数额。不过在行政开支的统计口径下面，总额是必须包括外交、外事宴请费用的。
是不是以上近2500亿元的公款餐宴在道义上都有问题呢？恐怕不能这样下结论。除了外事和国家重大节日等公务宴请支出，还要注意全国19234个镇、15067个乡的不同情况。在多数乡镇、特别是农村的乡，至少有一半公款餐宴接近城市大机关工作餐或一般家宴的水平，主要是给客人送些土特产比较麻烦。按理说，吃一顿工作餐不是大问题，不必上纲。然而，中国公款吃请的规律是，对上级和同级的接待一定要表现得“有诚意、有敬意”，标准要高一些，所以应付上级检查、视察是一项特别费钱的差事。而如果完全杜绝了自上而下的检查，在中国既有的政府管理体制和政治文明的水温下，权威和敬畏也就消失了。
毫无疑问，就一般社会心理而言，公款吃喝是令人厌恶的现象。既有的研究远不能区分其中合理和不合理的“黄金分割线”到底在哪里。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中国悠久的历史也包含着腐败现象对公众承受腐败耐力的训练，“做官发财”的思想仍有一定市场。不论公职人员是否富贵，“做官发财论”的最大现实意义都在于，它为中国公职人员的行为划出了一条含蓄的社会评价的是非标准线，那就是任何公职行为都可以在一定程度、限度内“不像话”，但不能“太不像话”。若取后者，舆论即是新闻，新闻即代表舆论，其力大无比，不仅能纠偏，还能使当事人和相关单位身败名裂。以下试举几例。
据2009年4月15日《现代快报》报道，常州市武进区郑陆镇政府的招待用烟流水账显示，仅2008年11月至2009年2月的“逢年过节”期间，就用掉35277包中华烟。按市价每包40元算，支出21.1万元。据称主要用于“上面机关来人”，包括领导的司机。这是当地行政支出项目下已经筑成“潜规则”的“暗渠”，有相当的普遍性。
据2007年3月10日《新民晚报》对“两会”的报道，一政协委员称其所在地区公务接待已形成“非茅台酒不喝”的潜规则。他估计该省每年仅招待茅台酒一项就至少要花掉5000万元，我们倾向于认为这是一个偏高的数字，当然也未必都是 “真茅台”。那么，该省行政开支中实际用于招待费的钱是多少呢？猜也好，估计也好，反正没有多少个亿是下不来的。
另据《中国青年报》2006年9月19日报道，一位卫生部原副部长在一论坛上透露，在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850万名以上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中科院调查报告）；“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500亿元”。这就超过了“太不像话”的标准，尽管这笔开支并不都在行政支出的项目下列支，但按照过去的说法，“人、车、会、（电）话、楼、医”都是各地财政支出的“大户”。■
公款出国：
五花八门巧立名目
文/郑和
2010年6月，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印发了《用公款出国(境)旅游及相关违纪行为适用〈中國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解释》指出，对于公款出国(境)旅游的组织者，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公款出国旅游到了中纪委不得不大力惩戒的地步，无疑证明公款出国游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现实中，公务人员要想出国游，总是可以找到很多借口，尤其是在国际化的口号下，出国旅游更变得堂而皇之。诸如考察、学习、培训、研讨、招商、参展、参加会议等名目繁多，反正只要有公款开支，只要这种公款开支缺乏公共监督，缺乏透明度，就一定能找到借口。
从已经查处的案例可以看出，公款出国游丑态毕现，手法众多，可谓五花八门。
2010年3月21日晚，央视《焦点访谈》栏目曝光了原吉林省煤炭工业局（现改组为吉林省能源局）在2007年到2009年期间，曾组织多批干部公款出国旅游。
据有关部门调查，原吉林省煤炭工业局自2007年8月份以来，一共组织了9批51人公款出国旅游。其中有32人是违反规定，没有经过因公审批程序，办理了因私护照，巧立名目公款出国旅游。吉林省原煤炭工业局副局长、现任省煤业集团董事长袁玉清，在抗震救灾期间编造虚假合同骗取批准，率15人赴巴西、阿根廷公款旅游，违规在外停留15天，耗费公款达119万元。
经查实，连原吉林省煤炭工业局局长赵全州出国持的也是因私护照，并使用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的虚假身份。
另据中央纪委通报，陕西省延安市物价局、延安市宝塔区政协也发生过一起巧立名目公款出国旅游事件。2009年3月至4月，陕西省延安市物价局、延安市宝塔区政协，通过陕西省外事服务中心违规购买邀请函、虚报考察日程，申请赴美国、加拿大考察。省外办批准上述两个团组赴美国6天、加拿大4天。但两个团组擅自改变行程，未去加拿大，在美国停留了10天。延安市物价局局长牛延峰率物价系统5人，仅用了半天时间在美国听取有关情况介绍，其余时间均在美国各大城市观光游览，声称在美国逛商场是考察物价。
公款出国旅游每年花费纳税人的税赋究竟有多少，从各级政府公开的信息中看不到蛛丝马迹。但正如有评论说，“拉斯维加斯、夏威夷群岛、埃菲尔铁塔、自由女神，这些世界著名的景点，到处晃动着公费考察后留下的人民币重重叠叠的烙印，足以令人惶恐、让人凄然。”
2010年5月14日，南非华人社团代表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一个座谈会上，对“中国公务团频赴南非”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南非华人翻译协会会长谢雪莉在座谈会上说：“目前来南非访问的中国公务团太多太滥。我认为多数是借官方访问、商务考察、办展览会等名目，来南非游山玩水。”目前平均每年从中国各地到南非访问的有200多个“公务团”，其中100多个是省部级代表团，100多个是省部级以下的代表团。公务团组一般由5～6人组成，平均每人花费5万～6万元人民币。“中国公务团”一年在南非至少要花公款5000万元。个别政府官员还带着企业老板为他们买单。
2010年12月26日，不少媒体刊登了中央纪委透露的信息，各地区各部门因公出国(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公务接待等三项经费的财政预算，在2009年缩减158.06亿元的基础上，2010年又压缩57.51亿元，其中出国(境)费压缩4.15亿元、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压缩17.02亿元、公务接待费压缩36.34亿元。这应该是件好事。
但如果在怎样对待公款出国(境)旅游问题上，举行公众听证会，征求一下纳税人的意见，可以预见，必定是要求彻底禁止，，而不是“压缩”数量和规模；换言之，真正的“从严”，是把数量和规模“压缩”到零；对于违禁者，从严惩处。
公车消费：欲砍还难
文/雅华
2011年1月4日，国家发改委宣布，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工作即将启动，这也是中国史上最严格的一次公车改革。公车改革声明，厅局级以下官员专车或全部取消，只有采用公务用车。
人民网上的“人民调查”结果是：《九成网友支持公车改革》。4023人参与了调查，其中90.5%，共3639票投给了“赞成，定义明确减少腐败”；其余，共有7.5%的网友认为“信息不明确影响改革”。
人大代表叶青表示，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公车数量为200多万辆，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1500亿元～2000亿元。但民间和学者统计的数据是，全国公车数量约为300万至350万辆，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约为3000亿元～4000亿元。
2010年，中国的汽车产销已达到了1800万辆，再次蝉联全球之冠。
小轿车已进入了寻常百姓家。
可以说，坐在这200万辆官车上的每一个政府官员，都是买得起私家车，甚至豪华私家车的主。可他们就是要坐公车，因为坐公车不止可为自己省下一笔可观的费用，关键是公车是“公仆”身份地位的象征。
让我们再来读一下这样一条新闻：
2010年12月16日，在韩国首都，首尔市政府发狠，把“官车”数量一下砍到只剩下4辆。我们敢效法吗？
在美国，出于安全的考虑，因为美国民间合法拥有的枪支多达2.5亿支。几乎人均一支。美国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部长等少数顶级官员的车辆有较高特权。不过，其他高级官员，包括多数部长、国会议员或是州长，上下班都开私人汽车，只有参加公务活动时才可以用公车。
2008年，联邦政府车队共有197,229辆，美国的统计数字精确到个位数。可我们的数字不精确到百万位数。
在日本，下班骑自行车回家的市长不足为奇，在德国，司局长级的官员只保证公务用车，不配备专车。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市，只有市长一人享有专车待遇。
公款吃喝：
以一个地级市做分析样本
文/杨宇立
目前，要精确测算这个不光彩的全国性数据几乎是不可能的，其难度类似于人们不可能准确找出长江、黄河源头的第一滴水。比如，乡镇干部到村里吃一顿包括炒鸡蛋或腊肉在内的免费午餐——像人情饭，也像招待饭，自古有之，定性上十分复杂。
除了官方内部掌握的信息，目前能在较大范围内推算中国某级地方政府公款宴请的唯一可信数据，来自《河南商报》2007年8月14日的一篇报道。该报道援引河南信阳市委书记王铁的话：“信阳市今年上半年比去年上半年招待费节约了近4300万元”。这是因为当年1月的第一个工作日，信阳市委连发了3份红头文件，禁止公职人员在工作日中午饮酒。“酒节省了，饭菜规格、费用自然也跟着降下来了”。于是市级招待费减少了25%，县级招待费减少27%，乡级招待费减少40%。
信阳，其下辖的8个县中，有国家级贫困县5个，省级贫困县3个。
假设工作日午餐酒水占全部餐费的30%，并且公务宴请通常安排在晚餐，再假定晚餐费用为午餐费用之两倍。已知节约的酒水费用全部在午餐，而且仅半年就节省了4300万元，那么据此可以推算，原先这个地级市全年仅宴请这一项招待费的开支额即为8.6亿。这还不包括全年非工作日期间的公款宴会。
当我们看到一个地级市至少8.6亿元的公款宴请费用，自然会联想到全国283个地级市的数量，合计起来就是2433.8亿元。信阳市在河南省和全国都算很不起眼，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财政入不敷出。在现行税制安排下，信阳市2007年一般财政预算收入16.2亿元，同口径支出65.8亿元，后者当显“大额红（赤）字”，午餐不禁酒怎么得了。该市2008年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为20.3亿元，同口径支出为94.06亿元。
以全国地级市公款吃请额2433.8亿元的推算，并且还不包括占比近1/5的其余50个地级行政区划的政府管理机构，这显系一偏紧的推算数字。但又一定不是中国公款吃喝的全部數据。
中国有30多个副省级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中央政府还有许多正部级和副部级的行政机构，普通公民很难准确掌握中国副省级以上行政机关公款宴请的确切费用数额。不过在行政开支的统计口径下面，总额是必须包括外交、外事宴请费用的。
是不是以上近2500亿元的公款餐宴在道义上都有问题呢？恐怕不能这样下结论。除了外事和国家重大节日等公务宴请支出，还要注意全国19234个镇、15067个乡的不同情况。在多数乡镇、特别是农村的乡，至少有一半公款餐宴接近城市大机关工作餐或一般家宴的水平，主要是给客人送些土特产比较麻烦。按理说，吃一顿工作餐不是大问题，不必上纲。然而，中国公款吃请的规律是，对上级和同级的接待一定要表现得“有诚意、有敬意”，标准要高一些，所以应付上级检查、视察是一项特别费钱的差事。而如果完全杜绝了自上而下的检查，在中国既有的政府管理体制和政治文明的水温下，权威和敬畏也就消失了。
毫无疑问，就一般社会心理而言，公款吃喝是令人厌恶的现象。既有的研究远不能区分其中合理和不合理的“黄金分割线”到底在哪里。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中国悠久的历史也包含着腐败现象对公众承受腐败耐力的训练，“做官发财”的思想仍有一定市场。不论公职人员是否富贵，“做官发财论”的最大现实意义都在于，它为中国公职人员的行为划出了一条含蓄的社会评价的是非标准线，那就是任何公职行为都可以在一定程度、限度内“不像话”，但不能“太不像话”。若取后者，舆论即是新闻，新闻即代表舆论，其力大无比，不仅能纠偏，还能使当事人和相关单位身败名裂。以下试举几例。
据2009年4月15日《现代快报》报道，常州市武进区郑陆镇政府的招待用烟流水账显示，仅2008年11月至2009年2月的“逢年过节”期间，就用掉35277包中华烟。按市价每包40元算，支出21.1万元。据称主要用于“上面机关来人”，包括领导的司机。这是当地行政支出项目下已经筑成“潜规则”的“暗渠”，有相当的普遍性。
据2007年3月10日《新民晚报》对“两会”的报道，一政协委员称其所在地区公务接待已形成“非茅台酒不喝”的潜规则。他估计该省每年仅招待茅台酒一项就至少要花掉5000万元，我们倾向于认为这是一个偏高的数字，当然也未必都是 “真茅台”。那么，该省行政开支中实际用于招待费的钱是多少呢？猜也好，估计也好，反正没有多少个亿是下不来的。
另据《中国青年报》2006年9月19日报道，一位卫生部原副部长在一论坛上透露，在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850万名以上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中科院调查报告）；“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500亿元”。这就超过了“太不像话”的标准，尽管这笔开支并不都在行政支出的项目下列支，但按照过去的说法，“人、车、会、（电）话、楼、医”都是各地财政支出的“大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