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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曾称，总体而言，商人比外交官更加值得信任；这一论断的依据是重复交易的重要
近期，约翰·邓普顿基金会（John Templeton Foundation）在顶尖科学家、学者以及公众人物之中，发起了一场关于“自由市场会否腐蚀道德”的讨论。此话题显然源自此次金融危机以及其他商业丑闻暴露的问题：缺乏诚信或有道德缺陷的人，有时也会出现在高度竞争的行业领导者之中。
好莱坞经常聚焦这样的人物形象。例如，奥利弗·斯通（Oliver Stone）执导的电影《华尔街》中，银行家戈登·盖柯（Gordon Gekko），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道德破产者”。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些银幕形象，强化了人们对商人道德堕落的印象。而且，美国与欧洲的很多民意测验往往显示，当人们被问及“是否尊敬或相信某类人诚实可靠”时，商人的排名总是很靠后。不过，在最近的调查中，国会议员的得分甚至比商人还低。
如果这个问题摆在我面前，我首先会讨论一下，不讲道德、毫无诚信的商人，能否比诚实正直、道德高尚的商人获得更多利益？若同在一个自由市场中彼此竞争，诚实的商人可能比奸商更为成功；前提是顾客只要不再光顾无诚信的商家（假设获得回头客是他们成功的必要前提），就可实现对这些人的惩罚。奸商或许能在短期内获得更多利益，但是，欺骗者没有回头客，只有诚实的商人才能长期获得更高的利润。
在此过程中，有两方面的条件必须切实满足，才能保证过程的有效。首先，顾客在遭受欺骗或误导时，必须对此有识别能力；其次，消费者购买商家产品的行为必须比较频繁，这样才能使回头客构成商家利益的重要决定因素。
以上两个条件通常都会奏效，但在特定的情况下，某个条件可能就不成立了。举例来说，对于旅游度假区而言，回头客便不甚重要，因为游客很少会返回。这样，尽管游客也会听从曾光顾那里的朋友或所住旅馆的建议，道德败坏与缺乏诚信的商家仍可能经营得相当不错。另一个例子是特定的耐用消费品，因为消费者只是偶尔购买像汽车和住房这样的昂贵商品，不构成频繁消费的条件。
不过，即便回头客对商家而言十分重要，假如消费者不能较轻易地判断出自己是否受骗或被严重误导，他们也是无法惩罚那些奸商的。比如，消费者若购买到有缺陷的二手车，仅开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就损坏了。消费者可能将此归咎于自己的操作，而非汽车出售时的质量问题。
亚当·斯密曾称，总体而言，商人比外交官更加值得信任。他的这一论断基于的是重复交易的重要。实际上，斯密认为，频繁的生意往来对于商人往往比对外交官更重要。他指出，外交官频繁地违反条约，因为条约并不会被频繁地制定。因此，违约行为的收益往往超过了遵守条约义务的收益。
很多批评家在评价自由市场的表现时，将其与选美大赛中评委在两名选手间决定冠军的方式相提并论——看到前一名选手身上的瑕疵，她就会选择后一名。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无论是享有盛名，还是无名之辈，商人都会卷入散布误导性消息和谎言、贩卖伪劣危险商品之类的丑闻。每当这样的丑闻曝光，对丑闻发生部门实行更为严格监管的诉求就变得愈发强烈，有时甚至要求政府接管这些企业。其前提是假设管理者与政府官员对相关行业具备丰富的知识、巨大的智慧和崇高的道德。可惜，现实往往并非如此。
除去在现实中并不罕见的对管理者与立法者直接行贿的情况，还有很多其他更为微妙的方式，使得那些心存偏袒甚至腐败堕落的官员，以其独断专行替代了市场竞争的力量。管理者时常被其监管企业“俘获”，如此一来，管理行为就在潜移默化中阻止了竞争，而非促进更为广泛的正当竞争。
立法者有时会对陷入财务困境的公司实施援救，或限制来自外国的竞争，以此提升国内公司的利润率。其实，政府是牺牲了纳税人和消费者的利益，并沦为这些公司的工具。美国的汽车制造商凭什么在最近这次危机中获得政府补贴？过去30年也是一样，即便他们在生产、营销和劳工合同决议等方面一再交出糟糕答卷，汽车制造商仍能获得政府补贴。
我还想补充一点。我在学术界度过了自己全部的职业生涯，目睹了很多教授道德堕落的实例。因此，对于“商人比教授的道德感更低”这样的结论，我不敢苟同。当然，在这方面我也可能和先前提到的选美大赛的评委犯了同样的错误，只看了部分参选者，就妄下结论。
作者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为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
（此文英文原文请见《财经网》英文版http://english.caijing.com.cn/english/Economist/）
近期，约翰·邓普顿基金会（John Templeton Foundation）在顶尖科学家、学者以及公众人物之中，发起了一场关于“自由市场会否腐蚀道德”的讨论。此话题显然源自此次金融危机以及其他商业丑闻暴露的问题：缺乏诚信或有道德缺陷的人，有时也会出现在高度竞争的行业领导者之中。
好莱坞经常聚焦这样的人物形象。例如，奥利弗·斯通（Oliver Stone）执导的电影《华尔街》中，银行家戈登·盖柯（Gordon Gekko），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道德破产者”。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些银幕形象，强化了人们对商人道德堕落的印象。而且，美国与欧洲的很多民意测验往往显示，当人们被问及“是否尊敬或相信某类人诚实可靠”时，商人的排名总是很靠后。不过，在最近的调查中，国会议员的得分甚至比商人还低。
如果这个问题摆在我面前，我首先会讨论一下，不讲道德、毫无诚信的商人，能否比诚实正直、道德高尚的商人获得更多利益？若同在一个自由市场中彼此竞争，诚实的商人可能比奸商更为成功；前提是顾客只要不再光顾无诚信的商家（假设获得回头客是他们成功的必要前提），就可实现对这些人的惩罚。奸商或许能在短期内获得更多利益，但是，欺骗者没有回头客，只有诚实的商人才能长期获得更高的利润。
在此过程中，有两方面的条件必须切实满足，才能保证过程的有效。首先，顾客在遭受欺骗或误导时，必须对此有识别能力；其次，消费者购买商家产品的行为必须比较频繁，这样才能使回头客构成商家利益的重要决定因素。
以上两个条件通常都会奏效，但在特定的情况下，某个条件可能就不成立了。举例来说，对于旅游度假区而言，回头客便不甚重要，因为游客很少会返回。这样，尽管游客也会听从曾光顾那里的朋友或所住旅馆的建议，道德败坏与缺乏诚信的商家仍可能经营得相当不错。另一个例子是特定的耐用消费品，因为消费者只是偶尔购买像汽车和住房这样的昂贵商品，不构成频繁消费的条件。
不过，即便回头客对商家而言十分重要，假如消费者不能较轻易地判断出自己是否受骗或被严重误导，他们也是无法惩罚那些奸商的。比如，消费者若购买到有缺陷的二手车，仅开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就损坏了。消费者可能将此归咎于自己的操作，而非汽车出售时的质量问题。
亚当·斯密曾称，总体而言，商人比外交官更加值得信任。他的这一论断基于的是重复交易的重要。实际上，斯密认为，频繁的生意往来对于商人往往比对外交官更重要。他指出，外交官频繁地违反条约，因为条约并不会被频繁地制定。因此，违约行为的收益往往超过了遵守条约义务的收益。
很多批评家在评价自由市场的表现时，将其与选美大赛中评委在两名选手间决定冠军的方式相提并论——看到前一名选手身上的瑕疵，她就会选择后一名。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无论是享有盛名，还是无名之辈，商人都会卷入散布误导性消息和谎言、贩卖伪劣危险商品之类的丑闻。每当这样的丑闻曝光，对丑闻发生部门实行更为严格监管的诉求就变得愈发强烈，有时甚至要求政府接管这些企业。其前提是假设管理者与政府官员对相关行业具备丰富的知识、巨大的智慧和崇高的道德。可惜，现实往往并非如此。
除去在现实中并不罕见的对管理者与立法者直接行贿的情况，还有很多其他更为微妙的方式，使得那些心存偏袒甚至腐败堕落的官员，以其独断专行替代了市场竞争的力量。管理者时常被其监管企业“俘获”，如此一来，管理行为就在潜移默化中阻止了竞争，而非促进更为广泛的正当竞争。
立法者有时会对陷入财务困境的公司实施援救，或限制来自外国的竞争，以此提升国内公司的利润率。其实，政府是牺牲了纳税人和消费者的利益，并沦为这些公司的工具。美国的汽车制造商凭什么在最近这次危机中获得政府补贴？过去30年也是一样，即便他们在生产、营销和劳工合同决议等方面一再交出糟糕答卷，汽车制造商仍能获得政府补贴。
我还想补充一点。我在学术界度过了自己全部的职业生涯，目睹了很多教授道德堕落的实例。因此，对于“商人比教授的道德感更低”这样的结论，我不敢苟同。当然，在这方面我也可能和先前提到的选美大赛的评委犯了同样的错误，只看了部分参选者，就妄下结论。
作者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为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
（此文英文原文请见《财经网》英文版http://english.caijing.com.cn/english/Econom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