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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施拉姆来华访学已有三十年，一直被誉为具有启发意义的“破冰之旅”。三十年中大陆传播学界对于施拉姆的评论已有一些显著变化，且施拉姆传播学理论存在着明显的硬伤，也对中国早期传播学的发展带来一些认识偏差。客观认识施拉姆传播学理论中的问题及正确看待其对中国传播学发展的影响，是总结三十年前施拉姆“破冰之旅”的必要工作，也将会对今后中国传播学的发展起指导意义。
关键词：施拉姆；反思；认识偏差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6-0146-02
早期的中国传播学研究出现过三种认识偏差，甚至影响至今，这三种认识偏差与施拉姆及其学术观点的早期影响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关系。第一，圈限了狭隘的传播学研究框架，即对传播学的最初认识等同于美国的经验主义传播学；第二，对传播学边缘学科性质的模糊定位招致传播学研究的泛化，似乎所有学科都可以进入到传播学的研究视域，或以套用传播学的相关概念开展所谓的跨学科研究，并纷纷以此为名进行学术上的“圈地运动”；第三，在基础理论与研究范畴尚未明确的情况下，仓促提出“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研究方向，庞杂的研究成员背景与名目繁多的研究成果预示着该研究领域必将出现的争议与危机。
一、圈限狭隘传播学研究框架
施拉姆所言之传播学，其实就是所谓的经验主义传播学，这也是1982年来华访问与讲学的施拉姆所强调的的研究框架与学术理论。然而，这种以实证作为主要研究手段、以提高传播效果作为主要研究目的的研究范式在“20世纪50年代……渐渐走入僵化，不再有新意，不是因为无话可说，而是因为已经穷尽了自己的逻辑”。“到了20世纪80年代，传播学（即经验主义传播学—作者注）几乎可以说是全面停滞，许多传播学的重要概念被认为是伪命题和非学术命题”[1]。而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传播学研究中为数不多的批判学者们早已在寻找与挖掘新的具有解释与补充价值的理论依据，“本来已经在学界取得一定影响力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法兰克福学派思想、文化研究思想一道，对施拉姆的传播学科形成了思想上的合围。[1]”
也就是说，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所接触的想象中的西方传播学的前沿理论，在当时却早已存有严重的学理危机并在西方传播学界广为质疑与诟病。
当时大陆刚刚改革开放，社会各领域所遵循的恰似“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耗子就是好猫”的哲学逻辑深刻影响着大陆学界研究传播学时的实证研究、效果研究、受众研究取向。在施拉姆来华之前，复旦大学所开设的传播学选修课即包含有传播的含义、传播学发展史、传播的构成要素、传统路线与符号传送、传播的回馈、“把关人”等内容[2]，而这些其实就是美国经验主义传播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也有学者撰文证实在施拉姆来华前，席勒也曾有来华计划但因故搁浅，有人认为若是席勒先于施拉姆来华，中国传播学研究可能会走向批判学派的研究路径。但在实际上这种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所强调的是“发展”二字，需要的是应用型理论而不是重破轻立的批判理论，即使席勒来华宣讲批判学派的相关理论，恐怕也难以产生如施拉姆来华般的强烈反响，即便在当时的环境下席勒的理论可以得到学界的认可，恐怕也难以得到政府与业界的理解与重视。
如果大陆的传播研究按照施拉姆来华时的宣讲一根筋地走经验主义的路子，或许早已同美国传播学一样陷入研究范式的危机。幸运的是，经过短暂膜拜之后的中国传播学界很快意识到施拉姆传播理论的狭隘之处以及批判学派理论对于经验学派的补充意义，并能够将之融入到最新的研究成果之中，加之近年所强调的媒介环境学派，在中国大陆传播学界已经逐渐重视三大学派的综合与相互借鉴，目前我们所面临的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并正确综合运用多种传播学研究范式以解释与指导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并产出最具价值的传播学理论成果。
二、传播学研究的泛化
传播学研究的泛化趋势首先缘自于其先天的边缘学科的学科性质，直接表现为跨学科研究的繁多名目。由于传播学的基础理论大都出自于新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学者的理论贡献与学术移植，因而极易与其他具有相关性的学科相结合开展进一步的有益的研究，且往往容易得出新的理论成果。但传播研究的开放性并非意味着其可以毫无边界与底线地肆意泛化进而与所有学科随意交集，这种跨学科研究的边界与底线即必须要受到“相关性”的限制——二者学科的基礎理论之间必须具备可以用以相互解释的最基本的联系。但同时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即使可以用传播学理论解释其他某一学科中的现象与问题，也并不意味着这一学科中的课题都具有以传播学视角展开研究的价值。真正具有价值的跨学科的结合性研究，必须能够产生新的研究成果以进一步指导双方学科的发展，这个新形成的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也应该同时具备后续发展的生命力与应用并指导现实的执行力。如果所谓的跨学科研究只是肤浅地使用传播学术语套用到某一学科知识框架上，甚至只是进行简单的语辞的转换或同义词的互译，那么这样的所谓研究只会劳民伤财，这样学术研究的成果也许能被称之为学术垃圾。
导致传播学跨学科研究泛化趋势的另一个原因是该学科的研究优势在中国整体学术环境中的日益凸显而引发相关学科的学者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尝试。与同属人文社科领域的其他学科而言，不足百年的西方传播学的发展历史与大陆的仅三十年的学科研究的积淀使传播学当之无愧地列于新兴学科之位，且由于其明显的现实应用属性与解决实际问题的价值而常被业界、企业与政府用以提供满足各自需求的理论依据与解决方案，因而与传播学相关的学术文章容易发表、专著容易出版、课题也较易申请成功，甚至很有可能因为某一跨学科研究课题的提出而实现自己在该学术领域的“跑马圈地”进而忝列于开创者与专家之列，如此大大小小的“诱惑”吸引着某些急功近利、沽名钓誉的研究者加入其中，而罔视此类科研命题的严谨与科学。在我国某些与传播学相关的跨学科研究大都直接或间接引自西方的科研成果，而这些在西方学界尚未厘清是否严谨与科学的研究领域如健康传播、科技传播在我国却由某些学者如数家珍般引用、分析、讨论与讲授，在西方学界尚在讨论之中的此类科研课题在我国却已经可以步入学堂乃至以此为名目招收研究生，所进行的讲授与研讨往往浮于表面而难以深入与更新。 三、倡导“传播学本土化研究”导致争议
施拉姆及其学生余也鲁是对中国“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最早的鼓励者与倡导者，二人的论述中不乏此类主题的言语。施拉姆的《男人、女人、讯息与媒介》中有一段足以使中国读者心仪优美文字：“一个有如此丰富文化背景的民族，一直没有人在传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方面下功夫，实在教人诧异……我们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中学习研究科学方法好而理论的人，看见中国长春的文化和她悠久的传的艺术传统，总免不了会肃然起敬。[3]”这段文字即表达着施拉姆对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缺乏对历史中的传播现象发现与总结的遗憾。1982年5月2日在北京人民日报礼堂为新闻传播学界与业界举办的演讲中，余也鲁提出了“在中国有无进行传播研究的可能”的问题，并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可以用传播学角度来研究的事例有很多，比如王安石的变法、运河对国家的贡献、一些广泛流传的谚语等，但没有人这方面的研究。而西方人虽然有传播学理论的功底，但对中国很不了解，因此他们无法研究中国的传播。……这种研究只有国内的学者才能做到。[2]”而紧接着的在同一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即对“传播学研究本土化”问题展开细致讨论，此次会议所形成的关于传播学在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16字方针”即“了解介绍、分析研究、批判吸收、独立创造”的“主要内容还可以理解为是在引进时期，提出传播学要中国化（或本土化）的一个历史起点”[2]。至此在連续多届的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以及各类的传播学学术会议及专题研讨会上“传播学本土化”都作为重要议题而被持续关注与探讨，短短几年时间内各种相关研究成果的不断面世似乎昭示着此研究领域的美好前景。
然而持续发展并不断升温的“传播学本土化”研究却争议不断，笔者看来该课题的最大学理危机是缺乏明晰的研究路径与一致的研究目标，如“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所要解决的是整理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传播现象与哲人哲思，还是利用西方传播理论分析与解释中国典型传播案例并以及用此检验西方传播理论的正确与否，或者是在总结中国历史文化中所涉及的传播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学者自己的传播理论，还是在整合这些传播理论的基础上以形成自己的研究风格与理论体系，进而形成相对独立的中国传播研究学派……在这些基本问题尚未厘清的前提下开展的各类专题研究有似于学术上的一场“大跃进”运动，缺乏一致研究目标的直接影响将是缺乏相同的研究归宿即“传播学本土化”研究将走向何方，缺乏明晰的研究路径又将使各研究学者及研究群体各持一端按照自己的拳路打天下，从而导致该领域的学术成果看似繁荣却缺乏系统性连贯性，致使学术理论价值与指导现实的影响力大打折扣。
四、结 语
如此看来，从施拉姆先生来华访学之年算起，经过三十年发展，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也有很多既有的问题需要解决与改进。施拉姆先生的“破冰之旅”昭示着我国传播学学术研究的正式开始，尽管施拉姆的传播学理论使我们走过一段弯路，但他在我国传播学史上的贡献应值得尊敬与铭记，我国早期传播学研究出现的认知偏差也应尽早得以重视与更正。或许很多从事传播学研究与学习的学者认为笔者的言论过于悲观与极端，这些年传播学相关论述的繁多与传播学本硕教学点的急剧扩大等数字足以驳斥本文的立场与观点，我倒愿意以自己曾经一篇文章中的结语做以自我解嘲：“乱世中的革命与征伐，从某种程度上讲，反而不如‘盛世’中的时代悲歌，也许会更具‘预言’意义，从而使耽于娱乐和享受的人们保持一丝或有价值的警醒。[4]”
参考文献：
[1] 胡翼青.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
[2] 王怡红，胡翼青.中国传播学30年[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
[3] 戴元光.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传播学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4] 文化全球化传播的运作机制与中国传媒的应对策略[J].巢湖学院学报，2011（1）.
关键词：施拉姆；反思；认识偏差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6-0146-02
早期的中国传播学研究出现过三种认识偏差，甚至影响至今，这三种认识偏差与施拉姆及其学术观点的早期影响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关系。第一，圈限了狭隘的传播学研究框架，即对传播学的最初认识等同于美国的经验主义传播学；第二，对传播学边缘学科性质的模糊定位招致传播学研究的泛化，似乎所有学科都可以进入到传播学的研究视域，或以套用传播学的相关概念开展所谓的跨学科研究，并纷纷以此为名进行学术上的“圈地运动”；第三，在基础理论与研究范畴尚未明确的情况下，仓促提出“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研究方向，庞杂的研究成员背景与名目繁多的研究成果预示着该研究领域必将出现的争议与危机。
一、圈限狭隘传播学研究框架
施拉姆所言之传播学，其实就是所谓的经验主义传播学，这也是1982年来华访问与讲学的施拉姆所强调的的研究框架与学术理论。然而，这种以实证作为主要研究手段、以提高传播效果作为主要研究目的的研究范式在“20世纪50年代……渐渐走入僵化，不再有新意，不是因为无话可说，而是因为已经穷尽了自己的逻辑”。“到了20世纪80年代，传播学（即经验主义传播学—作者注）几乎可以说是全面停滞，许多传播学的重要概念被认为是伪命题和非学术命题”[1]。而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传播学研究中为数不多的批判学者们早已在寻找与挖掘新的具有解释与补充价值的理论依据，“本来已经在学界取得一定影响力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法兰克福学派思想、文化研究思想一道，对施拉姆的传播学科形成了思想上的合围。[1]”
也就是说，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所接触的想象中的西方传播学的前沿理论，在当时却早已存有严重的学理危机并在西方传播学界广为质疑与诟病。
当时大陆刚刚改革开放，社会各领域所遵循的恰似“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耗子就是好猫”的哲学逻辑深刻影响着大陆学界研究传播学时的实证研究、效果研究、受众研究取向。在施拉姆来华之前，复旦大学所开设的传播学选修课即包含有传播的含义、传播学发展史、传播的构成要素、传统路线与符号传送、传播的回馈、“把关人”等内容[2]，而这些其实就是美国经验主义传播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也有学者撰文证实在施拉姆来华前，席勒也曾有来华计划但因故搁浅，有人认为若是席勒先于施拉姆来华，中国传播学研究可能会走向批判学派的研究路径。但在实际上这种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所强调的是“发展”二字，需要的是应用型理论而不是重破轻立的批判理论，即使席勒来华宣讲批判学派的相关理论，恐怕也难以产生如施拉姆来华般的强烈反响，即便在当时的环境下席勒的理论可以得到学界的认可，恐怕也难以得到政府与业界的理解与重视。
如果大陆的传播研究按照施拉姆来华时的宣讲一根筋地走经验主义的路子，或许早已同美国传播学一样陷入研究范式的危机。幸运的是，经过短暂膜拜之后的中国传播学界很快意识到施拉姆传播理论的狭隘之处以及批判学派理论对于经验学派的补充意义，并能够将之融入到最新的研究成果之中，加之近年所强调的媒介环境学派，在中国大陆传播学界已经逐渐重视三大学派的综合与相互借鉴，目前我们所面临的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并正确综合运用多种传播学研究范式以解释与指导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并产出最具价值的传播学理论成果。
二、传播学研究的泛化
传播学研究的泛化趋势首先缘自于其先天的边缘学科的学科性质，直接表现为跨学科研究的繁多名目。由于传播学的基础理论大都出自于新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学者的理论贡献与学术移植，因而极易与其他具有相关性的学科相结合开展进一步的有益的研究，且往往容易得出新的理论成果。但传播研究的开放性并非意味着其可以毫无边界与底线地肆意泛化进而与所有学科随意交集，这种跨学科研究的边界与底线即必须要受到“相关性”的限制——二者学科的基礎理论之间必须具备可以用以相互解释的最基本的联系。但同时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即使可以用传播学理论解释其他某一学科中的现象与问题，也并不意味着这一学科中的课题都具有以传播学视角展开研究的价值。真正具有价值的跨学科的结合性研究，必须能够产生新的研究成果以进一步指导双方学科的发展，这个新形成的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也应该同时具备后续发展的生命力与应用并指导现实的执行力。如果所谓的跨学科研究只是肤浅地使用传播学术语套用到某一学科知识框架上，甚至只是进行简单的语辞的转换或同义词的互译，那么这样的所谓研究只会劳民伤财，这样学术研究的成果也许能被称之为学术垃圾。
导致传播学跨学科研究泛化趋势的另一个原因是该学科的研究优势在中国整体学术环境中的日益凸显而引发相关学科的学者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尝试。与同属人文社科领域的其他学科而言，不足百年的西方传播学的发展历史与大陆的仅三十年的学科研究的积淀使传播学当之无愧地列于新兴学科之位，且由于其明显的现实应用属性与解决实际问题的价值而常被业界、企业与政府用以提供满足各自需求的理论依据与解决方案，因而与传播学相关的学术文章容易发表、专著容易出版、课题也较易申请成功，甚至很有可能因为某一跨学科研究课题的提出而实现自己在该学术领域的“跑马圈地”进而忝列于开创者与专家之列，如此大大小小的“诱惑”吸引着某些急功近利、沽名钓誉的研究者加入其中，而罔视此类科研命题的严谨与科学。在我国某些与传播学相关的跨学科研究大都直接或间接引自西方的科研成果，而这些在西方学界尚未厘清是否严谨与科学的研究领域如健康传播、科技传播在我国却由某些学者如数家珍般引用、分析、讨论与讲授，在西方学界尚在讨论之中的此类科研课题在我国却已经可以步入学堂乃至以此为名目招收研究生，所进行的讲授与研讨往往浮于表面而难以深入与更新。 三、倡导“传播学本土化研究”导致争议
施拉姆及其学生余也鲁是对中国“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最早的鼓励者与倡导者，二人的论述中不乏此类主题的言语。施拉姆的《男人、女人、讯息与媒介》中有一段足以使中国读者心仪优美文字：“一个有如此丰富文化背景的民族，一直没有人在传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方面下功夫，实在教人诧异……我们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中学习研究科学方法好而理论的人，看见中国长春的文化和她悠久的传的艺术传统，总免不了会肃然起敬。[3]”这段文字即表达着施拉姆对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缺乏对历史中的传播现象发现与总结的遗憾。1982年5月2日在北京人民日报礼堂为新闻传播学界与业界举办的演讲中，余也鲁提出了“在中国有无进行传播研究的可能”的问题，并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可以用传播学角度来研究的事例有很多，比如王安石的变法、运河对国家的贡献、一些广泛流传的谚语等，但没有人这方面的研究。而西方人虽然有传播学理论的功底，但对中国很不了解，因此他们无法研究中国的传播。……这种研究只有国内的学者才能做到。[2]”而紧接着的在同一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即对“传播学研究本土化”问题展开细致讨论，此次会议所形成的关于传播学在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16字方针”即“了解介绍、分析研究、批判吸收、独立创造”的“主要内容还可以理解为是在引进时期，提出传播学要中国化（或本土化）的一个历史起点”[2]。至此在連续多届的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以及各类的传播学学术会议及专题研讨会上“传播学本土化”都作为重要议题而被持续关注与探讨，短短几年时间内各种相关研究成果的不断面世似乎昭示着此研究领域的美好前景。
然而持续发展并不断升温的“传播学本土化”研究却争议不断，笔者看来该课题的最大学理危机是缺乏明晰的研究路径与一致的研究目标，如“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所要解决的是整理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传播现象与哲人哲思，还是利用西方传播理论分析与解释中国典型传播案例并以及用此检验西方传播理论的正确与否，或者是在总结中国历史文化中所涉及的传播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学者自己的传播理论，还是在整合这些传播理论的基础上以形成自己的研究风格与理论体系，进而形成相对独立的中国传播研究学派……在这些基本问题尚未厘清的前提下开展的各类专题研究有似于学术上的一场“大跃进”运动，缺乏一致研究目标的直接影响将是缺乏相同的研究归宿即“传播学本土化”研究将走向何方，缺乏明晰的研究路径又将使各研究学者及研究群体各持一端按照自己的拳路打天下，从而导致该领域的学术成果看似繁荣却缺乏系统性连贯性，致使学术理论价值与指导现实的影响力大打折扣。
四、结 语
如此看来，从施拉姆先生来华访学之年算起，经过三十年发展，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也有很多既有的问题需要解决与改进。施拉姆先生的“破冰之旅”昭示着我国传播学学术研究的正式开始，尽管施拉姆的传播学理论使我们走过一段弯路，但他在我国传播学史上的贡献应值得尊敬与铭记，我国早期传播学研究出现的认知偏差也应尽早得以重视与更正。或许很多从事传播学研究与学习的学者认为笔者的言论过于悲观与极端，这些年传播学相关论述的繁多与传播学本硕教学点的急剧扩大等数字足以驳斥本文的立场与观点，我倒愿意以自己曾经一篇文章中的结语做以自我解嘲：“乱世中的革命与征伐，从某种程度上讲，反而不如‘盛世’中的时代悲歌，也许会更具‘预言’意义，从而使耽于娱乐和享受的人们保持一丝或有价值的警醒。[4]”
参考文献：
[1] 胡翼青.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
[2] 王怡红，胡翼青.中国传播学30年[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
[3] 戴元光.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传播学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4] 文化全球化传播的运作机制与中国传媒的应对策略[J].巢湖学院学报，2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