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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市场经济与天津商会的发展
(一)市场治理与近代商会的产生
市场是商品供应者和需求者进行交易的一种场所，同时也是人类经济活动的一种制度和方式。市场通过价格和竞争机制，引导交易者的行为，达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在市场交易的过程中，为了避免两败俱伤，交易者之间自发地形成了共同认可的规则，制约着彼此的行为，达到了自律和互信，进而实现了市场的自我治理。
但是，交易主体的主观知识是不完全的，市场信息的不对称和交易参与人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往往会对交易主体的决策产生影响，进而导致“市场失灵”。因此，随着市场经济向现代社会的发展，市场的自我治理也在发生着演变，逐渐形成了由多层次治理机制共同作用的现代市场治理结构。
现代市场治理结构按照作用形式可以分为三类：第一方治理，是交易主体由于道德约束而形成的自我治理；第二方治理，也称双边治理，是交易双方基于重复交易而产生的互信和互惠关系；第三方治理，是由外在于交易者的第三方主体，也称中间性主体所参与的治理，如俱乐部、协会、商会、乡绅裁判，乃至国家。第三方治理一般是通过对交易者实施规则、协调行为、仲裁是非以及惩罚违规等来实现的治理。目前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已经采用了市场经济体制，但各国市场体制的绩效却存在巨大差距，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各国市场治理水平上的差异。
商会作为第三方治理组织最早出现于1599年的法国马赛，此后德国、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日本也相继出现了现代商会。从运营上来看，各国的商会大致可以分为英美模式和大陆模式两大类，前者是由企业和个人自愿组建的完全自治的民间组织，自筹经费，注重纯民间性和尽可能少的官方色彩，但其缺点在于商会组织的分散和混乱无序；而后者则带有半官方色彩，经费上依赖政府财政支持，必须完成政府委托的任务，政府对商会有严格的监督但不干预商会的独立自治和专业业务，这种模式的问题则在于商会过度地依赖政府。
在我国古代的传统市场经济中，交易主要是在社区内的集市上进行，这些交易具有周期性、经常性和简单性的特点。交易主体自身的道德准则和彼此熟悉而产生的信任与互惠(双边治理)足以避免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有效地维持着市场运行。只是在偶尔的情况下才借助于官府和乡绅裁判。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鸦片战争以后我国的国门洞开，外国洋行不断涌人各通商口岸，同时也促进了民族新式工商业的诞生和发展。生产和交易的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超出了传统市场经济的地域关系，非人格化的交易逐渐成为市场主流；市场主体需要面对大量来自陌生地区的信息，这时候仅仅依靠交易者个人和交易双方的治理机制，就不足以维持市场的高效率运转了。因此，一些有识之士和朝廷大员纷纷介绍西方的商会，并上书议立商会。1902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率先成立；同时，仿照西洋制定了商会《暂行章程六条》和《事务条规》。1903年9月，清政府设立商部。商部制定了《商会简明章程》，规定在大城市或省会所在地设商务总会，中小城市和城镇设商务分会。
天津作为南方漕米北运和长芦盐南运的枢纽，是清代北方的商业重镇。经济的发展和洋商的进入也促使一些商人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希望能够联合起来，依靠群体的力量求发展。1903年5月经袁世凯委任，仿照上海成立了天津商务公所，提出四大政纲：缓新旧欠，倡行钱票，设立银行，厘卡归附旧章。但是由于诸多掣肘，各项改革措施进展很不顺利，金融和经济混乱并未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1904年，天津三十余行业的六十一家商号共同上书申请， “天津商务总会”正式成立。商会成立伊始就采取了三项主要措施：设立“众商公估局”以整顿银色，恢复“钱商公会”并附属于商会，以便行改良之事，解决低成色银兑换问题。由此逐渐稳定了天津的金融和经济。
最初的直属会员全部来自盐商、钱行、油商、洋镜、绸缎和茶叶等32个行会，会董中盐业等传统行业者和洋行买办居多。商会同时下辖保定、张家口和山海关商务总会，秦皇岛、芦台等地的会所，以及天津体育社等附属组织。
随着新兴产业的壮大和爱国运动的发展，会员中洋行买办的数量下降，金融家和民族工业家的比重逐渐上升。附属组织中则有了天津工务工会、商务公断处(公断委员会)、劳资问题研究委员会和国货审查委员会等组织。
(二)近代天津商会的功能与作用
如前所述，近代天津商会是以整顿金融秩序为契机而产生，清政府为其设定的职责包括代商申诉、汇报商情、调解中外商务纠纷、管理和提倡工商各业等。纵观其自成立至解放的四十多年间，天津商会所实现的功能实际远过于此，按照市场治理的逻辑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1．联系会员，整顿市场
天津商务总会通过经常性的会议和活动，联络会员以互通有无，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促进了商业信息的交流，增强了会员的认同感和向心力。在此基础上，商会采取各项措施维护和整顿市场秩序。除了成立之初稳定金融秩序以外，1906年针对当时报单局(代理报关纳税)良莠不齐，诓骗顾客和政府的现象，天津商会呈请政府批准，规定所有开办报单局者必须呈明商会注册挂牌方可营业；20年代又出面处理了天津电车公司抬高票价的事件，还主持整顿出口草帽辫、处理假冒同仁堂虎骨酒，等等。
2．设立机构，仲裁调解
近代中国市场和法律极不完善，商务纠纷常常依赖于民间仲裁与调解。清朝商部在《简明章程》中将商务仲裁的权力赋予商会，1905年以后天津商会设立了专门的评议处，选举四名资深公正的会董担任评议会董；1913年以后又成立了公断处，颁布了《章程》和《办事细则》。到国民党时期又在此基础上成立公断委员会，组织和功能上更加正规化。天津商会作为仲裁机关依据商情调解商事，处理了各类钱债、违约、商标授权、伪造汇据、房租地契、劳资、华洋和官商等方面的纠纷，弥补了商法的不足，化解了诸多商人之间的矛盾和隔阂。
3．组织交流，沟通信息
为了增进对彼此商品的了解和倡导发展实业，天津商务总会曾多次举办国货产品陈列会、直隶省手工业品展览会等大型商品展览会；尤其1923年的直隶省第一次工业观摩会规模最为盛大，参加者包括来自全国各地的千余家企业。此外，天津商会同时也选派优秀会员企业和名牌产品参加国内的上海、北京和国际上巴黎、河内、芝加哥等地的展览会。
《天津商报》于1905年由商会拨款创办，此后迅速成为了公共舆论载体，既扩大了工商界的社会影响，又增强了各地商会间和商会内部成员之间的联络，帮助商人互通商情，及时了解国内 外贸易进展和形势。
4．外部协调，加强联络
天津商务总会长期和国内各地商会保持友好往来，彼此通报组织和改选情况，互相介绍参加展会的经验，共同协调解决跨界商务纠纷等。1921年和1924年，天津和上海、江苏商会曾相互支持粮食调运以缓解彼此灾情。在国际方面，通过主动与法国、德国、美国等地商会取得联系，天津商会介绍引进了一些国外先进的技术工艺和机器设备，1931年又派人往南洋各国进行商务考察并访问当地的中华商会。这些经常性的交往不仅联络了各地乃至国内外商会和商人之间的感情，而且增进了对彼此的了解和信息的沟通，引进了新的交易机会，还产生了良好的公益效果。
在社会活动方面，天津商务总会还参与了大量社会公务事业，组织赈济灾民、防治疫病、抚恤贫穷和多次内河治理与道路开拓工程，还积极参加抵制美货、日货的爱国运动。
由史可见，伴随着天津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近代天津商会的功能日臻完善，为推动近代天津的市场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商会不仅在许多重要的治理功能如市场准入、商务仲裁和金融协调等方面形成了权威，而且还参与了大量的社会活动，如赈灾和公共建设等，相当程度地弥补了当时政府的不足，显示了中介组织在市场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和对市场经济的治理与促进作用。
(三)近代商会与政府间的关系
近代天津商会系由商界自发组成，历任政府虽然在法律上给予了承认，但是在实际上常常是有法不依。政府承认商会往往只是为了税收的便利，因此官商两方出于自身的利益，在表面的合作之下，实际上长期存在着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经常出现政府突破法律而对商会施加干预与控制，或者商会突破法律限制对政府的违规活动。商会在争取选举权等方面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由于工商资产阶级的力量相对弱小，会员的政治素质也比较低下，缺乏明确的政治奋斗目标和全局意识，把政治目标置于商业活动之下，因而总体上屈从于不断更迭的政权而随波逐流。
1906年清政府宣布仿行宪政，天津试行地方自治。商人的活动空间扩大，商会也在各方面予以积极支持和协助。然而清政府振兴工商只是为了广开利源，随之而来的是苛捐杂税和出卖利权，而并不注重保护商人利益，最终导致商会转向逆反立场。
国民党时期，蒋介石政府为控制盐税和天津商会的上层人士，曾经密令逮捕长芦盐业的五位纲总，羁押两年有余；同时在选举权上继续对商人设限。
日军侵华，天津沦陷，商会又逐渐被日军所控制。日军和天津伪政府两次操纵天津商会的改选，使商会嬗变成为帮助日本掠夺和控制华北的汉奸组织。加之1946和1948年全国工业协会天津区分会和天津市工业会的相继成立，同业公会会员大量转会，天津商会逐渐失去了其会员基础，丧失了存在的合法性。
建国后天津商会的两度转型及功能演变
(一)天津工商联的成立及其性质
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体制。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走向全面的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的交易活动被压缩到最小范围，原有的工商业主均被改造成为普通劳动者，其资产则逐渐被政府赎买。为了顺利地完成这一转变，1949年，中央政府决定将旧商会改组为工商业联合会，以期通过这样一种中介性组织，实现对工商业者的管理与沟通，达到与民族资产阶级结成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的目的。
1950年4月，天津市工商联正式成立。在政府的领导下，天津市工商联团结了全市的工商业者，为发展地方经济，协助政府推行各项政策法令，以及在反映和表达工商界人士的建议和要求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随着1957年三大改造的完成、工商业主的消失和计划体制的强化，天津市工商联作为市场治理主体和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日益下降，最终演变成为政府对海外工商业者进行联络和沟通的一个行政机构和统战组织。
(二)转型期天津工商联面临的市场环境
计划体制在一定时期内可以集中全国的资源发展生产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但是由于政府直接介入经济活动，导致了社会经济出现了普遍的低效率。在这一背景下，我国于七十年代末开始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并在1992年的十四大上最终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一个开放、完整的市场体系正在我国逐渐形成。市场机制对社会经济的调节作用大大增强，而政府对市场的行政管制明显减少。市场的交易活动逐渐摆脱了政府的行政管制，越来越趋向市场主体之间的自我组织和自我治理。在市场经济发达的珠三角、长三角等区域，民间商会异常活跃，起到了完善区域市场体制，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区域相继崛起的形势下，天津作为环渤海地区的中心，已经显出经济活力不足、市场发育迟缓的问题，由此对环渤海经济发展的带动不足。因此，要促进天津经济的发展，一个重要的制度改善就是要进一步加快天津的市场化进程、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其中，大量中间性市场治理组织，尤其是民间商会的作用将成为关键环节。
在我市当前的转型过程中，行业治理组织正在从三条渠道分别生成。一条渠道是原有体制下，由政府管理机构派生出来的带有官方色彩的行业协会。这些协会相当程度地带有政府的管制特权，因此可称为“政府派生型”行业治理组织。第二条渠道是行业内部，企业间通过协商和推举而形成的行业协会或商会，这是一种“内部推举型”行业治理组织。第三条渠道则是由既非政府也非企业的另一些主体进入市场而形成的中介性治理组织，这是一种“外部进入型”行业治理组织。
“政府派生型”的行业协会在一些传统行业中早已存在，有些还由政府下达了固定编制，并安排了一些退休老领导担任会长职务。但是在市场条件下，这些协会组织往往缺乏效率，不能满足新环境的需要，不仅没能发挥行业治理的作用，反而遗留了一些问题，增加了政府和企业的负担。
“内部推举型”行业治理组织一般在非国有的新兴行业中产生，如美容美发行业，家庭装饰行业等等。由于建立了商会，行业内部有了行为规范，增强了行业自律，进而也提高了市场信誉，企业与协会形成了互动式发展。但是，在一些厂商规模差异不大的行业中，单个企业树立权威的过程很长，行业协会的推举成本很高。而一旦由大厂商控制了协会，则可能出现行业垄断行为，这样又会违背竞争原则，不利于行业的良性发展。
“外部进入型”行业治理组织是以行业治理为主业的中介性组织，它存在于分散的竞争性行业，以专业化的行业治理服务于众多的小企业，可以达到治理成本的最小化。因此，“外部进入型” 的中介治理组织应该是一种适用性的行业治理模式。但是这类治理模式在实践中的发展也有困难，主要是外部中介组织进入市场的难度较大，进入的契机不好把握。
(三)行业治理组织的兴起及其竞争格局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行政管制的逐渐退出，近年来我国中介性行业治理组织纷纷兴起，行业中介市场开始发育，并已形成竞争态势。
当前，我市中间性行业治理组织正进入新一轮的竞争发展中，而竞争的主力似乎仍然是一些“政府派生型”的行业治理机构。例如，2004年10月，某经济管理部门制定了一个以“工业经济联合会—行业协会—专业协会”三级组织为框架，以指定的国有控股公司为牵头单位，并限期完成的工业系统行业协会的组建计划。与此同时，还有一些行政部门的行业管理机构也在积极地介人中介市场，导致我市行业治理市场呈现出官方机构介入并垄断市场的扭曲现象。
相对于一些占有“管制特权”的机构来说，工商联是处于“既无权又无钱”的劣势之中。然而，也正是这种劣势，为工商联组织积极的功能再转型和市场再定位提供了强烈的动力。早在1993年，全国工商联就挂上了“全国总商会”的牌子(简称“总商会”)，目的在于通过两块牌子推进统战和经济两方面的工作，为工商联从单一的政治功能向政治和经济双重功能的转型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借助这一有利条件，天津商会也积极地在市场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努力有所作为，通过“有为”来实现“有位”。现在的行业治理还缺乏完善的规范，有位者也未必能够常驻。而在未来中介市场的完善过程中，只有“有为”者才可能生存，“无为”者终会遭到淘汰。依赖管制优势进入市场的一些中介组织，必然不能摆脱市场竞争的潮流，最终会以是否“有为”决定其“有位”与否，由自身的实力来决定其去留。
天津商会的历史机遇及竞争的战略选择
由于中国工商联抓住时机，适时地拿到了工商联和总商会两块牌子，及时地转向了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功能，作为分支机构的天津工商联也就有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机，得到了通过竞争实现组织再转型和功能再定位的有利机会。
天津工商联再转型和再定位的目标，一方面要回归市场，恢复近代商会“商人之会”的市场治理机制功能；另一方面，还要利用自身拥有的历史地位和资源优势，发挥帮助工商企业家参政议政，争取政治地位的桥梁作用。此两项功能一横一纵，恰恰是其它行业协会或同业公会所不具备的。天津商会的独特优势如下图：
利用上述优势，天津商会可以选择错位竞争的战略策略，避开短期内的行业协会的竞争，从以下几个方面发挥市场中介组织的服务与治理功能。
(一)联合工商各界，共同规范市场
从近代天津商会的历史和新中国工商联的工作两个方面的结合来看，商会的一个功能优势，就是能够突破行业界限，联合工商各界，共同商定规则，规范从业者的行为，从而维护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
天津商会对于工商各界的联合，是一种市场的横向联合，应体现民间性和自发性。比如在近期挂靠天津商会成立的汽车销售商会，就是由于天津汽车销售市场的竞争过度，销售商之间需要达成共识，建立规则，并采取联合行动的一种自发行为。随着市场的不断扩展，市场主体自我治理的需求也会不断产生，进而具有规范和自律功能的商会也会不断延伸，并相互连接。天津商会作为市场中介组织的民间性和内生性特征也会日益凸现。
与此同时，天津商会还可以将工商各界对政府经济政策、法规和公共事务等方面的意见，通过人大和政协两大渠道及时传达到政府，并通过参与政府部门制订和修改工商法规，反映民情，为本地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出更好的法制环境。
此外，通过工商联的日常宣传工作和组织邀请外界法律、仲裁和经济专家为会员企业开办的讲座，也可以提高工商业者的法律水平和经营水平，从而切实做到能够依法经商，维护市场秩序的法制化和正常化。
(二)沟通社会阶层，增进互信与了解
受传统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我市的经济社会中仍然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公”“私”对立，“国”“私”对立的潜在偏见。这种偏见造成的一种结果就是市场的进入壁垒和资源分割，最终会导致经济运行的效率损失。为此，作为天津民营经济代表的工商联或商会，可以在沟通社会各阶层，增进相互了解、消除传统隔阂、促进互信与合作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
首先，通过联系功能，商会可以组织工商企业家经常性的联谊活动，增进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交往，使之沟通商情信息，增进相互了解，达成互信与合作，采取一致性行动以实现双赢。
其次，通过维权功能，商会可以为私营企业家仗义执言，维护其合法权利，保护其合法利益。最近中国工商联为了保护在宏观调控中遭受损失的上市民营公司和广大股民利益而做出的积极努力，已经显示出其作为私营企业商会所发挥出的独特功能。
第三，通过话语权功能，商会还可以加强与社会的沟通，不断地向社会传达私营经济的正向信息。让公众认识私人资本和私营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从而扭转社会上存在的非理性的“仇富”心态，逐步树立起合法致富的社会价值观。
最后，商会还可以通过与政府的联系，把政府的意图及时传递给企业界，既便于政府调控政策的顺利实施，也有利于会员理解政府意图，建立起比较宏观的视野，并合理利用政策取得优惠。
(三)建立信誉机制，解决民企融资瓶颈
当前，民营经济在发展中资金融通仍然是困扰中小企业的最大难题。一方面，国有银行的运行机制相对于中小企业的信贷需求来说仍然不很顺畅，比如说银行所要求的贷款担保企业往往很难达到，另一方面，中小企业运营的不确定性，又往往会与银行的信用管理发生冲突。解决信用缺失问题的办法之一就是通过商会的中介建立银企信誉机制。通过商会牵线搭桥，帮助会员企业和金融机构之间建立起沟通机制，形成双方的信息沟通，增加银行等机构对私营企业经营状况的了解，建立起对民营企业经营能力和商业信誉的评估机制，促进银企合作。
商会也可以在国家金融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探索企业间资金融通或融资担保的新途径和新形式，帮助会员尤其是中小会员企业解决资金融通不足的困难。在今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中，金融体制的突破势在必行。天津商会，无论是基于其历史传承，抑或是其现实的基础，都具备了发展民间金融功能的条件。现在应该开始把酝酿筹划提到商会的议事日程中间来。
(四)参政议政，反映民声
关于商会的“统战性”这一性质，国内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统 战性是建国以来政府赋予的首要职能和工商联存在的基础，应该坚持并放在首位，也有论者认为在新时期的市场经济中，工商联的首要职能是作为中介组织参与市场，统战性应被放在经济性和民间性之后，甚至在将来有可能被置换。
这些论点存在着共同的认知失误，就是把统战性和经济性、民间性截然分开，置于相互对立的方面。实际上统战性不仅是我国政府的需要和多年来工商联存在的基础，而且是和经济性、民间形式互补的，是有益于商会发挥市场治理职能的。
首先，“统战”可以使商会更多地得到政府支持，比如一定的财政拨款和场地使用，亦即前述“大陆模式”。这样才可以减少商会活动的后顾之忧，降低商会对少数大型会员企业的依赖性，保持其在市场中介过程中的独立与公正，从而有利于扩大中小会员基础。
其次，为了维护商会的组织基础，工商联可以充分利用统战功能带来的话语权和推举权，推荐具备参政议政能力的优秀成员参与政治，到人大、政协等政府机构任职，参政议政。这样既能充分表达商会会员的意愿，又可以推动我国的民主法制化进程。
在经济方面，统战职能要求广泛开展和扩大国际民间经济和文化交流，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加强与海外华人华侨和台湾同胞的联系。这些职能也是与商会招商引资、走向国际的经济性功能互为补充的。在与外界洽谈等商务活动中，统战性的半官方色彩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增强商会的信誉。
由此可见，保持并完善商会的统战性功能，不仅是对其民间性和经济性功能的有力补充，而且还有利于实现企业与政府，与国际市场的良好互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统战性这种独特的职能对于商会的发展来讲，是十分有利的条件。
我国目前尚无正式的商会法，市场治理模式也仍未摆脱政府管制的影响。但令人欣慰的是，从今年七月一日开始，我国的《行政许可法》开始贯彻实施，这对于规范政府行为，培育市场机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天津商会应当积极努力地促进该法规的推广与实施，使政府与市场明确分工，各司其职。只有将政府的职能定位于宏观经济调控和完善市场环境，而将商会等中介组织的功能定位于参与市场治理，那么整个社会经济才能够达到活力与规范并存，有序和发展同步的境界。
(一)市场治理与近代商会的产生
市场是商品供应者和需求者进行交易的一种场所，同时也是人类经济活动的一种制度和方式。市场通过价格和竞争机制，引导交易者的行为，达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在市场交易的过程中，为了避免两败俱伤，交易者之间自发地形成了共同认可的规则，制约着彼此的行为，达到了自律和互信，进而实现了市场的自我治理。
但是，交易主体的主观知识是不完全的，市场信息的不对称和交易参与人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往往会对交易主体的决策产生影响，进而导致“市场失灵”。因此，随着市场经济向现代社会的发展，市场的自我治理也在发生着演变，逐渐形成了由多层次治理机制共同作用的现代市场治理结构。
现代市场治理结构按照作用形式可以分为三类：第一方治理，是交易主体由于道德约束而形成的自我治理；第二方治理，也称双边治理，是交易双方基于重复交易而产生的互信和互惠关系；第三方治理，是由外在于交易者的第三方主体，也称中间性主体所参与的治理，如俱乐部、协会、商会、乡绅裁判，乃至国家。第三方治理一般是通过对交易者实施规则、协调行为、仲裁是非以及惩罚违规等来实现的治理。目前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已经采用了市场经济体制，但各国市场体制的绩效却存在巨大差距，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各国市场治理水平上的差异。
商会作为第三方治理组织最早出现于1599年的法国马赛，此后德国、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日本也相继出现了现代商会。从运营上来看，各国的商会大致可以分为英美模式和大陆模式两大类，前者是由企业和个人自愿组建的完全自治的民间组织，自筹经费，注重纯民间性和尽可能少的官方色彩，但其缺点在于商会组织的分散和混乱无序；而后者则带有半官方色彩，经费上依赖政府财政支持，必须完成政府委托的任务，政府对商会有严格的监督但不干预商会的独立自治和专业业务，这种模式的问题则在于商会过度地依赖政府。
在我国古代的传统市场经济中，交易主要是在社区内的集市上进行，这些交易具有周期性、经常性和简单性的特点。交易主体自身的道德准则和彼此熟悉而产生的信任与互惠(双边治理)足以避免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有效地维持着市场运行。只是在偶尔的情况下才借助于官府和乡绅裁判。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鸦片战争以后我国的国门洞开，外国洋行不断涌人各通商口岸，同时也促进了民族新式工商业的诞生和发展。生产和交易的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超出了传统市场经济的地域关系，非人格化的交易逐渐成为市场主流；市场主体需要面对大量来自陌生地区的信息，这时候仅仅依靠交易者个人和交易双方的治理机制，就不足以维持市场的高效率运转了。因此，一些有识之士和朝廷大员纷纷介绍西方的商会，并上书议立商会。1902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率先成立；同时，仿照西洋制定了商会《暂行章程六条》和《事务条规》。1903年9月，清政府设立商部。商部制定了《商会简明章程》，规定在大城市或省会所在地设商务总会，中小城市和城镇设商务分会。
天津作为南方漕米北运和长芦盐南运的枢纽，是清代北方的商业重镇。经济的发展和洋商的进入也促使一些商人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希望能够联合起来，依靠群体的力量求发展。1903年5月经袁世凯委任，仿照上海成立了天津商务公所，提出四大政纲：缓新旧欠，倡行钱票，设立银行，厘卡归附旧章。但是由于诸多掣肘，各项改革措施进展很不顺利，金融和经济混乱并未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1904年，天津三十余行业的六十一家商号共同上书申请， “天津商务总会”正式成立。商会成立伊始就采取了三项主要措施：设立“众商公估局”以整顿银色，恢复“钱商公会”并附属于商会，以便行改良之事，解决低成色银兑换问题。由此逐渐稳定了天津的金融和经济。
最初的直属会员全部来自盐商、钱行、油商、洋镜、绸缎和茶叶等32个行会，会董中盐业等传统行业者和洋行买办居多。商会同时下辖保定、张家口和山海关商务总会，秦皇岛、芦台等地的会所，以及天津体育社等附属组织。
随着新兴产业的壮大和爱国运动的发展，会员中洋行买办的数量下降，金融家和民族工业家的比重逐渐上升。附属组织中则有了天津工务工会、商务公断处(公断委员会)、劳资问题研究委员会和国货审查委员会等组织。
(二)近代天津商会的功能与作用
如前所述，近代天津商会是以整顿金融秩序为契机而产生，清政府为其设定的职责包括代商申诉、汇报商情、调解中外商务纠纷、管理和提倡工商各业等。纵观其自成立至解放的四十多年间，天津商会所实现的功能实际远过于此，按照市场治理的逻辑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1．联系会员，整顿市场
天津商务总会通过经常性的会议和活动，联络会员以互通有无，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促进了商业信息的交流，增强了会员的认同感和向心力。在此基础上，商会采取各项措施维护和整顿市场秩序。除了成立之初稳定金融秩序以外，1906年针对当时报单局(代理报关纳税)良莠不齐，诓骗顾客和政府的现象，天津商会呈请政府批准，规定所有开办报单局者必须呈明商会注册挂牌方可营业；20年代又出面处理了天津电车公司抬高票价的事件，还主持整顿出口草帽辫、处理假冒同仁堂虎骨酒，等等。
2．设立机构，仲裁调解
近代中国市场和法律极不完善，商务纠纷常常依赖于民间仲裁与调解。清朝商部在《简明章程》中将商务仲裁的权力赋予商会，1905年以后天津商会设立了专门的评议处，选举四名资深公正的会董担任评议会董；1913年以后又成立了公断处，颁布了《章程》和《办事细则》。到国民党时期又在此基础上成立公断委员会，组织和功能上更加正规化。天津商会作为仲裁机关依据商情调解商事，处理了各类钱债、违约、商标授权、伪造汇据、房租地契、劳资、华洋和官商等方面的纠纷，弥补了商法的不足，化解了诸多商人之间的矛盾和隔阂。
3．组织交流，沟通信息
为了增进对彼此商品的了解和倡导发展实业，天津商务总会曾多次举办国货产品陈列会、直隶省手工业品展览会等大型商品展览会；尤其1923年的直隶省第一次工业观摩会规模最为盛大，参加者包括来自全国各地的千余家企业。此外，天津商会同时也选派优秀会员企业和名牌产品参加国内的上海、北京和国际上巴黎、河内、芝加哥等地的展览会。
《天津商报》于1905年由商会拨款创办，此后迅速成为了公共舆论载体，既扩大了工商界的社会影响，又增强了各地商会间和商会内部成员之间的联络，帮助商人互通商情，及时了解国内 外贸易进展和形势。
4．外部协调，加强联络
天津商务总会长期和国内各地商会保持友好往来，彼此通报组织和改选情况，互相介绍参加展会的经验，共同协调解决跨界商务纠纷等。1921年和1924年，天津和上海、江苏商会曾相互支持粮食调运以缓解彼此灾情。在国际方面，通过主动与法国、德国、美国等地商会取得联系，天津商会介绍引进了一些国外先进的技术工艺和机器设备，1931年又派人往南洋各国进行商务考察并访问当地的中华商会。这些经常性的交往不仅联络了各地乃至国内外商会和商人之间的感情，而且增进了对彼此的了解和信息的沟通，引进了新的交易机会，还产生了良好的公益效果。
在社会活动方面，天津商务总会还参与了大量社会公务事业，组织赈济灾民、防治疫病、抚恤贫穷和多次内河治理与道路开拓工程，还积极参加抵制美货、日货的爱国运动。
由史可见，伴随着天津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近代天津商会的功能日臻完善，为推动近代天津的市场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商会不仅在许多重要的治理功能如市场准入、商务仲裁和金融协调等方面形成了权威，而且还参与了大量的社会活动，如赈灾和公共建设等，相当程度地弥补了当时政府的不足，显示了中介组织在市场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和对市场经济的治理与促进作用。
(三)近代商会与政府间的关系
近代天津商会系由商界自发组成，历任政府虽然在法律上给予了承认，但是在实际上常常是有法不依。政府承认商会往往只是为了税收的便利，因此官商两方出于自身的利益，在表面的合作之下，实际上长期存在着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经常出现政府突破法律而对商会施加干预与控制，或者商会突破法律限制对政府的违规活动。商会在争取选举权等方面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由于工商资产阶级的力量相对弱小，会员的政治素质也比较低下，缺乏明确的政治奋斗目标和全局意识，把政治目标置于商业活动之下，因而总体上屈从于不断更迭的政权而随波逐流。
1906年清政府宣布仿行宪政，天津试行地方自治。商人的活动空间扩大，商会也在各方面予以积极支持和协助。然而清政府振兴工商只是为了广开利源，随之而来的是苛捐杂税和出卖利权，而并不注重保护商人利益，最终导致商会转向逆反立场。
国民党时期，蒋介石政府为控制盐税和天津商会的上层人士，曾经密令逮捕长芦盐业的五位纲总，羁押两年有余；同时在选举权上继续对商人设限。
日军侵华，天津沦陷，商会又逐渐被日军所控制。日军和天津伪政府两次操纵天津商会的改选，使商会嬗变成为帮助日本掠夺和控制华北的汉奸组织。加之1946和1948年全国工业协会天津区分会和天津市工业会的相继成立，同业公会会员大量转会，天津商会逐渐失去了其会员基础，丧失了存在的合法性。
建国后天津商会的两度转型及功能演变
(一)天津工商联的成立及其性质
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体制。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走向全面的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的交易活动被压缩到最小范围，原有的工商业主均被改造成为普通劳动者，其资产则逐渐被政府赎买。为了顺利地完成这一转变，1949年，中央政府决定将旧商会改组为工商业联合会，以期通过这样一种中介性组织，实现对工商业者的管理与沟通，达到与民族资产阶级结成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的目的。
1950年4月，天津市工商联正式成立。在政府的领导下，天津市工商联团结了全市的工商业者，为发展地方经济，协助政府推行各项政策法令，以及在反映和表达工商界人士的建议和要求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随着1957年三大改造的完成、工商业主的消失和计划体制的强化，天津市工商联作为市场治理主体和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日益下降，最终演变成为政府对海外工商业者进行联络和沟通的一个行政机构和统战组织。
(二)转型期天津工商联面临的市场环境
计划体制在一定时期内可以集中全国的资源发展生产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但是由于政府直接介入经济活动，导致了社会经济出现了普遍的低效率。在这一背景下，我国于七十年代末开始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并在1992年的十四大上最终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一个开放、完整的市场体系正在我国逐渐形成。市场机制对社会经济的调节作用大大增强，而政府对市场的行政管制明显减少。市场的交易活动逐渐摆脱了政府的行政管制，越来越趋向市场主体之间的自我组织和自我治理。在市场经济发达的珠三角、长三角等区域，民间商会异常活跃，起到了完善区域市场体制，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区域相继崛起的形势下，天津作为环渤海地区的中心，已经显出经济活力不足、市场发育迟缓的问题，由此对环渤海经济发展的带动不足。因此，要促进天津经济的发展，一个重要的制度改善就是要进一步加快天津的市场化进程、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其中，大量中间性市场治理组织，尤其是民间商会的作用将成为关键环节。
在我市当前的转型过程中，行业治理组织正在从三条渠道分别生成。一条渠道是原有体制下，由政府管理机构派生出来的带有官方色彩的行业协会。这些协会相当程度地带有政府的管制特权，因此可称为“政府派生型”行业治理组织。第二条渠道是行业内部，企业间通过协商和推举而形成的行业协会或商会，这是一种“内部推举型”行业治理组织。第三条渠道则是由既非政府也非企业的另一些主体进入市场而形成的中介性治理组织，这是一种“外部进入型”行业治理组织。
“政府派生型”的行业协会在一些传统行业中早已存在，有些还由政府下达了固定编制，并安排了一些退休老领导担任会长职务。但是在市场条件下，这些协会组织往往缺乏效率，不能满足新环境的需要，不仅没能发挥行业治理的作用，反而遗留了一些问题，增加了政府和企业的负担。
“内部推举型”行业治理组织一般在非国有的新兴行业中产生，如美容美发行业，家庭装饰行业等等。由于建立了商会，行业内部有了行为规范，增强了行业自律，进而也提高了市场信誉，企业与协会形成了互动式发展。但是，在一些厂商规模差异不大的行业中，单个企业树立权威的过程很长，行业协会的推举成本很高。而一旦由大厂商控制了协会，则可能出现行业垄断行为，这样又会违背竞争原则，不利于行业的良性发展。
“外部进入型”行业治理组织是以行业治理为主业的中介性组织，它存在于分散的竞争性行业，以专业化的行业治理服务于众多的小企业，可以达到治理成本的最小化。因此，“外部进入型” 的中介治理组织应该是一种适用性的行业治理模式。但是这类治理模式在实践中的发展也有困难，主要是外部中介组织进入市场的难度较大，进入的契机不好把握。
(三)行业治理组织的兴起及其竞争格局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行政管制的逐渐退出，近年来我国中介性行业治理组织纷纷兴起，行业中介市场开始发育，并已形成竞争态势。
当前，我市中间性行业治理组织正进入新一轮的竞争发展中，而竞争的主力似乎仍然是一些“政府派生型”的行业治理机构。例如，2004年10月，某经济管理部门制定了一个以“工业经济联合会—行业协会—专业协会”三级组织为框架，以指定的国有控股公司为牵头单位，并限期完成的工业系统行业协会的组建计划。与此同时，还有一些行政部门的行业管理机构也在积极地介人中介市场，导致我市行业治理市场呈现出官方机构介入并垄断市场的扭曲现象。
相对于一些占有“管制特权”的机构来说，工商联是处于“既无权又无钱”的劣势之中。然而，也正是这种劣势，为工商联组织积极的功能再转型和市场再定位提供了强烈的动力。早在1993年，全国工商联就挂上了“全国总商会”的牌子(简称“总商会”)，目的在于通过两块牌子推进统战和经济两方面的工作，为工商联从单一的政治功能向政治和经济双重功能的转型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借助这一有利条件，天津商会也积极地在市场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努力有所作为，通过“有为”来实现“有位”。现在的行业治理还缺乏完善的规范，有位者也未必能够常驻。而在未来中介市场的完善过程中，只有“有为”者才可能生存，“无为”者终会遭到淘汰。依赖管制优势进入市场的一些中介组织，必然不能摆脱市场竞争的潮流，最终会以是否“有为”决定其“有位”与否，由自身的实力来决定其去留。
天津商会的历史机遇及竞争的战略选择
由于中国工商联抓住时机，适时地拿到了工商联和总商会两块牌子，及时地转向了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功能，作为分支机构的天津工商联也就有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机，得到了通过竞争实现组织再转型和功能再定位的有利机会。
天津工商联再转型和再定位的目标，一方面要回归市场，恢复近代商会“商人之会”的市场治理机制功能；另一方面，还要利用自身拥有的历史地位和资源优势，发挥帮助工商企业家参政议政，争取政治地位的桥梁作用。此两项功能一横一纵，恰恰是其它行业协会或同业公会所不具备的。天津商会的独特优势如下图：
利用上述优势，天津商会可以选择错位竞争的战略策略，避开短期内的行业协会的竞争，从以下几个方面发挥市场中介组织的服务与治理功能。
(一)联合工商各界，共同规范市场
从近代天津商会的历史和新中国工商联的工作两个方面的结合来看，商会的一个功能优势，就是能够突破行业界限，联合工商各界，共同商定规则，规范从业者的行为，从而维护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
天津商会对于工商各界的联合，是一种市场的横向联合，应体现民间性和自发性。比如在近期挂靠天津商会成立的汽车销售商会，就是由于天津汽车销售市场的竞争过度，销售商之间需要达成共识，建立规则，并采取联合行动的一种自发行为。随着市场的不断扩展，市场主体自我治理的需求也会不断产生，进而具有规范和自律功能的商会也会不断延伸，并相互连接。天津商会作为市场中介组织的民间性和内生性特征也会日益凸现。
与此同时，天津商会还可以将工商各界对政府经济政策、法规和公共事务等方面的意见，通过人大和政协两大渠道及时传达到政府，并通过参与政府部门制订和修改工商法规，反映民情，为本地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出更好的法制环境。
此外，通过工商联的日常宣传工作和组织邀请外界法律、仲裁和经济专家为会员企业开办的讲座，也可以提高工商业者的法律水平和经营水平，从而切实做到能够依法经商，维护市场秩序的法制化和正常化。
(二)沟通社会阶层，增进互信与了解
受传统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我市的经济社会中仍然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公”“私”对立，“国”“私”对立的潜在偏见。这种偏见造成的一种结果就是市场的进入壁垒和资源分割，最终会导致经济运行的效率损失。为此，作为天津民营经济代表的工商联或商会，可以在沟通社会各阶层，增进相互了解、消除传统隔阂、促进互信与合作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
首先，通过联系功能，商会可以组织工商企业家经常性的联谊活动，增进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交往，使之沟通商情信息，增进相互了解，达成互信与合作，采取一致性行动以实现双赢。
其次，通过维权功能，商会可以为私营企业家仗义执言，维护其合法权利，保护其合法利益。最近中国工商联为了保护在宏观调控中遭受损失的上市民营公司和广大股民利益而做出的积极努力，已经显示出其作为私营企业商会所发挥出的独特功能。
第三，通过话语权功能，商会还可以加强与社会的沟通，不断地向社会传达私营经济的正向信息。让公众认识私人资本和私营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从而扭转社会上存在的非理性的“仇富”心态，逐步树立起合法致富的社会价值观。
最后，商会还可以通过与政府的联系，把政府的意图及时传递给企业界，既便于政府调控政策的顺利实施，也有利于会员理解政府意图，建立起比较宏观的视野，并合理利用政策取得优惠。
(三)建立信誉机制，解决民企融资瓶颈
当前，民营经济在发展中资金融通仍然是困扰中小企业的最大难题。一方面，国有银行的运行机制相对于中小企业的信贷需求来说仍然不很顺畅，比如说银行所要求的贷款担保企业往往很难达到，另一方面，中小企业运营的不确定性，又往往会与银行的信用管理发生冲突。解决信用缺失问题的办法之一就是通过商会的中介建立银企信誉机制。通过商会牵线搭桥，帮助会员企业和金融机构之间建立起沟通机制，形成双方的信息沟通，增加银行等机构对私营企业经营状况的了解，建立起对民营企业经营能力和商业信誉的评估机制，促进银企合作。
商会也可以在国家金融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探索企业间资金融通或融资担保的新途径和新形式，帮助会员尤其是中小会员企业解决资金融通不足的困难。在今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中，金融体制的突破势在必行。天津商会，无论是基于其历史传承，抑或是其现实的基础，都具备了发展民间金融功能的条件。现在应该开始把酝酿筹划提到商会的议事日程中间来。
(四)参政议政，反映民声
关于商会的“统战性”这一性质，国内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统 战性是建国以来政府赋予的首要职能和工商联存在的基础，应该坚持并放在首位，也有论者认为在新时期的市场经济中，工商联的首要职能是作为中介组织参与市场，统战性应被放在经济性和民间性之后，甚至在将来有可能被置换。
这些论点存在着共同的认知失误，就是把统战性和经济性、民间性截然分开，置于相互对立的方面。实际上统战性不仅是我国政府的需要和多年来工商联存在的基础，而且是和经济性、民间形式互补的，是有益于商会发挥市场治理职能的。
首先，“统战”可以使商会更多地得到政府支持，比如一定的财政拨款和场地使用，亦即前述“大陆模式”。这样才可以减少商会活动的后顾之忧，降低商会对少数大型会员企业的依赖性，保持其在市场中介过程中的独立与公正，从而有利于扩大中小会员基础。
其次，为了维护商会的组织基础，工商联可以充分利用统战功能带来的话语权和推举权，推荐具备参政议政能力的优秀成员参与政治，到人大、政协等政府机构任职，参政议政。这样既能充分表达商会会员的意愿，又可以推动我国的民主法制化进程。
在经济方面，统战职能要求广泛开展和扩大国际民间经济和文化交流，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加强与海外华人华侨和台湾同胞的联系。这些职能也是与商会招商引资、走向国际的经济性功能互为补充的。在与外界洽谈等商务活动中，统战性的半官方色彩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增强商会的信誉。
由此可见，保持并完善商会的统战性功能，不仅是对其民间性和经济性功能的有力补充，而且还有利于实现企业与政府，与国际市场的良好互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统战性这种独特的职能对于商会的发展来讲，是十分有利的条件。
我国目前尚无正式的商会法，市场治理模式也仍未摆脱政府管制的影响。但令人欣慰的是，从今年七月一日开始，我国的《行政许可法》开始贯彻实施，这对于规范政府行为，培育市场机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天津商会应当积极努力地促进该法规的推广与实施，使政府与市场明确分工，各司其职。只有将政府的职能定位于宏观经济调控和完善市场环境，而将商会等中介组织的功能定位于参与市场治理，那么整个社会经济才能够达到活力与规范并存，有序和发展同步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