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暑假，我认识了周天泽。听人说，他是地主家的孩子。
　　当时，因父亲下放，我家由县城搬到了雾开河边上的跃进公社。一天，几个刚混熟的小伙伴儿邀我去生产队的场院。场院里聚集了很多孩子。大家拉起手分成两队，准备做“谷草垛，插镰刀”的游戏。我见远处的石碾子旁还站着一个赤膊赤脚，穿一条带补丁的裤子的小男孩，就叫他过来。他迟疑了一下，才怯怯地向我走来。两队的孩子头儿立刻嚷开了：
　　“我们不要周天泽！他家是地主！”
　　“我们不和‘周扒皮’一起玩儿！”
　　周天泽木然地定住了。这时，一个五十多岁的跛足男人挑着两桶水，吃力地走了过来，连咳带喘地对周天泽喊着：“回家去！”周天泽追着那副颤巍巍几乎挨到了地皮的水桶走了。
　　父亲把我转入跃进小学三年级。开学第一天，我惊奇地发现：周天泽坐在我的后桌。他的脸和头发都很干净，眼睛大而明亮，穿一件半旧的颇显肥大的蓝布上衣。他后面坐着的，是从四年级降下来的留级生陈福财。
　　语文是我的强项。老师常让我领诵课文。周天泽的算术最好，老师常夸他用功。而陈福财，最初还能吃点儿老本儿，渐渐地，跟不上课了。
　　那天，外面下着雨，老师去办公室开会，同学乱哄哄地窝在教室里。陈福财忽然大声说：“哎，咱们开批斗会怎么样？”
　　有个捣蛋鬼迎合着：“那就开呗！咱班不是有现成的地主吗？”
　　他们不怀好意地笑，把目光转向周天泽。
　　陈福财一伸手，把周天泽的书包从桌膛里拉出来扔到地上，说：“你不就是学习好吗？那顶个屁用？学习再好也是地主。”
　　捣蛋鬼在旁边助威，口里念念有词：“周扒皮，爱偷鸡，五更半夜偷小鸡。我们正在做游戏，一把抓住周扒皮……”
　　周天泽脸色煞白，弯下腰去捡他的书包。陈福财抬起脚，他那沾着泥巴的黄胶鞋踩在书包上。周天泽拽不动他的书包，蹲在地上无声地哭。
　　陈福财又在书包上跺了几脚，耀武扬威地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上课钟响了。陈福财盯了几眼围观的人，恶狠狠地说：“哪个嘴欠敢告诉老师，咱们放学路上见！”然后，凯旋似地带着满足的笑意把书包踢给周天泽。
　　周天泽把书包抱起来，揩掉上面的泥巴，掏出里面的书、本子和铅笔——铅笔已经断成两截。他用袖子擦了擦眼泪，摸出一把小刀，小心翼翼地开始削铅笔。
　　没有人敢告诉老师，但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父母。父亲气愤地对母亲说：“这不是欺负人吗？周天泽他爷爷解放前是开私塾的，的确有过一些田产，可从来没欺压过别人啊。”
　　“爸，他连文具盒儿都没有，我看不像是地主。”
　　母亲叹了口气，掀开柜盖，拿出一只淡褐色的长方形硬纸壳小盒子递给我说：“你把这个拿去给他装文具吧。”那盒子是大号玻璃注射器的包装盒——母亲是公社卫生院的護士。
　　“妈，我不敢。男生和女生是不能说话的。说了话别人会起哄的。”
　　“那都是老封建！不要怕。”
　　第二天，我很早就到了学校。没想到，周天泽来得更早。教室里，只有他一个人在做值日。我暗自庆幸着，心却“砰砰”跳个不停，脸在发烧，拿着盒子的手也有些发抖——盒子里，除了我放进去的一支带橡皮头儿的新铅笔外，还有一张纸条。纸条上是我尽心尽意、端端正正写的八个大字：别理他们，好好学习！
　　我走到他跟前，壮着胆子说：“周天泽，我妈让我把这个盒子送给你装文具用。”我听出自己的声音有点儿异样，失去了往日领诵课文时的清亮和自信。他原本正在聚精会神地扫地，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了一跳，“腾”地涨红了脸。我把盒子往他手里一塞，如释重负般地跑到座位上，打开书本，拿起笔，做出认真写字的样子。惊愕了片刻后，他或许想说句什么，却听到外面有脚步声响，便慌忙逃向我的身后。
　　冬天的雪如期而至。那天早晨，我刚进教室，就听到我同桌朱亚芹从天而降，声震八方的喊声：“哎呀，小红，周天泽给你带了酥脆豆儿！”霎时，我发现屋里的同学都在用异样的眼光盯视我。我气坏了，走过去骂朱亚芹：“朱亚芹你要死啊，瞎说啥！”
　　“你看。”朱亚芹指着我书桌上有一个鸡蛋大的纸包。我急忙打开一看，是一包炒熟的黄豆。我家也有新收的黄豆，可那是用来换豆油、做豆腐和生豆芽的。母亲从来不舍得给我们炒着吃。70年代的孩子，很少能享受到那么金贵的奢侈品。
　　“我看见是周天泽放你书桌堂里的，不信一会他打水回来你问他。”朱亚芹说得很认真。这时，周天泽正好拎着水桶进班。
　　“周天泽，这炒黄豆是咋回事？”我厉声问他。
　　周天泽一下涨红了脸，犹豫了一会说：“我妈炒的，她让我带给班里的朋友尝尝。”
　　“地主的狗崽子说小红是他的朋友。”有人在大声说，有人在大声怪笑。周天泽的脸通红，他看着我的眼神满怀希望。我清楚自己和周天泽算得上是朋友，可我不想让自己成为笑料。
　　“谁是你的朋友，滚远点。”我把那包黄豆砸到周天泽怀里。
　　这天之后，周天泽没有再来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