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国共合作，形势略有好转。八路军在邵阳设立了办事处，由徐特立负责，父亲严怪愚办的《力报》也因长沙“文夕大火”而迁邵阳，邵阳成为湖南抗日运动中心，云集了我国很多文化名人。此时范长江也来到邵阳，父亲还亲自陪他到邵阳范家山祭了祖。后来，父亲和范长江一起去了“陪都”重庆，他就只有给我们家人写信了。
　　范长江在重庆将汪精卫叛国投敌的这一“重磅炸弹”一样的消息交给父亲，说：“中共方面不便首先发表这一消息，看你有没有勇气寄往湖南邵阳你办的《力报》发表？”父亲看完材料后，拍案而起，立刻写了《汪精卫叛国投敌前后》一文，用特快专电发往邵阳《力报》发表，全国上下一片哗然。我们家庭也立刻紧张起来，湖南省长薛岳说：“严怪愚造谣诬蔑党国领袖，应当立刻抓回湖南枪毙。”我们写信去重庆探问，又得不到回音，我和母亲急得日夜不安。直到国民党在国内外压力下，不得不遮遮掩掩公布这一消息，我们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地。
　　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在范长江引见下，在南京中共驻地梅园晋见了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谦和地说：“怪愚先生，久仰大名呀！你冒险首揭汪精卫卖国罪行，对抗日战争起了一定作用。现在抗日胜利了，国民党很可能发动内战，我建议你还是回你的老家长沙办报，揭露国民党准备发动内战的阴谋。”
　　父亲接受了周恩来同志的建议，回到湖南长沙，把我们全家也接到了长沙，办起了《实践晚报》。该报大无畏地揭露国民党准备发动内战的阴谋。蒋介石得知后，怒发冲冠，在南方亲自主持会议，要求查封长沙《实践晚报》等，并下令抓人。中共地下党为了保护父亲，将他护送到中共地下武装湘中二支队。从此，父亲以一个新闻记者的身份由笔杆子拿起了枪杆子，正式和国民党军队进行真枪实弹的战斗。记得湘中二支队司令部有一个时期就设在我在邵东九龙岭家里，为了安全，我们全家也回到了自己的老家。那时，湘中二支队的司令员叶苓同志的夫人就带着孩子住在我家，为了保密起见，我们都叫她“李太太”。“李太太”常常教我们唱《东方红》、《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革命歌曲，我们家被大家称“解放区”。幽默风趣乐观的父亲也便成了这个“小解放区”的核心人物，带领着我们跳着“四不像”的秧歌舞。
　　记得有一次一个中队队员送来一份武工队人员名单和一批子弹。父亲带着我一人扛一把锄头，在屋后的一棵大板栗树下挖了一个大坑，将这份名单用油布包好和着子弹一起深深埋了起来。埋好后，父亲写了一张纸条，要我送到城里地下党联络站姜持重处，当时我年仅11岁，一点也不知道什么叫害怕。走到城里看到邵阳市街上贴满了布告，大意是抓着严怪愚等人，赏光洋一千元，提头来见者，赏光洋五百元；抓着其家属者，赏光洋壹佰元等。城内的地下党负责人写了一封信要我带回给父亲。回到九龙岭，我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信，并告知城内的情况。父亲听后，摸着脑袋哈哈大笑，说：“我这个脑袋还蛮值钱呀！”接着低下头来，又摸着我的小脑袋说：“可惜你这小脑袋太不值钱了，只值一百元！”我脖子一挺，不服气地说：“我长你这么大了，这脑袋也值一千元的！”说得身旁湘中二支队司令部的人哄堂大笑！父亲说：“等你长大了，你这脑袋会一文不值了！”我睁大眼睛问：“为什么？”父亲说：“那时全国解放了，大家都在建设社会主义，谁还要你的脑袋呀！”说着父亲便将我从城内地下党带回的信看后划火柴烧了。
　　（作者为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