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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国际盗版与假冒商品贸易的大量出现,知识产权边境措施的地位更加突现。《反假冒贸易协定》作为知识产权国际保护领域新出现的诸边协议,旨在建立一个超越Trips协议的新的知识产权执法标准,含有相当部分的条款针对知识产权边境措施。我国的知识产权边境措施随着ACTA的生效与实施也将受到影响。在此背景下,研究我国知识产权边境措施的现状,分析ACTA在Trips协议下的合规性,重新审视我国的知识产权边境措施。
关键词 知识产权边境措施 ACTA 合规性
作者简介:黄晔,华东政法大学2011级国际法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经济法。
中图分类号:D92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8-069-02
知识产权边境措施是知识产权保护发展的重要趋势,随着国际贸易中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大量出现,不仅各国在国内通过立法方式实施知识产权边境措施,世界贸易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协议》(Trade-related Aspec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以下简称“Trips”)的第三部分第四节“与边境措施相关的特殊要求”的出现更是表明,知识产权边境措施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得到了国际条约的承认。2011年5月1日《反假冒贸易协定》(Anti-counterfeiting Trade Agreement,以下简称“ACTA”)的正式文本对外开放签署,该协定对中对知识产权边境措施的一系列新规定反应了知识产权边境措施的新动态与趋势。因此,关注ACTA中的相关条款,研究我国知识产权边境措施并发现问题,具有现实意义。
一、我国知识产权边境措施的规定与特征
理解我国知识产权边境措施可以有多种不同角度,有的选择从实体、程序角度,有的选取范围界定的角度,本文主要从我国边境措施制度法律关系的要素为视角开展介绍:我国知识产权边境措施的制度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与我国的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是我国的知识产权边境措施的实施主体。我国的海关在实施边境保护措施的过程中可以受理知识产权人提出的扣留侵权嫌疑的货物的申请和担保,也可以主动发现涉嫌侵犯备案知识产权的进出口货物并通知知识产权人,称为主动保护模式。我国知识产权边境措施的制度客体:我国知识产权边境措施的保护客体包括商标专有权、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以及专利权,此外,我国海关还保护奥林匹克、世博会等特殊标志,对于商号权、地理标志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商业秘密权等新兴知识产权则不给予保护。我国知识产权边境措施的制度标的:海关对与进出口货物有关的知识产权提供保护,同时《海关保护条例》规定个人携带或者邮寄的进出境物品,尽管侵犯知识产权但未超出自用、合理数量的,海关不没收。
将我国的知识产权边境措施与美国、欧盟的制度及Trips协议的相关规定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我国现行知识产权边境措施有如下特点:第一,主动保护模式中海关的有限权力,进出境地海关发现涉嫌侵犯上述已备案知识产权的货物会立即通知权利人,如果权利人未提交申请和担保的,海关将放行有关货物。美国及欧盟的相关法律规定,海关主动开展边境措施的,只需权利人向海关申请或备案一次,海关即可在有效期内无需权利人逐案申请主动扣押侵权嫌疑货物,相比之下我国海关则只有通知权利人与中止放行的权力,无决定扣押的权力,海关的权力相对有限;第二,对外观设计的保护,我国对专利权的开展边境措施保护已经高于Trips协议的最低保护标准,此外我国的专利权与一般国际法及其他国家法律相比,不仅指发明专利,还包括外观设计,这导致我国的知识产权边境措施制度的保护客体事实上广于其他国家;第三,对涉嫌侵权的出口货物实施边境措施,许多国家的知识产权边境措施并未涉及出境货物,Trips也未对此作出要求,但我国对进出境货物实行同等的知识产权边境措施。
二、《反假冒贸易协定》有关知识产权边境措施之规定及其合规性
(一)《反假冒贸易协定》有关知识产权边境措施之规定
《反假冒贸易协定》对边境措施的实施从多个角度作出了规定,主要有:(1)知识产权边境措施的制度主体,ACTA中规定了海关机关与主管机关为实施主体,指出缔约方“应当(shall)”赋予海关依职权启动边境措施的权力,并且当海关主动发起边境措施执法时,不需要初步证据即可依职权主动中止放行或者扣押涉嫌货物,并在被动保护模式中增加了“在适当情况下”的条件。(2)知识产权边境措施的制度客体,结合ACTA第13条注4与ACTA关于知识产权的定义,ACTA对缔约国边境措施的客体指除专利权和未披露信息以外的Trips协议所保护的所有知识产权客体,包括版权及相关权利、商标、地理标志、外观设计与拓扑图。(3)知识产权边境措施的制度标的,ACTA明确对成员方实施边境措施的义务同时包括进出口,并且对于转境货物进行了授权性规定,鼓励缔约国对转境货物适用边境措施。此外,ACTA仅仅将旅客随身行李中的少量非商业性货品排除在边境措施适用范围以外。(4)知识产权边境措施制度中权利平衡,为了平衡权利人与被告的利益,Trips协议第50条、第55条、第56条分别对边境措施的实施加以限制,但ACTA中却在关于保护被告的限制性条款上表现空白。
(二)《反假冒贸易协定》在Trips协议下的合规性
首先,Trips协议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法律文件之一,在协议第51条至第60条对知识产权的边境措施相关问题做了规定,与在此之前存在的其他知识产权公约相比,不但对边境措施做出了详尽规定,更具意义的是,Trips协议是WTO所有成员国都必须遵守的规则,基于此Trips协议在平衡利益的基础上建立了全球性的知识产权多边保护体系,并且规定适用WTO的争端解决程序处理成员方之间的知识产权争端。其次,ACTA作为一个试图在保护内容与标准上超越Trips协议的文件属于诸边协定,只对签订了协议的国家生效,并不当然地对其他WTO成员方生效。依据Trips协议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成员方可以在其法律中提供比本协定更广泛的保护,但此类保护不得“违背”(contravene)Trips协议的条款,即不得违背成员方在Trips协议下所应遵守的强制性义务。 结合ACTA协定与Trips协议中相关知识产权边境措施的条款对比分析:(1)ACTA第16条与Trips协议第52条规定了海关作为主管机关在依申请保护模式中的职责。首先,Trips协议第52条规定“启动第51条规定的程序的权利所有者应提供适当的证据,使有关主管部门相信,按照进口国的法律,已可初步认定存在对其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同时还应提供有关商品的足够详细的说明,使海关能够容易地识别侵权商品。”而ACTA第16条第1款第2项对于权利人的申请,规定只需要“适当的条件”(whereappropriate),Trips协议要求成员方在依申请开展边境措施时应当要求权利人提供适当证据,ACTA的条款违背了Trips协议第52条。(2)ACTA第16条第1款与第2款与Trips协议第51条规定边境措施的标的,ACTA对进出口货物同时有要求,对转境货物进行了授权性规定,Trips协议仅限于进口,在标的范围问题上二者并没有绝对的冲突;(3)ACTA限制性条款的空白,Trips协议第41条Trips协议明确要求缔约方为防止滥用执法程序提供保障,使程序的实施不至于对合法贸易构成障碍,而ACTA却删去了Trips协议中的相关限制性条款,进口者和商品所有权人在收到实质或者非实质性侵权时,依据ACTA将没有任何复审或终止措施可供采取以保护权益,这点违反了Trips协议第41条的规定。
三、《反假冒贸易协定》背景下我国知识产权边境措施的发展思考
首先,正确对待ACTA,既全面理解ACTA条款的进步之处与其可能的负面影响,也客观认清ACTA基于国际贸易环境可能对我国产生的影响。无需因为ACTA的超Trips条款提高了知识产权的执法保护水平,就消极全盘否认原有的边境措施制度。在此基础上,我们再对我国知识产权边境措施的现状提出分析建议。
对于海关在实施知识产权边境措施过程中的权力,可以有选择地扩大海关权力,比如在依职权行为中,对于某些侵权商品,可以不经权利人提供申请或担保,由海关直接予以扣留。因为对于明显侵权货物,如若因为权利人的能力原因而未能扣留,一旦进入流通渠道,将造成各种不利影响,包括侵犯知识产权,甚至危害消费者。但并不赞成如ACTA第16条一般对实施措施过程中的证据要求放低,甚至无证据要求,这种规定使得权利人可以轻易提起知识产权边境措施的申请,给予权利人和国家滥用知识产权保护的机会,这种倾向为新的国际贸易壁垒的诞生提供了机会。
对转境货物作出合理规定,ACTA协定中对于转境货物的管理规定了授权性条款,从其协定性质看是鼓励签署过对转境货物进行管理的。我国《海关保护条例》及其实施办法中仅规定将边境措施适用于进出口货物,但对于转境货物未作出任何规定。造成转境货物在我国是否可以自由通行成为法律上的空白。从Trips协议到ACTA协定,国际知识产权保护表现出的对转境货物的关注向我们显示这一问题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我国应当在法律中予以明确规定以防止未来可能的知识产权纠纷,也有益于我国知识产权经济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贾小宁,周艳.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5.
[2]祝海燕.知识产权边境保护法律制度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3]宋莉.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中边境措施实施范围法律问题研究.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4]施姝婧,林道海.从ACTA看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趋势与动向.行政与法.2012(6).
[5]朱榄叶.国际经济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6]易文佳.从ACTA看知识产权的执法.法学之窗.2012(2).
[7]杨鸿.<反假冒贸易协定>的知识产权执法规则研究.法商研究.2011(6).
[8]褚童.论ACTA中海关知识产权措施与Trips协定的冲突与协调——以过境贸易为视角.理论界.2012(11).
[9]宋莉.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中边境措施实施范围法律问题研究.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关键词 知识产权边境措施 ACTA 合规性
作者简介:黄晔,华东政法大学2011级国际法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经济法。
中图分类号:D92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8-069-02
知识产权边境措施是知识产权保护发展的重要趋势,随着国际贸易中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大量出现,不仅各国在国内通过立法方式实施知识产权边境措施,世界贸易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协议》(Trade-related Aspec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以下简称“Trips”)的第三部分第四节“与边境措施相关的特殊要求”的出现更是表明,知识产权边境措施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得到了国际条约的承认。2011年5月1日《反假冒贸易协定》(Anti-counterfeiting Trade Agreement,以下简称“ACTA”)的正式文本对外开放签署,该协定对中对知识产权边境措施的一系列新规定反应了知识产权边境措施的新动态与趋势。因此,关注ACTA中的相关条款,研究我国知识产权边境措施并发现问题,具有现实意义。
一、我国知识产权边境措施的规定与特征
理解我国知识产权边境措施可以有多种不同角度,有的选择从实体、程序角度,有的选取范围界定的角度,本文主要从我国边境措施制度法律关系的要素为视角开展介绍:我国知识产权边境措施的制度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与我国的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是我国的知识产权边境措施的实施主体。我国的海关在实施边境保护措施的过程中可以受理知识产权人提出的扣留侵权嫌疑的货物的申请和担保,也可以主动发现涉嫌侵犯备案知识产权的进出口货物并通知知识产权人,称为主动保护模式。我国知识产权边境措施的制度客体:我国知识产权边境措施的保护客体包括商标专有权、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以及专利权,此外,我国海关还保护奥林匹克、世博会等特殊标志,对于商号权、地理标志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商业秘密权等新兴知识产权则不给予保护。我国知识产权边境措施的制度标的:海关对与进出口货物有关的知识产权提供保护,同时《海关保护条例》规定个人携带或者邮寄的进出境物品,尽管侵犯知识产权但未超出自用、合理数量的,海关不没收。
将我国的知识产权边境措施与美国、欧盟的制度及Trips协议的相关规定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我国现行知识产权边境措施有如下特点:第一,主动保护模式中海关的有限权力,进出境地海关发现涉嫌侵犯上述已备案知识产权的货物会立即通知权利人,如果权利人未提交申请和担保的,海关将放行有关货物。美国及欧盟的相关法律规定,海关主动开展边境措施的,只需权利人向海关申请或备案一次,海关即可在有效期内无需权利人逐案申请主动扣押侵权嫌疑货物,相比之下我国海关则只有通知权利人与中止放行的权力,无决定扣押的权力,海关的权力相对有限;第二,对外观设计的保护,我国对专利权的开展边境措施保护已经高于Trips协议的最低保护标准,此外我国的专利权与一般国际法及其他国家法律相比,不仅指发明专利,还包括外观设计,这导致我国的知识产权边境措施制度的保护客体事实上广于其他国家;第三,对涉嫌侵权的出口货物实施边境措施,许多国家的知识产权边境措施并未涉及出境货物,Trips也未对此作出要求,但我国对进出境货物实行同等的知识产权边境措施。
二、《反假冒贸易协定》有关知识产权边境措施之规定及其合规性
(一)《反假冒贸易协定》有关知识产权边境措施之规定
《反假冒贸易协定》对边境措施的实施从多个角度作出了规定,主要有:(1)知识产权边境措施的制度主体,ACTA中规定了海关机关与主管机关为实施主体,指出缔约方“应当(shall)”赋予海关依职权启动边境措施的权力,并且当海关主动发起边境措施执法时,不需要初步证据即可依职权主动中止放行或者扣押涉嫌货物,并在被动保护模式中增加了“在适当情况下”的条件。(2)知识产权边境措施的制度客体,结合ACTA第13条注4与ACTA关于知识产权的定义,ACTA对缔约国边境措施的客体指除专利权和未披露信息以外的Trips协议所保护的所有知识产权客体,包括版权及相关权利、商标、地理标志、外观设计与拓扑图。(3)知识产权边境措施的制度标的,ACTA明确对成员方实施边境措施的义务同时包括进出口,并且对于转境货物进行了授权性规定,鼓励缔约国对转境货物适用边境措施。此外,ACTA仅仅将旅客随身行李中的少量非商业性货品排除在边境措施适用范围以外。(4)知识产权边境措施制度中权利平衡,为了平衡权利人与被告的利益,Trips协议第50条、第55条、第56条分别对边境措施的实施加以限制,但ACTA中却在关于保护被告的限制性条款上表现空白。
(二)《反假冒贸易协定》在Trips协议下的合规性
首先,Trips协议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法律文件之一,在协议第51条至第60条对知识产权的边境措施相关问题做了规定,与在此之前存在的其他知识产权公约相比,不但对边境措施做出了详尽规定,更具意义的是,Trips协议是WTO所有成员国都必须遵守的规则,基于此Trips协议在平衡利益的基础上建立了全球性的知识产权多边保护体系,并且规定适用WTO的争端解决程序处理成员方之间的知识产权争端。其次,ACTA作为一个试图在保护内容与标准上超越Trips协议的文件属于诸边协定,只对签订了协议的国家生效,并不当然地对其他WTO成员方生效。依据Trips协议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成员方可以在其法律中提供比本协定更广泛的保护,但此类保护不得“违背”(contravene)Trips协议的条款,即不得违背成员方在Trips协议下所应遵守的强制性义务。 结合ACTA协定与Trips协议中相关知识产权边境措施的条款对比分析:(1)ACTA第16条与Trips协议第52条规定了海关作为主管机关在依申请保护模式中的职责。首先,Trips协议第52条规定“启动第51条规定的程序的权利所有者应提供适当的证据,使有关主管部门相信,按照进口国的法律,已可初步认定存在对其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同时还应提供有关商品的足够详细的说明,使海关能够容易地识别侵权商品。”而ACTA第16条第1款第2项对于权利人的申请,规定只需要“适当的条件”(whereappropriate),Trips协议要求成员方在依申请开展边境措施时应当要求权利人提供适当证据,ACTA的条款违背了Trips协议第52条。(2)ACTA第16条第1款与第2款与Trips协议第51条规定边境措施的标的,ACTA对进出口货物同时有要求,对转境货物进行了授权性规定,Trips协议仅限于进口,在标的范围问题上二者并没有绝对的冲突;(3)ACTA限制性条款的空白,Trips协议第41条Trips协议明确要求缔约方为防止滥用执法程序提供保障,使程序的实施不至于对合法贸易构成障碍,而ACTA却删去了Trips协议中的相关限制性条款,进口者和商品所有权人在收到实质或者非实质性侵权时,依据ACTA将没有任何复审或终止措施可供采取以保护权益,这点违反了Trips协议第41条的规定。
三、《反假冒贸易协定》背景下我国知识产权边境措施的发展思考
首先,正确对待ACTA,既全面理解ACTA条款的进步之处与其可能的负面影响,也客观认清ACTA基于国际贸易环境可能对我国产生的影响。无需因为ACTA的超Trips条款提高了知识产权的执法保护水平,就消极全盘否认原有的边境措施制度。在此基础上,我们再对我国知识产权边境措施的现状提出分析建议。
对于海关在实施知识产权边境措施过程中的权力,可以有选择地扩大海关权力,比如在依职权行为中,对于某些侵权商品,可以不经权利人提供申请或担保,由海关直接予以扣留。因为对于明显侵权货物,如若因为权利人的能力原因而未能扣留,一旦进入流通渠道,将造成各种不利影响,包括侵犯知识产权,甚至危害消费者。但并不赞成如ACTA第16条一般对实施措施过程中的证据要求放低,甚至无证据要求,这种规定使得权利人可以轻易提起知识产权边境措施的申请,给予权利人和国家滥用知识产权保护的机会,这种倾向为新的国际贸易壁垒的诞生提供了机会。
对转境货物作出合理规定,ACTA协定中对于转境货物的管理规定了授权性条款,从其协定性质看是鼓励签署过对转境货物进行管理的。我国《海关保护条例》及其实施办法中仅规定将边境措施适用于进出口货物,但对于转境货物未作出任何规定。造成转境货物在我国是否可以自由通行成为法律上的空白。从Trips协议到ACTA协定,国际知识产权保护表现出的对转境货物的关注向我们显示这一问题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我国应当在法律中予以明确规定以防止未来可能的知识产权纠纷,也有益于我国知识产权经济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贾小宁,周艳.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5.
[2]祝海燕.知识产权边境保护法律制度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3]宋莉.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中边境措施实施范围法律问题研究.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4]施姝婧,林道海.从ACTA看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趋势与动向.行政与法.2012(6).
[5]朱榄叶.国际经济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6]易文佳.从ACTA看知识产权的执法.法学之窗.2012(2).
[7]杨鸿.<反假冒贸易协定>的知识产权执法规则研究.法商研究.2011(6).
[8]褚童.论ACTA中海关知识产权措施与Trips协定的冲突与协调——以过境贸易为视角.理论界.2012(11).
[9]宋莉.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中边境措施实施范围法律问题研究.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