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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信息化时代城市空间结构形态发生了较大变化,但空间集聚的本质性因素并没有改变。可以预见,信息化时代富有优质地理空间和创新人才集聚的城市将更具有发展弹性和主导性,而以农业资源为主导的农业时代城市空间结构形态和以自然资源和传统工业技术为主导的工业时代城市空间结构形态将与信息化驱动的新型集聚体在某种程度上共存,并逐渐形成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的新型城市空间网络。
[关键词]信息化;城市空间;经济地理
[DOI]10.13939/j.cnki.zgsc.2020.31.001
1 前言
在信息化进程加速时代,一些大城市郊区化开始加速,令人叹为观止的大型城市绵延带或城市群相继出现,数量可观的新型空间集聚体不断涌现,一些学者对信息化时代城市空间结构形态的驱动因素和未来趋势做出了新判断,对城市发展要素的集聚性产生了怀疑,甚至认为“集聚已死”,城市空间扩散甚至均衡化将成为主导趋势。
那么,信息化时代城市空间结构形态的集聚性是否依然是主导性驱动因素,城市空间结构形态变化的本质因素是否发生了变化,城市空间结构形态是否真的会走向绝对分散而不是相对集中,上述问题已成为经济地理界、城市规划界研究领域的热点。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不仅关系着理论认识的正本清源,关系着对一个国家和城市未来空间结构形态设计的科学认知,更关系着一个国家或区域城市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为此,本研究首先描绘出信息化时代的城市空间结构形态的主要特征,其次从历史空间主义的视角对信息化时代城市空间结构形态的驱动因素进行剖析,最后基于上述研究对信息化时代的城市空间结构形态的未来趋势作出基本的轮廓勾画。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中对城市空间结构形态的关注焦点不在于城市核心圈层内部空间演化特征,而是重点关注具有基本城市功能的新型集聚体会在哪里出现,这些新型集聚體可能是新型创新源,也可能是由于创新源扩散效应产生的城市空间修复体。
2 信息化时代城市空间结构形态的主要特征
信息化时代城市空间结构形态是工业化时代城市空间结构形态的延续,大城市会持续扩张,大型城市绵延带或群落会不断涌现和壮大,具有一定城市功能的新型及具体特征会持续涌现,比如新型企业社区、特色小镇、新型产业社区综合体。
2.1 大城市空间结构形态的持续扩张
随着信息化浪潮推进,大城市空间持续扩张,某种程度上在空间结构形态上甚至表现出了离散而非集聚局面。从某一大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来看,其突出表现是城市蔓延和郊区化特征。
在欧美国家,一些城市核心区逐渐衰落,一些远郊区或邻近小城镇逐渐成为人口、经济承载的主体。尤其是那些中心城市传统工业衰落的地带,伴随着毒品、暴力、色情的泛滥,已经成为人们生活居住的噩梦,相对富裕的社会群体逐渐逃离,城市开启了负向恶行循环发展道路,城市衰落甚至已经不可逆转。
在中国,一些大城市周边的郊区逐渐变成了建成区,“摊大饼”式的发展随处可见,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一种盲目、无序的扩张状态,比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这与那些基于大城市发展出一系列卫星城镇和特色小镇的空间结构形态相比,形成了鲜明对比。
2.2 大型城市绵延带或群落持续出现
随着信息化浪潮推进,从多个城市空间结构来看,大型城市绵延带或城市群落持续涌现。纽约、芝加哥、东京、巴黎、伦敦、上海等周边形成的城市带是世界典型城市带。我国主要中心城市、城市群、都市圈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载体,与周边小城市发展形成了互补局面。未来一段时间内,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等成为国家战略性区域经济区,也是我国大城市的重要分布区和未来都市圈重点培育区。目前正在实施的长江经济带战略将会对长江上游和长江中游的城市绵延带发育,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将助推京津冀城市群的发育,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将推动泛珠三角城市绵延带的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将成为世界新的大城市群和城市绵延带。
2.3 具有一定城市功能的新型集聚体持续涌现
大型城市群和城市绵延带的出现使城市的网络化特征日趋明显。城市网络中不断涌现出新的成长性节点,即新的具有一定城市功能的集聚体不断涌现、发育。这些新型集聚体是经济社会活动联系密切的集成区,这些集聚区可能是功能性质类似的创新社区,也可能是经济活动密切联系的非创新型社区。随着某种单功能社区的发展,多功能社区也可能会生长发育。目前世界上这些位于发达地区城市郊区的新型集聚体具有较高成长性,这些成长性节点可能是新综合生活功能区,也可能是新商业功能区,也可能是新工业功能区,也可能是新交通物流功能区,还可能是集工作、生产、交通与游憩于一体的新型城市集聚体。如各式各样的产业型或功能型特色小镇,是一种新型空间经济集聚形态,它是随着新型产业增长极的涌现与成长形成的一种新型产业社区,其产业、人口、空间的共生性和交互性产生的社群效应是其发展的底层根基。
3 信息化时代城市空间结构形态的驱动因素分析
农业社会主要靠土地和种植养殖业,以丰饶农业资源空间为依托,加上军事、宗教活动驱动,城市空间相对分散。工业社会主要以工业原材料空间为依托,在消费市场、运输成本和技术力量的综合权衡下,涌现了大量工业区,比农业经济具有更强的资源集聚吸引力,规模经济和分工合作的驱动造就了工业城市的出现,城市空间相对集中。信息化时代,知识创新要素的聚散逐渐成为城市空间分布的主要驱动因素,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主导着新型城市网络的涌现与发育,大型城市城市群和大都市绵延带快速发展。但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的城市空间形态驱动因素依然存在。
3.1 农业时代的驱动因素依然存在:农业资源集聚体成为边缘集聚体
信息化时代城市空间结构形态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部分农业经济时代形成的城市主体。农业经济时代城市空间位置主要特点有:大多数坐落在有利于农业、防御或贸易地方;大都有城墙环绕,即在城市内部,各个社区和部门之间也都有墙隔开,承载着重要军事功能;城市中心广场往往是宗教中心和政治中心;达官贵人往往居住于城市最核心区域;商人和工匠往往居住于他们工作的地方;农民居住于距离城市较远的乡村,并被农业用地所包围。 可见,决定农业时代城市规模和地理位置的因素主要是军事功能、农业功能和宗教功能,军事功能提供安全保障,农业功能提供经济、生存保障,宗教功能提供一定程度的思想文化保障,因此农业时代城市位置某种程度上要依托农业资源空间。时至今日,对比信息化时代特征,农业生产、军事保障、宗教文化保障依然是这个时代的必需,基于现实需要空间路径依赖效应与锁定效应等因素,农业时代驱动的城市空间结构形态依然存在。与农业时代一样,农业资源空间上具有一定城市功能的集聚体依然处于整个城市空间结构的边缘地带,不过区别在于信息化时代城市空间规模和结构与农业时代发生了较大变化。
3.2 工业时代的驱动因素依然存在:贸易拉动与规模生产时空异步
世界第一工业革命后,城市空间结构形态发生了本质性变化,工业集中的空间吸引力超越了以往政治中心和宗教中心的空间吸引力,大量人口迅速向城市中心集中,以寻求更多的就业和发展机会。同时,交通运输方式也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火车、汽船、电车、汽车等新式交通工具迅速推广和应用;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二产业蓬勃发展带动了第三产业发展,这大大推进了城市空间结构形态演化,该时期城市呈现出高度集中式外延发展,多为“单中心”结构,大城市临近区域一些专业新型城镇不断涌现。具有代表性的是工业化早期伦敦高度集聚发展的城市增长方式,城市中心区人口增长迅速,城市外延扩展缓慢。
工业化早期高度集中式城市空间结构变化带来了诸如住宅紧张、环境污染、交通拥挤等城市病。因此,工业化后期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率先出现了郊区化发展态势。郊区化态势再次彰显了人口集聚和迁移的作用,首先郊区化的住宅,其次是商业部门,再次是工厂,最后是政府行政部门。当然,在人为控制下,也可能出现不同的郊区化次序,但人口居住地的逐渐疏散是主导性态势。
郊区化的驱动因素一般认为包括城市中心区地租昂贵、人口拥挤、交通堵塞、环境恶化等推力和郊区就业岗位增加、消费市场增长和污染程度相对较低等拉力。
工业时代促使农业时代形成的部分城市迅速增长,也同时催生了大量新兴城市,这些城市要么是原料生产地,要么是消费市场地,要么是重要贸易中转地。规模化生产和城市外部效益促进了已有城市发展壮大,贸易需求与生产地时空异步促进了新兴工业城市和商业城市兴起,在工业文明主导时代,大型铁路、公路、港口和航空中转地及周围城市获得了快速发展。时至今日,信息化时代已然存在大量工业时代形成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尤其是大量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这使得信息化时代城市空间结构形态依然受到工业化时代城市空间驱动因素的影响,即贸易拉动与规模化生产时空异步继续为信息化时代城市空间结构形态发展起着一定决定性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从大于某一城市的较大空间尺度来看,工业化时代城市空间结构形态的主导性因素是集聚而不是扩散,从单个大城市空间尺度范围内观察到的空间扩散正是创新源的创新要素被复制和扩散的过程。
3.3 知識经济时代的驱动因素逐渐主导:创新源集聚与创新成果扩散
后工业时代,即信息化时代,出现了城市群和大都市绵延带,这某种程度上是工业化时期生产生活方式由于创新驱动升级而催生的新型城市空间结构形态。国家的核心区域出现是信息化时代城市空间结构变化的最主要特征,大都市区成为国家对外交流与合作的门户区,承担着国际交往的重要任务和功能;高效交通走廊强化了城市群多核心结构,不同核心承载着多层次创新源产生和扩散功能;完善的生态网络和广阔的经济腹地支撑,大片农业用地为城市核心区提供了生活必需的农业产品、空气质量保障和一定旅游休憩空间,广阔的地域相对临近的原料市场和消费市场成为城市群和大都市绵延带得以成长壮大的腹地保障。
可见,上述城市空间结构形态和特征得以形成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交通运输工具持续便利化,尤其通向郊区和更偏远地带的轨道交通和家庭汽车拥有量猛增,以及新型通信工具应用大大压缩了时空距离。由于先进交通通信工具带来的时空压缩,体现在现实空间上就是城市蔓延、扩散与网络化。
因此,信息时代的到来,在某种程度上继续强化了贸易和生产时空异步塑造的城市空间形态。值得注意的是,信息时代与工业时代创新源空间布局具有较大不同,工业时代创新源一般居于工业发达地区,信息时代创新源可能还会出现在高端人才集聚的高校和科研院所临近的地域,并且知识作为创新要素的创新主导性与日俱增,这将在一定程度上重塑城市空间结构形态。
4 信息化时代城市空间结构形态未来趋势
信息化时代,创新源多元化会加速新型集聚体出现,时间—空间修复高速化会加速大城市网络生长发育,贸易需求多样化将推进城市空间结构形态持续扩张,创新人才集聚和优质城市地理空间将强化城市空间核心边缘结构,知识经济逐渐主导多时代特征共存的新型城市空间网络。
4.1 信息化时代多元化创新源加速新型集聚体出现
信息时代,新型信息技术出现和应用,正在不断发现和创造着新型市场需求和行业业态,这使得多元化创新源在不同地域空间得以迅速生长壮大,这会大大加速以文化创意产业源为主要代表性形态的具有一定城市功能的新型集聚体持续出现,从而不断丰富大城市和区域城市网络节点新功能。未来,多元化、多层次规模的新型创新源的出现和发展将不断改变城市空间结构形态,并将继续改变城市网络功能的升级与转型。
4.2 时间—空间修复高速化,加速大型城市网络生长发育
信息化时代,智能化信息技术改变了人们交往的形式,催生了新的商业模式,形成了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减少了传统工作面对面发生的概率和机会。这为大大加速社会生产中“时间加速和空间缩减”提供了有力武器,使得时间—空间修复中成本大大降低,从而大大提升市场机制作用下社会生产中“时间—空间修复”速率。时间—空间修复速率提升必然加速城市社会生产生活在空间上的扩张和不同空间集聚体之间的密切联系,从而持续加速大型城市网络的生长发育。 4.3 贸易需求多样化等将推进城市空间结构形态持续扩张
新型信息技术不断催生新生产生活需求,新生产生活需求不断催生新贸易需求,由于交通和信息技术带来时空压缩,就会不断增加网上交易数量,但物流的需要又会持续强化交通运输走廊的生长发育,这就会在现实空间上不断促进城市网络综合功能,不断完善和城市空间结构形态持续扩张。值得注意的是,城市空间结构形态由于城市网络完善而呈现出的地域空间扩散态势并不能否定集聚经济在信息时代对城市空间结构形态塑造的决定性作用。
4.4 创新人才集聚和优质城市地理空间将强化城市空间的核心与边缘结构
同工业时代一样,创新源决定了信息时代城市空间的核心边缘结构。在信息时代,新知识经济驱动的城市空间布局位移将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由人口随工业迁移而迁移为主的时代逐步走向创意产业随创新人才迁移而迁移为主导的时代,即创新源集聚和创新成果扩散在某种程度上会催生新城市经济体并改变城市空间结构形态。未来,创新人才集聚需要优越的创意生产生活环境,创意产业人才发展环境培育就成为未来城市空间形态塑造过程中越来越重要的因素,而创新人才集聚和优质城市地理空间将持续强化城市空间的核心边缘结构。
4.5 知识经济逐渐主导多时代特征共存的新型城市空间网络
时至今日,基于现实需要空间路径依赖效应与锁定效应等因素,农业时代驱动的城市空间形体依然存在,依然处于整个城市空间结构的边缘地带。同时,贸易拉动与规模化生产的时空异步继续为信息化时代城市空间结构形态发展起着一定决定性作用。信息时代到来,也许会在空间上使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形成的具有一定城市的功能的集聚体发生空间位移,但不会摧毁这类集聚体。因此,富有优质地理空间和创新人才集聚的城市将更具有发展弹性和主导性,而以农业资源为主导的农业时代城市空间结构形态和以自然资源、传统工业技术为主导的工业时代城市空间结构形态将与信息化驱动的新型集聚体在某种程度上共存并形成知识经济逐渐主导的新型城市空间网络。
5 结论性评述
通过对不同经济时代城市空间结构形态变化的驱动性因素和实际状况进行系统性分析后,发现信息化时代城市空间结构形态变化的一些规律和趋势。
第一,在信息化进程加速时代,城市空间结构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郊区化、大型城市绵延带或城市群、新型空间集聚体等成为城市空间结构形态研究中的热点词汇,城市经济结构空间的确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空间扩散现象,但这并不能成为怀疑城市发展是集聚性要素主导的理由,扩散与分散状态并不能成为信息化时代城市空间结构与形态发展的主导,相反在某种程度上城市空间形态表现出了更加集聚化态势。
第二,虽然信息化时代改变了人们生产、生活的方式,尤其是大大压缩了时空经济距离,改变了人口、产业、资金、技术等城市经济发展要素的集聚轨迹,但促进城市空间结构变化的本质性驱动因素并未改变,世界城市并不会因此而停止集聚而走向扩散。在信息化时代,创新源集聚与创新成果扩散、贸易与生产时空异步、空间修复与时间修复、时空统一与分离等依然是推进城市空间结构与形态变化发展的主导性因素,这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然会促进城市空间结构的集聚性发展。
第三,如果将关注重点放在具有基本城市功能的新型集聚体会在哪里出现而不是城市核心圈层内部空间演化特征,发现未来富有优质地理空间弹性和创新人才集聚性的城市将更具发展活力和空间主导性,创新源的集聚與创新成果的扩散就会不断优化重塑信息时代知识经济驱动逐渐主导的新型城市空间网络。传统城市空间的中心地理论、核心边缘理论、循环累计因果效应、创新扩散理论等仍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第四,本质上,城市空间结构形态的变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经济地理现象。当解释城市经济空间结构形态时,有的理论侧重于产业增长,有的理论侧重于地理集聚,有的理论侧重于人口迁移,有的理论侧重于经济、社会、生态的共生。但不论哪一种解释都表明,城市空间变化的最基础动力是产业、人口的集聚与发展,这是特色小镇发展的根本性驱动因素,应是政府、企业合力推进城市建设和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必须密切关注的主线,只有抓住这条主线,才能找到优化城乡空间结构形态的正确途径。
参考文献:
[1]DAVID HARVEY. 地理学中的解释[M].高泳源,刘立华,蔡运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DAVID HARVEY. 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M].胡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3]DAVID HARVEY.希望的空间[M].胡大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许学强,周一星,宁越敏.城市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5] EVERETT M ROGERS.Diffusion of innovations[M].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83.
[6] 周春山,叶昌东.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研究评述[J]. 地理科学进展,2013(7).
[7] 陈菁,罗家添,吴端旺. 基于图谱特征的中国典型城市空间结构演变分析[J]. 地理科学,2011(11).
[8] 石崧.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动力机制分析[J].城市规划汇刊,2004(1).
[9] 张庭伟.1990年代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及其动力机制[J].城市规划,2001(7).
[10] 唐子来.西方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理论和方法[J]. 城市规划汇刊,1997(12).
[11] 吴启焰,朱喜钢. 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地理学与国土研究,2001(5).
[12] BATTEN DAVID F.Network cities : creative urban agglomerations for the 21st century[J].Urban Studies,1995,32(2).
[13] J GOTTMANN.Megalopolis or urbanization of the northeastern seaboard[J]. Economic Geography,1957,33(7).
[14] CASTELL M,CARDOSO G. The network society:from knowledge to policy[J]. 2005,17(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项目编号:17ZDA05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项目编号:71733001)。
[作者简介]张晓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 区域经济、新型城镇化、文旅康养业、产业金融等。
[关键词]信息化;城市空间;经济地理
[DOI]10.13939/j.cnki.zgsc.2020.31.001
1 前言
在信息化进程加速时代,一些大城市郊区化开始加速,令人叹为观止的大型城市绵延带或城市群相继出现,数量可观的新型空间集聚体不断涌现,一些学者对信息化时代城市空间结构形态的驱动因素和未来趋势做出了新判断,对城市发展要素的集聚性产生了怀疑,甚至认为“集聚已死”,城市空间扩散甚至均衡化将成为主导趋势。
那么,信息化时代城市空间结构形态的集聚性是否依然是主导性驱动因素,城市空间结构形态变化的本质因素是否发生了变化,城市空间结构形态是否真的会走向绝对分散而不是相对集中,上述问题已成为经济地理界、城市规划界研究领域的热点。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不仅关系着理论认识的正本清源,关系着对一个国家和城市未来空间结构形态设计的科学认知,更关系着一个国家或区域城市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为此,本研究首先描绘出信息化时代的城市空间结构形态的主要特征,其次从历史空间主义的视角对信息化时代城市空间结构形态的驱动因素进行剖析,最后基于上述研究对信息化时代的城市空间结构形态的未来趋势作出基本的轮廓勾画。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中对城市空间结构形态的关注焦点不在于城市核心圈层内部空间演化特征,而是重点关注具有基本城市功能的新型集聚体会在哪里出现,这些新型集聚體可能是新型创新源,也可能是由于创新源扩散效应产生的城市空间修复体。
2 信息化时代城市空间结构形态的主要特征
信息化时代城市空间结构形态是工业化时代城市空间结构形态的延续,大城市会持续扩张,大型城市绵延带或群落会不断涌现和壮大,具有一定城市功能的新型及具体特征会持续涌现,比如新型企业社区、特色小镇、新型产业社区综合体。
2.1 大城市空间结构形态的持续扩张
随着信息化浪潮推进,大城市空间持续扩张,某种程度上在空间结构形态上甚至表现出了离散而非集聚局面。从某一大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来看,其突出表现是城市蔓延和郊区化特征。
在欧美国家,一些城市核心区逐渐衰落,一些远郊区或邻近小城镇逐渐成为人口、经济承载的主体。尤其是那些中心城市传统工业衰落的地带,伴随着毒品、暴力、色情的泛滥,已经成为人们生活居住的噩梦,相对富裕的社会群体逐渐逃离,城市开启了负向恶行循环发展道路,城市衰落甚至已经不可逆转。
在中国,一些大城市周边的郊区逐渐变成了建成区,“摊大饼”式的发展随处可见,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一种盲目、无序的扩张状态,比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这与那些基于大城市发展出一系列卫星城镇和特色小镇的空间结构形态相比,形成了鲜明对比。
2.2 大型城市绵延带或群落持续出现
随着信息化浪潮推进,从多个城市空间结构来看,大型城市绵延带或城市群落持续涌现。纽约、芝加哥、东京、巴黎、伦敦、上海等周边形成的城市带是世界典型城市带。我国主要中心城市、城市群、都市圈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载体,与周边小城市发展形成了互补局面。未来一段时间内,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等成为国家战略性区域经济区,也是我国大城市的重要分布区和未来都市圈重点培育区。目前正在实施的长江经济带战略将会对长江上游和长江中游的城市绵延带发育,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将助推京津冀城市群的发育,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将推动泛珠三角城市绵延带的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将成为世界新的大城市群和城市绵延带。
2.3 具有一定城市功能的新型集聚体持续涌现
大型城市群和城市绵延带的出现使城市的网络化特征日趋明显。城市网络中不断涌现出新的成长性节点,即新的具有一定城市功能的集聚体不断涌现、发育。这些新型集聚体是经济社会活动联系密切的集成区,这些集聚区可能是功能性质类似的创新社区,也可能是经济活动密切联系的非创新型社区。随着某种单功能社区的发展,多功能社区也可能会生长发育。目前世界上这些位于发达地区城市郊区的新型集聚体具有较高成长性,这些成长性节点可能是新综合生活功能区,也可能是新商业功能区,也可能是新工业功能区,也可能是新交通物流功能区,还可能是集工作、生产、交通与游憩于一体的新型城市集聚体。如各式各样的产业型或功能型特色小镇,是一种新型空间经济集聚形态,它是随着新型产业增长极的涌现与成长形成的一种新型产业社区,其产业、人口、空间的共生性和交互性产生的社群效应是其发展的底层根基。
3 信息化时代城市空间结构形态的驱动因素分析
农业社会主要靠土地和种植养殖业,以丰饶农业资源空间为依托,加上军事、宗教活动驱动,城市空间相对分散。工业社会主要以工业原材料空间为依托,在消费市场、运输成本和技术力量的综合权衡下,涌现了大量工业区,比农业经济具有更强的资源集聚吸引力,规模经济和分工合作的驱动造就了工业城市的出现,城市空间相对集中。信息化时代,知识创新要素的聚散逐渐成为城市空间分布的主要驱动因素,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主导着新型城市网络的涌现与发育,大型城市城市群和大都市绵延带快速发展。但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的城市空间形态驱动因素依然存在。
3.1 农业时代的驱动因素依然存在:农业资源集聚体成为边缘集聚体
信息化时代城市空间结构形态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部分农业经济时代形成的城市主体。农业经济时代城市空间位置主要特点有:大多数坐落在有利于农业、防御或贸易地方;大都有城墙环绕,即在城市内部,各个社区和部门之间也都有墙隔开,承载着重要军事功能;城市中心广场往往是宗教中心和政治中心;达官贵人往往居住于城市最核心区域;商人和工匠往往居住于他们工作的地方;农民居住于距离城市较远的乡村,并被农业用地所包围。 可见,决定农业时代城市规模和地理位置的因素主要是军事功能、农业功能和宗教功能,军事功能提供安全保障,农业功能提供经济、生存保障,宗教功能提供一定程度的思想文化保障,因此农业时代城市位置某种程度上要依托农业资源空间。时至今日,对比信息化时代特征,农业生产、军事保障、宗教文化保障依然是这个时代的必需,基于现实需要空间路径依赖效应与锁定效应等因素,农业时代驱动的城市空间结构形态依然存在。与农业时代一样,农业资源空间上具有一定城市功能的集聚体依然处于整个城市空间结构的边缘地带,不过区别在于信息化时代城市空间规模和结构与农业时代发生了较大变化。
3.2 工业时代的驱动因素依然存在:贸易拉动与规模生产时空异步
世界第一工业革命后,城市空间结构形态发生了本质性变化,工业集中的空间吸引力超越了以往政治中心和宗教中心的空间吸引力,大量人口迅速向城市中心集中,以寻求更多的就业和发展机会。同时,交通运输方式也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火车、汽船、电车、汽车等新式交通工具迅速推广和应用;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二产业蓬勃发展带动了第三产业发展,这大大推进了城市空间结构形态演化,该时期城市呈现出高度集中式外延发展,多为“单中心”结构,大城市临近区域一些专业新型城镇不断涌现。具有代表性的是工业化早期伦敦高度集聚发展的城市增长方式,城市中心区人口增长迅速,城市外延扩展缓慢。
工业化早期高度集中式城市空间结构变化带来了诸如住宅紧张、环境污染、交通拥挤等城市病。因此,工业化后期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率先出现了郊区化发展态势。郊区化态势再次彰显了人口集聚和迁移的作用,首先郊区化的住宅,其次是商业部门,再次是工厂,最后是政府行政部门。当然,在人为控制下,也可能出现不同的郊区化次序,但人口居住地的逐渐疏散是主导性态势。
郊区化的驱动因素一般认为包括城市中心区地租昂贵、人口拥挤、交通堵塞、环境恶化等推力和郊区就业岗位增加、消费市场增长和污染程度相对较低等拉力。
工业时代促使农业时代形成的部分城市迅速增长,也同时催生了大量新兴城市,这些城市要么是原料生产地,要么是消费市场地,要么是重要贸易中转地。规模化生产和城市外部效益促进了已有城市发展壮大,贸易需求与生产地时空异步促进了新兴工业城市和商业城市兴起,在工业文明主导时代,大型铁路、公路、港口和航空中转地及周围城市获得了快速发展。时至今日,信息化时代已然存在大量工业时代形成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尤其是大量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这使得信息化时代城市空间结构形态依然受到工业化时代城市空间驱动因素的影响,即贸易拉动与规模化生产时空异步继续为信息化时代城市空间结构形态发展起着一定决定性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从大于某一城市的较大空间尺度来看,工业化时代城市空间结构形态的主导性因素是集聚而不是扩散,从单个大城市空间尺度范围内观察到的空间扩散正是创新源的创新要素被复制和扩散的过程。
3.3 知識经济时代的驱动因素逐渐主导:创新源集聚与创新成果扩散
后工业时代,即信息化时代,出现了城市群和大都市绵延带,这某种程度上是工业化时期生产生活方式由于创新驱动升级而催生的新型城市空间结构形态。国家的核心区域出现是信息化时代城市空间结构变化的最主要特征,大都市区成为国家对外交流与合作的门户区,承担着国际交往的重要任务和功能;高效交通走廊强化了城市群多核心结构,不同核心承载着多层次创新源产生和扩散功能;完善的生态网络和广阔的经济腹地支撑,大片农业用地为城市核心区提供了生活必需的农业产品、空气质量保障和一定旅游休憩空间,广阔的地域相对临近的原料市场和消费市场成为城市群和大都市绵延带得以成长壮大的腹地保障。
可见,上述城市空间结构形态和特征得以形成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交通运输工具持续便利化,尤其通向郊区和更偏远地带的轨道交通和家庭汽车拥有量猛增,以及新型通信工具应用大大压缩了时空距离。由于先进交通通信工具带来的时空压缩,体现在现实空间上就是城市蔓延、扩散与网络化。
因此,信息时代的到来,在某种程度上继续强化了贸易和生产时空异步塑造的城市空间形态。值得注意的是,信息时代与工业时代创新源空间布局具有较大不同,工业时代创新源一般居于工业发达地区,信息时代创新源可能还会出现在高端人才集聚的高校和科研院所临近的地域,并且知识作为创新要素的创新主导性与日俱增,这将在一定程度上重塑城市空间结构形态。
4 信息化时代城市空间结构形态未来趋势
信息化时代,创新源多元化会加速新型集聚体出现,时间—空间修复高速化会加速大城市网络生长发育,贸易需求多样化将推进城市空间结构形态持续扩张,创新人才集聚和优质城市地理空间将强化城市空间核心边缘结构,知识经济逐渐主导多时代特征共存的新型城市空间网络。
4.1 信息化时代多元化创新源加速新型集聚体出现
信息时代,新型信息技术出现和应用,正在不断发现和创造着新型市场需求和行业业态,这使得多元化创新源在不同地域空间得以迅速生长壮大,这会大大加速以文化创意产业源为主要代表性形态的具有一定城市功能的新型集聚体持续出现,从而不断丰富大城市和区域城市网络节点新功能。未来,多元化、多层次规模的新型创新源的出现和发展将不断改变城市空间结构形态,并将继续改变城市网络功能的升级与转型。
4.2 时间—空间修复高速化,加速大型城市网络生长发育
信息化时代,智能化信息技术改变了人们交往的形式,催生了新的商业模式,形成了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减少了传统工作面对面发生的概率和机会。这为大大加速社会生产中“时间加速和空间缩减”提供了有力武器,使得时间—空间修复中成本大大降低,从而大大提升市场机制作用下社会生产中“时间—空间修复”速率。时间—空间修复速率提升必然加速城市社会生产生活在空间上的扩张和不同空间集聚体之间的密切联系,从而持续加速大型城市网络的生长发育。 4.3 贸易需求多样化等将推进城市空间结构形态持续扩张
新型信息技术不断催生新生产生活需求,新生产生活需求不断催生新贸易需求,由于交通和信息技术带来时空压缩,就会不断增加网上交易数量,但物流的需要又会持续强化交通运输走廊的生长发育,这就会在现实空间上不断促进城市网络综合功能,不断完善和城市空间结构形态持续扩张。值得注意的是,城市空间结构形态由于城市网络完善而呈现出的地域空间扩散态势并不能否定集聚经济在信息时代对城市空间结构形态塑造的决定性作用。
4.4 创新人才集聚和优质城市地理空间将强化城市空间的核心与边缘结构
同工业时代一样,创新源决定了信息时代城市空间的核心边缘结构。在信息时代,新知识经济驱动的城市空间布局位移将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由人口随工业迁移而迁移为主的时代逐步走向创意产业随创新人才迁移而迁移为主导的时代,即创新源集聚和创新成果扩散在某种程度上会催生新城市经济体并改变城市空间结构形态。未来,创新人才集聚需要优越的创意生产生活环境,创意产业人才发展环境培育就成为未来城市空间形态塑造过程中越来越重要的因素,而创新人才集聚和优质城市地理空间将持续强化城市空间的核心边缘结构。
4.5 知识经济逐渐主导多时代特征共存的新型城市空间网络
时至今日,基于现实需要空间路径依赖效应与锁定效应等因素,农业时代驱动的城市空间形体依然存在,依然处于整个城市空间结构的边缘地带。同时,贸易拉动与规模化生产的时空异步继续为信息化时代城市空间结构形态发展起着一定决定性作用。信息时代到来,也许会在空间上使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形成的具有一定城市的功能的集聚体发生空间位移,但不会摧毁这类集聚体。因此,富有优质地理空间和创新人才集聚的城市将更具有发展弹性和主导性,而以农业资源为主导的农业时代城市空间结构形态和以自然资源、传统工业技术为主导的工业时代城市空间结构形态将与信息化驱动的新型集聚体在某种程度上共存并形成知识经济逐渐主导的新型城市空间网络。
5 结论性评述
通过对不同经济时代城市空间结构形态变化的驱动性因素和实际状况进行系统性分析后,发现信息化时代城市空间结构形态变化的一些规律和趋势。
第一,在信息化进程加速时代,城市空间结构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郊区化、大型城市绵延带或城市群、新型空间集聚体等成为城市空间结构形态研究中的热点词汇,城市经济结构空间的确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空间扩散现象,但这并不能成为怀疑城市发展是集聚性要素主导的理由,扩散与分散状态并不能成为信息化时代城市空间结构与形态发展的主导,相反在某种程度上城市空间形态表现出了更加集聚化态势。
第二,虽然信息化时代改变了人们生产、生活的方式,尤其是大大压缩了时空经济距离,改变了人口、产业、资金、技术等城市经济发展要素的集聚轨迹,但促进城市空间结构变化的本质性驱动因素并未改变,世界城市并不会因此而停止集聚而走向扩散。在信息化时代,创新源集聚与创新成果扩散、贸易与生产时空异步、空间修复与时间修复、时空统一与分离等依然是推进城市空间结构与形态变化发展的主导性因素,这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然会促进城市空间结构的集聚性发展。
第三,如果将关注重点放在具有基本城市功能的新型集聚体会在哪里出现而不是城市核心圈层内部空间演化特征,发现未来富有优质地理空间弹性和创新人才集聚性的城市将更具发展活力和空间主导性,创新源的集聚與创新成果的扩散就会不断优化重塑信息时代知识经济驱动逐渐主导的新型城市空间网络。传统城市空间的中心地理论、核心边缘理论、循环累计因果效应、创新扩散理论等仍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第四,本质上,城市空间结构形态的变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经济地理现象。当解释城市经济空间结构形态时,有的理论侧重于产业增长,有的理论侧重于地理集聚,有的理论侧重于人口迁移,有的理论侧重于经济、社会、生态的共生。但不论哪一种解释都表明,城市空间变化的最基础动力是产业、人口的集聚与发展,这是特色小镇发展的根本性驱动因素,应是政府、企业合力推进城市建设和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必须密切关注的主线,只有抓住这条主线,才能找到优化城乡空间结构形态的正确途径。
参考文献:
[1]DAVID HARVEY. 地理学中的解释[M].高泳源,刘立华,蔡运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DAVID HARVEY. 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M].胡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3]DAVID HARVEY.希望的空间[M].胡大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许学强,周一星,宁越敏.城市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5] EVERETT M ROGERS.Diffusion of innovations[M].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83.
[6] 周春山,叶昌东.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研究评述[J]. 地理科学进展,2013(7).
[7] 陈菁,罗家添,吴端旺. 基于图谱特征的中国典型城市空间结构演变分析[J]. 地理科学,2011(11).
[8] 石崧.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动力机制分析[J].城市规划汇刊,2004(1).
[9] 张庭伟.1990年代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及其动力机制[J].城市规划,2001(7).
[10] 唐子来.西方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理论和方法[J]. 城市规划汇刊,1997(12).
[11] 吴启焰,朱喜钢. 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地理学与国土研究,2001(5).
[12] BATTEN DAVID F.Network cities : creative urban agglomerations for the 21st century[J].Urban Studies,1995,32(2).
[13] J GOTTMANN.Megalopolis or urbanization of the northeastern seaboard[J]. Economic Geography,1957,33(7).
[14] CASTELL M,CARDOSO G. The network society:from knowledge to policy[J]. 2005,17(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项目编号:17ZDA05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项目编号:71733001)。
[作者简介]张晓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 区域经济、新型城镇化、文旅康养业、产业金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