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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我应邀从辽宁大学来到台湾东华大学做为期半年的客座讲学。
位于台湾东部的东华大学还没有开学，空旷的校园有些寂寥。抵达不过数日，我已经喜欢上了夜晚独自在校园里散步。皓月当空，虫鸣如织，不远处横亘着的中央山脉在星空下勾勒出起伏的轮廓，凝重而神秘，阵阵草木的气息袭面而来，沁心入脾。我尽情地呼吸，让这气息慢慢滤过身心，心于是也渐渐变得澄澈而沉静。每每此时，我的心头常常会掠过胡适先生早年的诗作，还有因这诗而生的优美旋律——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
扪心而思，我确是从“山中”而来，衣襟上还残留有山野的气息。只是，此番前来，我能否也为宝岛台湾的校园植下一株“兰花草”呢？
我是一个十足的“田野控”。在我眼中，山当然属于田野的范畴，我把山视为田野的延伸。作为一个城市人，我有着浓浓的“田野情结”，不论在故土还是他乡，我对“田野”都有一种近乎本能的亲近感，那种泥土与草木混合的气息总能唤起我莫名的联想与情思，触动我人生的种种感受。说到底，这一切，都拜我的专业所致。
我是一位民俗学者，“田野调查”是民俗学者的基本功。在大陆，学术界习惯将“田野调查”称之为“做田野”，从业学者对“田野”都有比较深刻的认识。“田野”一词仅从字面辨析，即可嗅出其附带的泥土气息与味道。如今，随着学术观念的拓展，“做田野”已不再仅仅局限于“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而是囊括了所有到调查对象现地进行的实证调查与研究。
因专业的需要，我在大陆一些区域的“田野”进行“学术行走”已经20多年了。若盘点“田野”所获，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因为我在田野中邂逅了一个个优秀的民间文化传承人，他们影响和塑造了今日的我，也成就了我的人生。这里，就不能不提及一位我在“田野”里认下的“老叔”——中国“国宝”级的著名故事家谭振山。
谭振山是东北辽河平原上的一位普通农民，1925年生，是一位能讲述1062则故事的著名故事家。1062则，这是怎样庞大的一个数字！谭振山的这些故事多为家族传承，情节质朴生动，带有浓郁的农耕文化特点，堪称“东方的天方夜谭”。由于孕育这些古老故事的文化土壤已经和正在被现代化之风所“剥蚀”，因而，这些承传至今的故事已几近“千古绝唱”，谭振山可说是中国五千年农耕文化“最后的歌者”了。 就是这位可敬又可爱的老人，将我引上了田野之路。
1987年，我在编纂《中国民间文学集成·辽宁卷》的工作中偶然听到了谭振山老人讲的故事，这个朴实的农民连同他讲的故事深深吸引了我。几天后，我辗转乘车，沿途问路，风尘仆仆地找到他居住的那个村子，想对老人的故事展开深入一点的探究。由于那时农村还不通电话，老人事先并不知我的到来。当我在日暮时分一身征尘地出现在他的面前时，老人和他的家人的讶异程度可想而知。老人欣喜于我专程来听他讲故事，亲手杀了一只家养的土鸡款待我。是夜，我坐在烧得滚烫的乡村土炕上，美美地听老人打开了他的故事话篓。那是我第一次做田野，那种感觉真是至今难忘！至此，我开始了对老人及其故事的追踪研究。谁能想到呢，这条蜿蜒通往老人村子的乡间土路，我竟往返了24年。这24年里，频繁地来往使我与老人一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因我的祖籍与老人的祖籍同为燕赵河北，老人执意要我改口，将此前对他的称谓改为以家族父辈排序而论，由“大爷”改称“老叔”。我深知，这不是一般的改口，这里面包含着亲情上的认同，这是对一个田野工作者的最高礼遇。
伴随着故事的采录发表以及追踪研究成果的陆续刊出，老人逐渐声名远播。1992年，日本学术界邀请我携老叔一同赴日出席“世界民话博览会”，老叔也因此成为迄今第一位走出国门讲故事的故事家。2006年，在中国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谭振山的口头文学”作为惟一的个人项目，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一时间，境内外各家媒体纷至沓来，争相对老叔和他的故事进行报导。可以说，老叔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宝”。然而，据我观察，这种喧嚣与热闹并没有改变这位质朴的农村老人的心态，他所关注与放不下的仍然还是他的那些故事。就在几年前，他还私下对我说：“电视这玩意太厉害了，现在的人都看电视去了，听故事的人越来越少了。我不图希别的，就是不想把这些故事带到棺材里。”我对老叔说：“您放心，您的故事都是宝贝，国家要保护的，您的故事一定能全部出版，出全集！”老叔听了，好像没有多少底气，只是幽幽地说：“那得赶快啊。”
2011年4月16日，谭振山老人因病逝世，享年86岁。
当老人的儿子在第一时间将电话打到我家，告知我老叔“走了”的那一瞬间，宛如一座巍峨的民间文化博物馆在我心中訇然坍塌！我即刻启程，前往那个我已十分熟稔的小村，无论如何，我要送老叔最后一程。在老叔的灵前，我任由泪水流过面颊，流进心里。老叔啊，您就这样走了，您忘了我们的约定吗？尽管在老叔生前，我们已将他讲的1062则故事全部用现代影像设备进行了采录，但我难以释怀的是，老叔在世时，终未见到他的“一千零一夜”结集出版！
就在此次赴台湾讲学之前，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找到我，提出要出版谭振山故事全集，希望我带领辽宁大学民俗学专业研究生完成对老人全部故事文本的整理工作。那一刻，我仿佛看到老叔的在天之灵欣慰地笑了，我的眼睛又一次濕润了。
这些年，我常听人说，是我长达20余年的田野追踪研究，才使一个普通农家老人的故事及讲述活动为世人所瞩目，最终才使其成为“国宝”。对此，我无意辩说，个中感受，我心自知。在与谭老叔等民间文化传承人交往这20余年中，我曾经反复思考过这个问题——对一个民俗学者来说，“田野”究竟意味着什么？不错，田野里有事实的真相，有生活的本真，可以使研究者最大可能地接触到事物的本质，避免学术想象，对民俗学、人类学等学科来说，“田野”是学者的成年礼，是学术名片……但是，我还想说，这些都只是“田野”意义的一个侧面。在更开阔的幅面上，我们是否应该意识到：正是田野中有大片以往学术界较少涉足或从未涉足的学术“生荒之地”，学者们才可能踏一脚进去就幸运地遭遇到“秦砖汉瓦”？正是田野中有自然累积的厚重的人文历史土层，有能够在平凡生活中创造出史诗的父老乡亲，才使学者们有所作为，成就一个个学术之梦。对那些世代默默无闻于乡野的可亲可敬的民间文化传承人，怎能说是学者成就了他们？应该说，是他们成就了学者的人生，他们才是学者真正的衣食父母。
走向田野，走向民间，不是一个操作的途径，而是一个心灵的历程。一个有志于从事人文研究的学者，理应对民间充满感情，将融入民间视为砂粒归漠，滴水入川。君不见，那些真正在田野中“脱胎换骨”而后走出的学者，其本人无不呈现着前所未有的从容与自信。依附着广博厚重的田野山川，依附着一个庞大且永恒的群体，他们展现的不再是个人的一得之见，其表述会自然带有田野背景的浑然合声。继而，你还会发现，这些学者们的生命也变得更有质感，人也更加质朴与温情。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田野”的小径已然将我引至台湾东华大学的讲堂，在这里，我要讲授的一门课程就是——“田野”，这也是我想在宝岛台湾大学校园植下的一株“兰花草”。
位于台湾东部的东华大学还没有开学，空旷的校园有些寂寥。抵达不过数日，我已经喜欢上了夜晚独自在校园里散步。皓月当空，虫鸣如织，不远处横亘着的中央山脉在星空下勾勒出起伏的轮廓，凝重而神秘，阵阵草木的气息袭面而来，沁心入脾。我尽情地呼吸，让这气息慢慢滤过身心，心于是也渐渐变得澄澈而沉静。每每此时，我的心头常常会掠过胡适先生早年的诗作，还有因这诗而生的优美旋律——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
扪心而思，我确是从“山中”而来，衣襟上还残留有山野的气息。只是，此番前来，我能否也为宝岛台湾的校园植下一株“兰花草”呢？
我是一个十足的“田野控”。在我眼中，山当然属于田野的范畴，我把山视为田野的延伸。作为一个城市人，我有着浓浓的“田野情结”，不论在故土还是他乡，我对“田野”都有一种近乎本能的亲近感，那种泥土与草木混合的气息总能唤起我莫名的联想与情思，触动我人生的种种感受。说到底，这一切，都拜我的专业所致。
我是一位民俗学者，“田野调查”是民俗学者的基本功。在大陆，学术界习惯将“田野调查”称之为“做田野”，从业学者对“田野”都有比较深刻的认识。“田野”一词仅从字面辨析，即可嗅出其附带的泥土气息与味道。如今，随着学术观念的拓展，“做田野”已不再仅仅局限于“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而是囊括了所有到调查对象现地进行的实证调查与研究。
因专业的需要，我在大陆一些区域的“田野”进行“学术行走”已经20多年了。若盘点“田野”所获，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因为我在田野中邂逅了一个个优秀的民间文化传承人，他们影响和塑造了今日的我，也成就了我的人生。这里，就不能不提及一位我在“田野”里认下的“老叔”——中国“国宝”级的著名故事家谭振山。
谭振山是东北辽河平原上的一位普通农民，1925年生，是一位能讲述1062则故事的著名故事家。1062则，这是怎样庞大的一个数字！谭振山的这些故事多为家族传承，情节质朴生动，带有浓郁的农耕文化特点，堪称“东方的天方夜谭”。由于孕育这些古老故事的文化土壤已经和正在被现代化之风所“剥蚀”，因而，这些承传至今的故事已几近“千古绝唱”，谭振山可说是中国五千年农耕文化“最后的歌者”了。 就是这位可敬又可爱的老人，将我引上了田野之路。
1987年，我在编纂《中国民间文学集成·辽宁卷》的工作中偶然听到了谭振山老人讲的故事，这个朴实的农民连同他讲的故事深深吸引了我。几天后，我辗转乘车，沿途问路，风尘仆仆地找到他居住的那个村子，想对老人的故事展开深入一点的探究。由于那时农村还不通电话，老人事先并不知我的到来。当我在日暮时分一身征尘地出现在他的面前时，老人和他的家人的讶异程度可想而知。老人欣喜于我专程来听他讲故事，亲手杀了一只家养的土鸡款待我。是夜，我坐在烧得滚烫的乡村土炕上，美美地听老人打开了他的故事话篓。那是我第一次做田野，那种感觉真是至今难忘！至此，我开始了对老人及其故事的追踪研究。谁能想到呢，这条蜿蜒通往老人村子的乡间土路，我竟往返了24年。这24年里，频繁地来往使我与老人一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因我的祖籍与老人的祖籍同为燕赵河北，老人执意要我改口，将此前对他的称谓改为以家族父辈排序而论，由“大爷”改称“老叔”。我深知，这不是一般的改口，这里面包含着亲情上的认同，这是对一个田野工作者的最高礼遇。
伴随着故事的采录发表以及追踪研究成果的陆续刊出，老人逐渐声名远播。1992年，日本学术界邀请我携老叔一同赴日出席“世界民话博览会”，老叔也因此成为迄今第一位走出国门讲故事的故事家。2006年，在中国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谭振山的口头文学”作为惟一的个人项目，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一时间，境内外各家媒体纷至沓来，争相对老叔和他的故事进行报导。可以说，老叔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宝”。然而，据我观察，这种喧嚣与热闹并没有改变这位质朴的农村老人的心态，他所关注与放不下的仍然还是他的那些故事。就在几年前，他还私下对我说：“电视这玩意太厉害了，现在的人都看电视去了，听故事的人越来越少了。我不图希别的，就是不想把这些故事带到棺材里。”我对老叔说：“您放心，您的故事都是宝贝，国家要保护的，您的故事一定能全部出版，出全集！”老叔听了，好像没有多少底气，只是幽幽地说：“那得赶快啊。”
2011年4月16日，谭振山老人因病逝世，享年86岁。
当老人的儿子在第一时间将电话打到我家，告知我老叔“走了”的那一瞬间，宛如一座巍峨的民间文化博物馆在我心中訇然坍塌！我即刻启程，前往那个我已十分熟稔的小村，无论如何，我要送老叔最后一程。在老叔的灵前，我任由泪水流过面颊，流进心里。老叔啊，您就这样走了，您忘了我们的约定吗？尽管在老叔生前，我们已将他讲的1062则故事全部用现代影像设备进行了采录，但我难以释怀的是，老叔在世时，终未见到他的“一千零一夜”结集出版！
就在此次赴台湾讲学之前，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找到我，提出要出版谭振山故事全集，希望我带领辽宁大学民俗学专业研究生完成对老人全部故事文本的整理工作。那一刻，我仿佛看到老叔的在天之灵欣慰地笑了，我的眼睛又一次濕润了。
这些年，我常听人说，是我长达20余年的田野追踪研究，才使一个普通农家老人的故事及讲述活动为世人所瞩目，最终才使其成为“国宝”。对此，我无意辩说，个中感受，我心自知。在与谭老叔等民间文化传承人交往这20余年中，我曾经反复思考过这个问题——对一个民俗学者来说，“田野”究竟意味着什么？不错，田野里有事实的真相，有生活的本真，可以使研究者最大可能地接触到事物的本质，避免学术想象，对民俗学、人类学等学科来说，“田野”是学者的成年礼，是学术名片……但是，我还想说，这些都只是“田野”意义的一个侧面。在更开阔的幅面上，我们是否应该意识到：正是田野中有大片以往学术界较少涉足或从未涉足的学术“生荒之地”，学者们才可能踏一脚进去就幸运地遭遇到“秦砖汉瓦”？正是田野中有自然累积的厚重的人文历史土层，有能够在平凡生活中创造出史诗的父老乡亲，才使学者们有所作为，成就一个个学术之梦。对那些世代默默无闻于乡野的可亲可敬的民间文化传承人，怎能说是学者成就了他们？应该说，是他们成就了学者的人生，他们才是学者真正的衣食父母。
走向田野，走向民间，不是一个操作的途径，而是一个心灵的历程。一个有志于从事人文研究的学者，理应对民间充满感情，将融入民间视为砂粒归漠，滴水入川。君不见，那些真正在田野中“脱胎换骨”而后走出的学者，其本人无不呈现着前所未有的从容与自信。依附着广博厚重的田野山川，依附着一个庞大且永恒的群体，他们展现的不再是个人的一得之见，其表述会自然带有田野背景的浑然合声。继而，你还会发现，这些学者们的生命也变得更有质感，人也更加质朴与温情。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田野”的小径已然将我引至台湾东华大学的讲堂，在这里，我要讲授的一门课程就是——“田野”，这也是我想在宝岛台湾大学校园植下的一株“兰花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