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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面对向商业化转型之际，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sset ManagementCorporation，简称AMC)现行的经营体制和治理机制仍存在一些固有的缺陷，导致非经营性风险行为时有发生。本文中所涉及非经营性行为主要指AMC人员对外主动性寻租和对内拉关系、寻官位等不良行为。
1974年，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AnneOKruger)公开发表了《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深入研究了由于政府对外贸的管制而产生对租金的争夺，设计了数量模型对其进行计算和讨论，把寻租(Rent Seeking)作为一个经济学范畴正式提出。话来，布坎南(James M.Buchanan)、托利森(Robert D.Tollison)、斯里尼瓦森(T.N.Srinivasan)等人也进行了深入研究。为此，寻租理论的基本思路被广泛应用，为经济研究提供了一个考虑问题的新视角，揭示了人们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活动不仅可以借助通常的市场手段而且必要时还会采用一些非市场手段，从而把追求新增经济利益行为与追求既得利益再分配的行为区分开来。
我们知道，严重扭曲的不良资产市场中，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往往可以利用信息优势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谋取私人利益，尤其是在责任与收益不相匹配时，会导致非经营性行为时有发生。而这种行为与经营性行为长期交叉，又具有惯性、引诱性和膨胀性等“棘轮效应”，通过复制、传递、挤出等途径，自动放大，危害极深，如何规避其害对于AMC改革与发展显得尤为迫切。
二、一个AMC非经营性行为的基本模型
本文参考了效率工资模型(耶伦，1984、凯茨，1986)，并加入收入、成本等相关变量，对AMC非经营性行为进行了模型化分析。
(一)假设条件
1.发生非经营性行为的主体，既承受着一种成本，也获得了一种利益，具有选择非经营性行为发生的主动性，目标就是期望收益最大化；
2.内部和市场层次中存在无法完全监督主体行为的情形；
3.行为主体在选择非经营性行为时，会受到公司内部信息对称程度和市场上信息对称程度影响，发生非经营性行为时，有可能被发现，也有可能不被发现。
(二)基本类型
发生非经营性风险行为时，主体具有最大化的真实净收入：
π=βa1a2(Y－CL)
Y是行为主体的收入，c是获取收入所需支付的成本，L是获取收入所需支付的劳动数量，β为贴现因子，a1是行为在内部被发现的概率，a2是行为在市场被发现的概率。
行为主体的收入依存于劳动数量和非经营性行为发生的倾向度。为了简化，暂时忽略其他的变量因素，并假设劳动数量与倾向度是乘积性地进入收入函数。可作如下表示：
Y=F(eL)F(●)＞0 Fu(●)＜0
e代表发生非经营性行为的倾向度。我们假设成本是倾向度的惟一决定因素，即有：
e=e(c)e(●)＜0
此时，行为主体发生非经营性行为时追求效用最大化式子如下：
当行为主体独立且不受约束时，L与C一阶条件是： 这表明，在最优处，倾向度的成本弹性是l。在此基础上我们继续进行变量扩展，由于倾向度不仅仅受到的决定，所以，将上述函数进行一般化，则为：
W代表工资收入，V代表考核收入，L是会受到的影响，u是其他影响因素，下标表示偏导数。
最后，一阶条件可以整理为：模型的这种扩展形式说明考核收入影响着倾向度的大小，而工资收入对倾向度不存在影响。
(三)主要结合
第一，V影响非经营性行为的收益水平。V值越大，非经营性行为的收益空间越小，从而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小，整体上呈反向变化关系。而V代表着激励考核效应，所以，激励考核机制作用的发挥如何，直接影响着非经营性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第二，a1a2影响非经营性行为的期望成本。a1a2越小，行为发生的成本就越小，从而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大小又取决于监督战略优劣和监督效率的高低程度。因此，非经营性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与监督效率的高低呈反向变化关系，所以，监督制约机制作用的发挥如何，也影响着非经营性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第三，β作为贴现因子，对支出成本有一定的影响。在AMC这一特殊金融企业中，理论上，β值越大，行为发生的成本就越大，而其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小；反之亦然。如果将β理解为未来的收益对现在行为的影响程度，那么，AMC人员必将会考虑未来发展方向和发展空间，β值就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小，成本支出亦会随之变小。
第四，对于非经营性行为的发生影响相对较小，由于工资水平相对平稳，且存在稳定的预期效应。所以，我们认为，长期以来认为“高薪养廉”的做法也可能存在不妥之处。
第五，本文主要考虑到AMC所进行的是创造性的、知识含量较高的脑力劳动，值属于相关变量因素，也可以理解为变换职业导致的收入损失，它决定了对现有职业的珍惜程度，其中也包括个人成长机会及培训机会等。
三、AMC非经营性风险行为发生原因的分析
2004年，国家审计署对四家AMC进行审计，查出各类违规、管理不规范问题和案件线索金额715.49亿元，占审计抽查金额的13％，提出“处置资产过程不透明，内部交易和关联交易问题较多，评估随意性大，存在假招标和假拍卖”等行为是问题所在。事实上，这种不求反映资产真值的现象十分普遍，也正因为有这样一种模式，意味着信息的严重不对称，对其中的优质资产按劣质资产处理，劣质资产按垃圾资产处理，有了充足的套利空间，很大程度上在外部市场上也就有了非经营性行为发生的空间。
现有的AMC经营体制和治理机制下，委托一代理关系仅体现代理人代表国家行使资产处置和管理的权力，公司的控制权实际上由代理人单方面掌握，也就是说，极易出现内部人控制现象，由于这种明显的政策取向，AMC长期没有形成内部不同权利主体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许多监督管理职能流于形式，难以有效参与市场竞争，从根本上没有融入市场竞争环境之中，形成资产处置透明度不高、交易信息不能及时有效披露、关联交易和内部交易时有发生的不良局面。由是，内部非经营性行为开始蔓延，发生的几率逐渐增大。
另外，资产处置真实价格难以准确衡量，在利益的驱动下，资产处置不可避免面临暗箱操作、内幕交易等内部非经营性风险，员工可能会低价出售资产以换取个人回扣，甚至有意泄漏不良资产折现底价等重要机密，使资产处置工作限于被动。操作人员对资产处置具体项目掌握的信息比决策和管理人员要多，选择处置 目标、制定处置预案实际掌握在操作层手中，往往使损害AMC利益的方案看起来合理合法，使得决策层建立的内控机制流于形式。不良资产通过虚假评估，或暗箱操作，或内外勾结，极大地增加了处置成本，增加了衍生风险。
激励机制不够健全，员工缺乏工作动力，严格的级别划分让普通员工与高层领导之间的待遇相差较远，而普通员工之间也没有好坏之分。其结果就是，有些员工冒着违法违纪的风险去攫取非法所得。期间，缺乏对部门及个人进行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实行的激励考核办法只在纸面上或口头上操作，未真正落到实处，没有体现劳动多少和贡献大小，由此也会加剧AMC运作的非经营性风险，一些人容易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得控制权收益。
缺乏相互约束监督沟通机制，员工只是盲目服从领导者的命令，并完成任务，不会在意自己所做的是否会造成风险。经理层多数不敢创新，注重的是如何保住职位，获取既得利益；对于员工的监督约束也是沿用传统体系，将福利、待遇、住房、用车等均与相应的职务挂钩，同工作业绩关系不大，员工的努力就是为了升职。
四、规避AMC非经营性风险的政策建议
毋庸置疑，非经营性行为已经成为制约AMC商业化转型的软肋。为了发展，为了生存，只有分析产生原因，抓住发展中深层矛盾和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和瓶颈制约，建立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在根治非经营性行为的同时，要防止和避免系统新的风险堆积。
一是通过股份制改造和功能作用重新定位，建立起内部制衡机制，建立健全包括风险政策。审计稽核、战略发展等各专业委员会，实现有效治理和科学管理，确保AMC向商业化转型过程中形成一个全面且相对独立并为其有效运行负责的内部机构体系，提高经营管理层的专业化管理水平，建立符合现代金融发展理念的人员选聘机制。加强内控制度建设的指导，通过一系列相互制约的程序和措施来防止错弊和疏漏的发生。
二是设计一个全新的激励约束机制，把员工的收益与所在岗位、从事工作、工作业绩、产生效益、承担风险等紧密地联系起来。变隐性收益为显性收益，变行政激励为经济激励，逐步建立起科学的激励约束机制，进行科学的岗位设置、定员定额和岗位测评。强调科学的业绩评价，包括标准和程序。首先，要加大物质激励力度，加快薪酬制度改革，以市场定价为依据，合理界定人才薪酬并拉大收入差距，以业绩和能力为导向实行差别化待遇，克服平均主义，使收入分配向核心素质倾斜；其次，要拓宽员工的发展渠道，以职位和职称两条线，提出不同类别的发展渠道和发展方向，对不同岗位和不同专业根据贡献度确定不同的激励办法，使各类人才都能找到自己的发展机会；第三，要建立适应商业化经营人力资源管理要求的员工业绩评价体系，研究制定规范合理、形式灵活的适应不同层次、不同性质工作岗位的员工考核指标体系，为实施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提供准确依据。
三是尽快完善AMC的风险监管机制，特别是明确不良资产的处置定价、损失和评价办法，建立一个量化、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准确判断AMC资产处置的效率和效益。从AMC内部，为规避寻租行为，首先要对资产进行合理定价，减少认定的价值和投资者认定的公平市场价值的巨大差距。其次要建立健全内控体系实行阳光操作的内部运作方式，对资产处置过程中，要坚持三公原则，项目处置要集体研究审处分离、评处分离、处置谈判双重把关，选择中介机构实行资质认定、公开招标、公平竞争，完善资产处置环节的规章制度，防范个人滥用职权行为发生。再次，要严格执行责任追究制度，加大稽核检查频率，对员工非经营性行为引发的资产流失，一经发现，坚决查处，决不手软。从目前紧迫的治标手段来说，必须整合内部监督资源，保证其机构独立性、监督针对性、工作效率性。
四是认真开展对不良资产交易的监督检查工作。对评估、拍卖等中介机构从事不良资产交易服务的资质要认真审核；加大信息披露力度，减少资产公司和投资人的信息不对称状况；提高处置行为的透明度，减少暗箱操作；最大程度地避免各种欺诈、寻租和腐败行为的产生；加强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的针对性，完善相应的监测指标体系；认真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严肃市场秩序。
五、结论
本文的分析说明，非经营性行为是AMC人员缺乏满足感和成就感，且内控存在漏洞，具有理性地获利机会做出反应的结果。我们认为，由于非经营性行为在一定时期内依然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既然不能在近期内通过改变外部条件来消除非经营性行为，那么就应该从内部的制度设置、激励机制和监督约束等方面进行资源整合，调整收益函数使行为主体目标逐步和公司整体目标一致，也唯有如此，才能减少非经营性行为的再度发生。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面对向商业化转型之际，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sset ManagementCorporation，简称AMC)现行的经营体制和治理机制仍存在一些固有的缺陷，导致非经营性风险行为时有发生。本文中所涉及非经营性行为主要指AMC人员对外主动性寻租和对内拉关系、寻官位等不良行为。
1974年，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AnneOKruger)公开发表了《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深入研究了由于政府对外贸的管制而产生对租金的争夺，设计了数量模型对其进行计算和讨论，把寻租(Rent Seeking)作为一个经济学范畴正式提出。话来，布坎南(James M.Buchanan)、托利森(Robert D.Tollison)、斯里尼瓦森(T.N.Srinivasan)等人也进行了深入研究。为此，寻租理论的基本思路被广泛应用，为经济研究提供了一个考虑问题的新视角，揭示了人们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活动不仅可以借助通常的市场手段而且必要时还会采用一些非市场手段，从而把追求新增经济利益行为与追求既得利益再分配的行为区分开来。
我们知道，严重扭曲的不良资产市场中，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往往可以利用信息优势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谋取私人利益，尤其是在责任与收益不相匹配时，会导致非经营性行为时有发生。而这种行为与经营性行为长期交叉，又具有惯性、引诱性和膨胀性等“棘轮效应”，通过复制、传递、挤出等途径，自动放大，危害极深，如何规避其害对于AMC改革与发展显得尤为迫切。
二、一个AMC非经营性行为的基本模型
本文参考了效率工资模型(耶伦，1984、凯茨，1986)，并加入收入、成本等相关变量，对AMC非经营性行为进行了模型化分析。
(一)假设条件
1.发生非经营性行为的主体，既承受着一种成本，也获得了一种利益，具有选择非经营性行为发生的主动性，目标就是期望收益最大化；
2.内部和市场层次中存在无法完全监督主体行为的情形；
3.行为主体在选择非经营性行为时，会受到公司内部信息对称程度和市场上信息对称程度影响，发生非经营性行为时，有可能被发现，也有可能不被发现。
(二)基本类型
发生非经营性风险行为时，主体具有最大化的真实净收入：
π=βa1a2(Y－CL)
Y是行为主体的收入，c是获取收入所需支付的成本，L是获取收入所需支付的劳动数量，β为贴现因子，a1是行为在内部被发现的概率，a2是行为在市场被发现的概率。
行为主体的收入依存于劳动数量和非经营性行为发生的倾向度。为了简化，暂时忽略其他的变量因素，并假设劳动数量与倾向度是乘积性地进入收入函数。可作如下表示：
Y=F(eL)F(●)＞0 Fu(●)＜0
e代表发生非经营性行为的倾向度。我们假设成本是倾向度的惟一决定因素，即有：
e=e(c)e(●)＜0
此时，行为主体发生非经营性行为时追求效用最大化式子如下：
当行为主体独立且不受约束时，L与C一阶条件是： 这表明，在最优处，倾向度的成本弹性是l。在此基础上我们继续进行变量扩展，由于倾向度不仅仅受到的决定，所以，将上述函数进行一般化，则为：
W代表工资收入，V代表考核收入，L是会受到的影响，u是其他影响因素，下标表示偏导数。
最后，一阶条件可以整理为：模型的这种扩展形式说明考核收入影响着倾向度的大小，而工资收入对倾向度不存在影响。
(三)主要结合
第一，V影响非经营性行为的收益水平。V值越大，非经营性行为的收益空间越小，从而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小，整体上呈反向变化关系。而V代表着激励考核效应，所以，激励考核机制作用的发挥如何，直接影响着非经营性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第二，a1a2影响非经营性行为的期望成本。a1a2越小，行为发生的成本就越小，从而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大小又取决于监督战略优劣和监督效率的高低程度。因此，非经营性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与监督效率的高低呈反向变化关系，所以，监督制约机制作用的发挥如何，也影响着非经营性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第三，β作为贴现因子，对支出成本有一定的影响。在AMC这一特殊金融企业中，理论上，β值越大，行为发生的成本就越大，而其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小；反之亦然。如果将β理解为未来的收益对现在行为的影响程度，那么，AMC人员必将会考虑未来发展方向和发展空间，β值就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小，成本支出亦会随之变小。
第四，对于非经营性行为的发生影响相对较小，由于工资水平相对平稳，且存在稳定的预期效应。所以，我们认为，长期以来认为“高薪养廉”的做法也可能存在不妥之处。
第五，本文主要考虑到AMC所进行的是创造性的、知识含量较高的脑力劳动，值属于相关变量因素，也可以理解为变换职业导致的收入损失，它决定了对现有职业的珍惜程度，其中也包括个人成长机会及培训机会等。
三、AMC非经营性风险行为发生原因的分析
2004年，国家审计署对四家AMC进行审计，查出各类违规、管理不规范问题和案件线索金额715.49亿元，占审计抽查金额的13％，提出“处置资产过程不透明，内部交易和关联交易问题较多，评估随意性大，存在假招标和假拍卖”等行为是问题所在。事实上，这种不求反映资产真值的现象十分普遍，也正因为有这样一种模式，意味着信息的严重不对称，对其中的优质资产按劣质资产处理，劣质资产按垃圾资产处理，有了充足的套利空间，很大程度上在外部市场上也就有了非经营性行为发生的空间。
现有的AMC经营体制和治理机制下，委托一代理关系仅体现代理人代表国家行使资产处置和管理的权力，公司的控制权实际上由代理人单方面掌握，也就是说，极易出现内部人控制现象，由于这种明显的政策取向，AMC长期没有形成内部不同权利主体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许多监督管理职能流于形式，难以有效参与市场竞争，从根本上没有融入市场竞争环境之中，形成资产处置透明度不高、交易信息不能及时有效披露、关联交易和内部交易时有发生的不良局面。由是，内部非经营性行为开始蔓延，发生的几率逐渐增大。
另外，资产处置真实价格难以准确衡量，在利益的驱动下，资产处置不可避免面临暗箱操作、内幕交易等内部非经营性风险，员工可能会低价出售资产以换取个人回扣，甚至有意泄漏不良资产折现底价等重要机密，使资产处置工作限于被动。操作人员对资产处置具体项目掌握的信息比决策和管理人员要多，选择处置 目标、制定处置预案实际掌握在操作层手中，往往使损害AMC利益的方案看起来合理合法，使得决策层建立的内控机制流于形式。不良资产通过虚假评估，或暗箱操作，或内外勾结，极大地增加了处置成本，增加了衍生风险。
激励机制不够健全，员工缺乏工作动力，严格的级别划分让普通员工与高层领导之间的待遇相差较远，而普通员工之间也没有好坏之分。其结果就是，有些员工冒着违法违纪的风险去攫取非法所得。期间，缺乏对部门及个人进行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实行的激励考核办法只在纸面上或口头上操作，未真正落到实处，没有体现劳动多少和贡献大小，由此也会加剧AMC运作的非经营性风险，一些人容易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得控制权收益。
缺乏相互约束监督沟通机制，员工只是盲目服从领导者的命令，并完成任务，不会在意自己所做的是否会造成风险。经理层多数不敢创新，注重的是如何保住职位，获取既得利益；对于员工的监督约束也是沿用传统体系，将福利、待遇、住房、用车等均与相应的职务挂钩，同工作业绩关系不大，员工的努力就是为了升职。
四、规避AMC非经营性风险的政策建议
毋庸置疑，非经营性行为已经成为制约AMC商业化转型的软肋。为了发展，为了生存，只有分析产生原因，抓住发展中深层矛盾和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和瓶颈制约，建立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在根治非经营性行为的同时，要防止和避免系统新的风险堆积。
一是通过股份制改造和功能作用重新定位，建立起内部制衡机制，建立健全包括风险政策。审计稽核、战略发展等各专业委员会，实现有效治理和科学管理，确保AMC向商业化转型过程中形成一个全面且相对独立并为其有效运行负责的内部机构体系，提高经营管理层的专业化管理水平，建立符合现代金融发展理念的人员选聘机制。加强内控制度建设的指导，通过一系列相互制约的程序和措施来防止错弊和疏漏的发生。
二是设计一个全新的激励约束机制，把员工的收益与所在岗位、从事工作、工作业绩、产生效益、承担风险等紧密地联系起来。变隐性收益为显性收益，变行政激励为经济激励，逐步建立起科学的激励约束机制，进行科学的岗位设置、定员定额和岗位测评。强调科学的业绩评价，包括标准和程序。首先，要加大物质激励力度，加快薪酬制度改革，以市场定价为依据，合理界定人才薪酬并拉大收入差距，以业绩和能力为导向实行差别化待遇，克服平均主义，使收入分配向核心素质倾斜；其次，要拓宽员工的发展渠道，以职位和职称两条线，提出不同类别的发展渠道和发展方向，对不同岗位和不同专业根据贡献度确定不同的激励办法，使各类人才都能找到自己的发展机会；第三，要建立适应商业化经营人力资源管理要求的员工业绩评价体系，研究制定规范合理、形式灵活的适应不同层次、不同性质工作岗位的员工考核指标体系，为实施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提供准确依据。
三是尽快完善AMC的风险监管机制，特别是明确不良资产的处置定价、损失和评价办法，建立一个量化、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准确判断AMC资产处置的效率和效益。从AMC内部，为规避寻租行为，首先要对资产进行合理定价，减少认定的价值和投资者认定的公平市场价值的巨大差距。其次要建立健全内控体系实行阳光操作的内部运作方式，对资产处置过程中，要坚持三公原则，项目处置要集体研究审处分离、评处分离、处置谈判双重把关，选择中介机构实行资质认定、公开招标、公平竞争，完善资产处置环节的规章制度，防范个人滥用职权行为发生。再次，要严格执行责任追究制度，加大稽核检查频率，对员工非经营性行为引发的资产流失，一经发现，坚决查处，决不手软。从目前紧迫的治标手段来说，必须整合内部监督资源，保证其机构独立性、监督针对性、工作效率性。
四是认真开展对不良资产交易的监督检查工作。对评估、拍卖等中介机构从事不良资产交易服务的资质要认真审核；加大信息披露力度，减少资产公司和投资人的信息不对称状况；提高处置行为的透明度，减少暗箱操作；最大程度地避免各种欺诈、寻租和腐败行为的产生；加强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的针对性，完善相应的监测指标体系；认真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严肃市场秩序。
五、结论
本文的分析说明，非经营性行为是AMC人员缺乏满足感和成就感，且内控存在漏洞，具有理性地获利机会做出反应的结果。我们认为，由于非经营性行为在一定时期内依然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既然不能在近期内通过改变外部条件来消除非经营性行为，那么就应该从内部的制度设置、激励机制和监督约束等方面进行资源整合，调整收益函数使行为主体目标逐步和公司整体目标一致，也唯有如此，才能减少非经营性行为的再度发生。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