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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娲补天、共工触山、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精卫填海……梳理上古神话传说，我们会发现有一共性，那就是我们的祖先在面对强大的自然甚至神力之时，选择的都不是屈膝臣服、坐以待斃，而是去勇敢面对，表现出大无畏的乐观主义精神。可以说，乐观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
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他的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就是孔子师徒的快乐——“乐天知命”，“自乐其乐”。这是一种因心灵的富有与宁静，故不会受任何物质条件所干扰的心平气和的精神境界。宋代周敦颐据孔子的“乐以忘忧”和颜回的“不改其乐”，提出“孔颜乐处”，作为人生追求的最大幸福。有了这样的精神境界，才会有博大的胸怀，豁达的气度，对现实生活中的困难和纷扰都自信乐观，泰然处之，坚忍不拔，愈挫愈奋，以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乐观精神在中国古代诗歌里的表现主要是对人生的肯定和对生活的热爱。中国文士阶层的主流是积极入世的，“周公吐哺，天下归心”，“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无数激昂的文字里面蕴含的是一颗奋进的功业之心。当然，无数的前行者中也必有受挫者，李白也曾“拔剑四顾心茫然”，杜甫更是落魄至“艰难苦恨繁霜鬓”，甚至有人最终绝意于仕途而归隐林泉，但中国极少有厌弃人生的诗歌。与外国作家及中国现当代作家相比，数千年之中中国古代文人自杀者很少，即使偶有几人也多是像屈原、陈子龙那样有“殉国”的色彩，而因个人境遇自杀的少之又少（卢照邻算是一个）。中国文化是一种使人“上下皆可”“左右逢源”的文化，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不管是物质的穷困还是精神的苦闷，他们都不会选择自杀，而是去自我消解压力。功业不成尚有道德可坚守，有词章可栖身，有山林之清欢可享。总之，总能找到自我安身立命之所在。甚至，出世之人的作品中更可见自然之美与生活之趣。“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松风吹解带，明月照弹琴”，“一壶酒，一竿纶，世上如侬有几人？”……江湖之远处自有庙堂之上所难体会的乐趣。出世并非厌弃人生与生活，相反，是太过于热爱，爱得过于纯净，故而才不想继续忍受世俗社会的污浊，转而去亲近山水，到大自然里去寻求生命的安顿。乐观精神在中国叙事类文学作品中表现得更是直接，那就是一部作品，不管它是如何的百转千回，哪怕凄惨哀怨，最终的结尾必然是带有一抹亮色的。以中国四大民间故事为例，牛郎织女故事的最后，虽然随着王母娘娘的金簪一挥，二人被隔于银河两岸，只能相对哭泣。但他们的忠贞爱情感动了千万只喜鹊，飞来为其搭成鹊桥，两人得以相会，王母对此也是无奈，只好允许两人在每年七月七日“金风玉露一相逢”。白蛇传故事的最后，虽然白素贞被囚禁于雷峰塔内，但多年后其子许翰林拜塔救母而出，而法海和尚则被迫躲入螃蟹壳内盘腿打坐。孟姜女故事的最后，虽然丈夫已身亡，但她得以让秦始皇为亡夫立碑、修坟，用檀木棺椁装殓，并率领着文武百官披麻戴孝哭着送葬。后孟姜女跳海，但龙王爷和龙女都同情她，把她接到龙宫。随后命令虾兵蟹将掀起了狂风巨浪，险些将秦始皇卷到大海里去。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的最后，两人虽双双殒命，但最终得以化蝶双飞。
就算以中国古典戏曲四大悲剧中知名度最高的《窦娥冤》来看，故事的最后也是窦娥的父亲窦天章京试高中，出任朝廷廉访使，得女儿托梦，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在大堂上严惩了贪官，还了窦娥一身清白，为女儿昭雪。
有意思的是，不少故事在其誕生之初本是以悲剧结尾的，但在后世流传过程中被渐渐改成了喜剧的结尾。如唐代元稹的小说《会真记》，本是以女主人公莺莺被抛弃为结局的，但明代王实甫根据这个故事改编的戏剧《西厢记》就成了“张君瑞庆团圆”的喜剧结尾。
中国文学之所以充满的是乐观精神，在于中华民族对“善”的崇尚。以诸多的《红楼梦》续书为例，包括高鹗续书在内，几乎所有的续书均是将故事写成了“大团圆”式结局。花月痴人有感于《红楼梦》未尽而继作《红楼幻梦》，在自序中就说，由于《红楼梦》“其情之中，欢洽之情太少，愁绪之情苦多”，“阅之伤心，适足令人酸鼻”，为了“使世人破涕为欢，开颜作笑”，“于是幻作宝玉贵，黛玉华，晴雯生，妙玉存，湘莲回，三姐复，鸳鸯尚在，袭人未去，诸般乐事，畅快人心，使读者解颐喷饭，无少唏嘘”。这些话很能看出国人善良而柔软的内心，所以才有那么多的作家力图以一个圆满幸福的结局去弥合《红楼梦》之悲剧给人们心理上造成的难以释怀的痛惜。
德国大文豪歌德的秘书艾克曼在《歌德谈话录》中记载了歌德在1827年1月31日提及他阅读《好逑传》的感受：“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感情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的……”老子有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中国人是极其善良且富有博爱精神的。“真”“善”“美”是文学创造活动中“三位一体”的价值结构，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但相对来说，西方文学把“真”放在第一位，而中国文学把“善”放在第一位。文学之善不是说它只能表现善的人与事，而是文学作品在描写善恶的时候所体现出的伦理判断，以及它所激发的感情符合善良的人性。文学的目的在于帮助人能够理解自己，提高他对自己的信心，发展他对真理的志向，在他们心灵中启发羞愧、愤怒、勇敢，把一切力量用于使人变得崇高而伟大。文学终要以高尚的情操影响人的心灵，引人向善。“大团圆”结局正是符合了大众对善的认知的同时，又满足了人们对完美的渴求。
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他的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就是孔子师徒的快乐——“乐天知命”，“自乐其乐”。这是一种因心灵的富有与宁静，故不会受任何物质条件所干扰的心平气和的精神境界。宋代周敦颐据孔子的“乐以忘忧”和颜回的“不改其乐”，提出“孔颜乐处”，作为人生追求的最大幸福。有了这样的精神境界，才会有博大的胸怀，豁达的气度，对现实生活中的困难和纷扰都自信乐观，泰然处之，坚忍不拔，愈挫愈奋，以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乐观精神在中国古代诗歌里的表现主要是对人生的肯定和对生活的热爱。中国文士阶层的主流是积极入世的，“周公吐哺，天下归心”，“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无数激昂的文字里面蕴含的是一颗奋进的功业之心。当然，无数的前行者中也必有受挫者，李白也曾“拔剑四顾心茫然”，杜甫更是落魄至“艰难苦恨繁霜鬓”，甚至有人最终绝意于仕途而归隐林泉，但中国极少有厌弃人生的诗歌。与外国作家及中国现当代作家相比，数千年之中中国古代文人自杀者很少，即使偶有几人也多是像屈原、陈子龙那样有“殉国”的色彩，而因个人境遇自杀的少之又少（卢照邻算是一个）。中国文化是一种使人“上下皆可”“左右逢源”的文化，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不管是物质的穷困还是精神的苦闷，他们都不会选择自杀，而是去自我消解压力。功业不成尚有道德可坚守，有词章可栖身，有山林之清欢可享。总之，总能找到自我安身立命之所在。甚至，出世之人的作品中更可见自然之美与生活之趣。“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松风吹解带，明月照弹琴”，“一壶酒，一竿纶，世上如侬有几人？”……江湖之远处自有庙堂之上所难体会的乐趣。出世并非厌弃人生与生活，相反，是太过于热爱，爱得过于纯净，故而才不想继续忍受世俗社会的污浊，转而去亲近山水，到大自然里去寻求生命的安顿。乐观精神在中国叙事类文学作品中表现得更是直接，那就是一部作品，不管它是如何的百转千回，哪怕凄惨哀怨，最终的结尾必然是带有一抹亮色的。以中国四大民间故事为例，牛郎织女故事的最后，虽然随着王母娘娘的金簪一挥，二人被隔于银河两岸，只能相对哭泣。但他们的忠贞爱情感动了千万只喜鹊，飞来为其搭成鹊桥，两人得以相会，王母对此也是无奈，只好允许两人在每年七月七日“金风玉露一相逢”。白蛇传故事的最后，虽然白素贞被囚禁于雷峰塔内，但多年后其子许翰林拜塔救母而出，而法海和尚则被迫躲入螃蟹壳内盘腿打坐。孟姜女故事的最后，虽然丈夫已身亡，但她得以让秦始皇为亡夫立碑、修坟，用檀木棺椁装殓，并率领着文武百官披麻戴孝哭着送葬。后孟姜女跳海，但龙王爷和龙女都同情她，把她接到龙宫。随后命令虾兵蟹将掀起了狂风巨浪，险些将秦始皇卷到大海里去。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的最后，两人虽双双殒命，但最终得以化蝶双飞。
就算以中国古典戏曲四大悲剧中知名度最高的《窦娥冤》来看，故事的最后也是窦娥的父亲窦天章京试高中，出任朝廷廉访使，得女儿托梦，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在大堂上严惩了贪官，还了窦娥一身清白，为女儿昭雪。
有意思的是，不少故事在其誕生之初本是以悲剧结尾的，但在后世流传过程中被渐渐改成了喜剧的结尾。如唐代元稹的小说《会真记》，本是以女主人公莺莺被抛弃为结局的，但明代王实甫根据这个故事改编的戏剧《西厢记》就成了“张君瑞庆团圆”的喜剧结尾。
中国文学之所以充满的是乐观精神，在于中华民族对“善”的崇尚。以诸多的《红楼梦》续书为例，包括高鹗续书在内，几乎所有的续书均是将故事写成了“大团圆”式结局。花月痴人有感于《红楼梦》未尽而继作《红楼幻梦》，在自序中就说，由于《红楼梦》“其情之中，欢洽之情太少，愁绪之情苦多”，“阅之伤心，适足令人酸鼻”，为了“使世人破涕为欢，开颜作笑”，“于是幻作宝玉贵，黛玉华，晴雯生，妙玉存，湘莲回，三姐复，鸳鸯尚在，袭人未去，诸般乐事，畅快人心，使读者解颐喷饭，无少唏嘘”。这些话很能看出国人善良而柔软的内心，所以才有那么多的作家力图以一个圆满幸福的结局去弥合《红楼梦》之悲剧给人们心理上造成的难以释怀的痛惜。
德国大文豪歌德的秘书艾克曼在《歌德谈话录》中记载了歌德在1827年1月31日提及他阅读《好逑传》的感受：“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感情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的……”老子有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中国人是极其善良且富有博爱精神的。“真”“善”“美”是文学创造活动中“三位一体”的价值结构，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但相对来说，西方文学把“真”放在第一位，而中国文学把“善”放在第一位。文学之善不是说它只能表现善的人与事，而是文学作品在描写善恶的时候所体现出的伦理判断，以及它所激发的感情符合善良的人性。文学的目的在于帮助人能够理解自己，提高他对自己的信心，发展他对真理的志向，在他们心灵中启发羞愧、愤怒、勇敢，把一切力量用于使人变得崇高而伟大。文学终要以高尚的情操影响人的心灵，引人向善。“大团圆”结局正是符合了大众对善的认知的同时，又满足了人们对完美的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