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的第二点，其实已经大体上呈现了“三品”的逻辑体系。为了便于理解，进一步以形象的方式说明之。 　　想象这样一个简单的系统：一只手，攥着一根有弹性的线，线的另一端系着一个球。这只手，就是品质；那根有弹性的线，就是品味；那只球，就是品牌。
　　好，现在我们把它转动起来，手（品质）成为圆心和动力源，有弹性的线（品味）就是半径，可长可短；那只球（品牌），就是最外圈呈现的那个圆周。
　　品质过硬，坚韧不移，锚定着整个系统，并源源不断输出动力；品味是活动的，越符合最大多数人的要求，半径就越长；半径越长，品牌影响力就越大，消费者就越多。
　　这就是郎酒庄园“三品战略”的逻辑互动关系，也可以称之为“三品动力学”。
　　前面回顾郎酒庄园成立条件的时候，提到了企业家精神。“三品战略”，就是企业家精神最生动的呈现。
　　下面，把这个动力和逻辑系统分而析之。

那只手—品质原教旨主义

　　汪俊林是一个温和、谦逊、从不虚张声势的企业家，我跟他有多次深入交流，获得两个印象。
　　一是，他不喜欢谈论任何务虚的内容。他几乎从不提及理想，但旁人能从话语和态度中发现他的强烈信念。
　　二是，和他谈酒，如同谈药。尽管中国传统医学的确是把酒当药用的，但事实上也没有严谨到以药的高度来要求酒，但我的确感觉，在他看来，酒和药在严格性上没有区别。
　　基于这两点印象，我们就能理解，他强调酒的品质时，为何要上升到“品质主义”的高度了。
　　主义，最低层次是理念，中间层次是整个思想体系的中轴，最高层次是不用怀疑的信仰。“品质主义”这一表述，对他来说就是信仰。
　　信仰，就是一个人无论做任何事情，都要符合这个信念；而且，这一点是自在的，没有任何刻意，是从心所欲的必然结果，并且下意识地不能容忍任何与之背道而驰的作为。这种“刻板”，用我们熟悉的词汇来说就是“原教旨主义”。
　　的确，汪俊林就是一个“品质原教旨主义者”。
　　酒的历史，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经验主义的历史，要用什么粮食搭配酿造，要在什么环境下开工，要在什么时候蒸煮入窖，要在哪个时间蒸馏取酒，要储藏多少年、如何按比例勾调……这是祖宗教给我们的东西。
　　但祖宗没有也没能力告诉我们，酒里面有什么，他们只能用最虔诚的心态和最符合规范的操作，来呈献一壶好酒。用同仁堂的中医药古训来表述，就叫“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
　　其实这一副对联，放在中国白酒行业，再合适不过。
　　一瓶好酒和一瓶劣酒，只要是饮酒之人，都能分出好坏。但如果是一瓶高端酒和一瓶次高端酒，或者一瓶基酒储藏时间更长的酒和储存时间略短的酒，差别就可能非常细微，只有专业人士和社会顶尖的饮酒者才能分出高下。
　　这就意味着，投入巨大人力和资金成本，通过对粮食来源、酿造过程控制、物理化学检测的严格要求，精益求精，带来的指标差异是非常细微的，大多数消费者可能很难感觉出差别。
　　也就是说，在现有的高品质基础上追求极致品质，成本高，带来的改善是微观呈现的，别人可能根本看不到。

　　“六七十年代，粮食紧缺，酒是很稀缺的，清香型白酒产量大，而且速度快，一个月半个月就可以生产出来。而且清香型白酒的产地都离北京很近，近水楼台，所以那时就是清香型白酒的天下。” 　　“八九十年代，中国人手上慢慢有了点钱，大家以前很少喝得上浓香型白酒，一喝发现，真香啊，这才像酒。就像穷人如果偶尔有钱买肉，都会选择更肥一点的肉，因为以前油水太少了。加上浓香型白酒产程也比较短，两三个月就能出一批，所以它稳稳占据了市场。”
　　“到了新世纪以后，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已经足以支持他们去寻找更加精致、细腻的口感，更加温和、优雅的口味，这时候，酱香型白酒就获得了市场青睐。许多懂得饮酒的人士发现，酱香酒的后味很香，而且这种香是由时间沉淀下来，去掉了烈性的香。但酱香酒产程长达一年，储存至少三年，产量跟不上。现在茅台、郎酒产量都慢慢上来了，未来的市场很有空间。”
　　今天有越来越多的人，饮酒不是因为匮乏，不是因为上瘾，不是为了谋醉，而是尽可能愉悦地感受人生况味。酿造高端美酒，就要符合这种时代需求，这既是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行动回应，也是对消费升级趋势的把握和反馈。
　　再看体会与玩味的需求。
　　我有一个基本观点：当下的中国酒，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中国酒。这一点从酒类进化史和科技发展史的角度，都可以逻辑性地证明。
　　历史地看，中国先辈对好酒的标准一以贯之：一是粮食酒，二是高度酒。粮食酒难得，因为粮食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匮乏的；高度酒难得，是因为蒸馏技术出现得晚，大概在宋元之交得到应用，能够确保供应能力的连续蒸馏技术，更是在19世纪才发明。
　　按照这两个基本标准，今天的酒已经是最好的酒。何况，现代科技发展使得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剔除有害物质，通过理化指标的控制，达到更好的口感和更大的饮后舒适度。

汪俊林认为，好酒的标准除了最基本的的原则之外，也受时代变化的深刻影响，随着时代不断波动。“把郎酒厂办好，标准是几个有利于：有利于政府，有利于周边社会，有利于员工，有利于消费者，有利于后人。”

　　然而，这是否意味着，如果让古人穿越到二郎镇，来试一试青花郎，他们就会为之惊艳，视为琼浆玉液呢？
　　不一定。青花郎的好自然无需赘言，但口味是有时代性的。
　　对此，汪俊林同样是非常清醒的。
　　“郎酒诞生于清末，在清朝、民国、新中国都存在，我们也相信前人的技艺，但是，现在我们真的无法知道清朝、民国、新中国早期的郎酒是什么味道—不会是天壤之别，但肯定不一样。年份老酒我们还有很多，但今天喝到的味道，不代表当时的味道，因为酒有生命，是随着时间不断演变的。那么我们想要知道当年的郎酒的味道，就只能去问那些年纪很大的人，让他们来描述。但描述了还是不能准确掌握，不管怎样，当时的酒的味道，是无法真正掌握的。”
　　正因如此，汪俊林认为，好酒的标准除了最基本的的原则之外，也受时代变化的深刻影响，随着时代不断波动。这就决定了，今天我们追求美酒，一定要注重时代口味，寻找最大公约数。
　　“正因为它不断变动，所以可以说品味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多年前，社会反映说青花郎回味很好，但入口不太好，相比茅台，显得粗一点，没那么柔和。我们非常重视，到2016年之后，就基本很少听到这样的说法了。我一直说，我们不怕媒体揭短，不怕消费者提意见，而且欢迎他们批评，批评对了我们就改，原因还是一样，品味追求没有止境。”
　　现在综合一下：从社会发展高度，把握当前中国人的品位，从时代变化角度，持续响应中国人的口味，这两者，都是动态、辩证的，包含在“品味”范围内。对这两者的把握越精准，响应越快捷，那么，“品味”这条弹性半径，就会越长。
　　半径越长，市场接受度越高，品牌影响力越大。

那个球—品牌方法论

　　2020年3月，郎酒颁出了首届“品质奖”，奖金总额超过1000万元。按照汪俊林的计划，明年起将会升级为“郎酒三品嘉年华”，每年投入5000万元奖金，奖励对品质、品牌、品味建设做出贡献的人士，而且，奖励对象不局限于企业内部，还包括社会人士。
　　这样的手笔，一个省级政府也未必能做到。
　　我从中看到了汪俊林的“野心”—尽管每一个接触者都不得不承认，他不尚空谈，务实而朴素，但心中的图景，毕竟还是会呈现在行为、决策当中。
　　所以我問：“你是不是有一种意图，让人一提起中国白酒，就想到郎酒，想到郎酒庄园，想到二郎镇？就像我们提到奔牛节，自然就想起西班牙。”
　　汪顾左右而言他。
　　“我们中国白酒，一直都在讲，自己的祖宗多优秀，上辈子多优秀，上下五千年。我们不能一直只讲这个。国外的顶级酒庄，他们既讲历史，也讲现在，历史和现在都有很多东西给你看，让你理解。既要讲历史，也要讲现代，两个融合在一起才真的厉害。讲历史我们有很多文物和记载，讲现在就要有个实体，郎酒庄园就是这样一个实体。你跟人家说粮食多讲究，发酵多复杂，生产多么现代化，说了没用，过来看一看、尝一尝他就理解了。”
　　汪俊林建设郎酒庄园，是出于某种信念，但从目的上讲，可以具化为两个方面。

　　一是“给后人留点东西”。如果一定要说理想，这里蕴含的就是他的理想。
　　“一百年前祖宗给我们留下了郎酒，那么我们这一代要给一百年后的人留下点什么东西？这不是我一个人在考虑，这个行业很多大企业也在考虑。”
　　“很多企业都是在玩弄资本，一有风吹草动就死掉了。比如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就会造成很多企业倒闭，相当一部分是因为金融杠杆倒闭。国家去杠杆、打黑，也让很多企业倒闭。因为有的人是以破坏性的方式来赚钱，有的人以损害他人的方式来赚钱，很多人是胆子越来越大，甚至都走到非法道路上去了。”
　　“把郎酒厂办好，标准是几个有利于：有利于政府，有利于周边社会，有利于员工，有利于消费者，有利于后人。”
　　二是“对标顶级”，尽力扩大郎酒的品牌影响力。
　　汪俊林的谦逊，还体现在他一直并不认为青花郎是中国的“顶级白酒”，他自己能掰着指头数出几个顶级白酒，认为青花郎与之有差距。对于消费者而言，其实不相上下，但汪俊林却认为，“差距是全方位的”。
　　这是一个站在天宝峰上眺望世界的人。他看到，世界上许多酒庄，一瓶红酒、洋酒售价数十万元人民币。“我们也有老酒可以卖到这个价格，但毕竟那主要还是文物价值。”
　　中国白酒在国外接受度还不高，这也是他的隐痛。
　　但这一切都不可一蹴而就。
　　郎酒在2001年濒临破产，汪俊林接手之后迅速实现百亿收入；市场震荡，行业颠扑，跌出百亿，又再重回百亿；15年磨一剑，打造郎酒庄园，把中国白酒行业推向庄园时代。这些都是不到20年时间里，一个企业家缔造的奇迹。
　　问题是，正如前文分析过的，郎酒的每一步，都对企业家精神依赖殊深。汪俊林必须考虑，将来还有没有自己这样的企业家，来领导郎酒继续前进。
　　通过品质这个圆心，调动品味这一半径，把品牌这一个球尽力释放出去，让它画下的圆弧尽量向外扩展，这是他能把握的，也是他最擅长的。
　　苦心人，天不负，未来值得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