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西汉御史大夫桑弘羊推行“重商主义”，本意在于强国强兵，但因为对民间工商采取窒息扼杀政策，破坏了商品经济市场化的游戏规则，极端的官营垄断商业政策虽可使国家在短时期内利用强权急速获得一定的财富，但很快便会成强弩之末。因为斩断了“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官僚们都急着在浑水里摸鱼，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因此，桑弘羊推行的极端官营垄断商业的结果，不仅断送了大汉朝“文景盛事”，还埋下了西汉衰亡的恶果，使得国民两败俱伤。
西汉被王莽篡权，但“新朝”不吸取桑弘羊经济政策的教训，反而变本加厉地扩张国家专权工商的力度。不仅逼迫大批工商业者失业，而且因加大对农、林、牧、渔的征税力度，使各行各业一片萧条，因此很快便激起国愤，起义风起云涌。坐了13年的皇帝宝座还没等焐热，王莽便不得不仓惶逃出长安，不料却被商人杜吴在途中所杀。
其后的东汉，前后195年的历史，国家对“本末”与“义利”的轻重，对“官营”与“私营”的权衡，便总是处于此消彼长、此长彼消的循环怪圈之中。因此，东汉时而辉煌，时而凋敝，在磕磕碰碰的处境中，使一统天下分崩离析。而其后长达361年的三国、两晋、南北朝的纷争割据，各朝霸主为了积蓄争夺天下的力量，虽多重农养民，重商养国，为中国商人在局部地区偶露峥嵘提供了机会，但战争频仍，关禁限制，商人所行，危机重重。因此，虽有宽商之政，而无安定之宁；虽有逐利之欲，而少取利之机。
当中国商人再次看到复苏曙光的时候，时间已是公元581年。那年，杨坚在长安建立了隋朝，史称隋文帝。这个身长七尺八寸，状貌魁伟的美髯公，使中国重新恢复一统，结束了四分五裂的混乱局面。
新的一统天下，给隋朝的百姓带来了无限生机，而各行各业也以一种忘我的激情来回报新的王朝为自己带来的新的希望。隋文帝顺应民意，因势利导，定皇法，革官弊，开科举，置均田，轻徭赋，齐度量，统货币，采取了一系列安定社会、休养生息、还利于民的政治经济改革措施。因为赋税减轻，关禁取消，商人南来北往，物通天下，极大地刺激了各地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不仅使粮食仓盈爆满，而且向社会提供了丰富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隋文帝在位仅24年，天下已殷富。
看着富足的天下，晚年的隋文帝踌蹰满志。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黄袍加身的皇帝，听着群臣不绝于耳的赞美声，看着万民山呼万岁的虔敬状，感觉自己就像是救世主，专制集权者不能不拥有的“天是自己的，地是自己的，江山是自己打的，万民也是自己的”傲慢之情油然而生。他不需要再像建国时期那样俭朴勤政，而是征发几十万人为他营造仁寿宫以纵声色，据说劳累致死的役夫“推填坑坎，覆以土石，死者以万数”。
他开始猜忌进谏者图谋不轨，在政治上“独断一人之虑”。他开始抛弃体恤爱民的宽厚，民有小过亦大开杀戒。
公元605年，这位事必躬亲的皇帝，孤独地卷曲在长安大兴官里，不明不白地死在那里。他的次子杨广登上皇位，但过了仅13年就断送了隋朝的江山，这就是隋炀帝。
隋炀帝杨广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虚荣、浮华、好大喜功而雄心勃勃的皇帝。隋炀帝不愿意在长安受父亲杨坚旧朝遗老的控制，将都城迁往洛阳。他看到商贾可以通货聚财，于是强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人入居洛阳以繁盛市荣。他还看到商人可以炫耀国威，甚至在公元609年，统兵40万并无数巨商大贾西巡，在张掖召开“万国博览会”以炫耀盛事之威，兴奋放歌《饮马长城窟行》。他在洛阳大兴土木，营造宫室苑囿。建成的洛阳西苑，堂殿楼观，穷极华丽。为了营造西苑常春的气象，每到秋冬官树凋落，便翦彩绫为花叶，满缀树上，以常呈春象。
公元617年，一个山西经营木材生意的商人，在自己的家中接待了奉命讨伐隋末农民起义的李渊。他劝李渊起兵反隋，剪除暴君，并且进献了自己珍藏多年的兵书。这个木材商人就是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
李渊十分器重武士彟，当他在太原起兵叛隋后，便任命武士彟为行军府司铠参军，为唐军提供军需。第二年，李渊在长安建立唐朝，武士彟被尊为“太原元从功臣”，先后晋封为应国公、周国公，跻身唐初李、韦、武、杨四大政治家族之列。商人通过参与政权变革而获取了政治上的地位，预示着唐朝可以为商人提供更加宽阔的发展空间。
但是，李渊是一个缺乏政治远见的皇帝，而太子李建成，更是一个庸碌之材。次子李世民清醒地意识到，李氏王朝灭亡的不是一个仓廪足以满足50年赈济之用的殷富王朝，而是一个饿殍遍野的杨家天下，坐享其成等于作茧自缚。
公元626年，长安皇宫玄武门一如既往，幽谧而威严。然而，在门后廊庑隐秘处却埋伏了一队精壮兵士。当太子李建成和三弟齐王李元吉奉假诏入宫议事时，伏兵突然涌出，将二人接连刺杀。29岁的李世民策划了这次“玄武门之变”。
两个月后，李渊被迫退位，李世民成为唐王朝的第二代皇帝，史称唐太宗，年号贞观。从此，开启大唐盛世的“贞观之治”拉开了序幕，也标志着，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商人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开始了。
洛阳宫，昔日隋炀帝欢宴之所，虽楼台掩月，亭阁临风，绿柳婆娑，碧水鳞波，却已是物是人非。李世民行幸洛阳宫，泛舟积翠池，不由得感慨万端。他对身边的侍臣说：“这些楼台亭阁，绿柳翠池，皆为炀帝所为。驱役生民，穷此雕丽，身死国灭，尽为我有。朕每思之，若欲天下长久，国无危败，惟令百蚌安宁，不有怨叛而已。”于是下令烧毁洛阳宫。
隋朝短命的历史教训就像一面镜子，总是提醒李世民，官富而民穷，势必造成水以覆舟的严重灾难。因此，以王道治国，节制官吏，反腐倡廉，惠民养生，成为李世民一生追求的理想国政。
李世民继位后，住的宫殿还是隋朝建造的，大部分都已破旧。一般新王朝的君主都要大兴土木，另建新的宫殿。但唐太宗为了节省开支，在贞观初年一直不允许修作。后来唐朝经济渐渐复苏，李世民想奢侈一下，下令大修洛阳宫。这时，一位叫张玄素的御前督导官提醒说：“陛下当初收复洛阳的时候，把隋炀帝的宫殿全部烧掉，以警示世人奢侈之害。不到十年，却要加倍修缮。为什么从前厌恶它，而现在却效法它？这种情形比杨广更坏。”李世民闻听，恍然大悟，不仅立即停工，而且大大奖赏了张玄素。
李世民以国家为重，从谏如流，在中国的历史上是非常出名的。大家都知道的被人戏称为“刺头儿”的魏徵，因为敢于直言进谏，曾让李世民恨得咬牙切齿。
一天，李世民怒气未消地回到宫中，挥着拳头发誓：“我一定要杀了这个乡巴佬儿!”长孙皇后问乡巴佬儿是谁，李世民说：“当然是魏徵，他总是在大庭广众侮辱我。”长孙皇后闻言，立刻穿上皇后官服，向李世民贺喜参拜：“我听说，君主贤明则部下正直。魏徵所以正直，正是因为陛下贤明，因此特来贺喜。”李世民翻然醒悟，不久就让魏徵做了国家宰相。
由于有魏徵、张玄素这样的贤臣辅佐，李世民能够防微杜渐，坚持反腐倡廉。李世民的表率作用，为“贞观之治”奠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像魏徵，为官一世，家里却连个正堂屋都没有；户部尚书戴胄，生前一直住在一座破旧的房子里，死后甚至连个祭祀的地方也没有。这种节俭风气的盛行，对减轻国家和人民的负担，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李世民的新政，在形式上虽然没有脱尽隋文帝的衣钵，但在本质上却有了很大的区别。他将中国过去商品经济只为国家和官僚贵族服务，扩展到为全民服务。他制定详备的市政商律，明确国家管理权限和职责，申明商贾入市规则，取消民用商品限制，以极大的宽容度，允许百姓享受商业所能带来的一切好处。这种亲民重商政策，大大刺激了工商热情。
唐代长安的商业街叫朱雀大街，繁华的“东市”和“西市”分建两旁。其中“东市”是内商市场，“西市”则是外商市场。两市的四周均有夯筑而成的围墙，内辟4条16米宽的“井”字形交通干道，将每市切割成大小基本相同的9个区域。除了市的中心建有市场管理机构“市署”和“平准署”之外，其余为商家店铺“肆”。“肆”指用来陈列商品的场所，多面街而立，同类商品皆集中成行，每“行”之间，筑墙分割，并建立标牌，题写行名。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称“行业”概念的由来，也是经营同类商品的人互称“同行”的由来。
为了便于公平交易，由各行推荐一位德高望重的人担任“行头”。行头虽然实行民主选举，但要报请政府批准方能生效。行头依据行业惯例和市场需要，制定较为详备的行规行约，以保证同行的共同利益。唐朝时期出现的这种民间商人组织形式，是后来“行会”组织的最早发端，表明不仅唐代的商业行业已经成型，商人已成体系，而且表明商人已经开始强烈表达着希望通过自律而寻求和谐与发展的职业要求。这是中国商业发展历史上的一大进步。
长安的东市坐落在贵族和官僚住宅区附近，这里没有西市拥挤，环境比西市安静，场面也更奢华，这里主要是皇家和政府采买商品的交易场所；西市商贾多是浮寄流寓之徒和胡商番客，市内汇聚了酒肆、衣行、药店、古器、珠宝、铁铺、法烛、声色艺妓等220行，商铺4万余家。不仅国内中小商户集聚西市，众多胡商也蜂拥在此，并通过丝绸之路将商业活动的影响辐射西至罗马、东到高丽的广阔范围。因为西市比东市更嘈杂，更大众化，因此这里既是政府发布各种政令告示的地方，也是处决犯人的地方。
依照唐朝法令的规定，每个集市不仅严格遵守开市、闭市时间，而且不得在市场之外私自交易。在市内交易的商人，都要按照自己经营的商品类别，表示专营货物的名称，在相应的“行”内经营。大多数外国商人来到西市，都要请唐人帮助拟写商品标牌，然后才能到相应的行内陈列自己要出售的商品。但是，严格的市场限制，也逐渐显现出强迫交易地点和交易时间的弊端。
中国城邑商业开市虽早，但早期的商市一直遵循与城分割的办法，即在城中专门划定区域作为商市，并规定交易时间，时过闭市。这就是坊市制度。
划定区域和规定时间设市，在早期商品需求率低、商业不发达的时候，具有方便交易的优点。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不能生产过多的剩余产品用于交换，有限的交易量和有限的交易群体，需要一个有限的交易地点和交易时间。
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制度就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性。商人群体的出现，加速了社会分工，而社会分工的不断完善必然刺激和促进生产与消费，使商品的数量和种类不断增多，商品交易的频率加快。限定市场和限定交易时间，在客观上已经不能满足商品交易的需求。而商品交易的不发达、不通畅，必然造成市井不繁荣，必然影响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功能的完善，最终影响城市的发展。于是改变城与市分离与脱节就成为提升城市文明程度的必然。
坊市制度终于在唐朝开始发生松动，允许延长商业时间而首开商业夜市。唐代诗人杜牧《泊秦淮》诤中说：“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而王建则有“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都是描绘扬州城彻夜喧嚣的景致。当时长安是否有夜市，由于找不到可信的史料，尚不得知。但是，大唐治下的扬州先行夜市，而且没有受到政府的取缔，证明夜市的存在已经得到官方的默许。这可是中国商道历史上的一个大事件。
与此同时，在远离长安的地方，一种地下市场也在悄然形成，那就是“草市”。因为城市市场的准入和税收以及严格的开市、闭市制度，日常交易极不方便。于是，就有胆子大的人，在城市之外堆放供应城市商贾骡马草料的草料场附近，私自兜售小商品。这就是“草市”名称的由来。
杜牧《上李太尉论江贼书》里说，富室大户，多住市里，凡江、淮草市，都设在水路两旁。近十几年来，江南、江北所有草市全被抢劫。三年遭两次劫算是幸运，五年不遭劫的几乎没有。说明草市不受政府保护，因此险象环生。但在另一方面也证实，草市这种民间自发的市场，已经形成了相当的规模。
草市因为突破了正规市场经营时间的死板，能够适时解决人们的需要，所以很快便积小成大，形成了一定的规模。由于“草市”在城乡结合部，不仅刺激了农村的商品经济，而且加强了城乡之间商品交换的直接联系，扩大了农民转化为商人的渠道，为唐朝商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公平的竞争规则，使唐朝出现了以往少有的全民经商热潮，甚至在唐代诗人姚合的《庄居野行》诗中被夸张到“客行田野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的境地。
在长安市民商区的西市，烈日下，一个13岁的男孩推着一辆小车，载着他的亲戚从安州带来的丝面布鞋，开始了他传奇般的经商生涯。他就是唐初有名的大商人窦义。
窦义是陕西扶风人。他车上的鞋，是亲戚张敬立从安州卸任回长安后带给甥侄的礼物。在大家争相挑选完自己满意的鞋之后，窦义得到的却是不合脚的鞋。他并不沮丧，而是拿到市场上来销售。这天，他收入了500文钱，虽然微薄，却是他淘的第一桶金。
五月的长安，榆钱黄熟，满城飞落。窦义用这500文钱去铁匠铺打制了两把铁锹，收集了一些榆钱，借宿到伯父管理的庙院闲厩，在那里空闲的土地上挖沟、播种、浇水，种植榆树。他年年提水浇灌，用心培植，并间伐树苗，剪修枝条，打成柴捆，挑到市场出售，以度年用之需。5年后，收获了盖房、造车之用的优质木料几千根，获利10万钱。
当时的长安，人口百万，吃穿用度，皆赖商贾。尤其是烧火做饭、取暖用炭更是虚耗惊人。有了本钱，窦义灵机一动。他购买了几百双新鞋和上千张烧饼，并雇人缝制布袋，然后招募街坊闲戏的小孩，对他们说：“凡捡满一个布袋的槐树籽，可获三张烧饼、十五文钱的报酬；凡捡拾三双旧鞋可交换一双新鞋”。于是顽童踊跃，月余便得槐树籽两车，旧鞋千余双。
窦义将槐树籽、旧鞋加瓦片捣碎成浆，和上沥青，制成径3寸、长3尺的“燃料棒”推向市场。这是一种具有科技含量的新型燃料，用它烧饭，火力胜柴薪一倍。窦义从此发家致富。
窦义精于计算，甘于吃苦，为人所不为，想人所不想，总能出奇制胜，他的从无到有的经商历程，在长安一时传为佳话。窦义无子嗣，80多岁去世前，将家财尽散朋友亲戚，直追春秋商圣陶朱公。
唐朝繁华的长安，与今日繁华都市面临的问题，几无二致。城市居民每天遗弃的垃圾遗物，给城市造成了巨大的环境压力。而河东人裴明礼，却从中发现了商机。裴明礼从收购破烂儿做起，将有用物品整理后再销售给贫寒之家，几年后，便积赞了万贯家财。
有了本钱后，裴明礼在金光门外，低价买下一块满是瓦砾的不毛之地。然而清除这些瓦砾，将是一件十分繁琐的工作。裴明礼想了个办法：在地里竖立一根木杆，悬挂一个草筐，以游戏的方式，让人们拣地里的瓦砾投掷筐中，投中者有奖。于是，争投者众。然而，百人投掷，中的不及一二。未等投法熟练，地里瓦砾已拣拾殆尽。裴明礼遂将这块土地免费租让给牧羊人圈羊，很快，地里便积满了羊粪。一块无人问津的荒芜之地，在裴明礼的手中，已变成肥沃的良田。这时，裴明礼才开始利用赵块土地。他在土地上牛耕翻地，种植果树，间种葵花，并饲养蜜蜂授粉，既丰收了果蔬，又收获了蜂蜜，从此走上了富裕之路。
商人逐利，不以行业论贵贱。长安有个富翁叫罗会，以清除粪便为职业，街坊邻里蔑称他的家是“鸡肆”，是用谐音嘲笑他的家靠“积屎”而成。罗会不以为然，因为他的家世代相袭，掏粪为业，以自己的辛苦积累巨万，并不惭愧。一次，有个叫陆景阳的文化人到他家借宿，看到房屋建造装修得豪华富丽，家眷衣着打扮十分得体，屏风、毡褥等奢侈品一应陈设，便很诧异，问：“先生日子如此富裕安乐，为何还从事这种肮脏污秽的工作？”罗会憨憨一笑，说：“我也不想干。怎奈虽家财万贯，也不能坐吃山空。一旦歇业，家道将衰。”
商人创业的积极性。不仅扩展了唐朝的经济领域，而且极大丰富了唐朝的物质财富，活跃了城乡之间、地域之间、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随着商品贸易的发展，古老的自然经济开始动摇，并最终在公元731年被得到官方认可的货币经济所取代。以往的以物抵税，被以货币纳税取代。时称“柜坊”的新型金融机构也随即诞生，客人将钱存入柜坊，一旦需用，只要出具“书帖”或“信物”，收款人即可凭这些类似支票的“飞钱”去柜坊兑现。货币经济地位确立的结果，为兴起的商人阶层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促成了经济状况的空前繁荣。
在迅猛发展的商品经济刺激下，新兴的商业城市像雨后春笋般兴起。当时世界著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福州、泉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扬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肃敦煌)、凉州(甘肃武威)等等，而首都长安和东都洛阳则是世界屈指一二的商业大都会。
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中国商人更加注重自己的文化修养，重视培育具有亲和色彩的商道文化。这种文化追求首先体现在商店的牌匾、幌子、楹联中：酒店的“猛虎一杯山中醉，蛟龙两盏海底眠”；理发店的“不叫白发催人老，更喜春风满面生”；杂货店的“远迎东西南北客，方便上下左右邻”；药店的“但愿世间人长寿，不惜架上药生尘”；餐馆的“美味招来云外客，清香引出洞中仙”；客店的“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客”等，亲切的人文关怀，极大地减弱了商品经济的“唯利是求”气味。甚至像杜牧这样的大诗人，也应和商家的文化追求，情不自禁地为杏花村“酒家”做起了广告：“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商品经济浪潮推波助澜地激发着人们追求生活质量的热情，一种过去只在寺庙里为僧人打坐提神的饮料茶叶，被陆羽介绍到北方民间。据说用沸水冲茶，具有醒脑、化滞和增寿的功效，于是茶叶风靡全国，并令四方垂涎，茶叶贸易很快成为唐朝一个重要的税收来源。茶叶贸易又引发了茶道文化的推广，不仅使得陶瓷技术长足进步，而且带动了陶瓷贸易的兴旺。丝绸、陶瓷和茶叶，遂成中国的代名词。
（未完待续）
西汉被王莽篡权，但“新朝”不吸取桑弘羊经济政策的教训，反而变本加厉地扩张国家专权工商的力度。不仅逼迫大批工商业者失业，而且因加大对农、林、牧、渔的征税力度，使各行各业一片萧条，因此很快便激起国愤，起义风起云涌。坐了13年的皇帝宝座还没等焐热，王莽便不得不仓惶逃出长安，不料却被商人杜吴在途中所杀。
其后的东汉，前后195年的历史，国家对“本末”与“义利”的轻重，对“官营”与“私营”的权衡，便总是处于此消彼长、此长彼消的循环怪圈之中。因此，东汉时而辉煌，时而凋敝，在磕磕碰碰的处境中，使一统天下分崩离析。而其后长达361年的三国、两晋、南北朝的纷争割据，各朝霸主为了积蓄争夺天下的力量，虽多重农养民，重商养国，为中国商人在局部地区偶露峥嵘提供了机会，但战争频仍，关禁限制，商人所行，危机重重。因此，虽有宽商之政，而无安定之宁；虽有逐利之欲，而少取利之机。
当中国商人再次看到复苏曙光的时候，时间已是公元581年。那年，杨坚在长安建立了隋朝，史称隋文帝。这个身长七尺八寸，状貌魁伟的美髯公，使中国重新恢复一统，结束了四分五裂的混乱局面。
新的一统天下，给隋朝的百姓带来了无限生机，而各行各业也以一种忘我的激情来回报新的王朝为自己带来的新的希望。隋文帝顺应民意，因势利导，定皇法，革官弊，开科举，置均田，轻徭赋，齐度量，统货币，采取了一系列安定社会、休养生息、还利于民的政治经济改革措施。因为赋税减轻，关禁取消，商人南来北往，物通天下，极大地刺激了各地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不仅使粮食仓盈爆满，而且向社会提供了丰富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隋文帝在位仅24年，天下已殷富。
看着富足的天下，晚年的隋文帝踌蹰满志。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黄袍加身的皇帝，听着群臣不绝于耳的赞美声，看着万民山呼万岁的虔敬状，感觉自己就像是救世主，专制集权者不能不拥有的“天是自己的，地是自己的，江山是自己打的，万民也是自己的”傲慢之情油然而生。他不需要再像建国时期那样俭朴勤政，而是征发几十万人为他营造仁寿宫以纵声色，据说劳累致死的役夫“推填坑坎，覆以土石，死者以万数”。
他开始猜忌进谏者图谋不轨，在政治上“独断一人之虑”。他开始抛弃体恤爱民的宽厚，民有小过亦大开杀戒。
公元605年，这位事必躬亲的皇帝，孤独地卷曲在长安大兴官里，不明不白地死在那里。他的次子杨广登上皇位，但过了仅13年就断送了隋朝的江山，这就是隋炀帝。
隋炀帝杨广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虚荣、浮华、好大喜功而雄心勃勃的皇帝。隋炀帝不愿意在长安受父亲杨坚旧朝遗老的控制，将都城迁往洛阳。他看到商贾可以通货聚财，于是强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人入居洛阳以繁盛市荣。他还看到商人可以炫耀国威，甚至在公元609年，统兵40万并无数巨商大贾西巡，在张掖召开“万国博览会”以炫耀盛事之威，兴奋放歌《饮马长城窟行》。他在洛阳大兴土木，营造宫室苑囿。建成的洛阳西苑，堂殿楼观，穷极华丽。为了营造西苑常春的气象，每到秋冬官树凋落，便翦彩绫为花叶，满缀树上，以常呈春象。
公元617年，一个山西经营木材生意的商人，在自己的家中接待了奉命讨伐隋末农民起义的李渊。他劝李渊起兵反隋，剪除暴君，并且进献了自己珍藏多年的兵书。这个木材商人就是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
李渊十分器重武士彟，当他在太原起兵叛隋后，便任命武士彟为行军府司铠参军，为唐军提供军需。第二年，李渊在长安建立唐朝，武士彟被尊为“太原元从功臣”，先后晋封为应国公、周国公，跻身唐初李、韦、武、杨四大政治家族之列。商人通过参与政权变革而获取了政治上的地位，预示着唐朝可以为商人提供更加宽阔的发展空间。
但是，李渊是一个缺乏政治远见的皇帝，而太子李建成，更是一个庸碌之材。次子李世民清醒地意识到，李氏王朝灭亡的不是一个仓廪足以满足50年赈济之用的殷富王朝，而是一个饿殍遍野的杨家天下，坐享其成等于作茧自缚。
公元626年，长安皇宫玄武门一如既往，幽谧而威严。然而，在门后廊庑隐秘处却埋伏了一队精壮兵士。当太子李建成和三弟齐王李元吉奉假诏入宫议事时，伏兵突然涌出，将二人接连刺杀。29岁的李世民策划了这次“玄武门之变”。
两个月后，李渊被迫退位，李世民成为唐王朝的第二代皇帝，史称唐太宗，年号贞观。从此，开启大唐盛世的“贞观之治”拉开了序幕，也标志着，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商人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开始了。
洛阳宫，昔日隋炀帝欢宴之所，虽楼台掩月，亭阁临风，绿柳婆娑，碧水鳞波，却已是物是人非。李世民行幸洛阳宫，泛舟积翠池，不由得感慨万端。他对身边的侍臣说：“这些楼台亭阁，绿柳翠池，皆为炀帝所为。驱役生民，穷此雕丽，身死国灭，尽为我有。朕每思之，若欲天下长久，国无危败，惟令百蚌安宁，不有怨叛而已。”于是下令烧毁洛阳宫。
隋朝短命的历史教训就像一面镜子，总是提醒李世民，官富而民穷，势必造成水以覆舟的严重灾难。因此，以王道治国，节制官吏，反腐倡廉，惠民养生，成为李世民一生追求的理想国政。
李世民继位后，住的宫殿还是隋朝建造的，大部分都已破旧。一般新王朝的君主都要大兴土木，另建新的宫殿。但唐太宗为了节省开支，在贞观初年一直不允许修作。后来唐朝经济渐渐复苏，李世民想奢侈一下，下令大修洛阳宫。这时，一位叫张玄素的御前督导官提醒说：“陛下当初收复洛阳的时候，把隋炀帝的宫殿全部烧掉，以警示世人奢侈之害。不到十年，却要加倍修缮。为什么从前厌恶它，而现在却效法它？这种情形比杨广更坏。”李世民闻听，恍然大悟，不仅立即停工，而且大大奖赏了张玄素。
李世民以国家为重，从谏如流，在中国的历史上是非常出名的。大家都知道的被人戏称为“刺头儿”的魏徵，因为敢于直言进谏，曾让李世民恨得咬牙切齿。
一天，李世民怒气未消地回到宫中，挥着拳头发誓：“我一定要杀了这个乡巴佬儿!”长孙皇后问乡巴佬儿是谁，李世民说：“当然是魏徵，他总是在大庭广众侮辱我。”长孙皇后闻言，立刻穿上皇后官服，向李世民贺喜参拜：“我听说，君主贤明则部下正直。魏徵所以正直，正是因为陛下贤明，因此特来贺喜。”李世民翻然醒悟，不久就让魏徵做了国家宰相。
由于有魏徵、张玄素这样的贤臣辅佐，李世民能够防微杜渐，坚持反腐倡廉。李世民的表率作用，为“贞观之治”奠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像魏徵，为官一世，家里却连个正堂屋都没有；户部尚书戴胄，生前一直住在一座破旧的房子里，死后甚至连个祭祀的地方也没有。这种节俭风气的盛行，对减轻国家和人民的负担，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李世民的新政，在形式上虽然没有脱尽隋文帝的衣钵，但在本质上却有了很大的区别。他将中国过去商品经济只为国家和官僚贵族服务，扩展到为全民服务。他制定详备的市政商律，明确国家管理权限和职责，申明商贾入市规则，取消民用商品限制，以极大的宽容度，允许百姓享受商业所能带来的一切好处。这种亲民重商政策，大大刺激了工商热情。
唐代长安的商业街叫朱雀大街，繁华的“东市”和“西市”分建两旁。其中“东市”是内商市场，“西市”则是外商市场。两市的四周均有夯筑而成的围墙，内辟4条16米宽的“井”字形交通干道，将每市切割成大小基本相同的9个区域。除了市的中心建有市场管理机构“市署”和“平准署”之外，其余为商家店铺“肆”。“肆”指用来陈列商品的场所，多面街而立，同类商品皆集中成行，每“行”之间，筑墙分割，并建立标牌，题写行名。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称“行业”概念的由来，也是经营同类商品的人互称“同行”的由来。
为了便于公平交易，由各行推荐一位德高望重的人担任“行头”。行头虽然实行民主选举，但要报请政府批准方能生效。行头依据行业惯例和市场需要，制定较为详备的行规行约，以保证同行的共同利益。唐朝时期出现的这种民间商人组织形式，是后来“行会”组织的最早发端，表明不仅唐代的商业行业已经成型，商人已成体系，而且表明商人已经开始强烈表达着希望通过自律而寻求和谐与发展的职业要求。这是中国商业发展历史上的一大进步。
长安的东市坐落在贵族和官僚住宅区附近，这里没有西市拥挤，环境比西市安静，场面也更奢华，这里主要是皇家和政府采买商品的交易场所；西市商贾多是浮寄流寓之徒和胡商番客，市内汇聚了酒肆、衣行、药店、古器、珠宝、铁铺、法烛、声色艺妓等220行，商铺4万余家。不仅国内中小商户集聚西市，众多胡商也蜂拥在此，并通过丝绸之路将商业活动的影响辐射西至罗马、东到高丽的广阔范围。因为西市比东市更嘈杂，更大众化，因此这里既是政府发布各种政令告示的地方，也是处决犯人的地方。
依照唐朝法令的规定，每个集市不仅严格遵守开市、闭市时间，而且不得在市场之外私自交易。在市内交易的商人，都要按照自己经营的商品类别，表示专营货物的名称，在相应的“行”内经营。大多数外国商人来到西市，都要请唐人帮助拟写商品标牌，然后才能到相应的行内陈列自己要出售的商品。但是，严格的市场限制，也逐渐显现出强迫交易地点和交易时间的弊端。
中国城邑商业开市虽早，但早期的商市一直遵循与城分割的办法，即在城中专门划定区域作为商市，并规定交易时间，时过闭市。这就是坊市制度。
划定区域和规定时间设市，在早期商品需求率低、商业不发达的时候，具有方便交易的优点。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不能生产过多的剩余产品用于交换，有限的交易量和有限的交易群体，需要一个有限的交易地点和交易时间。
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制度就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性。商人群体的出现，加速了社会分工，而社会分工的不断完善必然刺激和促进生产与消费，使商品的数量和种类不断增多，商品交易的频率加快。限定市场和限定交易时间，在客观上已经不能满足商品交易的需求。而商品交易的不发达、不通畅，必然造成市井不繁荣，必然影响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功能的完善，最终影响城市的发展。于是改变城与市分离与脱节就成为提升城市文明程度的必然。
坊市制度终于在唐朝开始发生松动，允许延长商业时间而首开商业夜市。唐代诗人杜牧《泊秦淮》诤中说：“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而王建则有“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都是描绘扬州城彻夜喧嚣的景致。当时长安是否有夜市，由于找不到可信的史料，尚不得知。但是，大唐治下的扬州先行夜市，而且没有受到政府的取缔，证明夜市的存在已经得到官方的默许。这可是中国商道历史上的一个大事件。
与此同时，在远离长安的地方，一种地下市场也在悄然形成，那就是“草市”。因为城市市场的准入和税收以及严格的开市、闭市制度，日常交易极不方便。于是，就有胆子大的人，在城市之外堆放供应城市商贾骡马草料的草料场附近，私自兜售小商品。这就是“草市”名称的由来。
杜牧《上李太尉论江贼书》里说，富室大户，多住市里，凡江、淮草市，都设在水路两旁。近十几年来，江南、江北所有草市全被抢劫。三年遭两次劫算是幸运，五年不遭劫的几乎没有。说明草市不受政府保护，因此险象环生。但在另一方面也证实，草市这种民间自发的市场，已经形成了相当的规模。
草市因为突破了正规市场经营时间的死板，能够适时解决人们的需要，所以很快便积小成大，形成了一定的规模。由于“草市”在城乡结合部，不仅刺激了农村的商品经济，而且加强了城乡之间商品交换的直接联系，扩大了农民转化为商人的渠道，为唐朝商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公平的竞争规则，使唐朝出现了以往少有的全民经商热潮，甚至在唐代诗人姚合的《庄居野行》诗中被夸张到“客行田野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的境地。
在长安市民商区的西市，烈日下，一个13岁的男孩推着一辆小车，载着他的亲戚从安州带来的丝面布鞋，开始了他传奇般的经商生涯。他就是唐初有名的大商人窦义。
窦义是陕西扶风人。他车上的鞋，是亲戚张敬立从安州卸任回长安后带给甥侄的礼物。在大家争相挑选完自己满意的鞋之后，窦义得到的却是不合脚的鞋。他并不沮丧，而是拿到市场上来销售。这天，他收入了500文钱，虽然微薄，却是他淘的第一桶金。
五月的长安，榆钱黄熟，满城飞落。窦义用这500文钱去铁匠铺打制了两把铁锹，收集了一些榆钱，借宿到伯父管理的庙院闲厩，在那里空闲的土地上挖沟、播种、浇水，种植榆树。他年年提水浇灌，用心培植，并间伐树苗，剪修枝条，打成柴捆，挑到市场出售，以度年用之需。5年后，收获了盖房、造车之用的优质木料几千根，获利10万钱。
当时的长安，人口百万，吃穿用度，皆赖商贾。尤其是烧火做饭、取暖用炭更是虚耗惊人。有了本钱，窦义灵机一动。他购买了几百双新鞋和上千张烧饼，并雇人缝制布袋，然后招募街坊闲戏的小孩，对他们说：“凡捡满一个布袋的槐树籽，可获三张烧饼、十五文钱的报酬；凡捡拾三双旧鞋可交换一双新鞋”。于是顽童踊跃，月余便得槐树籽两车，旧鞋千余双。
窦义将槐树籽、旧鞋加瓦片捣碎成浆，和上沥青，制成径3寸、长3尺的“燃料棒”推向市场。这是一种具有科技含量的新型燃料，用它烧饭，火力胜柴薪一倍。窦义从此发家致富。
窦义精于计算，甘于吃苦，为人所不为，想人所不想，总能出奇制胜，他的从无到有的经商历程，在长安一时传为佳话。窦义无子嗣，80多岁去世前，将家财尽散朋友亲戚，直追春秋商圣陶朱公。
唐朝繁华的长安，与今日繁华都市面临的问题，几无二致。城市居民每天遗弃的垃圾遗物，给城市造成了巨大的环境压力。而河东人裴明礼，却从中发现了商机。裴明礼从收购破烂儿做起，将有用物品整理后再销售给贫寒之家，几年后，便积赞了万贯家财。
有了本钱后，裴明礼在金光门外，低价买下一块满是瓦砾的不毛之地。然而清除这些瓦砾，将是一件十分繁琐的工作。裴明礼想了个办法：在地里竖立一根木杆，悬挂一个草筐，以游戏的方式，让人们拣地里的瓦砾投掷筐中，投中者有奖。于是，争投者众。然而，百人投掷，中的不及一二。未等投法熟练，地里瓦砾已拣拾殆尽。裴明礼遂将这块土地免费租让给牧羊人圈羊，很快，地里便积满了羊粪。一块无人问津的荒芜之地，在裴明礼的手中，已变成肥沃的良田。这时，裴明礼才开始利用赵块土地。他在土地上牛耕翻地，种植果树，间种葵花，并饲养蜜蜂授粉，既丰收了果蔬，又收获了蜂蜜，从此走上了富裕之路。
商人逐利，不以行业论贵贱。长安有个富翁叫罗会，以清除粪便为职业，街坊邻里蔑称他的家是“鸡肆”，是用谐音嘲笑他的家靠“积屎”而成。罗会不以为然，因为他的家世代相袭，掏粪为业，以自己的辛苦积累巨万，并不惭愧。一次，有个叫陆景阳的文化人到他家借宿，看到房屋建造装修得豪华富丽，家眷衣着打扮十分得体，屏风、毡褥等奢侈品一应陈设，便很诧异，问：“先生日子如此富裕安乐，为何还从事这种肮脏污秽的工作？”罗会憨憨一笑，说：“我也不想干。怎奈虽家财万贯，也不能坐吃山空。一旦歇业，家道将衰。”
商人创业的积极性。不仅扩展了唐朝的经济领域，而且极大丰富了唐朝的物质财富，活跃了城乡之间、地域之间、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随着商品贸易的发展，古老的自然经济开始动摇，并最终在公元731年被得到官方认可的货币经济所取代。以往的以物抵税，被以货币纳税取代。时称“柜坊”的新型金融机构也随即诞生，客人将钱存入柜坊，一旦需用，只要出具“书帖”或“信物”，收款人即可凭这些类似支票的“飞钱”去柜坊兑现。货币经济地位确立的结果，为兴起的商人阶层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促成了经济状况的空前繁荣。
在迅猛发展的商品经济刺激下，新兴的商业城市像雨后春笋般兴起。当时世界著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福州、泉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扬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肃敦煌)、凉州(甘肃武威)等等，而首都长安和东都洛阳则是世界屈指一二的商业大都会。
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中国商人更加注重自己的文化修养，重视培育具有亲和色彩的商道文化。这种文化追求首先体现在商店的牌匾、幌子、楹联中：酒店的“猛虎一杯山中醉，蛟龙两盏海底眠”；理发店的“不叫白发催人老，更喜春风满面生”；杂货店的“远迎东西南北客，方便上下左右邻”；药店的“但愿世间人长寿，不惜架上药生尘”；餐馆的“美味招来云外客，清香引出洞中仙”；客店的“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客”等，亲切的人文关怀，极大地减弱了商品经济的“唯利是求”气味。甚至像杜牧这样的大诗人，也应和商家的文化追求，情不自禁地为杏花村“酒家”做起了广告：“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商品经济浪潮推波助澜地激发着人们追求生活质量的热情，一种过去只在寺庙里为僧人打坐提神的饮料茶叶，被陆羽介绍到北方民间。据说用沸水冲茶，具有醒脑、化滞和增寿的功效，于是茶叶风靡全国，并令四方垂涎，茶叶贸易很快成为唐朝一个重要的税收来源。茶叶贸易又引发了茶道文化的推广，不仅使得陶瓷技术长足进步，而且带动了陶瓷贸易的兴旺。丝绸、陶瓷和茶叶，遂成中国的代名词。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