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接触中国式摔跤，是我在石家庄上初二的时候。当时正值文革中的“复课闹革命”，但其实学校并不上课，于是我们这些精力旺盛的半大小子，就把注意力投向了中国式摔跤，由同学引荐认识了当时在清真寺边上住的李兰田老师，李老师是“回回杨八爷”的大徒弟。文革时期，老规矩全破了，入李老师的门也简单，老师只是嘱咐不要欺负人要讲德，之后就开始练，踢腿、推砖、拧千斤坠。李老师的师傅杨八爷是保定人，有着神奇的传说，据说功夫了得。八爷有时候也到我们的练习场来，人个儿不高，1.60米上下，精神奕奕，干净精炼，话很少（编者：编者查互联网，河北石家庄市当年有保定跤派的一代宗师杨瑞亭杨八爷传授摔跤。杨八爷曾是阎锡山侍卫队队长，山西国术馆的顶梁柱。此杨八爷不知是否就是本文所提到的杨八爷，向知情者求答），在场都是李兰田师傅教我们练。先练一脚踢，又练麻花掰，我们几个同学就像着了魔一般。那时的跤场，就是用铁锹挖松的一块土地，然后穿上褡裢就摔，全然不顾一身汗一身土。当时师傅上班，每星期来指导一两次。我们这些徒弟们就每天摔，反正学校不上课，每星期师傅来后看一下我们摔跤就指导一下。当时学习了保定跤的扭别扛拉挑、桩坎默踢抱、十个大绊子等等，练习这些绊子的“演空”，反复熟悉基本要领。
　　初中毕业参加了工作，李兰田师傅就带我们去当时的石家庄国棉一厂俱乐部去摔。国棉一厂摔跤队是天津的摔跤冠军韩兰江带出来的徒弟，摔的是天津跤。摔跤队有工会（当时好像是革委会）支持，在俱乐部门口，铺上垫子拉上灯就摔。每星期六晚上就去比试。当时觉得国棉一厂的条件太好了，工厂有锅炉房，有开水，有好褡裢……，每次摔跤，围观的人也多，只听到师傅在边上叫“变脸”！“拧腰”……，真是越摔越来劲！
　　这段时间虽然一直在摔，可能是自己天分所限，我始终没有机会在石家庄参加上大的比赛，之后工作变动，我就调到了北京起重机械厂工作。
　　也许该着我跟摔跤有缘，北京起重机械厂也有个摔跤队，队里有个大名鼎鼎的刘玉森，他就成了我的又一个摔跤老师。是刘老师，把我带到了又一片中国跤的新天地。
　　刘玉森是全国中量级冠军，文革前是北京宣武区跤坛的台柱子，也是八一队的台柱子（编者：据北京跤坛名将李宝如先生回忆：1959年9月13日-10月3日第一届全运会后，北京市体委决定保留因种种原因成绩不佳的北京中国式摔跤队，整顿队务，调整队员，刘玉森此时来队，时年20岁。又据《中华武术》2007年8月号《现代中国跤术的发展阶段》一文记载：1963年8月4～11日呼和浩特市七单位摔角锦标赛，刘玉森代表北京部队参赛，获次重量级第一名；1965年9月14～18日第二届全运会摔角比赛，刘玉森代表解放军参赛，获中量级第一名），后转到我们厂当模型工。刘玉森老师要求我们极严，天天要练基本功，午休时间在喷漆车间（这里地界宽敞）摔。当时东城区朝阳门的小温子等摔跤爱好者也都到我们厂来摔。
　　刘玉森有个外号叫“勾子刘”，他的单手挑勾子极为漂亮。当时厂里还有位刘师傅的孩子刘小雨也是北京市中量级的摔跤冠军，他的一脚踢十分有名（编者：据李宝如回忆，1974年组建北京摔跤集训队，训练一年后参加第三届全运会的有刘洪顺、韩和亮、吕继民、刘小雨、张风祥、王洪振、王跃维、李明元、刘玉森等）。
　　我们常跟刘玉森师傅一块儿去看他比赛，当时他已经四十岁了，但是跟青年人似的摔得还是很棒。有一年在西单体育场重量级跟宣武区的名将柳根子（李柳根）摔，当时柳根子三十多岁，三局，刘玉森因消极判败，这是我看的刘师傅唯一的一次失败。
　　后来又到北海体育场、东单体育场等处看刘玉森和当时很多名家的比赛，给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东城的李明元，他的“披”和“德合乐”十分快捷。还有我们机械局二机床的白文亮（当时是代表河南来京比赛），个儿不大，“披”极漂亮，“跪腿德合乐”那是一绝。这些人都是我们心中的偶像。每每看过比赛后，回来问刘玉森师傅，他就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这些绊子的手法、要领，并告诉我们“大绊子七十二，小绊子赛牛毛”，主要是借力，用巧劲。还要练太极，“摔跤加太极，神鬼都难拿”。
　　再到以后，世事变迁，大家都忙着去应付平淡却并不轻松的生活，当年的半大小子，成了如今的半大老头儿，那用铁锹挖出的简易跤场、那在跤场边教练熟悉的吆喝、那让人眼花缭乱的大绊子小绊子，都离我渐行渐远，化作了藏在心底的一段最美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