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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是什么
2010年元旦新推出的大型电视系列纪录片《大秦岭》是一部很有思想性的高水平的学术作品。这部作品从作为中国标志性地理中轴──秦岭山脉的历史谈起,给人以浓厚的历史沧桑感,令人深思,令人遐想,给人以精神润泽。纪录片的开始,回忆起令中国人骄傲的大唐盛世的景况。那时候,政治修明,社会开放,民生富足,万邦景仰。为什么会这样?很多人说是赶上了个好皇帝,或碰巧好几个皇帝都不是昏君。我不同意。如果那样做结论,那我们中国文化、中国人就太悲哀了。书写丹青,建设文化,如果像撞大运一样,靠碰运气碰上个明白人当皇帝,就是发展,若碰上了白痴或恶棍坐上了龙廷,社会就民不聊生、百业凋零,那么我们的民族就应当让人瞧不起,因为这个民族远还没有实现自觉,没有实现自立,这个民族的文化,还是处在一个非理性的低级发展阶段。
其实我这样说也确实有点气短,因为自打那以后的一千多年以来,我们的民族不正是这样不争气么?分了合,合了分,三百年有王者兴起,八十年有贼子得逞,王者兴起时人民享受幸福,贼子得逞时生灵涂炭。这不正是典型的 “发文化疟子”症吗?
我认为,大唐盛世之所以让东西方各民族都仰慕,不是因那时中国人吃得好,穿得好,有房子住,有业可务,有国人歌功颂德,有外人进贡朝觐,而是因为那时的中国人有信仰,有追求。中国人一百年来没有一个诺贝尔奖得主,这样一个硕大的人群中就真的找不出一位可以与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比肩的人吗?《大秦岭》中极力推崇的玄奘大和尚如果生在今天,我就不信他没有泰戈尔高大,我就不信他的人格魅力比不上印度的特雷萨修女。我们现在倒好,知识和见识变成了“ABCD”四选一选题,学术和文化变成了皇家宫廷内的勾心斗角和风流韵事(跟说书的没有什么两样),如此下去,诺贝尔奖评选者们要是瞧得上我们,那才是怪事一件了。
信仰是什么?信仰就是一个人吃饱了以后不到处去生事,仔细琢磨我们人类是怎么来的,我们将会面临怎样的命运,我们能为以后的苍生做些什么,我们的视野能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空间里占据多大的比率。思考这样的问题能让一个民族生出谦卑,而从外部看,这样生出谦卑的民族(这样的人也是如此)才会让人佩服。玄奘大和尚之所以能让人千年景仰,就因为他就是那样的人。别以为我上面说的话有点气话的意思,人如果不吃饱肚子,就别提信仰,如果一个人在自己吃不饱肚子情况下能做出玄奘大和尚那样的伟业来,鬼才相信。一个大民族,一个能长久地让人瞧得起的民族,不在于她的人口有多多,也不在于她占了多么优越的一块地方,而在于她的儿女们的追求,在空间尺度是深远的,在时间维度是久远的。一个天天计算着自己腰包里的财富多少的民族是没有出息的民族。现在我们民族已经进入到普遍能吃饱肚子的发展阶段了,如果还不把民族的信仰建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岂不是白白耽误了赶超先进民族的时间了么?
上帝与恺撒
西方谚语中,有一条很流行:“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意思是神界的事情请上帝操心,俗界的事由恺撒来安排。但在中国,两千年来有一个万能的政府,小到吃喝拉撒,大到婚丧嫁娶,上到祭祖孝悌,下到抚子弄孙,没有它不该管的,只要它想管,没有管不到的,红雨随心能翻作浪,青山着意就化为桥。中国的一切都几乎是政府意志的产物。万里长城多劳民伤财,大运河在那个年代有多大的难度,只要政府一声号令照修不误。
外国的事情,办起来就很让人着急。曼谷的街道十分狭窄弯曲,一问才知道,是政府没有财力能承担与取直街道所必须搬迁的居民谈判。据说皇宫前的小广场还是由华裔富商出资买下附近的几户民居扩出来的,国王也破例赏光接受了这部分新臣民的敬意。在汉城(现在人家让我们叫它“首尔”),三天的时间我就注意到没看见几座立交桥,那一律是平面交叉的道路对这座巨型城市(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交通带来的压力可想而知,韩国缺的就不是钱了,而是法律上走不通,政府从来没有打算去跟修立交桥时所要动迁的市民交涉。
最出名的要算是德国的纽伦堡了,王宫门前当不当正不正有一座磨房,当年国王贵族出入都要拐好几个弯,两百多年来就这么憋糗着,其实磨房主的后代早就放弃了对它的产权,可是当地的法律规定谁也不许动这座著名的“历史建筑”,因为它见证了政府德国法律对民意的充分尊重。
许多外国人谈到他们对中国尤其是北京上海的看法时都说,隔两年不来北京就有隔世之感,几乎认不得了。我们都以为是人家在奉承我们,其实人家那种诧异是对中国人的不解:“那城市怎么那么一眨眼工夫轻易就变了样呢?”北京2008年奥运会、上海2010年世界博览会就更有了“CHINA”(“拆那”)的理由。拿着政府号牌,拆迁公司只要在墙上画上一个大大的圈,里面写上一个“拆”字,那件好事就算是完成了一半。当年的北京十几里城墙不就是一眨眼功夫就变成通途了么。再想看当年的北京老城墙的模样,只能到崇文门东边去看那段残垣断壁了。常常听说某国市民抗议市议会打算申办这个会那个会的,就是怕影响自己的正常生活。我们中国人就从心里想谴责他们缺乏爱国之心,没有大局观,他们的社会就没有我们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能雷厉风行地干出让世界惊异的事情,就多亏了中国的“万能政府”和服膺它的忠诚臣民。
可是有时我也想,如果这么有效率的政府在本质上是个“法上政府”,它可以不用依照法律的条文行事,会不会碰巧出什么乱子?最近,各地还真因为拆迁问题解决不当不断出现了令人痛心的事情。于是北京的一些大学研究社会学的教授们就赶紧上了不少奏本,要求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对以往的拆迁法规进行修订。
政府行为应当有法可依,这十几年来在这方面有了不小的进步,但是,想在短时间内彻底完善之,无异于幻想。比如政府信息公开,财政收支的透明化,我想在短时间内就无法实现,我不想催促政府加快这方面的进程,因为依照早年我在国家机关里工作的经验,不是快不了,而是根本无法快,不然会欲速不达。政府信息的完全公开,其基本建设需要太多的铺垫。例如,预算的产生、评估、审核、质询、修订,这些步骤都不是现行体制那些人所能练手的,因为他们的知识结构和思维观念还大都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习惯于举手表决和拍手通过这样简单的程序,“局外人”或一个两个与会者如果提出这方面的改革意见,短短的会期也是不能允许的,会议的掌门人早就把举手通过的时间计算好了,会议又不想延期,开会只是走走形式而已,中国人都知道。再说那些有立法权力的人一般也不具备立法者应当有的素质,有的还是劳模兼职,有他自己单位的一大堆急切的事情等着他做。所幸者,现在可以开始谈论这方面的改革方向了,这总算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了。但这当中还是有许多问题的,问题在哪里?我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赋予了政府太多本不该管的使命,在社会生活简单的农业社会,尚且勉强应付,到了现代社会则绝对是应付不过来的。因此,就需要用我在文章开始的那句话来解决了:“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不如此,我们的政府总是管得比该管的宽,我们的民众总也摆脱不了臣民的身份,操心的事情也总比该操心的少。而这样的话,中国社会的进步就永远被一道玻璃大墙挡在旧传统的后面。放开手吧,把我们的政府向着有限责任政府的方向开进,把该交给专家的事情放手,官员们只专心做纯粹行政方面的业务也就够忙的了。
说说学术腐败
近几年,腐败“家族”繁衍,最近又生出了好几个新成员,如司法腐败、学术腐败等等。司法腐败不用说了,连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个副院长都落水了,这是行政腐败的延伸,不说也罢;可是对学术腐败,我从一开始就质疑它的准确性,学术怎么能腐败呢?学术是个中性词,所有中性的东西都是自然的延伸,无所谓腐败。因为一提到腐败,就必然得加上人为的道德判断,而自然的东西就不容人们好之恶之,只能坦然接受。比如,太阳能腐败么?大气层能腐败么?科学能腐败么?因此学术也不能腐败。那些说学术腐败的人其实是指那些在学术圈子里的蛀虫们甚至掌门人在无耻地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利营私舞弊,或者是那些习惯于行政管理思维、却有权力为学术立法的官僚们制定出了“恶法”,依据这些“恶法”不能辨别出学术家和他们的成果的真伪和学术价值的高下,却被拿来长期给学术家们做学术标准,而这些标准又进一步用来给真假学术家们分果子吃,于是就有半吊子学术家、甚至以学术为道具行骗的伪学术家们打开了做手脚的方便之门。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他们的勾当与严肃而圣洁的学术无关。举个例子,武汉大学出了个搞腐败的副校长,我们也不能把这个事件称之为“武大腐败”。
“腐败”一词,原来说的是一种自然的现象,是生物在生存过程中“吐故纳新”造成的,本无所谓好坏。只在早期人类生出道德观念以后,把那些自己不愿意看到的消化能量的新陈代谢活动所产生“废物”的过程和现象,名之曰腐败,如人们不愿意看到的食品的变质。其实说到底,自然界一切种类的“腐败”却都是人类生活所必需的(试想一下,如果自打有生物产生以来的历史中,所有的有机体都不腐败变质,哪里还会有今天几十亿人生存的空间),更极端地讲,没有自然界的“腐败”就不会有今天的人类。
腐败作为一种现象,它所显示出的,只是一个表象。牛奶极易腐败,这不能怪罪牛奶,牛奶永远是人们需要的好东西。同样,权力也是个极好的东西,没有了它,社会就根本一天也存在不下去。但是如果权力不被监督,就像牛奶未经处理就直接存放,那用不了多长时间,权力就会变味,这就是行政腐败。牛奶为人所好,也为许多细菌所好;权力能为民所用,更容易为掌权人心中之鬼所用。而那个“心鬼”则是根本无法彻底从人心中清除掉的。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有点“较劲”,以为只要那个掌权人是所谓“君子”,他就没有了“心鬼”,就可以放心把管理社会的大权交给他,无须监督。历史证明,这样的误区已经让中国人吃了几千年的苦头。
我们民族在克服管理者的腐败的方面的办法后来又生出新的手法,首先是更严格地挑选有抗腐败能力的人掌控权力,然后是事后也要有一定的规章进行监督和审查。这两项制度文化在开始时也确实起到了作用,中国这才有了辉煌的唐宋文化。但是,以上两个制度文化还有深层次的毛病,第一是应当有不断优化的选拔政府官员的技术措施,包括选拔方法和教材,例如不能总是靠科举制度和四书五经;第二是对权力者的监督应当来自执掌权力者所面对的对象,不能只来自掌权人的上司;第三也是最为中国人所忽视的一点就是“信息公开”,把掌权人的行使行政权力的全过程公之于众,接受社会的监督。有了这三点,腐败如何能存身与权力场?
说了那么多其实都是针对着行政管理的,而学术圈子的事情,由于专业化程度较高,不妨完全交给学术家们来做,他们会参考行政权力的组织方法和运作机制相应作为的,社会行政管理系统的事情就够多了,官僚们还是撒手别管了,那些“秀才”或“举人”们不会闹翻天的。
欣闻一则信息,教育家杨东平先生提出,把中国的大学校长的任命权从现行的行政系列中择出来,让有成就、有名望的学术家们来为中国挑选大学校长,我以为,这个建议不但十分恰当,而且十分急切,对于克服当下愈演愈烈的学术接界的腐败顽症可谓是特效良药。
2010年元旦新推出的大型电视系列纪录片《大秦岭》是一部很有思想性的高水平的学术作品。这部作品从作为中国标志性地理中轴──秦岭山脉的历史谈起,给人以浓厚的历史沧桑感,令人深思,令人遐想,给人以精神润泽。纪录片的开始,回忆起令中国人骄傲的大唐盛世的景况。那时候,政治修明,社会开放,民生富足,万邦景仰。为什么会这样?很多人说是赶上了个好皇帝,或碰巧好几个皇帝都不是昏君。我不同意。如果那样做结论,那我们中国文化、中国人就太悲哀了。书写丹青,建设文化,如果像撞大运一样,靠碰运气碰上个明白人当皇帝,就是发展,若碰上了白痴或恶棍坐上了龙廷,社会就民不聊生、百业凋零,那么我们的民族就应当让人瞧不起,因为这个民族远还没有实现自觉,没有实现自立,这个民族的文化,还是处在一个非理性的低级发展阶段。
其实我这样说也确实有点气短,因为自打那以后的一千多年以来,我们的民族不正是这样不争气么?分了合,合了分,三百年有王者兴起,八十年有贼子得逞,王者兴起时人民享受幸福,贼子得逞时生灵涂炭。这不正是典型的 “发文化疟子”症吗?
我认为,大唐盛世之所以让东西方各民族都仰慕,不是因那时中国人吃得好,穿得好,有房子住,有业可务,有国人歌功颂德,有外人进贡朝觐,而是因为那时的中国人有信仰,有追求。中国人一百年来没有一个诺贝尔奖得主,这样一个硕大的人群中就真的找不出一位可以与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比肩的人吗?《大秦岭》中极力推崇的玄奘大和尚如果生在今天,我就不信他没有泰戈尔高大,我就不信他的人格魅力比不上印度的特雷萨修女。我们现在倒好,知识和见识变成了“ABCD”四选一选题,学术和文化变成了皇家宫廷内的勾心斗角和风流韵事(跟说书的没有什么两样),如此下去,诺贝尔奖评选者们要是瞧得上我们,那才是怪事一件了。
信仰是什么?信仰就是一个人吃饱了以后不到处去生事,仔细琢磨我们人类是怎么来的,我们将会面临怎样的命运,我们能为以后的苍生做些什么,我们的视野能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空间里占据多大的比率。思考这样的问题能让一个民族生出谦卑,而从外部看,这样生出谦卑的民族(这样的人也是如此)才会让人佩服。玄奘大和尚之所以能让人千年景仰,就因为他就是那样的人。别以为我上面说的话有点气话的意思,人如果不吃饱肚子,就别提信仰,如果一个人在自己吃不饱肚子情况下能做出玄奘大和尚那样的伟业来,鬼才相信。一个大民族,一个能长久地让人瞧得起的民族,不在于她的人口有多多,也不在于她占了多么优越的一块地方,而在于她的儿女们的追求,在空间尺度是深远的,在时间维度是久远的。一个天天计算着自己腰包里的财富多少的民族是没有出息的民族。现在我们民族已经进入到普遍能吃饱肚子的发展阶段了,如果还不把民族的信仰建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岂不是白白耽误了赶超先进民族的时间了么?
上帝与恺撒
西方谚语中,有一条很流行:“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意思是神界的事情请上帝操心,俗界的事由恺撒来安排。但在中国,两千年来有一个万能的政府,小到吃喝拉撒,大到婚丧嫁娶,上到祭祖孝悌,下到抚子弄孙,没有它不该管的,只要它想管,没有管不到的,红雨随心能翻作浪,青山着意就化为桥。中国的一切都几乎是政府意志的产物。万里长城多劳民伤财,大运河在那个年代有多大的难度,只要政府一声号令照修不误。
外国的事情,办起来就很让人着急。曼谷的街道十分狭窄弯曲,一问才知道,是政府没有财力能承担与取直街道所必须搬迁的居民谈判。据说皇宫前的小广场还是由华裔富商出资买下附近的几户民居扩出来的,国王也破例赏光接受了这部分新臣民的敬意。在汉城(现在人家让我们叫它“首尔”),三天的时间我就注意到没看见几座立交桥,那一律是平面交叉的道路对这座巨型城市(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交通带来的压力可想而知,韩国缺的就不是钱了,而是法律上走不通,政府从来没有打算去跟修立交桥时所要动迁的市民交涉。
最出名的要算是德国的纽伦堡了,王宫门前当不当正不正有一座磨房,当年国王贵族出入都要拐好几个弯,两百多年来就这么憋糗着,其实磨房主的后代早就放弃了对它的产权,可是当地的法律规定谁也不许动这座著名的“历史建筑”,因为它见证了政府德国法律对民意的充分尊重。
许多外国人谈到他们对中国尤其是北京上海的看法时都说,隔两年不来北京就有隔世之感,几乎认不得了。我们都以为是人家在奉承我们,其实人家那种诧异是对中国人的不解:“那城市怎么那么一眨眼工夫轻易就变了样呢?”北京2008年奥运会、上海2010年世界博览会就更有了“CHINA”(“拆那”)的理由。拿着政府号牌,拆迁公司只要在墙上画上一个大大的圈,里面写上一个“拆”字,那件好事就算是完成了一半。当年的北京十几里城墙不就是一眨眼功夫就变成通途了么。再想看当年的北京老城墙的模样,只能到崇文门东边去看那段残垣断壁了。常常听说某国市民抗议市议会打算申办这个会那个会的,就是怕影响自己的正常生活。我们中国人就从心里想谴责他们缺乏爱国之心,没有大局观,他们的社会就没有我们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能雷厉风行地干出让世界惊异的事情,就多亏了中国的“万能政府”和服膺它的忠诚臣民。
可是有时我也想,如果这么有效率的政府在本质上是个“法上政府”,它可以不用依照法律的条文行事,会不会碰巧出什么乱子?最近,各地还真因为拆迁问题解决不当不断出现了令人痛心的事情。于是北京的一些大学研究社会学的教授们就赶紧上了不少奏本,要求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对以往的拆迁法规进行修订。
政府行为应当有法可依,这十几年来在这方面有了不小的进步,但是,想在短时间内彻底完善之,无异于幻想。比如政府信息公开,财政收支的透明化,我想在短时间内就无法实现,我不想催促政府加快这方面的进程,因为依照早年我在国家机关里工作的经验,不是快不了,而是根本无法快,不然会欲速不达。政府信息的完全公开,其基本建设需要太多的铺垫。例如,预算的产生、评估、审核、质询、修订,这些步骤都不是现行体制那些人所能练手的,因为他们的知识结构和思维观念还大都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习惯于举手表决和拍手通过这样简单的程序,“局外人”或一个两个与会者如果提出这方面的改革意见,短短的会期也是不能允许的,会议的掌门人早就把举手通过的时间计算好了,会议又不想延期,开会只是走走形式而已,中国人都知道。再说那些有立法权力的人一般也不具备立法者应当有的素质,有的还是劳模兼职,有他自己单位的一大堆急切的事情等着他做。所幸者,现在可以开始谈论这方面的改革方向了,这总算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了。但这当中还是有许多问题的,问题在哪里?我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赋予了政府太多本不该管的使命,在社会生活简单的农业社会,尚且勉强应付,到了现代社会则绝对是应付不过来的。因此,就需要用我在文章开始的那句话来解决了:“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不如此,我们的政府总是管得比该管的宽,我们的民众总也摆脱不了臣民的身份,操心的事情也总比该操心的少。而这样的话,中国社会的进步就永远被一道玻璃大墙挡在旧传统的后面。放开手吧,把我们的政府向着有限责任政府的方向开进,把该交给专家的事情放手,官员们只专心做纯粹行政方面的业务也就够忙的了。
说说学术腐败
近几年,腐败“家族”繁衍,最近又生出了好几个新成员,如司法腐败、学术腐败等等。司法腐败不用说了,连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个副院长都落水了,这是行政腐败的延伸,不说也罢;可是对学术腐败,我从一开始就质疑它的准确性,学术怎么能腐败呢?学术是个中性词,所有中性的东西都是自然的延伸,无所谓腐败。因为一提到腐败,就必然得加上人为的道德判断,而自然的东西就不容人们好之恶之,只能坦然接受。比如,太阳能腐败么?大气层能腐败么?科学能腐败么?因此学术也不能腐败。那些说学术腐败的人其实是指那些在学术圈子里的蛀虫们甚至掌门人在无耻地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利营私舞弊,或者是那些习惯于行政管理思维、却有权力为学术立法的官僚们制定出了“恶法”,依据这些“恶法”不能辨别出学术家和他们的成果的真伪和学术价值的高下,却被拿来长期给学术家们做学术标准,而这些标准又进一步用来给真假学术家们分果子吃,于是就有半吊子学术家、甚至以学术为道具行骗的伪学术家们打开了做手脚的方便之门。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他们的勾当与严肃而圣洁的学术无关。举个例子,武汉大学出了个搞腐败的副校长,我们也不能把这个事件称之为“武大腐败”。
“腐败”一词,原来说的是一种自然的现象,是生物在生存过程中“吐故纳新”造成的,本无所谓好坏。只在早期人类生出道德观念以后,把那些自己不愿意看到的消化能量的新陈代谢活动所产生“废物”的过程和现象,名之曰腐败,如人们不愿意看到的食品的变质。其实说到底,自然界一切种类的“腐败”却都是人类生活所必需的(试想一下,如果自打有生物产生以来的历史中,所有的有机体都不腐败变质,哪里还会有今天几十亿人生存的空间),更极端地讲,没有自然界的“腐败”就不会有今天的人类。
腐败作为一种现象,它所显示出的,只是一个表象。牛奶极易腐败,这不能怪罪牛奶,牛奶永远是人们需要的好东西。同样,权力也是个极好的东西,没有了它,社会就根本一天也存在不下去。但是如果权力不被监督,就像牛奶未经处理就直接存放,那用不了多长时间,权力就会变味,这就是行政腐败。牛奶为人所好,也为许多细菌所好;权力能为民所用,更容易为掌权人心中之鬼所用。而那个“心鬼”则是根本无法彻底从人心中清除掉的。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有点“较劲”,以为只要那个掌权人是所谓“君子”,他就没有了“心鬼”,就可以放心把管理社会的大权交给他,无须监督。历史证明,这样的误区已经让中国人吃了几千年的苦头。
我们民族在克服管理者的腐败的方面的办法后来又生出新的手法,首先是更严格地挑选有抗腐败能力的人掌控权力,然后是事后也要有一定的规章进行监督和审查。这两项制度文化在开始时也确实起到了作用,中国这才有了辉煌的唐宋文化。但是,以上两个制度文化还有深层次的毛病,第一是应当有不断优化的选拔政府官员的技术措施,包括选拔方法和教材,例如不能总是靠科举制度和四书五经;第二是对权力者的监督应当来自执掌权力者所面对的对象,不能只来自掌权人的上司;第三也是最为中国人所忽视的一点就是“信息公开”,把掌权人的行使行政权力的全过程公之于众,接受社会的监督。有了这三点,腐败如何能存身与权力场?
说了那么多其实都是针对着行政管理的,而学术圈子的事情,由于专业化程度较高,不妨完全交给学术家们来做,他们会参考行政权力的组织方法和运作机制相应作为的,社会行政管理系统的事情就够多了,官僚们还是撒手别管了,那些“秀才”或“举人”们不会闹翻天的。
欣闻一则信息,教育家杨东平先生提出,把中国的大学校长的任命权从现行的行政系列中择出来,让有成就、有名望的学术家们来为中国挑选大学校长,我以为,这个建议不但十分恰当,而且十分急切,对于克服当下愈演愈烈的学术接界的腐败顽症可谓是特效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