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战背景

　　冀中军区是隶属于晋察冀军区的二级军区，而17团则是冀中军区第7军分区的主力团之一。17团组建于1939年“路西整训”期间（“路西整训”是指根据八路军总部和晋察冀军区的命令，以加速“正规化，八路军化”为目标的整军活动，因是抽调原人民自卫军部队分批到平汉路以西的山区进行整训而得名），是由原人民自卫军第22大队、第24大队，以及冀中4分区的1个营和1个新兵营合编而成的，团长杨书明，政委翟家俊。后来，军区派红军干部闵洪友和姚国民分别接任17团的团长和政委职务。两位红军干部的到来，使17团的战斗作风发生了巨大变化，很快就成为具有很强战斗力的主力团队。合编后的17团共有2000多人，编为3个营，每个营下辖4个连。全团有轻机枪21挺，平均每个连都有1挺轻机枪。
　　为了配合路西山区的反扫荡作战，当时活动于冀中平原定县（今河北定州市）附近地区的17团决心组织一次战斗，“用战斗的胜利迎接1941年，配合山区坚决粉碎敌人的扫荡”。战斗准备期间，我军对平汉路上日军的各个据点进行了详细侦察，团长闵洪友还亲临现场察看地形，最终搞清楚了敌军的兵力部署和列车行车规律、时刻等情况。平汉路沿线定县到新乐（今新乐市）段之间日军兵力薄弱，警戒不严，而军列运行较为频繁且较为规律，每有一列客车驶过之后必有一列军列驶过。从定县城到寨西店（今定州市下辖的一个镇，位于定州市与新乐市交界处）之间铁路沿线地形有利，尤其是宣村（经核查，定州市目前铁路沿线并无“宣村”地名，应该是现塔宣村）附近有深沟、树林和土丘，有利于我军在此处进行伏击战斗。因此，17团决定在宣村和黄宫城（村名）之间设伏，袭击日军军列。投入此次战斗的兵力为17团2营、团侦察连和工兵连，以5个排兵力为突击队，埋伏在铁路西面的道沟内（因铁路东侧即为公路，不便于埋伏，因此只在路西部署部队），以2个排为牵制，分别对定县、沟里（村名）、寨西店等据点的日军进行警戒，1个连为预备队。工兵连主要负责在客车驶过后，在铁路上埋设地雷炸毁敌军列。突击队编组为投弹组、射击组、登车组和运输组，其中投弹组在地雷爆炸后迅速向敌军列集中投手榴弹，以掩护登车组接近车厢;射击组集中机枪火力对机车和车厢射击压制敌人，掩护登车组冲击;登车组每组由2个班组成，在火车停下后迅速登车消灭车上日军;运输组则准备在战斗结束后带领民兵搬运战利品和物资。
　　
　　
　　1940年12月26日上午，17团召开班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并讨论作战计划。部队则进行了伏击火车的战斗教育，并进行相关的战斗动作演练。一切准备完毕后，17团参战部队于16时从东邸村出发，19时到达西忽村。进村之后，我军立即封锁消息并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便衣侦察员则将日军强征来的看路民夫全部带走。参战部队于20时进入伏击阵地。当一列客车驶过后，工兵连立即冲到铁路上，按照预先侦察的情况，根据列车长度和行驶速度在铁轨的车头和车尾经过的位置分别埋设了9枚地雷。
　　20时50分，日军一列由定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军列，载运汽车40余辆、坦克1辆、火炮9门，由100多日军押车向南驶来。伏击阵地上的我军密切监视着日军军列的动向，当其到达我方地雷埋设位置时，工兵首先拉火将机车炸毁。紧接着，地雷爆炸声和手榴弹爆炸声此起彼伏连成一片，列车顿时大部分出轨，押车日军死伤惨重。此时，我军射击组立即开火，登车组则迅速向列车冲击，登上列车后将残余日军全部歼灭。由于组织严密，战斗仅用半个小时就结束了。我方运输组立即组织人力搬运物资，共拉回94式山炮2门，缴获未开封的三八式步枪2箱和零件7箱，以及部分其他军用物资。可惜的是，我伏击部队缺乏对火车构造和重型武器装备的相关知识，有些车厢未能打开，致使很多物资未能搬走。我军撤离之前将列车烧毁，车上物资包括7门重炮、1辆坦克和40余辆汽车在内全部被烧毁。
　　此次伏击战，除了缴获大量装备物资外，押车日军被我军击毙60余人。部队打扫战场后，迅速安全撤离，直到我军撤离半小时后，日军从石家庄方向开来1列装甲列车才赶到现场，也只能远远地开了几炮了事。17团这次出色的伏击战，受到了八路军总部的通令嘉奖。
　　宣村伏击战致使平汉铁路定县至新乐段停运3天，并且将日军用于补充给1个师团的装备物资摧毁殆尽，使日军受到极大震动。恼羞成怒的日军迅速从定县、新乐、行唐等据点调动部队，于12月27日分三路合击我17团驻地王玉亭，企图进行报复。我17团早已先机转移，而日军却因为三路合击部队之间协同失误发生误会，结果自相残杀达1小时，伤亡30余人，最后只得悻悻返回据点。
　　此后，我17团以连续转移、声东击西的办法，避开敌合击，于30日转移到行唐县城以北的南龙岗地区。就在这里，17团再次积极主动地实施了一次反袭击战斗，又一次给日军沉重打击。

周密进行反袭击准备

　　17团到达南龙岗地区后，恰逢元旦，经请示军分区同意后决定在此地稍事休整。但长期在敌后进行艰苦转战的17团并未放松警惕，估计日军在宣村伏击战后仍在积极企图寻机报复，因此进入各驻地后立即着手进行反袭击准备工作。当时，17团3营驻南龙岗，团部和2营驻北龙岗，1营驻安太庄（另一说法为1营与团部、2营都驻北龙岗，作战开始后1营才占领安太庄）。
　　南龙岗地区周围部署有日伪军：东北方向的曲阳县，距离约15km，隔着一条大沙河;正东方向的定县，距离约20km;东南方向的东长寿村，距离约30km;东南方向还有新乐据点，距南龙岗25km。距离南龙岗较近的是正南方向的行唐县城，只有10km，行唐北面还有北贾素（地名）据点，距南龙岗只有5、6km距离。 　　17团指挥员分析了周围敌军态势，认为周围敌人几个据点兵力并不太多，最多一次能够出动四五百人，我军难以将敌军全部歼灭，而敌军也对我方无可奈何，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打一个消耗战。如果敌军一次出动二三百人，那么我军就有把握将其全部歼灭。敌军出动的方向以行唐方向可能性最大，因为曲阳方向隔着一条大沙河难以通行，而定县和新乐之敌距离较远难以短时间内赶到，只有行唐之敌距离很近，而且有北贾素据点作为依托，对我进行袭击的可能性较大。
　　针对上述情况，17团拟定了较为周密的反袭击计划。各营、连划分了各自的战斗区域，分别构筑防御工事;各营都指派1/3的兵力作为作战值班分队，随时准备投入反袭击战斗;并向行唐、北贾素、曲阳、东长寿等据点派出便衣侦察人员，监视其行动。此外，17团还派出若干游动小组日夜巡逻警戒，严防敌偷袭。一切部署完毕之后，部队即转入休整，并召开了有群众参加的娱乐晚会，可以说部队虽然严阵以待，但也同时沉浸在欢度元旦的气氛之中。
　　就在刚刚进入新年之际，预料之中却又有些意外的日军偷袭突然发生了。
　　

遭敌偷袭后迅速投入

反袭击战斗

　　1941年1月3日凌晨5时，驻行唐县城的日军出动170余人，并有100余名伪军配合行动，携带步兵炮1门、重机枪3挺向我17团驻地南龙岗进行偷袭。这股日伪军为了保持行动的隐秘，绕过村庄行进，经过北贾素村据点时又集合了该据点内日伪军20多人，于拂晓6时左右进抵南龙岗村南，随即分为西、中、东三路向南龙岗村包围过来。
　　起初，日伪军的行动因天还没有亮并没有被我军发现。但日军用于拖拉步兵炮的马匹的叫声，被我方执勤的哨兵听到。哨兵随即发现日伪军正在向我方阵地包围，立即开枪射击。听到枪声后，担任战斗值班任务的3营9连立即在连长、指导员的带领下进入阵地，随后将日伪军阻止在我主阵地之前的坟地、土丘一线。3营接到报告后，营长杨德敬和教导员安友龙命令10连加入正面抗击，协同9连阻止敌人的攻击，接着命令11连和12连向进攻之敌右翼迂回，同时向团部报告情况。
　　团部接到报告后，认为当面之敌数量不多（当时估计敌兵力为200余人），遂决心按照战前预案将该敌歼灭。团长和政委命令3营在正面坚守阵地，顶住敌人，以为其他部队歼敌创造条件;命令2营副营长率7连配合3营的11连和12连向敌右翼迂回，营长则带5连和6连向敌左翼迂回，8连则配属重机枪1挺，占领村西高地负责对行唐之敌的警戒任务;1营以1个连占领柳林沟，防止敌人切断我后路，该营主力3个连位于安太庄作为机动力量，同时控制大沙河渡口并向曲阳方向警戒;团部特务连进入北龙岗村南工事警戒村东南河套一线，保障我2营和3营的左翼安全。各分队接到命令后立即展开行动，迅速由驻止状态转入反袭击战斗。

集中兵力各个歼敌

　　负责正面阻击任务的3营9连和10连进入阵地后，随即遭到日伪军的猛烈攻击。日伪军接近我前沿阵地后，集中重机枪和步兵炮火力向我前沿工事猛烈射击，企图一举夺占我前沿阵地。双方在南龙岗村前沿阵地激战十几分钟后，因敌兵力火力集中，我9连曾一度被迫撤出前沿阵地，导致工事两侧的坟地、土丘落入日伪军手中。日伪军立即在这里架设重机枪，掩护其步兵冲击夺占了村边的部分房屋。此时，我正面阻击部队伤亡较大，形势一度极为危险。17团首长得知这一情况后，认为正面阻击决定着整个战斗的成败，绝不能让日军占领村子，否则将会给我方后续的歼敌行动造成很大困难。因此，团首长下令3营不惜一切代价夺回失去的阵地，将敌军赶出村子，同时命令2营加速向敌侧后迂回以减轻3营正面的压力。
　　3营接到命令后，营长和教导员带领9连和10连一部向突入我阵地的日伪军进行连续反击。但因村庄内部街道狭窄，兵力难以展开而未能奏效，且部队伤亡较多，10连连长张明福阵亡。至此，双方在村子边缘地带进入僵持状态，我军既不能将日伪军赶出村子，而日伪军也无法进一步前进占领整个村庄。7时30分，我方担负向敌右翼迂回任务的12连到达村子东南道沟内，7连和11连则从侧后向位于村南树林内的日伪军发起突然攻击，将此处之敌一举歼灭，共击毙日军40余人，俘虏伪军18人。随后，这3个连一起向北前进，对敌东路攻击部队形成了前后夹击之势。这样一来，日伪军向我猛攻的势头终于被阻止住了，但随后的战斗进程却并非一帆风顺。
　　当11连正在一处坟地集结准备进攻时，12连即配合9连和10连1个排向敌重机枪阵地进行了两次冲击。因敌机枪火力猛烈且连续进行火力机动集中射击，加上我方3个连队攻击动作不够协调，两次冲击均未奏效。此后，我方部队经过整顿，改由3营长统一指挥，以9连、7连、12连和11连同时发起第三次冲击。我方部队表现出了百折不挠的顽强精神。7连指导员刘润民和12连指导员王忠贤带头冲锋英勇牺牲，11连3排副排长王卓田率6班经过2次冲击后仅剩2人，仍然英勇地向敌进行第三次冲击。在我方4个连队的猛烈冲击下，日伪军终于陷入顾此失彼的境地。激战至8时左右，东路之敌全部被我军歼灭，这就为我军逐次转移兵力歼灭剩下2路敌军创造了条件。
　　东路之敌被解决后，3营和2营7连向西运动，从后方包围了中路之敌。敌人发现后路被我军切断无法逃脱后，随即占领堤内的一房屋进行顽抗。3营副教导员李佐东和军事教员车相臣带领11连剩下的几十人向敌发起冲锋，遭到敌火力拦击。连长李德祥和指导员李秉哲阵亡后，该连司务长张建华挺身而出，带领部队继续冲击。因此时我方兵力火力占有绝对优势，在各部队共同努力下仅用20分钟即将中路之敌全部歼灭。
　　负责村西部阻击任务的10连进入阵地后，就发现村西的一个独立房屋已被30余名日伪军占领，正准备向村内发起进攻。这时，担负向敌左翼迂回任务的2营5连、6连已绕到敌侧后方。这股日伪军见势不妙，立即向后收缩到炮兵阵地坚守。10连2个排发现当面之敌后退，立即尾随追击，到达距敌炮兵阵地30m处时遇敌阻击形成对峙。8时许，2营营长张鸣琴指挥5连、6连、10连先后对该敌进行了两次冲击，因地形开阔和各连协同不好而未能成功。随即压缩包围圈，准备再次攻击。8时30分，9连、11连和12连在歼灭中路之敌后赶来增援，与5连、6连、10连会合后发起总攻，经半小时激战将西路之敌也全部歼灭。 　　至此，历经3个小时战斗，来犯的300余名日伪军除6人逃脱外全部被我歼灭，其中俘虏日军7人、伪军18人，击毙日军200余人、伪军百余人。缴获日军步兵炮1门、重机枪3挺、轻机枪6挺、掷弹筒1具、长短枪106支、炮弹68发、枪弹12300余发，战马30余匹。据被俘的伪军后来说，此次被我军歼灭的日军神岗中队因到处讨伐，从未打过败仗，因此自诩为“常胜军”，这次没想到在南龙岗却落了个全军覆没的下场。我军为此次战斗的胜利也付出了很大代价，17团共牺牲2营副营长、2个连长、3个指导员及以下共74人，包括3个连长和1个指导员在内共负伤156人。
　　战斗结束后，17团立即派出1个连到南龙岗村以南担负警戒任务，掩护部队打扫战场。至11时，我军侦察得悉东长寿之敌300余人分乘汽车20余辆开进行唐县城，估计是日军害怕我军乘胜攻打县城而采取的增援行动。我军顺利打扫战场并稍事休整后，于下午14时从容向西北方向转移。我军在转移途中，日军有2架飞机向我轰炸扫射。其中1架遭我军对空火力射击被击伤后，安装在机上的一挺双管机枪被打落下来，成了17团的战利品。
　　17团经过这两次大胜利后声威大震，7分区地面上的日伪军都相互传说：“17团过来了，可要小心点！”

南龙岗战斗评析

　　正如7分区政委吴西在战后总结中所说的那样：“这是敌人对我袭击，我实行反袭击，由被动转入主动的少有的一次重大胜利。”南龙岗战斗与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所经历过的大多数反袭击战斗不同，17团在正确估计敌我双方战斗力对比形势的前提下采取了主动歼敌的行动方式，最终取得了反袭击战斗的圆满胜利，其中的经验非常值得总结。
　　首先，从部队建设角度看，红军干部的到来对于部队战斗力的迅速提高和反袭击战斗的出色部署具有重要作用
　　与由红军主力改编而成的八路军主力部队不同的是，冀中军区17团的前身都不是原红军部队，甚至在成立时没有什么红军干部作为部队的骨干，这对于一支新部队的成长而言是不利的。17团的前身是原冀中人民自卫军的2个团，即冀中人民自卫军第2团和第7团。其中第2团是东北军53军691团在团长吕正操率领下脱离国民党军，改编为人民自卫军后组建的，后来，该团又改编为八路军第3纵队第22大队。第7团则是1938年2月根据人民自卫军司令部的命令，由蠡县地下党组织的抗日武装合编而成的，后又改编为八路军第3纵队第24大队。也就是说，这2支组成17团的基本力量并没有原来老红军部队的基础。从军事素质方面来说，无疑是原东北军为基础的22大队要好一些，但从政治素质来说则是由地下党一手组建起来的24大队强一些。1939年路西整训期间，由这2个大队再加上部分其他部队合编为晋察冀军区第2军分区（后改称冀中军区第7军分区，隶属于晋察冀军区建制）第17团。
　　为了加强部队建设，红军干部闵洪友、姚国民被派到17团担任主要军政领导职务。这对于17团战斗力的迅速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团长闵洪友是安徽省金寨县人，早年参加红军游击队，后转入红四方面军，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闵洪友到任后通过自己出色的作战指挥和英勇精神，赢得了部队的信任，很快使部队的战术思想和战斗作风发生了明显变化。比如，17团部队原来的战术思想更多的来自于原东北军，其正规战的成分占主流。而敌后抗日战场最主要的战法是游击战，应该说正规战的思路是不能完全适应这一形势要求的。红军在早期主要的作战形式是游击战，到了中后期则向带有游击战性质的运动战转变。因此，红军干部都具有很丰富的游击战经验，正好能够适应敌后抗日战场的需要。团长的言传身教，使得17团部队也就很快适应了游击战的要求。例如，正规战中某支部队通常是作为更大规模部队的一部分遂行作战任务，其作战部署一旦出现疏漏可以由其他部队增援后遮掩过去。而敌后抗日战场一般情况下是以团、营甚至更小的作战单位独立作战为主，作战部署一旦出现问题很可能导致全盘皆输，无法挽回。另外，闵洪友带领的17团在元旦期间休整时，仍然进行了非常完善的反袭击战斗部署，这也同样要归功于红军干部丰富而独特的适应抗日游击战的作战经验。
　　从战斗作风上来说，红四方面军历来有英勇顽强、敢打硬仗的作风。四方面军出身的闵洪友自然也会将这种作风带到17团，逐渐将这种作风潜移默化地灌输到17团指战员的思想中去，使得该团很快具有了与老红军部队类似的顽强战斗作风。这一点在南龙岗战斗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很多营、连干部带头冲锋英勇牺牲或负伤，总数达到10人。
　　
　　其次，完善的反袭击部署是我军取得此次战斗胜利的重要因素，在节日期间预作反击歼敌准备，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