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都喜欢被别人喜欢，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权势人物就不希望被人民爱戴和尊敬。但政治生存的逻辑告诉我们，无论是掌管国家、企业还是哪个委员会的领导人，首先且最重要的目标是得到和保持权力。第二，他们希望最大限度地掌握收入的开支权。在他们可以随心所欲花可自由裁量的钱做好事之前，为了上台，为了留在位子上，领导人必须聚精会神于建立并保持一个足够忠诚的联盟，帮助他击退任何对手的进攻。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领导人在回报大众甚至回报自己之前，必须先回报核心支持者联盟。
　　我们已经看到，给联盟的回报可以以公共物品的形式出现，特别是当不可或缺者集团的规模很大。然而随着核心集团的规模变小，任何领导人该做的最有效的事就是日益强调以私人好处的形式来分配他掌握的资源，回报联盟成员。为什么？因为给少数人提供私人好处总的来说比给多数人提供公共物品便宜，即使这少数人得到的好处非常丰厚。如果联盟不仅很小，而且是从一个非常大的可相互替代者的候选池里精选出来的，领导人更应该这么做，因为候选池里的每个人都渴望能成为制胜联盟的一员，从而获得各式各样的私人利益。
　　成功的领导人必须把做好事的愿望放在第三位，置于自己的政治生存和掌控大局的程度之后。私人物品最能帮助领导人保持联盟忠诚度。把不可或缺者与大众区别开来的正是私人利益。
　　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必须探究领导人如何利用私人回报作为政治生存的手段。还应该考察统治者如何花无须用来收买联盟忠诚的那部分钱，也就是领导人可以自由裁量的那些钱。随着我们对这些收入使用情况的探讨，我们将看到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权力往往会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会腐化”一般来说是正确的——然而，它未能抓准因果关系。这里的因果链条应该是双向的：权力导致腐败，而腐败导致权力。腐败使领导人大权在握，绝对的腐败绝对会使领导人大权在握——基本上如此。别忘了我们讲过的路易十四的事例，从来没有哪个领导人拥有绝对的权力。这就是为什么领导人需要有支持他的联盟成员，以及为什么联盟成员需要得到致富的机会——当他们对领导人保持忠诚、帮领导人巩固权力、让他为大家谋财花钱。
　　那么，独裁者一旦开始掌权应该做什么？他们应该大肆征税——据说成吉思汗每攻占一个地方之后就横征暴敛。作为游牧民族，他不需要被他攻占的地方下一年为他生产，因为届时他和他的大军已经到了别处。还应该起劲地压迫人民——约瑟夫·斯大林明白宁可错杀一千，不放过一个“人民的敌人”是值得的。他很清楚地告诉他的人民委员们，在处决潜在的人民敌人时产生离谱的错误率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还应该给核心支持者送上巨额奖赏——凯瑟琳大帝通过授予大片土地、成百上千的农奴以及伴生的收入，确保她的前情夫们都会对她保持忠诚。最后，独裁者应该为自己的个人运途存钱，一旦遭遇困境能帮自己摆脱麻烦，或者确保在运气耗尽被人推翻后能软着陆——海地的让·克洛德·杜瓦利埃（绰号“医生宝贝”）就是这么干的，流亡法国期间他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直到在一场丑陋的离婚中被前妻卷走大部分钱。
　　近乎绝对独裁者的领导人应该如何行事？一句话：腐败。
　　正如金钱使地球转动一样，金钱也使联盟转动。维持一个忠诚联盟的关键确实就是钱。如果一个领导人要遏制、镇压、压迫人民，甚至杀掉对手，他需要能为他干脏活的人。这种暴行可能很贵。这就是为什么成功的领导人为了这些目的花的钱最多，而且无须多言，一分钱都不会再多给。
　　独裁国家的领导人、不可或缺者和有影响者之极度富有的程度令人咋舌，特别是对比他们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忍饥挨饿，甚至处于死亡边缘。但不管怎样，他们对权势的垄断压制住了人民，同时金钱使得挑选出来的少数人很乐意执行政权的意志，保护领导人的权力。
　　从任何老板的角度来说，组织一家企业的最佳方式与组织一个政府的最佳方式没两样：依赖一个很小的不可或缺者集團，他们从一个很小的有影响力的选择人集团产生，而这个集团相应地又是从千百万可相互替代的选择人当中产生的。显然，这是对当今大多数公开上市的企业的完美描述。它恰好也是对有组织犯罪家族的很好描述。这是巧合吗？大概不是——理由也许不是你所想的那样。
　　大公司并不强迫人们消费它们的服务。实际上，它们提供有价值的服务，诱使人们自愿花钱在这些服务上面，并且人们通常能享受到服务带来的好处。但就像黑手党、君主专制国家和卑劣的独裁国家一样，公开上市企业也是由一个小联盟、一个小的有影响者集团以及无数可相互替代者构成的。这意味着它们的领导人——首席执行官、首席财务官以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必须为由核心支持者组成的小联盟提供大量私人物品，才能生存下来。

　　媒体（其本身的构成和这些公司一样）喜欢用麻木不仁和贪婪来描绘华尔街的公司。我们把视野拓宽一点：大概我们所有人都很贪婪，某些人贪钱，某些人贪虚荣，某些人贪权，总之都贪婪。我们当中的少数人有机会从我们的贪婪中牟利，而大多数人仅限于小打小闹。华尔街的银行家们有机会以大手笔满足他们对于金钱和权力的欲望，对此我们不应该感到意外。
　　众所周知，世界经济近年来遭遇了剧烈动荡。近乎萧条的经济危机袭击过后数年，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经济增长乏力。然而，尽管银行业早已丢掉了最后一块遮羞布——这正是媒体指责的基础，华尔街的红利仍然高得离谱。2008 年，华尔街的金融机构总共派发了184 亿美元的奖金，尽管不少华尔街最大的公司向联邦政府乞讨了数十亿美元的纾困资金。当然，这些发给领导人、他们的联盟以及有影响的支持者的奖金，正是帮助高管们保住职位的私人物品。同样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奖金的总额比金融危机发生前一年的2007 年少了40%。私人物品是从收入当中拿出来的。如果收入减少，私人物品大概也会跟着减少，毕竟，领导人希望尽可能保留能供自己支配的资源。而当钱不够时，那些获得私人物品的人也不可能通过转投他人麾下而轻松获得更好的待遇。 　　大部分人认为减少腐败是一个可期的目标。一个通常的做法是增加立法，提高对腐败行为的惩罚程度。不幸的是，这些做法达不到预期目标。当一个体制是围绕腐败而建立的，任何重要人物无论是领导人还是支持者，都会被腐败污染。他们如果从来不曾把手伸进钱箱，就根本不可能有今天的地位。加大法律惩处力度无非是使领导人又多了一项惩戒他人的工具。改革者和揭发者被以各种理由起诉，这种情况太常见了。有传言称亚西尔·阿拉法特保存着巴勒斯坦政府内阁成员的所有腐败资料。加大对腐败的惩罚只会增加类似阿拉法特这样的人针对其党羽的筹码。阿拉法特一方面通过允许、另一方面通过监控核心层的腐败活动而有效敦促党羽对他忠诚。另外，他在宣称巴勒斯坦政府破产的同时，据称个人侵吞了巨额财富，根据半岛电视台的报道，数额在42 亿至65 亿美元之间。
　　旨在消除腐败的法律手段从来不会奏效，反而常常让情况恶化。对付腐败的最佳方式就是改变深层诱因。随着联盟规模增大，腐败会逐渐消失。正如我们建议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做的，增加负责选择比赛主办地的委员人数将终结贪渎行为。相同的逻辑在所有种类的组织中都适用。如果政治家们要终结银行家领取的巨额奖金，他们必须通过立法来敦促公司改变治理结构，使得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主席们必须真正仰赖千百万股民的意志（而不是仰赖一小撮政府监管者）。只要公司老板们仍然仅对少数人负责，他们就会给那些少数关键支持者提供豐厚红利。公众甚至股民们也许对这样的丰厚红利很不满，但公众和无组织的股民们没法罢免他们。银行的内部人可以。通过立法限制薪酬只会迫使首席执行官们转而采取隐晦的、半合法的手段。这样的措施无法改善公司的透明度或让资产负债表变得更好懂。
　　那些试图通过对公司薪酬进行监管从而把商业行为限制在提升股民权益这一直行窄道上的人，最好还是仔细研究一下统治公司的规则。类似政府官员常常建议的那些改进措施很讨他们选民的欢心，但同时也会违反公司治理的基本逻辑，反而削弱了良好的公司管理。考虑一下公司欺诈的问题。我们掌握的相当多的证据表明，出现财务困难并且有一个大型联盟的公司比起遭遇相似财务困难但联盟比较小的公司，更容易发生证券欺诈行为。毕竟，仰赖一个相对较大联盟的公司高管们，在公司表现不佳时更容易被人取代。由于被罢免的风险较大，大联盟公司的高管们试图通过虚假财务报告隐瞒公司表现欠佳的事实。此外，公司发生欺诈行为的最佳早期预警信号是，高级管理层的薪酬低于——而不是高于——财务报表所显示的公司表现所对应的薪酬水平。
　　我们考察政府时，同样的问题也存在。政治人物可以推出各种立法和行政监管措施来揪出和检控腐败行为。对选民来说，这看上去挺棒的。但是，这些措施要么只是门面功夫，背后的勾当一如既往；要么成为用来对付政敌的武器。烟雾弹或猎巫行动都无法消除腐败。但如果让政治领导人对更多的人负责，政治就将成为良好理念的竞争，而不再是贿赂和腐败的竞争。
　　《独裁者手册》
　　作者： 【美】 布鲁诺·德·梅斯奎塔
　　阿拉斯泰尔·史密斯
　　译者： 骆伟阳
　　出版社：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