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胡适以倡导白话文和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其一生最主要的贡献可归为新文化运动、倡导民主政体与自由主义、整理国故诸方面。三岁不到时，便读其父所编《学为人诗》《原学》及姚鼐选编《律诗六钞》等。十四岁之前已读完朱熹《 四书集注》及《诗经》《 易经》《尚书》《礼记》《孝经》等。九岁时，胡适在四叔家发现一部残破的《水浒传》，其后又得到了全本《水浒传》。这部书可以看作后来胡适高举“文学革命”大旗的引子。
　　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是二十世纪欧洲杰出的汉学大师。一九一五年，高本汉在瑞典乌普萨拉（Uppsala）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接下来三年在传教士学校教中文。一九一八年之后的二十年，高氏为哥德堡大学东亚语文学和文化教授，这是为他特别设立的职位。
　　胡适与高本汉的学术因缘，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年，高本汉发表“ LeProto-chinois，langue flexionelle”（《原始中国语为变化语说》）一文，讨论了上古汉语的词形变化。当时林语堂尚在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语言学博士学位，在看过高本汉寄赠的此文抽印本之后，大为叹服。高氏的研究方法、材料和结论，与胡适《尔汝篇》《吾我篇》不谋而合。胡适在《〈左传真伪考〉的提要与批评》一文中说，高本汉“在中国文法沿革的研究上也曾有很好的成绩。……那篇论原始的中国文是说中国古文是有文法上的变化的，如‘吾’‘我’之别，‘尔’‘汝’之别，但他用的方法与材料都和我大致相同，故结论也和我相同;不过我作那两篇文字是在海外留学时代，只用了一些记忆最熟的《论语》《孟子》《檀弓》（高先生所谓‘鲁语’的书），下的结论也只是概括的结论。高先生却用了统计法，并且把各种条例外都加上心理学上的说明，大可以补我的不逮”（高本汉：《左传真伪考及其他》，陆侃如译，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五年版，98 页）。
　　高本汉也跟胡适一样，自小深受家学熏陶，父亲约翰纳斯·卡尔格伦为瑞典延雪平高中拉丁语、希腊语和国文老师。高本汉在与妻子茵娜的通信（一九一一年二月十七日）里已经提到汉语文言、口语的问题。他认为，只学会汉语口语而不能掌握文言文，实在是“苦海无边，寸步难行”。另一方面，在中国国内，一九一六年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通信”栏内刊载了胡适致陈独秀的信，胡适提出了“八事”主张，主张废止文言文，揭开了白话文运动在新文学领域的序幕。但隨之出现了各种反对的声音，使胡适感觉到，文言和白话还是不能完全割裂。
　　白话文运动离不开汉字的拼音化，因为它是这个运动得以成立的理论基础。高本汉和胡适都曾对汉字拼音化的问题做过探讨。如胡适曾说：“拼音文字必须用‘白话’做底子，拼音文字运动必须同时是白话文的运动。提倡拼音文字而不同时提倡白话文，是单有符号而无内容，那是必定失败的。”〔《胡适文集》（第一册），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117—118 页〕一九一三年，教育部议定“国语注音字母”方案，一九二二年又颁布了“注音字母书法体系”，注音字母方案得以定型推广。一九二六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发表了赵元任、钱玄同、刘复等制定的“国语罗马字”，两年后正式公布“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与注音字母一样具有法律地位。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九日，高本汉在伦敦中国学会上做了一次题为“汉语的拉丁字母”的报告，讨论了威妥玛—翟理斯拼音系统的创造性功绩，认为某些拼音方案应该修正，如尾部不发音的-h（如hsueh，汉语拼音xue）应该舍弃;以hs- 来表示舌面摩擦音x- 亦不可取，更反对以ch- 和ch’- 同时表示zh-（支）、ch-（吃）和j-（鸡）、q-（七）。高本汉还认为，中国必须创造西方文字的拼写方法，以便于创造一种基于口语的新文学，这也是他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建设性建议。
　　同样热衷于国语罗马字的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一九三五）一文中指出，“音标文字是必须替代汉字的”，并非只是以音标给汉字注音，而是用音标表达口语，即形成以音标为符号的口语对等于书面语的系统，此即胡适所理解的彻底的言、文合一，成为真正统一的语言。胡适明确表示支持国语罗马字的使用，虽然在声调使用上还有问题。对于声调问题，高本汉则反对威妥玛—翟理斯系统以音节上边的数字标调的方法，认为它们“既麻烦又耗时”，而应该“通过拼写的变化来表示四声”（马悦然：《我的老师高本汉》，李之义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二00九年版，237页）。

二

　　虽然胡适等称文言文为“死了的语言”，但若认为他是要将中国数千年的旧文学一并抛弃，则是莫大的误解。他曾说过：“议论如墨翟、孟轲、韩非，说理如公孙龙、荀卿、庄周，记事如左氏、司马迁，皆不朽之文也。六朝之文亦有绝妙之作。”〔《胡适留学日记》（下），安徽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284 页〕胡适和高本汉尽管治学理路同中有异，但“整理国故”堪称二人共同的毕生事业。
　　二十世纪初，欧美汉学界在大量翻译中国经典的同时，出现了严格意义上的考据校勘研究。法国伯希和（PaulPelliot，1878-1945）、英国翟理斯（HerbertAllenGiles，1845-1935）等是其中的代表。这时候胡适还在美国留学，自然很快地受到了这一考据风气的影响。当时曾对保尔·莱因斯（PaulS.Reinsch，1869-1923）《远东的思想与政治趋向》（IntellectualandPoliticalCurrentsintheFarEast）、翟林奈（LionelGiles，1875-1958）《敦煌录译释》（一九一四）等论著做过纠谬的工作〔《胡适留学日记》（上），89、309页〕。
　　高本汉与胡适的立足点不同，他并非从传统考据开始，而是注重运用现代语言学方法来考证古书，从具体的语音、词汇、语法特点入手，以此来解决古书的真伪问题。高氏指出，不少典籍先秦本来就是根据不同方言写成的，在文法方面即可反映出此种差别。上文提到的《原始中国语为变化语说》就细致考察了《论语》《孟子》中人称代词“吾”“我”及“尔”“汝”等在主格、宾格等不同变格上的用法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