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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4日，改编自刘震云矛盾文学奖小说《一句顶一万句》的同名电影，在全国上映。另一部改编自其小说，由冯小刚导演的《我不是潘金莲》也将随后公映。音乐人高晓松看过《一句顶一万句》样片后感动落泪，惊诧于一个年轻漂亮的85后海归小姑娘，也没吃过什么苦，竟能导出“那样贴近普通人民的非常细腻的戏”！原来，执导该片的正是刘震云之女刘雨霖。
作为第一个获得奥斯卡最佳叙事片奖的中国本土导演，女孩却将她的成就归功于“慈母冷父”……
陪爸爸“泡”鞋摊儿，跟妈妈去维权
刘震云与妻子郭建梅是北大同学，又是河南同乡，结婚30年一直感情深笃。1987年，时任《农民日报》的编辑刘震云做了父亲，难忘童年时家乡因干旱而闹饥荒的他，给女儿取名“雨霖”。
16岁以前，刘雨霖是在《农民日报》家属院里度过的。她形容自己的成长过程，一直是“散养”。小时候，其他孩子都陆陆续续被喊回家吃饭或写作业，而她永远是院子里玩到最后的那个。因为作业已经早早完成，肚子饿了她自然会跑回家。刘震云对女儿的教育思路是，为什么要把这道题做对，是因为能省出更多的时间去玩儿，去干你喜欢干的事情！
刘震云曾是河南省文科状元，妻子郭建梅则是当年河南安阳地区的文科状元。按说这样一对北大毕业的高学历夫妻，应该对孩子的学习环境和成绩特别重视，可他们不是这样，把女儿送到普通小学，既不给女儿请家教，也不给她报什么兴趣班，更不请求老师对女儿特别关照，而是任由刘雨霖按自己的方式快乐地学习。
刘震云不太看重女儿的成绩，只是培养她对学习和思考的兴趣，比如父女俩手拉手上街散步时，他会时不时给她出道数学题，问她几句古诗，或交流一下对某个问题的看法。这位作家父亲对女儿的要求并不高：善良，有修养，会思考就行。
刘雨霖从小就愿意跟父亲一起，父女俩老去菜市场的一个修鞋大叔那儿，别人家修拉锁两块钱，这大叔收4块，别人家修的拉锁能用3个月，他修的能用3年。工作时，他戴一个套袖和手套，将摊铺打理得干干净净。后来，刘雨霖将这个印象，用在了《一句顶一万句》的人物牛爱国身上，同样是修鞋匠，同样干净齐整，享有绝对的职业尊严。
在农村长大的郭建梅乐于助人，热心公益。女儿9岁那年，她辞去公职，组建北大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成为中国第一位公益律师。
每到节假日，刘震云和郭建梅就会动员女儿，去法律研究中心做志愿者，他们希望女儿能通过这个窗口认识社会，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刘雨霖正式成了母亲的得力小助手，利用课余时间从事拍摄、翻译、案件材料整理等方面的工作，从没叫过一声苦。在刘雨霖的成长过程中，除了能随父亲去冯小刚、陈道明等大腕家串门外，并没有名二代的优越感。
刘震云时常告诉女儿，行万里路胜过读万卷书，真理就藏在生活实践中。于是，她每年，都会与父亲回河南老家住一段时间，或跟着母亲办案到处跑，在那些地方，为每天两毛盐钱而发愁的家庭，怀胎九月还要去田间干活的女人，因不能生男孩而承受家暴的产妇……刘雨霖都见到过。她看到那些人会掉泪，会难过。
在陪母亲出差办案的过程中，母女俩经历了很多波折甚至危险，一次在西北小城，郭建梅与当地法官交锋激烈时，差点被戴上了手铐；一次在南方，因为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事情，母女俩竟然遭到几十个手执棍棒的人围堵……
高中毕业时，刘雨霖梦想当一名主持人，于是报考了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象牙塔时光，喜欢电影的她经常拿个DV拍录生活万象。
女儿崩溃边缘，却遭父亲“当头棒喝”
大三暑假，刘雨霖随母亲来到一个遥远的小山村，见到了母亲所代理案子的当事人——23岁的农家女红玉，她结婚后经常遭受家暴，怀孕时因拒绝与丈夫过夫妻生活，而被老公打瞎了一只眼睛！这个故事残忍而血腥。刘雨霖则用镜头捕捉到了之外的一丝温暖，在红玉向郭建梅母女含泪诉说自己的经历时，不满两岁的儿子乐乐，伸手为失去一只眼睛的母亲擦眼泪……刘雨霖将拍摄下来的素材剪辑成了一个23分钟的纪录片，取名为《眼睛》。
刘震云和郭建梅看了微电影《眼睛》后，均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妞妞（刘雨霖小名），你怀着善良和悲悯之心，才得以完成这部高质量的作品。《眼睛》里，倾注了你对这个纷繁世界的深层次思考，有一股冲击心灵的力量。”
夫妻俩都没想到，刘雨霖的兴趣和奋斗目标会因这部《眼睛》而改变。读大四时，她突然想出国学电影。形象、气质、口才都非常出众的刘雨霖，本是一个做主持人的好料子，很多人对她的选择很不理解。
母亲虽然默许了她的选择，却担心妞妞的“朝秦暮楚”，会触到丈夫刘震云的逆鳞，引发他的怒火。别看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刘震云机智幽默，对读者和观众都很随和，但生活中的他极其寡言，做人做事认真、固执、讲原则，雨霖读高一时，曾因为在女同学家玩到了深夜，回家就挨了父亲一巴掌。
当天，刘震云听了妻子的转述，并没有发怒，却说：“我对女儿的人生规划不干涉，她做饭不错，可以当厨师，如果能把羊肉烩面做好了，我去吃的时候还能免单，也不错；她喜欢当导演，这当然也是可以的，只要能忠于自己的选择，心别太活就好。”父母对自己的宽容和尊重，让刘雨霖很感动。
当得知女儿要报考的竟是大名鼎鼎的纽约大学，其导演系每年才招生30人时，郭建梅有些不安了：“妞妞，托福很难考，你的英语成绩又不冒尖，倘若名落孙山，岂不是很受打击？要不换一所学校吧！”刘雨霖摇头，说她要考的就是最好的学校。
随后，刘雨霖就进入了一种“魔怔”般的托福备考状态。她关了手机，把自己宅进房间，每天蓬头垢面，胳膊和手背上写满了英文单词，一边洗脸刷牙，一边能看到洗漱台镜子旁贴着的各种例句和英文单词……直到读书读得眼睛看什么都重了影，把刘震云都吓得够呛。“她的定力，以及执着劲儿特别像她爸。”郭建梅说，父女俩都是“不把活干到最漂亮不愿吃饭的主”。 最终，刘雨霖凭借102分的好成绩，以及面试时对20多个有关人性和人生问题的犀利回答，考上了纽约大学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研究生。该校以培养了李安、马丁·斯科塞斯、伍迪·艾伦等多位大导而声名远扬。
但对于女儿的成绩，刘震云从不表扬。接到纽约大学的录取电话后，刘雨霖第一时间向父亲报喜，刘震云听后，安静了3秒钟，特别冷静地跟她说：“哦，我这正忙呢，回家再说吧。”说完“咣当”把电话挂了。
对于女儿的困境，刘震云同样保持着一种不慌不忙的钝感。初入纽约大学，刘雨霖遭遇到了强烈的文化冲击，同辈压力、语言磨合、课业负担……纷至沓来，这让她感觉一切都不在自己掌控中了。孤独和抑郁，几乎让首次出国生活的刘雨霖崩溃。
先是郭建梅接到了刘雨霖的纽约来电。当时她正在韩国开会，一听女儿的哽咽声就觉得有问题了。因为马上就轮到她发言，她赶紧给刘震云打电话，让他打电话安慰女儿。结果，刘震云说：“打什么呀，让她自己去面对。”3天后，父女俩才通了电话，刘雨霖说自己状态特别不好、不知道该怎么办，刘震云劈头盖脸把她骂了一顿：“刘雨霖，当时想要去美国，是不是你自己的选择？要选择学电影，是不是你的选择？如果遇到困难就退缩，哭鼻子，那你将一事无成。我再送你一句话，好儿女，志在四方。”说完，“啪”一声挂了电话。
这顿当头棒喝很奏效，竟将刘雨霖“从那个抑郁倾向的状态里一下解救了出来”。留学期间她不仅拿到了最高奖学金，还在租住1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组装家具，洗衣做饭，甚至还接了一些中英文翻译之类的零活儿赚钱。
2013年，得知冯小刚要拍父亲的《温故一九四二》，刘雨霖决定休学，去《一九四二》剧组实习。这次，父母依旧没有异议，冯小刚则给她安排了场记的工作。所谓场记，就是每天守在导演和演员身边，捧着剧本读。这部戏拯救了刘雨霖，在剧组待了一年后，再回到纽约大学，她发现以前的课程难题完全变成了小事情，内功大涨的她自信了很多。
夺得奥斯卡奖，执导《一句顶一万句》
2013年春节陪父母回河南老家过年时，刘雨霖从乡亲们贴门神的习俗上受到启发，决定拍摄一部微电影。随后，她写出了1万多字的《门神》剧本，并精心修改。《门神》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小女孩的妈妈因受不了贫穷离家外出打工，却一去不返。女孩日夜盼望妈妈归来，奶奶骗她说，贴门神的时候春节就要到了，那时妈妈就回来了。她苦盼到贴门神这一天，看到的却是几年未见面的小姨，为了安慰她而冒充妈妈回家。女孩发现真相后，为了不伤家人的心，装作很快乐的样子……看了女儿的电影剧本，刘震云称赞故事很感人，谎言背后有大爱。有了父亲的赞许，刘雨霖信心更足了。
很快，由刘雨霖编剧并执导的《门神》，在刘震云的家乡河南延津县王楼乡老庄村开拍了。有一次，郭建梅去探班，见刘震云在那儿烤火，就对着丈夫说：“你怎么不去帮帮妞妞，她没经验，一小孩，啥也不懂。”刘震云回：“成功失败都是她的。如果我帮她，她就不知道将来哪个地方需要改进。”
拍摄期间，刘雨霖的双手和耳朵冻得红肿，胃也出了毛病，时常痛苦地捂着肚子盯监视器。刘震云看着心疼，却不愿表露过多的关爱，只是把他托人去镇上买来的药递给女儿，面无表情地说：“照顾好身体。”
2014年，刘雨霖凭借首部微电影《门神》，入围了30多个国际电影节，并夺得了包括第41届美国奥斯卡（学生单元）最佳叙事片在内的8个国际奖项！她是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本土导演，也是继李安之后第二位获奥斯卡奖的华人导演。
然而，一鸣惊人的刘雨霖，并没有从父亲脸上读出太多的惊喜，看到领奖回来的女儿，刘震云只是和她握了握手，简短地说了句：“祝贺你，再接再厉！”
事实上，当天刘震云刚和冯小刚、王塑等人喝完“刘导演的喜酒”，女儿的成就怎能不令他感到欣慰和自豪。但他不愿在刘雨霖面前流露这种心情，以免年轻人有了点名气就“飘”。
2015年初，从纽约毕业回国的刘雨霖对父亲说：“我想拍您的《一句顶一万句》，行吗？”刘震云黑着脸问：“凭什么？”刘雨霖早有准备，说出了她和其他导演的不同之处，以及改编思路，足足讲了25分钟。
最后，女儿凭两点打动了刘震云：一是，她说想做一部见不到导演痕迹，见不到演员表演的电影；二是，原著里的100多个人物，令她和别的导演一样头疼，但她想到了只拍小说下部《回延津记》里牛爱国和牛爱香姐弟俩的故事，刘雨霖选择的角度是“中国式结婚和离婚”，一边是牛爱国和妻子因“说不上一句话”而产生的婚姻危机，一边是牛爱香和厨子宋解放因为“有话说”而最终喜结连理。
刘震云觉得，“刘导演选择的这个结构很巧妙”。于是，曾将《手机》《温故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莲》等小说悉数交给冯小刚拍成电影的他，第一次把自己的作品给了女儿，同时也放下狠话：“敢砸老子的招牌，以后杜绝与你合作！”刘震云对女儿一向是这样“公私分明”，有事儿说事儿，而且所有的事儿都是讲道理，撒泼或撒娇向来无效。
虎父无犬女，刘雨霖同样有固执和讲原则的一面。电影筹备期间，父女俩经常在屋里关着门激烈的讨论。郭建梅屡次听到两人大声争吵，有一次刘雨霖气愤地问：“我是导演还是你？”又听到刘震云拍着桌子吼：“但我是编剧！”幸好，吵到最后，他们中的一个人总能用道理说服对方，最后父女俩又像没事儿人一样，面带笑容回到餐桌上。
刘雨霖的紧张感一直贯穿到开机前。这是她第一次执导长电影，父亲担当编剧，且剧组里80%的工作人员年龄都长于她。对抗这种对未知的恐惧，她采取的方法是下笨功夫。她有一个特别厚的导演笔记，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这场戏该准备什么道具，美术怎么布置，服装什么样，人物关系什么样。她还会随身携带另一个小本子，每天去哪儿、要干什么都写得一清二楚，一天下来最爽的时刻就是把所有干完了的事全给打上勾。这种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的习惯，和父亲如出一辙，纸和笔，也是刘震云出门必带的东西。
和微电影《门神》一样，刘雨霖花费近两年时间筹备拍摄的电影《一句顶一万》，同样取景于河南老家，同样关注的是小人物。但这部电影更丰富，也更有力度。
2016年9月，受邀为这部电影作曲的高晓松看过样片后，感动得泪眼朦胧，他很惊诧，刘雨霖那么年轻，也没吃过什么苦，还在国外待了很多年，竟能导出“那样贴近普通人民的非常细腻的戏”！刘震云给《一句顶一万句》的票房预估是10亿以上，可见对女儿的作品十分欣赏。
对此，刘雨霖坦陈，她从未把自己当成名二代，而是“农二代”。根在河南延津的她，也想为农民们做点什么，为弱者代言，关注他们的真实生活。刘雨霖也不认为自己拍的是小人物，“他们是被我们忽略的人，是我们每天都能碰到的人，他们无处诉说，但他们心里存的事，何尝不是天大的事？”
2016年10月，在《一句顶一万句》的影片发布会现场，刘雨霖曾动情地说：“父亲对我的所有‘冷漠’，其实都是一种父爱无言的激励和鞭策。”是啊，如果没有家庭这座伟大的学校，没有父母言传身教的熏陶，我们很有可能会失去一位将令全球瞩目的新锐女导演！
作为第一个获得奥斯卡最佳叙事片奖的中国本土导演，女孩却将她的成就归功于“慈母冷父”……
陪爸爸“泡”鞋摊儿，跟妈妈去维权
刘震云与妻子郭建梅是北大同学，又是河南同乡，结婚30年一直感情深笃。1987年，时任《农民日报》的编辑刘震云做了父亲，难忘童年时家乡因干旱而闹饥荒的他，给女儿取名“雨霖”。
16岁以前，刘雨霖是在《农民日报》家属院里度过的。她形容自己的成长过程，一直是“散养”。小时候，其他孩子都陆陆续续被喊回家吃饭或写作业，而她永远是院子里玩到最后的那个。因为作业已经早早完成，肚子饿了她自然会跑回家。刘震云对女儿的教育思路是，为什么要把这道题做对，是因为能省出更多的时间去玩儿，去干你喜欢干的事情！
刘震云曾是河南省文科状元，妻子郭建梅则是当年河南安阳地区的文科状元。按说这样一对北大毕业的高学历夫妻，应该对孩子的学习环境和成绩特别重视，可他们不是这样，把女儿送到普通小学，既不给女儿请家教，也不给她报什么兴趣班，更不请求老师对女儿特别关照，而是任由刘雨霖按自己的方式快乐地学习。
刘震云不太看重女儿的成绩，只是培养她对学习和思考的兴趣，比如父女俩手拉手上街散步时，他会时不时给她出道数学题，问她几句古诗，或交流一下对某个问题的看法。这位作家父亲对女儿的要求并不高：善良，有修养，会思考就行。
刘雨霖从小就愿意跟父亲一起，父女俩老去菜市场的一个修鞋大叔那儿，别人家修拉锁两块钱，这大叔收4块，别人家修的拉锁能用3个月，他修的能用3年。工作时，他戴一个套袖和手套，将摊铺打理得干干净净。后来，刘雨霖将这个印象，用在了《一句顶一万句》的人物牛爱国身上，同样是修鞋匠，同样干净齐整，享有绝对的职业尊严。
在农村长大的郭建梅乐于助人，热心公益。女儿9岁那年，她辞去公职，组建北大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成为中国第一位公益律师。
每到节假日，刘震云和郭建梅就会动员女儿，去法律研究中心做志愿者，他们希望女儿能通过这个窗口认识社会，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刘雨霖正式成了母亲的得力小助手，利用课余时间从事拍摄、翻译、案件材料整理等方面的工作，从没叫过一声苦。在刘雨霖的成长过程中，除了能随父亲去冯小刚、陈道明等大腕家串门外，并没有名二代的优越感。
刘震云时常告诉女儿，行万里路胜过读万卷书，真理就藏在生活实践中。于是，她每年，都会与父亲回河南老家住一段时间，或跟着母亲办案到处跑，在那些地方，为每天两毛盐钱而发愁的家庭，怀胎九月还要去田间干活的女人，因不能生男孩而承受家暴的产妇……刘雨霖都见到过。她看到那些人会掉泪，会难过。
在陪母亲出差办案的过程中，母女俩经历了很多波折甚至危险，一次在西北小城，郭建梅与当地法官交锋激烈时，差点被戴上了手铐；一次在南方，因为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事情，母女俩竟然遭到几十个手执棍棒的人围堵……
高中毕业时，刘雨霖梦想当一名主持人，于是报考了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象牙塔时光，喜欢电影的她经常拿个DV拍录生活万象。
女儿崩溃边缘，却遭父亲“当头棒喝”
大三暑假，刘雨霖随母亲来到一个遥远的小山村，见到了母亲所代理案子的当事人——23岁的农家女红玉，她结婚后经常遭受家暴，怀孕时因拒绝与丈夫过夫妻生活，而被老公打瞎了一只眼睛！这个故事残忍而血腥。刘雨霖则用镜头捕捉到了之外的一丝温暖，在红玉向郭建梅母女含泪诉说自己的经历时，不满两岁的儿子乐乐，伸手为失去一只眼睛的母亲擦眼泪……刘雨霖将拍摄下来的素材剪辑成了一个23分钟的纪录片，取名为《眼睛》。
刘震云和郭建梅看了微电影《眼睛》后，均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妞妞（刘雨霖小名），你怀着善良和悲悯之心，才得以完成这部高质量的作品。《眼睛》里，倾注了你对这个纷繁世界的深层次思考，有一股冲击心灵的力量。”
夫妻俩都没想到，刘雨霖的兴趣和奋斗目标会因这部《眼睛》而改变。读大四时，她突然想出国学电影。形象、气质、口才都非常出众的刘雨霖，本是一个做主持人的好料子，很多人对她的选择很不理解。
母亲虽然默许了她的选择，却担心妞妞的“朝秦暮楚”，会触到丈夫刘震云的逆鳞，引发他的怒火。别看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刘震云机智幽默，对读者和观众都很随和，但生活中的他极其寡言，做人做事认真、固执、讲原则，雨霖读高一时，曾因为在女同学家玩到了深夜，回家就挨了父亲一巴掌。
当天，刘震云听了妻子的转述，并没有发怒，却说：“我对女儿的人生规划不干涉，她做饭不错，可以当厨师，如果能把羊肉烩面做好了，我去吃的时候还能免单，也不错；她喜欢当导演，这当然也是可以的，只要能忠于自己的选择，心别太活就好。”父母对自己的宽容和尊重，让刘雨霖很感动。
当得知女儿要报考的竟是大名鼎鼎的纽约大学，其导演系每年才招生30人时，郭建梅有些不安了：“妞妞，托福很难考，你的英语成绩又不冒尖，倘若名落孙山，岂不是很受打击？要不换一所学校吧！”刘雨霖摇头，说她要考的就是最好的学校。
随后，刘雨霖就进入了一种“魔怔”般的托福备考状态。她关了手机，把自己宅进房间，每天蓬头垢面，胳膊和手背上写满了英文单词，一边洗脸刷牙，一边能看到洗漱台镜子旁贴着的各种例句和英文单词……直到读书读得眼睛看什么都重了影，把刘震云都吓得够呛。“她的定力，以及执着劲儿特别像她爸。”郭建梅说，父女俩都是“不把活干到最漂亮不愿吃饭的主”。 最终，刘雨霖凭借102分的好成绩，以及面试时对20多个有关人性和人生问题的犀利回答，考上了纽约大学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研究生。该校以培养了李安、马丁·斯科塞斯、伍迪·艾伦等多位大导而声名远扬。
但对于女儿的成绩，刘震云从不表扬。接到纽约大学的录取电话后，刘雨霖第一时间向父亲报喜，刘震云听后，安静了3秒钟，特别冷静地跟她说：“哦，我这正忙呢，回家再说吧。”说完“咣当”把电话挂了。
对于女儿的困境，刘震云同样保持着一种不慌不忙的钝感。初入纽约大学，刘雨霖遭遇到了强烈的文化冲击，同辈压力、语言磨合、课业负担……纷至沓来，这让她感觉一切都不在自己掌控中了。孤独和抑郁，几乎让首次出国生活的刘雨霖崩溃。
先是郭建梅接到了刘雨霖的纽约来电。当时她正在韩国开会，一听女儿的哽咽声就觉得有问题了。因为马上就轮到她发言，她赶紧给刘震云打电话，让他打电话安慰女儿。结果，刘震云说：“打什么呀，让她自己去面对。”3天后，父女俩才通了电话，刘雨霖说自己状态特别不好、不知道该怎么办，刘震云劈头盖脸把她骂了一顿：“刘雨霖，当时想要去美国，是不是你自己的选择？要选择学电影，是不是你的选择？如果遇到困难就退缩，哭鼻子，那你将一事无成。我再送你一句话，好儿女，志在四方。”说完，“啪”一声挂了电话。
这顿当头棒喝很奏效，竟将刘雨霖“从那个抑郁倾向的状态里一下解救了出来”。留学期间她不仅拿到了最高奖学金，还在租住1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组装家具，洗衣做饭，甚至还接了一些中英文翻译之类的零活儿赚钱。
2013年，得知冯小刚要拍父亲的《温故一九四二》，刘雨霖决定休学，去《一九四二》剧组实习。这次，父母依旧没有异议，冯小刚则给她安排了场记的工作。所谓场记，就是每天守在导演和演员身边，捧着剧本读。这部戏拯救了刘雨霖，在剧组待了一年后，再回到纽约大学，她发现以前的课程难题完全变成了小事情，内功大涨的她自信了很多。
夺得奥斯卡奖，执导《一句顶一万句》
2013年春节陪父母回河南老家过年时，刘雨霖从乡亲们贴门神的习俗上受到启发，决定拍摄一部微电影。随后，她写出了1万多字的《门神》剧本，并精心修改。《门神》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小女孩的妈妈因受不了贫穷离家外出打工，却一去不返。女孩日夜盼望妈妈归来，奶奶骗她说，贴门神的时候春节就要到了，那时妈妈就回来了。她苦盼到贴门神这一天，看到的却是几年未见面的小姨，为了安慰她而冒充妈妈回家。女孩发现真相后，为了不伤家人的心，装作很快乐的样子……看了女儿的电影剧本，刘震云称赞故事很感人，谎言背后有大爱。有了父亲的赞许，刘雨霖信心更足了。
很快，由刘雨霖编剧并执导的《门神》，在刘震云的家乡河南延津县王楼乡老庄村开拍了。有一次，郭建梅去探班，见刘震云在那儿烤火，就对着丈夫说：“你怎么不去帮帮妞妞，她没经验，一小孩，啥也不懂。”刘震云回：“成功失败都是她的。如果我帮她，她就不知道将来哪个地方需要改进。”
拍摄期间，刘雨霖的双手和耳朵冻得红肿，胃也出了毛病，时常痛苦地捂着肚子盯监视器。刘震云看着心疼，却不愿表露过多的关爱，只是把他托人去镇上买来的药递给女儿，面无表情地说：“照顾好身体。”
2014年，刘雨霖凭借首部微电影《门神》，入围了30多个国际电影节，并夺得了包括第41届美国奥斯卡（学生单元）最佳叙事片在内的8个国际奖项！她是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本土导演，也是继李安之后第二位获奥斯卡奖的华人导演。
然而，一鸣惊人的刘雨霖，并没有从父亲脸上读出太多的惊喜，看到领奖回来的女儿，刘震云只是和她握了握手，简短地说了句：“祝贺你，再接再厉！”
事实上，当天刘震云刚和冯小刚、王塑等人喝完“刘导演的喜酒”，女儿的成就怎能不令他感到欣慰和自豪。但他不愿在刘雨霖面前流露这种心情，以免年轻人有了点名气就“飘”。
2015年初，从纽约毕业回国的刘雨霖对父亲说：“我想拍您的《一句顶一万句》，行吗？”刘震云黑着脸问：“凭什么？”刘雨霖早有准备，说出了她和其他导演的不同之处，以及改编思路，足足讲了25分钟。
最后，女儿凭两点打动了刘震云：一是，她说想做一部见不到导演痕迹，见不到演员表演的电影；二是，原著里的100多个人物，令她和别的导演一样头疼，但她想到了只拍小说下部《回延津记》里牛爱国和牛爱香姐弟俩的故事，刘雨霖选择的角度是“中国式结婚和离婚”，一边是牛爱国和妻子因“说不上一句话”而产生的婚姻危机，一边是牛爱香和厨子宋解放因为“有话说”而最终喜结连理。
刘震云觉得，“刘导演选择的这个结构很巧妙”。于是，曾将《手机》《温故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莲》等小说悉数交给冯小刚拍成电影的他，第一次把自己的作品给了女儿，同时也放下狠话：“敢砸老子的招牌，以后杜绝与你合作！”刘震云对女儿一向是这样“公私分明”，有事儿说事儿，而且所有的事儿都是讲道理，撒泼或撒娇向来无效。
虎父无犬女，刘雨霖同样有固执和讲原则的一面。电影筹备期间，父女俩经常在屋里关着门激烈的讨论。郭建梅屡次听到两人大声争吵，有一次刘雨霖气愤地问：“我是导演还是你？”又听到刘震云拍着桌子吼：“但我是编剧！”幸好，吵到最后，他们中的一个人总能用道理说服对方，最后父女俩又像没事儿人一样，面带笑容回到餐桌上。
刘雨霖的紧张感一直贯穿到开机前。这是她第一次执导长电影，父亲担当编剧，且剧组里80%的工作人员年龄都长于她。对抗这种对未知的恐惧，她采取的方法是下笨功夫。她有一个特别厚的导演笔记，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这场戏该准备什么道具，美术怎么布置，服装什么样，人物关系什么样。她还会随身携带另一个小本子，每天去哪儿、要干什么都写得一清二楚，一天下来最爽的时刻就是把所有干完了的事全给打上勾。这种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的习惯，和父亲如出一辙，纸和笔，也是刘震云出门必带的东西。
和微电影《门神》一样，刘雨霖花费近两年时间筹备拍摄的电影《一句顶一万》，同样取景于河南老家，同样关注的是小人物。但这部电影更丰富，也更有力度。
2016年9月，受邀为这部电影作曲的高晓松看过样片后，感动得泪眼朦胧，他很惊诧，刘雨霖那么年轻，也没吃过什么苦，还在国外待了很多年，竟能导出“那样贴近普通人民的非常细腻的戏”！刘震云给《一句顶一万句》的票房预估是10亿以上，可见对女儿的作品十分欣赏。
对此，刘雨霖坦陈，她从未把自己当成名二代，而是“农二代”。根在河南延津的她，也想为农民们做点什么，为弱者代言，关注他们的真实生活。刘雨霖也不认为自己拍的是小人物，“他们是被我们忽略的人，是我们每天都能碰到的人，他们无处诉说，但他们心里存的事，何尝不是天大的事？”
2016年10月，在《一句顶一万句》的影片发布会现场，刘雨霖曾动情地说：“父亲对我的所有‘冷漠’，其实都是一种父爱无言的激励和鞭策。”是啊，如果没有家庭这座伟大的学校，没有父母言传身教的熏陶，我们很有可能会失去一位将令全球瞩目的新锐女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