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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的一段时间,中共与苏共既没有结盟的条件,也没有结盟的愿望。毛泽东开始选择的依靠对象是美国,而苏联最初看中的合作伙伴是蒋介石。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经两次出访苏联。其实,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就曾经一再要求访问苏联,但是都被斯大林婉言推托。
毛泽东急于面见斯大林,想和斯大林谈什么?而作为意识形态相近的苏联共产党领袖,为什么一再拒绝毛泽东的访问?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主任,曾经专程到俄罗斯和美国搜集俄国解密档案,成为“在中国拥有冷战史俄国档案最全的专家”。在接受《京华周刊》记者采访时,他的新著《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即将出版。
沈志华认为,在国共较量中,毛泽东最担心的是美国帮助蒋介石,而能够阻止美国干涉的只有苏联。另一方面,毛泽东心里清楚,中共长期在农村活动,对于建立新政权后经济建设和城市管理几乎一无所知,这就更需要亲自去听听苏联的建议。
那时候,斯大林的心态如何?
沈志华说:“1948年中国的局势还没有完全明朗,莫斯科对美国的东亚政策捉摸不透。而苏联在欧洲已经陷入了与西方严重对抗的泥淖,柏林危机也使斯大林认识到双方实力的差距。在这种时候,莫斯科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就是美国认定苏联有意在亚洲破坏雅尔塔协议框架,进而采取直接的武装干涉政策,使苏联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这就是苏联不愿扩大对中共援助的范围和斯大林三番五次推迟毛泽东访苏的主要原因。”
“毛泽东离开可能会对战事带来不利影响”
毛泽东最早在什么时候提出想访问苏联?中俄两国亲历那段历史的当事人,有不同的说法。
当时中国国内的情况是这样的:1947年3月,国民党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主动放弃延安,不久,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
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回忆,斯大林听信了西方传言,以为中共在内战中溃不成军,贺龙、江青都已被俘。于是斯大林决定派飞机接毛泽东等主要领导人去苏联避难。
而时任苏联驻华使馆参赞的列多夫斯基认为,早在1947年初,毛泽东就曾经通过当时苏联在中共中央联络员阿洛夫(化名捷列宾),提出希望访问莫斯科的要求,而原因是“为了避免全军覆灭,非常需要苏联给以更积极、更广泛的帮助”。
对此两种说法,沈志华有自己的见解:“这些说法很值得怀疑。当时莫斯科与延安和南京的电报联系非常频繁,斯大林随时都可以通过在中共中央的联络员和驻华使馆了解中国局势,根本不可能相信西方传言。况且,毛泽东和斯大林都应该明白,如果中共真的到了这种地步(指全军覆没),苏联是不会插手的。”
沈志华说,目前看到的档案文献尚无法对这一问题做出具体判断。不过,他倾向于认为,当时中苏双方都希望实现领导人直接会面,有助于互相了解情况。
无论如何,斯大林在1947年6月第一次表示同意毛泽东访问莫斯科。
6月15日,在毛泽东身边的苏共中央联络员阿洛夫接到莫斯科来电:“请转告毛泽东,联共(布)中央认为,关于他前来莫斯科的事情不可走漏任何风声。如果毛泽东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那么,我们认为最好取道哈尔滨前来。如果需要,我们可以派飞机前往。”得此消息后,中共迅速在山西临县新建了一个简易机场,以便苏联飞机降落。
然而,未等机场修好,7月1日,阿洛夫又接到斯大林内容迥异的另一封电报:“您有关毛泽东事宜和有关前线形势的报告已收到。鉴于目前进行的战役,毛泽东离开可能会对战事带来不利影响,我们认为暂时推迟毛泽东来访是适宜的。”
沈志华分析,斯大林这样说当然是一种托辞,那么,斯大林的顾虑究竟是什么呢?二战后,美苏由战时合作急剧走向对立。斯大林更关注的是欧洲的利益,不想在亚洲和美国有进一步的冲突。
就在斯大林同意毛泽东访苏要求后不久,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率领一个大型代表团前往巴黎,参加英法苏三国外长会议,试图以主动参与欧洲经济社会的姿态,来阻止西欧成为美国的附庸。然而,莫洛托夫发现,因“马歇尔计划”,欧洲国家被分裂成美国和苏联的附庸已不可避免,两大阵营对抗的大幕拉开。
在欧洲政治格局急剧变动的形势下,斯大林认为接待毛泽东时机不适。
“鉴于战局发展和安全,建议推迟动身日期”
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中国革命形势渐渐明朗,人民解放军已经将主动权掌握在手中。一连串的捷报打动了斯大林,他认为有必要尽快与毛泽东见面谈谈了。
1947年12月16日,莫斯科通知阿洛夫转告毛泽东:“苏联政府欢迎毛泽东前来访问。”
沈志华据此认为:以苏联政府而不是苏共中央的名义邀请毛泽东,说明斯大林很看重这次会面。
阿洛夫回电斯大林说,毛听后“十分满意”,说:“很好,现在我可以在那里呆上3个月或半年”。至于动身日期,毛泽东认为,解放军占领平绥路后就可以出发了。
1948年上半年,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东渡黄河,到达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4月22日,周恩来通知阿洛夫,毛泽东准备5月初前往莫斯科,随行的有夫人江青、女儿李讷和翻译师哲。
未等斯大林回电,4月26日,毛泽东亲自致电斯大林,详细说明了他的安排:“我决定提前去苏联,拟5月初从河北阜平县动身,在军队保护下越过京张铁路……可能6月中能抵达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去您那里……我将就政治、军事、经济等重要问题向联共(布)中央同志请教……此外,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想去东欧和东南欧国家,学习人民战线工作和其他工作方式。”
为了表达这次一定要成行的坚定决心,毛泽东在电报最后写到:“如果您同意擬定的计划,那我们就按此计划行事。如果您不同意,那就只有一条出路:我一个人去。”
“相比1947年,这次毛泽东访苏心情更加急迫。”沈志华说。
4月29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同意您来苏联的计划,您想带谁来,您认为需要带几个人来都可以。”
但没过几天,5月10日斯大林又发电报给毛泽东,以战局发展和安全为由,建议推迟动身日期。不过,斯大林客气地说,“如果您决定不延迟动身日期,请您通知我们,何时把飞机派到何处”。
这一次,斯大林犹豫的原因是什么呢?
北大历史系教授杨奎松在《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中对此分析:当时,苏联共产党与南斯拉夫共产党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斯大林认为,南共领导人铁托是代表农民阶级,而非代表工人阶级,因此把南共开除出“欧洲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斯大林在内心深处认为,毛泽东跟铁托一样也是代表农民阶级,这就是“半个铁托”说法的由来。
还有一件事情是,当时的美国驻苏大使发表一项声明,称正是来自苏联的扩张才造成了美苏之间令人痛心的对峙。很显然,美国有主动谋求缓和双方对立的意图,而这也是苏联巴望不得的。
斯大林看来,在这种情况下,让正在与美国支持的蒋介石政府一较高下的毛泽东来到莫斯科,似乎不是那么合适。
“粮食征购工作开始,毛泽东来莫斯科定在11月底”
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已经向全中国发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新中国呼之欲出。
1948年7月4日,毛泽东在西柏坡打电报给斯大林,说自己身体已经好转,故决定最近几日动身前往苏联。“希望飞机在本月25日左右飞抵威县。如果您决定通过海路接我们,希望船只在本月底到达指定港口……即使海空路线都不行,我们也还是在本月25日左右北上。”
然而,7月14日,斯大林让阿洛夫转告毛泽东:“鉴于粮食征购工作开始,从8月起,领导同志分赴各地,要在地方呆到11月底,因此联共(布)中央请毛泽东同志把来莫斯科的时间定在11月底,以便能够同所有领导同志见面。”
据阿洛夫7月17日报告,毛泽东对于再次推迟行程感到意外,并对斯大林提出的理由颇不以为然:“难道苏联如此重视粮食征购工作,要党中央领导人全都出动?”
当时,苏联卫国战争刚结束没几年,征购粮食确实是件头等大事。但是,显然,以此为理由推迟毛泽东访苏,实在是一个借口。
沈志华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看,斯大林改变主意恐怕还是与美国有关。一方面,1948年6月封锁柏林导致的危机正处在关键时刻,莫斯科的注意力自然被吸引到欧洲。另一方面,斯大林错误地理解了中国国内的局势,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报告,“国民党政权已经不稳固,但是没还有达到灭顶之灾的地步”。
“斯大林一贯谨慎,给自己留了一步。”沈志华分析。
“您的莫斯科之行,会被敌人攻击中共是莫斯科的附庸”
两个星期后,7月28日,毛泽东对阿洛夫再次表达了急于访苏的意愿。他说,有一些问题要请教斯大林,比如关于同小的民主党派的关系问题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问题,关于同美国和蒋介石作斗争的战略计划问题,等等。
斯大林迟迟没有答复。
9月28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表示,有许多问题需要亲自向苏共中央汇报,并真心地希望给予指示。
10月17日斯大林答复,同意毛泽东前来。不过,会面的时间还是安排在11月底。
这无疑伤害了毛泽东的自尊心,毛泽东主动提出,现在陆路和水路都不行了,莫斯科必须派飞机来,而且最合适的时间是11月中旬。斯大林不好再推托,只得同意11月中旬派飞机来接毛泽东。
然而,11月中旬莫斯科的飞机没有到来。
毛泽东再一次主动提出延期,声称因“偶有微恙”和战事紧迫,他决定12月再动身去莫斯科。到12月底,毛泽东又通知莫斯科说,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正在进行,而且中共中央最近准备召开一次会议,待会议结束他再去莫斯科。
而此时,中国国内形势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
蒋介石招架不住中共的军事进攻,被迫下野。南京国民政府向苏、美、英、法四国递交了希望调停内战的照会。
在沈志华看来,斯大林一而再地推迟毛泽东访问,是有自身利益要求的。对苏联的安全和经济利益来说,只要中共能够在整个东北取得政权,就已经满足莫斯科的要求了,若再对华北和西北有所控制,当然更好。“如果中共的势力范围继续扩大,则很可能招致美国的干预,莫斯科不愿冒这样的风险。所以,斯大林希望能够调停国共内战。”
在这个背景下,1949年1月10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表达了要出面调停国共内战的想法。电报的最后,斯大林再一次推迟了毛泽东访苏计划:“在目前局势下,我们认为应当把您的访问再后延一段时间,因为在此种情况下您的莫斯科之行会被敌人利用来败坏中国共产党的声誉,攻击中共是依附于莫斯科的附庸。”
“在这个时候,统帅不宜离自己的岗位太远了”
但是,对于斯大林的调停电报,毛泽东很愤怒。经过一天的考虑,在1月12日的回电中,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表示坚决反对外国调停和谈。
1月14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说,毛泽东在这个时期来访未必合适,因为他是游击队的领导人。他的出訪无疑会被西方说成是到莫斯科向苏联共产党领取指示。也许,不久即可成立由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政府。届时,毛泽东就不需要隐秘身份,而作为政府首脑正式访问一个邻国。这将提高这个政府的声誉和权威,并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
当日,斯大林回电,建议中共从策略的角度答应和谈,但可以提出使国民党无法接受的条件。电报最后,斯大林再次提出暂缓毛泽东莫斯科之行:中国解放战争正处在紧要关头,战斗还很激烈,在这个时候,统帅不宜离开自己的岗位太远了。如果您有重大问题要同我们商量,我们可以派一位负责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来听取您的意见,然后进行协商。
毛泽东17日答复,“我决定暂时推迟苏联之行”。至此,讨论了一年半的毛泽东莫斯科之行终于结束了。
1949年1月30日至2月8日,米高扬到达西柏坡,这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第一次直接与苏共中央全面交换意见。
“米高扬来访,对于改善两党关系,尤其在减少斯大林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疑惑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沈志华表示。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2日,苏联承认新中国;12月6日,毛泽东启程去苏联访问,访苏愿望终于实现。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经两次出访苏联。其实,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就曾经一再要求访问苏联,但是都被斯大林婉言推托。
毛泽东急于面见斯大林,想和斯大林谈什么?而作为意识形态相近的苏联共产党领袖,为什么一再拒绝毛泽东的访问?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主任,曾经专程到俄罗斯和美国搜集俄国解密档案,成为“在中国拥有冷战史俄国档案最全的专家”。在接受《京华周刊》记者采访时,他的新著《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即将出版。
沈志华认为,在国共较量中,毛泽东最担心的是美国帮助蒋介石,而能够阻止美国干涉的只有苏联。另一方面,毛泽东心里清楚,中共长期在农村活动,对于建立新政权后经济建设和城市管理几乎一无所知,这就更需要亲自去听听苏联的建议。
那时候,斯大林的心态如何?
沈志华说:“1948年中国的局势还没有完全明朗,莫斯科对美国的东亚政策捉摸不透。而苏联在欧洲已经陷入了与西方严重对抗的泥淖,柏林危机也使斯大林认识到双方实力的差距。在这种时候,莫斯科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就是美国认定苏联有意在亚洲破坏雅尔塔协议框架,进而采取直接的武装干涉政策,使苏联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这就是苏联不愿扩大对中共援助的范围和斯大林三番五次推迟毛泽东访苏的主要原因。”
“毛泽东离开可能会对战事带来不利影响”
毛泽东最早在什么时候提出想访问苏联?中俄两国亲历那段历史的当事人,有不同的说法。
当时中国国内的情况是这样的:1947年3月,国民党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主动放弃延安,不久,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
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回忆,斯大林听信了西方传言,以为中共在内战中溃不成军,贺龙、江青都已被俘。于是斯大林决定派飞机接毛泽东等主要领导人去苏联避难。
而时任苏联驻华使馆参赞的列多夫斯基认为,早在1947年初,毛泽东就曾经通过当时苏联在中共中央联络员阿洛夫(化名捷列宾),提出希望访问莫斯科的要求,而原因是“为了避免全军覆灭,非常需要苏联给以更积极、更广泛的帮助”。
对此两种说法,沈志华有自己的见解:“这些说法很值得怀疑。当时莫斯科与延安和南京的电报联系非常频繁,斯大林随时都可以通过在中共中央的联络员和驻华使馆了解中国局势,根本不可能相信西方传言。况且,毛泽东和斯大林都应该明白,如果中共真的到了这种地步(指全军覆没),苏联是不会插手的。”
沈志华说,目前看到的档案文献尚无法对这一问题做出具体判断。不过,他倾向于认为,当时中苏双方都希望实现领导人直接会面,有助于互相了解情况。
无论如何,斯大林在1947年6月第一次表示同意毛泽东访问莫斯科。
6月15日,在毛泽东身边的苏共中央联络员阿洛夫接到莫斯科来电:“请转告毛泽东,联共(布)中央认为,关于他前来莫斯科的事情不可走漏任何风声。如果毛泽东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那么,我们认为最好取道哈尔滨前来。如果需要,我们可以派飞机前往。”得此消息后,中共迅速在山西临县新建了一个简易机场,以便苏联飞机降落。
然而,未等机场修好,7月1日,阿洛夫又接到斯大林内容迥异的另一封电报:“您有关毛泽东事宜和有关前线形势的报告已收到。鉴于目前进行的战役,毛泽东离开可能会对战事带来不利影响,我们认为暂时推迟毛泽东来访是适宜的。”
沈志华分析,斯大林这样说当然是一种托辞,那么,斯大林的顾虑究竟是什么呢?二战后,美苏由战时合作急剧走向对立。斯大林更关注的是欧洲的利益,不想在亚洲和美国有进一步的冲突。
就在斯大林同意毛泽东访苏要求后不久,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率领一个大型代表团前往巴黎,参加英法苏三国外长会议,试图以主动参与欧洲经济社会的姿态,来阻止西欧成为美国的附庸。然而,莫洛托夫发现,因“马歇尔计划”,欧洲国家被分裂成美国和苏联的附庸已不可避免,两大阵营对抗的大幕拉开。
在欧洲政治格局急剧变动的形势下,斯大林认为接待毛泽东时机不适。
“鉴于战局发展和安全,建议推迟动身日期”
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中国革命形势渐渐明朗,人民解放军已经将主动权掌握在手中。一连串的捷报打动了斯大林,他认为有必要尽快与毛泽东见面谈谈了。
1947年12月16日,莫斯科通知阿洛夫转告毛泽东:“苏联政府欢迎毛泽东前来访问。”
沈志华据此认为:以苏联政府而不是苏共中央的名义邀请毛泽东,说明斯大林很看重这次会面。
阿洛夫回电斯大林说,毛听后“十分满意”,说:“很好,现在我可以在那里呆上3个月或半年”。至于动身日期,毛泽东认为,解放军占领平绥路后就可以出发了。
1948年上半年,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东渡黄河,到达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4月22日,周恩来通知阿洛夫,毛泽东准备5月初前往莫斯科,随行的有夫人江青、女儿李讷和翻译师哲。
未等斯大林回电,4月26日,毛泽东亲自致电斯大林,详细说明了他的安排:“我决定提前去苏联,拟5月初从河北阜平县动身,在军队保护下越过京张铁路……可能6月中能抵达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去您那里……我将就政治、军事、经济等重要问题向联共(布)中央同志请教……此外,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想去东欧和东南欧国家,学习人民战线工作和其他工作方式。”
为了表达这次一定要成行的坚定决心,毛泽东在电报最后写到:“如果您同意擬定的计划,那我们就按此计划行事。如果您不同意,那就只有一条出路:我一个人去。”
“相比1947年,这次毛泽东访苏心情更加急迫。”沈志华说。
4月29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同意您来苏联的计划,您想带谁来,您认为需要带几个人来都可以。”
但没过几天,5月10日斯大林又发电报给毛泽东,以战局发展和安全为由,建议推迟动身日期。不过,斯大林客气地说,“如果您决定不延迟动身日期,请您通知我们,何时把飞机派到何处”。
这一次,斯大林犹豫的原因是什么呢?
北大历史系教授杨奎松在《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中对此分析:当时,苏联共产党与南斯拉夫共产党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斯大林认为,南共领导人铁托是代表农民阶级,而非代表工人阶级,因此把南共开除出“欧洲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斯大林在内心深处认为,毛泽东跟铁托一样也是代表农民阶级,这就是“半个铁托”说法的由来。
还有一件事情是,当时的美国驻苏大使发表一项声明,称正是来自苏联的扩张才造成了美苏之间令人痛心的对峙。很显然,美国有主动谋求缓和双方对立的意图,而这也是苏联巴望不得的。
斯大林看来,在这种情况下,让正在与美国支持的蒋介石政府一较高下的毛泽东来到莫斯科,似乎不是那么合适。
“粮食征购工作开始,毛泽东来莫斯科定在11月底”
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已经向全中国发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新中国呼之欲出。
1948年7月4日,毛泽东在西柏坡打电报给斯大林,说自己身体已经好转,故决定最近几日动身前往苏联。“希望飞机在本月25日左右飞抵威县。如果您决定通过海路接我们,希望船只在本月底到达指定港口……即使海空路线都不行,我们也还是在本月25日左右北上。”
然而,7月14日,斯大林让阿洛夫转告毛泽东:“鉴于粮食征购工作开始,从8月起,领导同志分赴各地,要在地方呆到11月底,因此联共(布)中央请毛泽东同志把来莫斯科的时间定在11月底,以便能够同所有领导同志见面。”
据阿洛夫7月17日报告,毛泽东对于再次推迟行程感到意外,并对斯大林提出的理由颇不以为然:“难道苏联如此重视粮食征购工作,要党中央领导人全都出动?”
当时,苏联卫国战争刚结束没几年,征购粮食确实是件头等大事。但是,显然,以此为理由推迟毛泽东访苏,实在是一个借口。
沈志华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看,斯大林改变主意恐怕还是与美国有关。一方面,1948年6月封锁柏林导致的危机正处在关键时刻,莫斯科的注意力自然被吸引到欧洲。另一方面,斯大林错误地理解了中国国内的局势,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报告,“国民党政权已经不稳固,但是没还有达到灭顶之灾的地步”。
“斯大林一贯谨慎,给自己留了一步。”沈志华分析。
“您的莫斯科之行,会被敌人攻击中共是莫斯科的附庸”
两个星期后,7月28日,毛泽东对阿洛夫再次表达了急于访苏的意愿。他说,有一些问题要请教斯大林,比如关于同小的民主党派的关系问题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问题,关于同美国和蒋介石作斗争的战略计划问题,等等。
斯大林迟迟没有答复。
9月28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表示,有许多问题需要亲自向苏共中央汇报,并真心地希望给予指示。
10月17日斯大林答复,同意毛泽东前来。不过,会面的时间还是安排在11月底。
这无疑伤害了毛泽东的自尊心,毛泽东主动提出,现在陆路和水路都不行了,莫斯科必须派飞机来,而且最合适的时间是11月中旬。斯大林不好再推托,只得同意11月中旬派飞机来接毛泽东。
然而,11月中旬莫斯科的飞机没有到来。
毛泽东再一次主动提出延期,声称因“偶有微恙”和战事紧迫,他决定12月再动身去莫斯科。到12月底,毛泽东又通知莫斯科说,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正在进行,而且中共中央最近准备召开一次会议,待会议结束他再去莫斯科。
而此时,中国国内形势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
蒋介石招架不住中共的军事进攻,被迫下野。南京国民政府向苏、美、英、法四国递交了希望调停内战的照会。
在沈志华看来,斯大林一而再地推迟毛泽东访问,是有自身利益要求的。对苏联的安全和经济利益来说,只要中共能够在整个东北取得政权,就已经满足莫斯科的要求了,若再对华北和西北有所控制,当然更好。“如果中共的势力范围继续扩大,则很可能招致美国的干预,莫斯科不愿冒这样的风险。所以,斯大林希望能够调停国共内战。”
在这个背景下,1949年1月10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表达了要出面调停国共内战的想法。电报的最后,斯大林再一次推迟了毛泽东访苏计划:“在目前局势下,我们认为应当把您的访问再后延一段时间,因为在此种情况下您的莫斯科之行会被敌人利用来败坏中国共产党的声誉,攻击中共是依附于莫斯科的附庸。”
“在这个时候,统帅不宜离自己的岗位太远了”
但是,对于斯大林的调停电报,毛泽东很愤怒。经过一天的考虑,在1月12日的回电中,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表示坚决反对外国调停和谈。
1月14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说,毛泽东在这个时期来访未必合适,因为他是游击队的领导人。他的出訪无疑会被西方说成是到莫斯科向苏联共产党领取指示。也许,不久即可成立由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政府。届时,毛泽东就不需要隐秘身份,而作为政府首脑正式访问一个邻国。这将提高这个政府的声誉和权威,并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
当日,斯大林回电,建议中共从策略的角度答应和谈,但可以提出使国民党无法接受的条件。电报最后,斯大林再次提出暂缓毛泽东莫斯科之行:中国解放战争正处在紧要关头,战斗还很激烈,在这个时候,统帅不宜离开自己的岗位太远了。如果您有重大问题要同我们商量,我们可以派一位负责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来听取您的意见,然后进行协商。
毛泽东17日答复,“我决定暂时推迟苏联之行”。至此,讨论了一年半的毛泽东莫斯科之行终于结束了。
1949年1月30日至2月8日,米高扬到达西柏坡,这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第一次直接与苏共中央全面交换意见。
“米高扬来访,对于改善两党关系,尤其在减少斯大林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疑惑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沈志华表示。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2日,苏联承认新中国;12月6日,毛泽东启程去苏联访问,访苏愿望终于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