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中国政治和社会稳定源自社会弹性。如果深入到中国社会运行机制的内部，那些被普遍认为是制造了社会刚性的制度，恰恰是中国社会弹性的根源。简单说来，城乡二元结构并非一个完全割裂的社会经济体系，而是对立统一的体制—这就意味着，过去中国社会的问题和奇迹很可能出自同一根源。
　　城乡二元结构最让人诟病的是，它制造了城乡不平衡发展。今天看来，当年的“三农”问题和今日的城乡融合发展，其实都是在城乡二元结构的框架内产生的。本质上，城乡之间确实存在两种结构。首先，两者的社会性质不一样。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同质性较强，有较强的地方性规范；而城市则是陌生人社会，异质性强，主要靠正式规范维持秩序。其次，两者的经济形态存在差别。城市的市场经济较为发达，且正规经济占据主导地位；而农村还存在较多的自给自足的经济成分，非正规经济较为庞大。再次，两者的治理体系迥异。本质上，城市体制是一个典型的行政管理体制，绝大多数社会事务被纳入市政范畴；而村庄至今为止都是一种自治体系，人们需要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的城乡二元体制确实是从剥削性的城乡关系转化为了保护性的城乡关系。城市从农村汲取人才、土地、农副产品等资源，却限制了农村人口享有城市较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并且，因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人为制造了城市人与农村人的社会阶层分化。改革开放以后，城乡二元体制逐渐松动，人口流动障碍逐渐消除，沿海城市的产业工人主要来自农民工。即便如此，农民工的工资、福利待遇并未获得相应保障，乃至于其在城市的居住、就业仍然受到严格控制。因此，城乡二元体制虽打破了城乡间的物理界限，却存在于城市内部。
　　然而，进入21世纪以后，城乡二元体制发生了本质转变。应该说，今天的农村很难说是落后的代名词，农民也不一定是所谓的“二等公民”。国家不再从农村收取税费，反而通过“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战略向农村转移资源。因此，城乡关系不再是单向性的，而是双向互动的。进入21世纪以后，流动人口管理的开放早已在事实上宣告农村人口有了自由迁徙权，农村人口流动到城市基本上不存在障碍。更重要的是，户籍壁垒逐渐打破，同时，城市户口所包含针对农村人口的居住、就业、社会保障等歧视性内涵逐渐消除，农村人口在城市定居已不存在无法消弭的障碍。另一方面，农村户口逐渐享有了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且其标准逐渐提高。当前正在推动的户籍制度改革，其最终目标是完全消弭城乡互动藩篱。
　　当前，城市不再依赖于从农村汲取资源来实现城市化和工业化，农村反而从城市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资源转移，部分农村人口因征地拆迁等原因获得了比普通市民多得多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21世纪的农村和农民分享了越来越多的城市化红利。另外，现有的城乡二元体制存在保护农村的制度成分，使弱势农民免遭剥削。客观上，国家的农业补贴政策和限制工商资本下乡政策相互配合，事实上是让较为稳定的农业收益留给小农，从而保护那些因各种原因而不得不务农的弱势农民的利益，使之免遭激烈市场竞争的冲击。
　　城乡二元结构的客观存在，以及城乡二元体制性质的转变，构成了一个富有弹性的多元一体的经济社会体系。这个体系意味着，城市是发展极，负有拉动经济增长、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任务；农村是稳定极，是保障糧食安全、维系农民家庭再生产的场所，负有化解经济动荡、维护社会稳定的责任。